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学习港”教改项目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改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项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发挥远程教育的优势，推动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教育部高教司2006年6月启动“数字化学习港与终身学习社会的建设与示范”教改项目（简称“数字化学习港”项目）。该项目作为纳入“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统一管理的教改项目，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牵头组织，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参与实施，主要依托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开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近两年来，在教育部高教司的直接指导下，在参与项目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项目进展比较顺利，目前已进入结题阶段。
项目的基本情况
“数字化学习港”项目是在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成为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重要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变革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体现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国家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和推进现代教育服务业发展的大趋势。该项目遵循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的“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目标与要求，探索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数字化的终身学习环境，为更加广泛的社会人群的终身学习提供教育资源和支持服务。
项目组一开始就确定了“有限目标、重点突破”的实施原则，特别强调典型应用示范，紧密围绕示范性学习中心建设实践进行相关课题研究，最重要的是形成“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成果。首先在有一定基础的、具有代表性的乡镇、社区、企业和行业，选择了7个基层单位建设示范性学习中心（简称示范点）：在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北京平谷区镇罗营镇建成了两个乡镇型学习中心；在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西安碑林区三学街建成了三个社区型学习中心；在深圳TCL集团和山东胜利油田分别建成了企业型和行业型的学习中心。每个示范点都承担了“子项目”的实践探索和研究任务，主要是通过需求调研，针对示范点的主要服务人群，利用建成的网络学习环境开展数字化学习，从实际出发，突出各自特色，进行学习模式、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探索与研究。同时，项目组成立了5个课题组，紧密结合典型应用示范进行5个课题的研究。这5个课题是：面向全民终身学习的数字化学习港体系结构的研究与实践；数字化学习港资源共享、学分互认和质量监管机制的研究与实践；数字化学习港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与实践；数字化学习港公共服务支撑平台的研究与实践；基于数字化学习港的教育播存网格的研究与实践。
项目实施过程中突出进行创新性探索，并且取得了不少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一是拓展深化了“数字化学习港”的内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初步构建了“数字化学习港”的学习模式、服务模式、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技术平台，探索了利用数字化手段和社会化的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新途径。二是结合“数字化学习港”项目的典型应用示范，对数字化环境下我国社会基层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和成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在学习型组织建设中实现组织目标和成员需求个性化的结合，解决建设任务多元化和学习资源不足的矛盾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初步建立了一种兼容性的开放式、网络化基层学习型组织。三是根据典型应用示范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建立“数字化学习港”长效运行机制的思路，构建了以政府主导为基础、以整合社会资源为支撑、以政府补贴和组织及个人用者付费等多元经费筹措渠道的学习中心建设与运行框架，改革和拓展了面向终身学习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为发展现代教育服务业进行了新的尝试。此外，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发现和提出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课题，为后续项目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项目实施中注意利用以往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取得的多方面进展，包括所积累的经验及相关课题研究成果，为实施这个项目奠定了基础。在项目实施中，还注意了和其后启动的教育部“数字化示范学习中心建设”教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的课题“数字教育公共服务示范工程”的联动与互动。
示范点建设与实践探索
建设若干典型应用示范学习中心并开展示范应用，是“数字化学习港”项目的重点内容，也是项目开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根据项目总体要求，项目组主要依托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具体说，是通过承担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运营工作的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简称奥鹏中心），进行示范点建设并提供各种支持服务。
“数字化学习港”要探索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服务，较之传统的社区教育、农村教育，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组会同奥鹏中心，通过实地考察和与当地主管部门协商，选择的7个示范点，充分考虑到我国现实情况，都是基础条件相对较好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方，示范点承建单位有开展数字学习的理念，有远程教学与服务的经验，当地群众学习需求比较强烈，并且得到政府和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各示范点在典型应用示范探索中，既体现了项目总体基本要求，又各有其侧重点，并都突出了模式和机制探索这一重点，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各示范点探索重点与特色
两个乡镇型示范点中，北京平谷区镇罗营镇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乡镇，根据当地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果品生产和“农家乐”旅游成为当地两大致富途径，示范点主要开展果品栽培与经营技术培训以及农村旅游业知识技能培训，利用网络和奥鹏中心学习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比较丰富、适用的学习资源，方便了农民就近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提高农民信息素质，促进农民致富，推进新农村建设。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示范点处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结合部，乡镇城市化进展较快，农民转岗和外来务工人员培训任务很重。示范点利用北仑之窗、北仑新农村建设网和奥鹏中心学习服务平台，整合浙江大学、奥鹏中心和本地有关劳动力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各类教育资源，适应乡镇城市化进程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学习需求变化，针对这类人群开展转岗技能培训。学习者利用北仑区现有村一级电子阅览室、电子演播室以及分布在各繁华地段和村委会的信息亭，在离家最近的地方了解培训信息和参与学习。同时，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宁波）参与示范点建设与实践，探索了普通高校与公共服务体系合作，利用高等教育资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模式和机制。
三个社区型示范点中，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的社区教育基础比较好，老年教育、少年儿童教育需求比较大，示范点主要组织这类人群进行文化休闲课程学习，开展家政和健康教育，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社区教育水平。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示范点根据处于工业园区的特点，在开展老年居民文化休闲学习的同时，着重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外来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培训，适应社区新居民求职和转岗需要，有助于其迅速融入社区。西安碑林区三学街示范点，则针对西部地区社区居民对数字化学习较为陌生的实际情况，将培养居民数字化学习技能，逐步养成数字化学习习惯，丰富学习内容和社区文化作为主要任务，并探索和妇联等社会团体合作开展社区教育的路子。
在企业和行业示范点，主要根据企业和行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需求，重点针对中层和基层员工人员多、分散广，专业结构不合理，培训力度还不够强和工学矛盾突出等情况，以提升绩效为目的，利用数字化学习的方式，开展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补偿教育，探索示范学习中心为建设学习型企业、学习型行业服务，利用数字化手段改造和提升行业、企业培训体系的途径。
奥鹏中心的技术与学习支持服务
按照主要依托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开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要求，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在示范点建设、资源整合、技术支持和过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项目所取得的进展表明，依托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国性的“数字化学习港”是个可行的选择，对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也可能是个有效路径。同时，项目的实施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从而促进和拉动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奥鹏中心在示范点原有设施条件的基础上，为每个示范点配备了50－100台计算机终端和服务器，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并通过宽带互联网接入与公共服务体系共用平台互联互通，建成了具有专门的接待咨询区、数字化学习体验区和电子阅览室、办公区等条件的标准化、开放式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在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北京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安碑林区三学街等示范点还加装了投影仪、数字影院等设备，以便于居民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奥鹏中心和各示范点工作人员合作，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式，对各类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和学习需求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奥鹏中心采用与学校合作和社会采购的方式，整合了中央电大、远程教育试点高校、教育培训机构和出版社的一批数字化学习资源，包括信息技能、车工、钳工、家政等专业技能培训，农村政策法规、商务礼仪、家庭生活、保健养生等共15大类、300余门、800余讲网络课件，总容量约80GB；还整合了30余所合作高校网络学院的50多个专业、800多门课程的学历教育资源，总量已近4TB。各示范点还自建了一批本地数字化学习资源，奥鹏中心将这些资源有计划地整合到统一的公共平台上，供各地示范点的学习者使用。
在技术支持和过程服务方面，在对国内外教学平台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奥鹏中心将原有的OEMS平台升级改造为OES平台，综合集成、整合了开展项目典型应用示范的教育资源，增添了非学历教育网上学习交互环境和过程跟踪功能；奥鹏中心还建立了130个坐席、7×24小时服务的远程接待中心（Call Center），并为示范点学习者配置了专线呼入服务和信息库，为示范点学习者提供咨询服务。
示范点对于模式和机制的探索
在学习模式方面，各示范点的实践都表明，面向基层群众的终身学习，采用单一的网络学习是难以实施的，因此采用了网络学习和面授辅导、实训实操等其他学习形式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平谷区镇罗营镇和碑林区三学街示范点的经验是，在群众对数字化比较陌生的地方，对学习者进行计算机启蒙教育和基本应用技能训练，是开展数字化学习的必要环节，采用数字影院等网络娱乐的形式，也是激发数字化学习兴趣的有效办法。平谷区镇罗营镇示范点还针对农民学习的季节性、散居性、自由性等特点，采取灵活的学习安排，利用绿色证书、网上游戏等方式进行学习考核。在企业和行业示范点，则将学习的内容和考核的方式与提升员工的岗位技能与绩效结合起来，同时，改革传统的集中面授方式，采取e-learning培训与面授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员工离散性强、工学矛盾突出、面授培训成本高、从业员工培训普及率低、培训效果难以跟踪等问题，使企业培训便捷、经济而高效。
在服务和管理模式方面，重视发挥公共服务体系网络平台对示范点的支撑作用，帮助基层解决了学习资源不足、学习辅导与咨询服务人手缺乏等困难，在行业、企业和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等示范点，通过奥鹏中心平台和当地平台的对接、内网和外网的结合，提高了资源共享和网络服务的能力。行业和企业示范点还特别注意和行业、企业培训体系的有机结合，提供“量身订制”的教育服务。另外，各示范点在服务和管理上，有意识地依托奥鹏中心、地方电大、社区学院、行业培训中心、所在地普通高校、当地信息中心、街道和社区组织的支持，体现了多方参与、社会共建的特点。
在运行机制方面，关键是根据社区、乡镇、企业和行业的不同特点，探索长效机制，保证示范点经验的可复制、可推广。各示范点所进行的各种探索，为逐步建立长效运行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新的思路。
项目实施中，各社区型、乡镇型学习中心主要为城市社区居民和乡村农民学习服务，承担的基本是公益性任务。这是政府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因此，这些示范点建设和运行的条件保障、经费投入，主要是在区、乡政府主导下解决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宁波北仑区示范点，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免费的转岗技能培训，还给予误工补贴。学习中心的组织管理，各示范点从实际出发，主要依托社区办、街道办、信息办、村委会等政府职能部门和基层组织，建立管理机构和人员队伍。同时，示范点也积极进行了引入市场服务机制的探索。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示范点设立南开区老年大学数字化教学点，利用老年大学的财务账户和收费许可证进行适当收费；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示范点，承接海珠区劳动局外来工培训政府补贴项目的“外包”，劳动局补贴70％的学费，学习者个人承担20％，学习中心免费10％；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示范点，承担区妇联的项目，为妇女开展计算机技能等培训，由妇联提供经费。
在TCL企业和胜利油田行业示范点，则主要探索“内部市场”的机制。示范点为基层企业承担员工培训，由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支付费用。深圳TCL示范点是以奥鹏中心自建直属学习中心的模式建立的，引入了市场机制，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以资源和服务的优势，赢得基层企业的员工培训“订单”，为基层企业e-learning提供有偿服务。这一“订单服务”模式，经过在集团多媒体研发中心的试点，已经开始推广。同时，示范点适应员工个人需求提供高校网络学院学历教育服务，目前学历教育服务规模已经达到254人，学习中心的自我运营和发展能力初步形成。
社会反响和示范效应
示范点建设与实践探索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和示范效应。项目实施以来，示范点建设和实践探索受到中央和地方众多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天津日报》和《中国远程教育》等报刊，还先后用专题或专版报道了各示范点开展典型应用示范的进展与经验，引起比较热烈的社会反响。2007年12月，教育部以“‘数字化学习港与终身学习社会的建设与示范教改项目’取得新进展”为题编发《简报》，报送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着重报告了项目在示范点建设和典型应用示范中所做的工作。
示范点的建设与实践探索所取得的成效已开始产生示范效应。许多地方的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许多地方电大派员到各示范点考察，仅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示范点就先后接待了几百人次。天津市委两位领导先后批示，指出“这项工作很有战略意义，总结好试点，择机推广”，要求“要把这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天津市教委根据“数字化学习港”项目的理念与基本思路，启动了“天津市数字化学习超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示范”教改项目，复制推广10个数字化社区学习中心，示范效果初步显现。沈阳市由市政府发改委牵头、会同沈阳电大，在考察“数字化学习港”项目示范点经验的基础上，已着手进行“沈阳数字化学习港”建设的论证和立项。2007年12月，北京市开展“学习型乡镇”创先活动，镇罗营镇被评为全市六个“先进乡镇”之一，其开展“数字化学习港”典型应用示范的经验受到关注。上海、西安、芜湖等很多城市的基层政府，都在“数字化学习港”项目的影响下，正在积极推动当地开展数字化学习示范中心的建设工作。
围绕典型应用示范开展的课题研究
“数字化学习港”项目结合典型应用示范的实践探索，开展了相关课题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
拓展深化了“数字化学习港”的内涵，提出了其可行的基本框架
“数字化学习港”实质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各类社会成员提供终身教育服务的学习环境。其内涵可以具体描述为：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为目标，以社会和各类人群的需求为导向，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和监管下，引入市场机制，由远程教育公共服务运营方建立标准化、连锁运营的数字化学习中心，由资源提供方提供学习资源，由办学组织方进行教学管理，由评估机构进行教学评估，采用信息技术平台和数字化手段，为学习者提供普及性、公平性、开放式和低成本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支持服务。根据上述内涵，从社会层面和技术层面提出了数字化学习港的基本框架。
初步构建了“数字化学习港”的学习模式和服务模式
结合示范点的实践探索，按照学生、教师、学习内容、学习环境和支持服务提供者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归纳出目前“数字化学习港”学习者的学习模式，即：综合利用虚拟的网络学习环境和真实的线下学习环境，在教师的学习指导和公共服务体系多种形式的支持服务下，学习者利用资源提供方所提供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进行协作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
“数字化学习港”的核心任务是以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整合教育资源，提供适用的服务。“数字化学习港”的服务模式是：基于宽带网络技术平台和管理、服务系统，依托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将公共服务体系运营总部与资源提供方及各地的数字化学习中心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统一的、标准化、专业化的信息、资源和技术的支持，实现与学习者之间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直接沟通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探索了“数字化学习港”的业务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提出了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的思路
“数字化学习港”的业务管理工作是由诸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其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宏观指导、监控，公共服务体系运营总部协调运作，资源提供方业务指导，学习中心组织实施。
项目的课题研究基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设计了“数字化学习港”需求分析与反馈机制、资源整合与供应机制。建立需求分析与反馈机制，依托公共服务体系使资源提供方和资源使用方之间形成“供户群”和“用户群”的市场对接的信息通道和有机的运行模式，实现供求信息沟通的多向性、广域性、全面性，形成强势的资源整合供应能力，增强了供求关系的调节功能，有利于实现开放的、及时的、准确的、主动的、便捷的教育服务。建立资源整合与供应机制，是解决优质、适用的资源如何在保证知识产权的条件下，实现需求者真正使用的问题，主要是处理资源提供方、服务运营方、资源使用者之间的权益关系。
基于项目的研究与实践，还从公共服务体系运营总部和数字化学习中心两个层面，提出了逐步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的思路。要明确公共服务体系运营总部的性质、定位，为其提供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发挥企业体制和市场运作的优势，在为学习中心提供资源整合、技术支持、过程服务等保障的过程中，促进自我发展；学习中心要依托系统，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形成良性的投入产出循环，增强运作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初步完成了“数字化学习港”技术支撑平台的总体设计、模块建构与功能实现
以典型应用示范为需求导向，在原来奥鹏中心OEMS平台的基础上，提出了升级改造的设计思路，并完成了相关研发工作，设计研制了“数字学习支撑平台”（Digital Learning Support Platform，简称DLSP），搭建了面向服务的功能架构，完成了数字学习支撑平台V1.0的研发和测试，并在各示范点应用。它以一个门户为“数字化学习港”多类用户提供统一的使用界面，用户可获得与其身份相称的各项个性化服务。以应用支撑系统（OES）解决了信息服务多元化问题，解决了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一致性问题。以多个信息服务系统解决“数字化学习港”各个示范点的不同业务需求，是“数字化学习港”项目得以推广和具体落实的重要支撑平台，为社会大众终身学习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探索了“数字化学习港”的质量监管的内容、流程和模式
提出了政府分级宏观监管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相结合、公共服务体系外部监管和内部质量监控相结合的质量监管机制。此外，作为教育部对公共服务体系实施监管的重要举措，项目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年报年检”进行了探索，研究了年报年检的指导方针、对象、内容和重点等，梳理了年报年检的要素和主要监控点，形成了年报年检的全部文件、流程和实施方案，为教育部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监管工作提出了咨询建议。
在资源共享和“教育播存网格技术”应用方面进行了初步实验
参与项目实施的华南、华中、福建三所师范大学，以2个专业20余门课程为试点，初步探索了基于公共服务体系开展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的流程、模式和机制的案例。
“教育播存网格技术”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是利用无线传输系统延伸互联网的覆盖、展宽信息传输的途径、增加多种学习终端的一种新技术。该技术已开始在示范点应用，并在天津武清区进行了初步实验。
需要进一步探索与研究的若干问题
“数字化学习港”的建设显然主要不是技术应用的课题，也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教改课题，而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项目所进行的探索只能说是刚刚“破题”，所取得的也只是“阶段成果”。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体制障碍及观念、机制、利益等方面的冲突，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全面实现“数字化学习港”的建设目标，涉及到我国教育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课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长期探索，有待于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这将是一个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行的历史过程。项目实施中提出了一些当前亟需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以及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或建议，这对于正在实施的教育部“数字化示范学习中心建设”教改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的课题“数字教育公共服务示范工程”，以及其他后续项目和课题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面向终身学习的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资源整合、优化与共享面临困难
数字化教学资源不足，特别是适应各类社会成员就业、转岗、提升职场能力和生活品质需求的优质资源匮乏，成为“数字化学习港”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教育教学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特征，我国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也是实现公众对于信息资源的共享，教育信息化的重点则在于建立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机制。建设“数字化学习港”，应该是国家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就是要建设面向公众终身学习的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最重要的功能作用是为众多社会成员提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并且根据学习者的需要，在他们利用这些教育教学资源学习的过程中，提供更加便捷、及时和有效的服务。从项目实施情况看，国民教育系列的各类学校参与面向终身学习资源建设的动力不足，影响了丰富的学历教育资源向非学历教育资源的转换和转化；各级各类教育资源相互封闭，教育与培训隔离，形成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现有有限资源也造成供求错位；社会教学资源的建设缺乏活力；当然，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文化更是远未形成，资源整合、优化、共享面临很大困难，当前已经成为“数字化学习港”的最大“瓶颈”。
政府投入和引入市场机制缺乏明晰的政策法规支持和制度保障
项目实践表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加对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投入，是推进“数字化学习港”建设的重要条件，目前还缺乏相关的政策法规。我国现有教育财政政策主要考虑正规学校教育，对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教育投入所占比例极小，公共教育政策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尚未作出相应的调整。虽然当前国家在党员教育、弱势群体就业与转岗培训、农村科技推广以及社区信息化、农村信息化等方面增加了投入，但是，由于体制、机制障碍，难以到达专业培训和教育服务机构。一些投入往往条条管理、各自为政，常常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另外，从“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出发，包括“数字化学习港”建设，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投入，不可能国家包办，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社会资源有效增加教育供给。但是，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和其他非教育领域公共服务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相比，其应用范围的界定更加复杂，教育服务业的发展还缺乏清晰的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教育服务市场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其发展成熟得有个过程。
对“数字化学习港”多元化发展趋势还缺乏指导与协调
随着各地积极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全国性“数字化学习港”和区域性、行业性“数字化学习港”并存的多元化局面。地方性、区域性、行业性“数字化学习港”纷纷出现，是项目实施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些“数字化学习港”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一方面表明“数字化学习港”的独特功能作用受到关注，适应了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发展需求，这也是社会可能接受“数字化学习港”的理念与模式的现实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必要和有效的指导与协调，也很有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开放、共享、多元、合作、竞争，应该是未来“数字化学习港”的几个基本特征，区域性、行业性“数字化学习港”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多元化的局面下，可能难以避免共性教学资源的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区域性、行业性“数字化学习港”教学资源可能不足，自行开发成本高，彼此间缺乏沟通也会形成“信息孤岛”。有关部门及机构需要“未雨绸缪”，认真研究由此而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对策，针对新的发展趋势加强指导与协调。
依托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数字化学习港”建设目标缺乏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支持
在项目实施中，公共服务体系在自身功能和外部环境等方面，都反映出不少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结合项目实施，中央电大公共服务体系在模式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探索，为推进“数字化学习港”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按照“数字化学习港”建设的理想目标，仅靠公共服务体系的运作是很难实现的，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切实推进，需要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支持。公共服务体系从现有的服务功能与模式，实现向“数字化学习港”公共服务体系理念、功能、模式的转变，既需要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也需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设计可行的路径。此外，公共服务体系刚刚出现时，曾被认为是解决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实施中那些“燃眉之急”问题的权宜之计，首先是作为高校网络教育发展中规范管理和保证质量的措施。现在，应该更多地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层面，理解其现实意义与长远影响。公共服务体系正在转向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服务，通过组织实施项目，暴露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运行中，特别是奥鹏中心自身建设的诸多不适应。发现和研究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而认真研究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路径，切实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样可以认为是项目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