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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是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的。通俗文学以满足人们的快感、娱乐需要为主要目的，与之相比，纯文学承载着较多的社会文化功能，它注重表现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进、人生的哲理，用力于灵魂探索、精神建构，张扬作家的艺术个性、表达作家的思想，在人生和艺术上勇于充当探索者的角色。纯文学的定义是相对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向，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梦想家园。由于它的极大开放性，纯文学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得以顽强地延伸着自己的生命，也注定了所有关心它的人们因为它的一次次峰回路转而产生种种失落和种种希望。
一、喧闹与寂寞
八十年代是纯文学的黄金时期，文学经历了复苏到振兴的过程。刚解放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以“舍我其谁”的主人翁姿态，投身于经济改革、民主建设中，扮演着社会启蒙的角色。文学在巨大的政治热情的推动下，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个又一个热点，它们以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生的关怀确立了八十年代文学的纯文学品质。
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结构，知识分子被推向社会边缘。由于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知识分子的精神优势荡然无存，从而表现出浮躁和失落。因此九十年代的作家缺乏对时代变革的积极反应、对终极价值探索的动力，也缺乏对大众关怀的热情和追求文学经典的信念。
因此纯文学失去了八十年代的光晕，表现出一冷一热两种病状：冷的是读者流失、刊物滞销。纯文学的阵地在不断地缩小，一些顶尖级的刊物，如《收获》《当代》《十月》等还可勉强支持，而一些省市级的纯文学刊物则经费困难，有的在困境中挣扎，有的则走上了通俗文学的路子，用猎奇、野史、艳情等招徕读者，打擦边球、走钢丝，常常因此触规犯禁；纯文学作家的作品不再热销，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关于上海作家现状的调查报告对比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纯文学作品发行量的变化：王安忆，80年代初作品印数几万册，现在只印几千册；叶辛，80年代初发行量最高达100多万册，现在不过两三千册；王小鹰，其时的《你为谁辩护》3万册，现在的《我们曾经相爱》不足1000册；陆星儿，原来一般七、八万册，现在只有三、四千册。纯文学刊物普遍处境艰难：“上海现在仅存的4家纯文学刊物：《萌芽》1985、1986年前的发行量35万份，现在2万份；《收获》1985、1986年前最高达百万份，现在10万份左右；《上海文学》1978、1979年达40多万册，现在2万左右；《小说界》现在发行量也只有3万份。”（据陈丽：《困境与突围——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上海作家情况的调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纯文学受冷落，使创作者纷纷流失，作家们有的改行，有的下海，还在写作的则有一部分转入了通俗文学的阵营。
当然，尽管纯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变得浮躁和失落，但从八十年代开始，仍有一些作家超越其上，坚持纯文学创作。那些作品坚持纯文学的追求，企望在物欲膨胀、精神匮乏的现实中，扛起精神的大旗，用理想和信念照亮暗淡的人生。不过从整体来看，无形的市场之手，使纯文学寂寞地退守到了社会一隅。
而大众文化在迅速崛起。歌舞厅、游乐场、摇滚乐、广告、时装表演、家庭肥皂剧、言情片、武侠片等快捷登场，形成了极其浓郁的世俗文化氛围。在此同时文坛也一派欢闹景象，传媒和出版商对文学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炒作。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琼瑶热、金庸热、汪国真热、王朔热、《废都》热、散文热、梁凤仪热、留学生文学热、文稿拍卖热、文学改编热、性文学浪潮、布老虎丛书等等，把整个文坛装点得热闹非常。
在热闹之中，不少作家自觉地放逐了世界观、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中的理性尺度，随商业化的指挥棒写作，以刺激人的感官为能事，大量地粗制滥造，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琐屑状态，写一切可以满足窥视欲的东西。在这里，刚健，大度的文学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纤细、矫作的女性文学受到热烈追捧；悲剧失去了庄严，正剧化为了闹剧；散文、随笔闲适化、私人化，小说放逐雄放和豪情。写性爱热衷于表现灵与肉分离，女性的尊严、人格、价值在许多作家笔下如同无物。曾经为思想解放而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纯文学收起了批判的锋芒，成为随大众文化漂浮的无根之物。
因此文坛热闹的表面掩饰不了纯文学内在的寂寞和收获的贫乏。九十年代的诗歌，普遍地表现出理想和激情萎缩、诗意贫乏，有的则不断重复浅薄的哲理，以弥补诗意的不足；九十年代文坛的一大特点是散文火爆，随笔风行。“新艺术散文”、“文化散文”、“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作家和学者的随笔，纷纷登场。应当说，九十年代的散文是丰收的，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如一些学者的散文成绩斐然，但相当多的散文却是闲适化和私人化的，既缺乏深度的社会体验，也缺乏博大的人生关怀；长篇小说在90年代创作数量剧增，每年有八九百部之多，相当于建国后17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和，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可惜的是精品力作也不多。
纯文学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而进入了寂寞的发展时期。不少人认为纯文学跌入了低谷，有人预言它的“死亡”。事实上，纯文学一直在商业化、电子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坚韧地生存着。它既没有在商业化中沉沦和消失。也没有在电子化和全球化中丧失自身。相反在此背景下，不断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形成了它的新的生存形态和生存方式，以及它未来的发展空间，离开了这一背景，就无法读解纯文学的变化，也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纯文学与商业化
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特点是它的商品化、市场化走向。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后半期，文学已经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而部分地卷入市场的话，到了九十年代，则逐步全面地卷入市场。九十年代的纯文学是在人文主义与商业化的拉锯战中走着自己的路。
纯文学商业化从它突起的那天起，就遭遇到人们的警惕和抵抗。以张承志、张炜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90年代以来，张承志激烈地批评了文坛的堕落，表示要与庸俗的文坛进行殊死决战；与此同时，张炜也向商业文化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1993年到1994年间开展的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则是对商业化潮流的一次集体反抗，在这次讨论中，一方是坚决的反对者，如作家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和批评家王晓明、陈晓明、张颐武等，他们对文学商业化思潮作了严厉的抨击，主张重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建立纯洁的文学家园。一方是温和的调和派，认为应当承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主张对张承志的信仰和王朔的“玩文学”取包容态度，王蒙、王朔也主张对文学商业化思潮给以宽容。这次讨论规模宏大，但结论是由文学实践作出的。
全面走向市场的中国当代社会必将急遽改变传统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带给纯文学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由此而对商业化一味抵制和否定是不可取的，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对于轻视功利的中国文人来说，认同和接纳纯文学的商业化是十分痛苦的。但这是时代的潮流，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文学不是在真空地带生长的，它不能不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文学实践中，当商品潮流滚滚而来并以其强力冲击着文坛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向商业化倾斜，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人文主义的立场，还有一部分人则试图在人文主义和商业化之间进行整合，企图寻找一条既坚持人文主义又不排斥商业化的路子。在商品社会中，要想坚持一种完全排斥商业化的、“纯粹”的人文主义立场，这是异常困难的，而一味地认同商业化价值标准、放弃纯文学的人文主义立场，也是行不通的。
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精神境界，对人类命运、人生价值应该有终极关怀，而不是单纯投合世俗的、消费的需求。但也不简单地拒绝读者和市场的世俗的、功利的、消费性的需要。我国的文学在这之间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条由与商业化对立到与之安静相处的路径。文学接受了商业化作为文学生存的现实背景和条件，同时也容忍了商业化部分地改变纯文学的艺术品质。随着作家心态的逐步调整和成熟、对商业化规律的逐步把握，他们的作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寻平衡点，而且充分利用了商业化给文学带来的新的生存境况，使纯文学的生气绵绵不息。
市场经济造就的文化多元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正在改变纯文学的面目。由于放弃了向大众说教的面孔，使纯文学增加了与大众的亲和力；同时，作家们习惯了从中心滑向边缘、读者的冷静反应之后，也有利于他们改换角度，以另一种沉静的心态重新透视和思考生活，实际上也就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和活动空间。应当说，在商业化的时代，影响创作的功利因素增强了，作家的创作更多样化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调节功能，也促使作家阵营的分化，一部分作家为满足市场需要，为迎合市民趣味而写作，从纯文学的阵营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写作在客观上也达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培养了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读者。同时，市场经济让一批对文学缺乏执着追求的人从文学界分离出去，让他们找寻更合适的生活方式。经过市场的筛选调节，作家队伍的阵线清晰了，作家的职能明确了，这有利于纯文学在寂寞中坚守阵地。
商业化使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理并存，既满足了低层次的文学消费，又鼓励了高层次的写作，尽管纯文学有过的辉煌不可能再现，但文学精品出现所需要的理性环境已具雏形。
三、纯文学与电子化
二十世纪对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发明是电子技术。电子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媒体的发展，现代传媒直接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联系到一起，并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文学艺术的生存命运和发展方向。
媒体文学与网络文学正在塑造文学的新形态。与书籍文学相比，现代传媒时代的文学呈现出新的特点；文学形象的构建在以语言为主的同时，还会采用音像等手段；审美活动和非审美活动之间的鲜明界限开始模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区分已不太明晰。总之，电子文化导致了美和艺术观念在当代的转型。这一转型既是艺术生产顺应时代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又是科技强制改造艺术生产内在机制的必然结果。
传统文学由于出路狭窄，发表往往成为一种定评，编辑就是把门人。而网络时代的艺术由于技术上的可能，拥有巨大的容纳量，门槛很低，可以为更多的作者提供发表的机会，导致大众的广泛参与。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尽情地写作、发表和阅读，因此网上文坛有相当宽松的环境。
由于网民的主体不可能是纯文学爱好者，因此，网络文学的主流只能是通俗文学，由此导致通俗文学的繁荣与兴盛。但是由于网络文学的包容性，使任何阶层、团体甚至个人的兴趣、爱好、要求都可能在网络文学中表现出来，即时的出自内心的创作冲动都可以得到完全的渲泻，受到了制约的想象力可以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从而有可能导致各种实验文学、先锋文学的产生。因此，电子化时代的艺术，一方面是通俗艺术的泛滥，另一方面也为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传统的纯文学与网络文学是有矛盾的。这从网易公司与文学网站“榕树下”的文学评奖活动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不少传统文学的作家重复申明：文学的本质从未改变，对于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要一视同仁，一方面是不少“网虫”对由王蒙、刘心武、张抗抗等几位知名作家主持评委会感到“滑稽”和“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传统文学作家，由这些评委评出来的作品，难以评出真正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见应建《网络文学能否成气候》《深圳周刊》155期，2000年2月21日）。
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看到，纯文学必须借助电子传媒才能增强与别的艺术门类特别是影视的竞争力。面对影视的竞争和挤压，文学要保持自己的地盘就必须进行革新。从这个角度看，电子传媒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建构手段，如网络文学可以形成语言、音响、图像三位一体的形态，使纯文学有可能因此更具表现力和艺术魅力，从而提高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竞争力，使纯文学以全新的方式完成它的既定使命。“网络文学”已向传统印刷传媒挺进，也基本上获得了传统文学和传统印刷出版业的认可，纯文学为什么不能挺进网络呢？
四、纯文学与全球化浪潮
西方跨国资本是“全球化”话语权力的掌握者，西方跨国资本向全世界倾销着西方强势话语。90年代的中国，随着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对外开放与经济市场化日益扩大，全球化的文化浪潮，伴随着跨国公司、商业广告、大众传媒在中国迅速蔓延，实施着它对大众意识的整合与控制。
由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在全球化中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如此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不少人忧心忡忡，认为全球化将把我们再度抛向边缘，产生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近几年的“新儒学”、“国学热”便是这种焦虑的反映，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一部分文学理论家们提出“现代汉语文学”、“母语写作”等口号，试图以提倡本民族语言的写作来确认中国文学的民族徽记，并以之对抗第一世界的文学和文化霸权。
在文学上，全球化的口号并非像经济全球化那样使各民族的文学走向同一化，反而应保有不同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品格，通过全球各种文学的交流和理论对话形成全新的文学秩序。我们要看到全球化给第三世界文学既带来了威胁，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全球化改变了中国文学长期的自我封闭和禁锢，是民族文学扩大视野和改变心态的一次机会。中国在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世界也在走向中国。
当然我们也要准备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学要在全球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被西方的声音所淹没，就必须努力发掘中国文学固有的宝贵资源，同时吸纳世界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登上探索人类精神文化的思想高地，思考和表现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而这样的使命只有纯文学才能完成，因此，全球化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提升纯文学品质的机遇。
五、未来与希望
纯文学和俗文学，是文学上的两“元”，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文学形态，它们之间的界限究竟如何划定始终是个问题，在今天他们之间的分野变得更加模糊，彼此的边界错陈，功能形态交迭。
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二者关系的这种变化，缘于它们自身都在进行的大调整。出于生存竞争和发展自我的需要，它们需要彼此发现和汲取对方的优长。纯文学需要通俗文学的市场、读者、发行量，通俗文学需要纯文学的精深、典雅。两者从疏离渐渐趋于合流。
一些纯文学作家的创作，已开始从创新和试验转向“雅俗共赏”。一些先锋派作家在遭到读者拒绝下也开始回归大众，及时地做出策略性转移，改向或分流。在这一融汇的趋势下，大众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也形成了互渗的关系。
从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对立统一必然要持续下去，它们之间的融合关系对于纯文学来说将获益最多，因为这将促使文学走出原先划定的小圈子，走进更为开阔的天地，虽然这仍不足以使纯文学与影视等大众媒体相抗衡，但至少可以使纯文学具备在复杂的现实中持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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