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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是张岱年先生九十华诞。我写了一副对联为张先生寿：
全真葆性，迄今经九十春秋，智者乐，仁者寿！
综合创新，著述逾三百万言，明且哲，道益尊！
这副对联概括了张先生的思想修养、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岱年先生号季同，1909年5月23日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献县小垛庄（50 年代该村划入沧县）。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以后执教于清华、北大，从事中国哲学、文化之研究，达70年，至今不辍。
张先生虽未到外国留学，但他汇通古今，学贯中西。30年代初，在他的长兄张崧年（申府，1893—1986）影响下，30年代就读了罗素、穆尔（G.E.Moore）、怀特海（A.N.Whitehead）、博若德（C.D.Broad ）等的哲学著作，对于逻辑分析方法很赞赏。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于唯物论和辩证法很赞赏。“认为辩证唯物论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张岱年自传》，第10页）。
张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就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的探索及中西文化问题三方面简述如下。
（一）中国哲学史
“哲学”是外来语，据说日本西周最早把philosophia 译为“哲学”。在中国古代术语中约略相当于“道术”、“玄学”、“道学”或“义理之学”。清末黄遵宪、梁启超等到日本，写文章、办报纸，沿用“哲学”一词，经历一个世纪，早已约定俗成，普遍地应用它。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写的中国哲学史，大概有十几种。但学术价值较高、最有影响的只有三种。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在胡适以前，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师如陈黼宸（介石）、陈伯韜（汉章）等都是从伏羲画八卦、三皇五帝、夏商周讲起，据冯友兰先生说，他在北大读书时，陈介石讲中国哲学史，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于1917年由美回国，在北大讲授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他别开生面，断然地从《老子》开始讲。不仅方法新颖，在识断上也高出当时的人。蔡元培为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说这本书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的确是一种独到的见解。第二，是平等对待诸子百家，“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第三，不是用平行的方法记述各家学术，而是把学术思想“递次演进的脉络”显示出来，对于思想发展系统地加以论述。加以胡适具有汉学家语言文字及考证的功底，所以这本书从1919年2月初版，一年之内就翻印了四版，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轰动一时，的确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可惜的是这本书只写到先秦，没有继续下去，直到胡适晚年也未完成。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是30年代出版的。这部书有几个特点。第一，这部哲学史从孔子讲起，因为冯先生认为《老子》是战国时的作品，所以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后，这点与胡适不同。但冯友兰也有与胡适一致之处，就是他们两位讲中国哲学史都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与过去的老先生从三皇五帝讲起大不相同。第二在此书中，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不是按朝代来划分，而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由孔子到《淮南子》。“经学时代”由董仲舒到康有为、廖平。这的确是独具慧眼，也可以说是把握住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和脉络，按主导思想脉络做出的独具特识的判断。第三，全书论述了二千多年来中国哲学的历史轨迹，材料详实，系统完整。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说：“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并非过誉。第四，作者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做同情的理解，持论平实，而少有偏颇之论。全书分析论证逻辑性强，具有说服力。另外冯先生还有一本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是冯先生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整理而成的，80年代才译为中文，只有20多万字。这本书的分量虽不大，却是冯先生哲学思想与哲学史熔铸成的精品，也可以说是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提炼和升华。正如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的“小景之中，形神自足”，“择焉而精，语焉尤详”。很值得一读。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正式出版虽在50年代，但其写作在30年代。此书完成于1937年，所以应归入共和国建立前的著作。《中国哲学大纲》附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这部书是张先生的力作。这部书的特点是：
一、不是以人物、著作或时代为纲来写中国哲学史，而是按中国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纲分别论述其渊源、发展和流变，从而揭示出中国哲学某一专题或重要范畴的内涵及其条理系统。哲学所包含的问题，不外宇宙观、人生观和认识论几个方面，《中国哲学大纲》即按这三个方面分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部分。
二、中国哲学本是浑然一体的，要按问题加以系统的解剖，正如作者所说：“问题之厘别，在在须大费斟酌。”（《中国哲学大纲·自序》）张先生有个基本的出发点，认为中国哲学有其固有的体系，有其固有的概念范畴。《中国哲学大纲》就是“用中国哲学的固有概念范畴来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第245页）。因之他不是按西方哲学形式或翻译的名词术语来生搬硬套，而是吸取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解剖分析中国哲学，使之系统化、条理化。在此书中，如不用“本体论”而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出“本根”一词称“本根论”。不用对立统一辩证法而用“两一”“大化”。不用认识论、知识论，而用中国哲学里“致知”一词称“致知论”。所以打开这本书，只看一看章节就感到有浓厚的中国哲学味道，给人以亲切感。
三、黑格尔曾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则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47页）《中国哲学大纲》就是着重探求中国古代哲学固有的体系及中国哲学中固有的概念范畴，一一寻求其本来意义。哲学范畴是人们理性认识中深层次的高度概括的产品，范畴和范畴体系的出现又推动了理性思维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这本书就是以哲学问题，以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为核心，一一加以解剖论述。张先生吸取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对中国哲学固有的范畴如“道”、“有无”、“仁”、“心”、“践形”、“理欲”、“人性”、“两一”（对立统一）、“大化”等做了仔细的解剖、厘然有序的辨析。张先生注意哲学范畴的研讨，1957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80年代中写成《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剖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然哲学范畴，列举了“天”、“道”、“天道”等三十五种哲学范畴。在人生哲学范畴里，列出“道德”、“仁义”、“中庸”等十五种范畴。在认识论上，列出“格物”、“致知”、“知行”等十种范畴。这是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大贡献。
四、在《中国哲学大纲》里， 对于由宋到清的哲学思想分为：（1）唯理论，也可称理本论，即程朱理学一派。（2）主观唯心论， 即陆王心学一派。（3）唯气论，也可叫气本论，以张载为首， 到明代的王廷相、王夫之，清代的颜元、戴震均属此派。对宋元明清三种哲学思潮的划分也是颇有见地的。
除上列三书外，在30年代中期蒋维乔、杨大膺合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纲要》三册，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的指导思想是“悉引用西洋哲学名词，而废去中国原来各家的旧名”（《中国哲学史纲要》上卷，第5页）。他们把中国哲学按照西洋哲学的名称分为自然主义派、人为主义派、享乐主义派、苦行主义派、神秘主义派、理性主义派。以这六种主义来概括中国哲学，这种思想方法正好与张先生探求中国哲学的固有体系，用中国哲学的固有概念范畴来讲中国哲学相反。因为他们用西方哲学的派别来套中国哲学，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弊，这部书看起来形式上颇有新意，但是影响不大，出了一版，也从未再印，我这里也不再加评议。
（二）哲学理论的探索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的两次大变革。 第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第二次是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两次革命都有其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前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形成一些资产阶级的政党或政团。后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就思想上来说，主要是西学东渐，把西方现代的应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因之20世纪的中国文化学术界就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争论的多为政治、经济等现实性的问题。哲学是远离经济基础、高高凌空的，所以新的哲学思想，新的哲学体系的形成，直到三四十年代才出现。其中最早构建哲学体系的当然推熊十力、梁漱溟，其次是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
熊十力（1885—1968）20年代初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竞无研习唯识学，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唯识学。他感到唯识名相烦琐，并对佛教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不满，于是“持返本之学”，求诸本心，构建《新唯识论》。晚年由佛归儒。他说：“佛玄而诞，儒大而正，卒归本于《大易》。”（《原儒》）熊十力讲“体用不二”，“摄体归用”，又讲“翕辟成变”，晚年作《乾坤衍》。他所说的“翕”具有凝聚作用，凝而为物，相当于《易》之“坤”。其所谓“辟”具有发散作用，相当于“心”，相当于《易》之“乾”。但他说：“辟以运翕”，“谓其行于翕而为之主”。（《新唯识论》）简单地说辟为“乾”，辟为“体”，辟为“主”；翕为“坤”，翕为“用”。熊氏主观上虽想超越唯物、唯心，实际并未能超越，仍然以“心”为“体”，以“心”为“主”，乾以运坤，“物”为“用”，为“从”。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
梁漱溟早年信仰佛教，直到晚年仍然说他相信大乘佛教。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认为人身死，生命并未断绝，否则就“落于断见”。并明确地说：“鬼神仍然是有的，但事属难知。”（《人心与人生》，第191页）又说：“向说心与生命同义，而指明心大于身。 ”（同上书，第192页）不仅持唯心论而且是有神论者。
金岳霖的哲学体系见于他在40年代出版的《论道》及同时写成的《知识论》。《论道》是用逻辑形式写成的一部哲学著作，读起来相当晦涩。打开书的第一条“道是式能”。所谓“能”是指万变中之不变者，他把“无所不包的可能”称为“式”。“能”进入“式”中即是“道”。“道”是借用中国哲学里的最高范畴，在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中，“道、式、能”是他构造的一个逻辑世界。金岳霖的思想体系主要来自西方，不过套上一些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而已。建国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再谈这一套了。
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明确地说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建国以后，冯友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放弃了新理学体系，但80年代以后，冯先生独立思考，又有复归的倾向。贺麟没有写出系统的哲学专著，但在40年代发表了好些哲学论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会通中西的哲学思想。他明确提出“要使西方哲学中国化”。在中国哲学方面他吸取陆王心学，西方哲学方面，他深研黑格尔，富于辩证法思想。贺麟公开声称“自己归于唯心论阵营”。建国以后，贺麟也放弃了这些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张岱年先生自谓“好深湛之思”。早在30年代初，他就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意在证明外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驳斥“万法唯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兄张申府主持《世界思潮》特加按语说：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1931年冯友兰先生在这个副刊上发表《新对话》提出“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的观点。张先生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写了《谈理》一文，把“理”的不同含义分为：（1）形式，（2）规律，（3 ）秩序，（4）所，（5）当然。与冯先生切磋探讨，真是辨析毫芒，极深研几。在他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之后，他又沉思探索哲学问题，三四十年代，他将历年致思所得加以整理，曾先后写成《宇宙观与人生观》、《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及《认识·实在·理想》等哲学札记，编为《真与善的探索》，一九八八年才由齐鲁出版社出版。张先生本想建构一套哲学体系，由于全国解放，人民共和国成立，整个形势的变化，张先生也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继续发展他的哲学思想。《真与善的探索》虽然还不是一本系统严密、论证详悉的哲学全书，但就《探索》一书也可见其哲学思想的梗概。他在《天人简论·大化三极》中讲到元、理、至三极。所谓“元极”指最根本的物质，“即最究竟的物质基本粒子”。“理极”指基本原理，最普遍的规律，张先生认为最普遍的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他用张载《正蒙》中的概念称为“两一”。所谓“至极”即最高的价值标准。他的哲学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我曾同张先生面谈过，他说《真与善的探索》代表他自己的思想，但后来没有继续发展构成完整严密的系统。有些只是当时的思维札记式提纲。我又询问这些过去（指三四十年代）的哲学思想有什么价值？张先生说：我认为这些思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解放前哲学界自成体系的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他们都继承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思想。我则注重唯物主义，继承了中国哲学里的唯物主义的传统，如张载、王夫之等。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先生对张载、王夫之等的唯物主义传统及辩证法思想也予以表彰和着重阐释。他在《真与善的探索·自序》里说：“总之肯定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同时认为西方新实在论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可以用来阐明唯物论的基本命题。当时更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具有的民族形式亦可选择继续。”总的来说，张先生哲学思想的特点是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注重现代的唯物论和理性主义思想并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讲明哲学概念范畴的确切含义，辩名析理细致明晰。其中特别是有关中国哲学范畴的研讨和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及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等都是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值得重视。
（三）中西文化问题
中西文化问题是关系到人类文化的走向和宏观发展的大问题。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主要功绩，我认为是清洗了封建统治下的污泥浊水，剔除封建性的糟粕，为资本主义文化，特别是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敞开了门户。因之在20年代就有东方文化优越论和全盘西化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东方文化优越论显然是关起门来，闭目塞聪，妄自尊大，实际上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全盘西化，则是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张岱年在30年代就曾写文章参加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他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他主张兼取中西之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80年代以来，他的思想日益成熟，又写了许多文化问题的文章，先后续集为《文化与哲学》（1988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印行）、《思想·文化·道德》（1992年巴蜀书社出版）。他对文化问题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综合创新”。其要点是：一、批判东方文化优越论，认为这是保守的顽固的，因循守旧，是行不通的，包括所谓“儒学复兴论”也是极为偏颇，不可取的。全盘西化论从胡适提出来已经几十年，80年代以来又有人高喊这一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五十年，我们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张先生说：“鼓吹全盘西化就是企图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文化与哲学自序》）二、哲学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与哲学》，第11页），哲学“是文化总体的指导思想”（同上书，第3页）。三、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先生说：“最重要的是要发扬民族主体意识，才能创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上书，第103页）所谓主体意识就是要保持民族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 独立性即自己的独立存在；自觉性即具有自我意识，自己要认识自己；主动性是具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而不屈服于环境。主体性并不是排斥或拒绝外来文化，而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同上书，第84页）。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的文化交流，一次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是近代的西学东渐。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佛教文化被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中国并没有“印度化”。中国文化仍然具有自己的精神风貌，这就是保持了民族的主体意识。西学东渐，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向西方找寻真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五四时期提出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后来又认为点点滴滴地学习西方是不行的，又进入更深的文化层次，于是就出现了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西调和论等。总之，从文化的最高层次哲学上来看，上述这些前辈学者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发展以及新文化的建设问题。熊十力认为“未来世界新文化”“其必有待中、印、西洋三方思想之调和”（《佛家名相通释·撰述大意》）。梁漱溟晚年则融摄中西儒佛兼及马克思主义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也是一种尝试。贺麟则认为应当努力使西方哲学中国化，不是“西化”而是“化西”。这些前辈学者均深思熟虑，各有所见，成一家言。但是我认为在汇通中西的著作中，做得比较好的还应该算冯友兰先生，而冯先生却很少阐述这方面的议论。《老子》说：“知者不言”，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几十年来在正反两方面都取得经验教训，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十年动乱，教训尤为深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算步入正轨。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而物质文明又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的方针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营的方法，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工业农业的现代化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物质基础。
发展科学、教育，培养德才兼备，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并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热爱祖国的全面发展的各类人才，实施科教兴国，则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改革，就得依靠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得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
现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相当长的时期。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导下，群策群力，再过几十年可以赶上发达国家。总之，在21世纪可以走完初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会出现。张先生说：“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张岱年自传》，第91页）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些实践经验，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必将出现一个更加绚丽光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优良的文化传统，“天之未丧斯文”，这种新文化在21世纪必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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