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物中的马克思主义_朱执信论文

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物中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出版物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许多专家学者撰稿发文,回顾、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作为这一纪念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术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和论述再次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从总体上讲,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史实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界定,这对后人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中共创建史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笔者在认真研读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献史料中感到,至少有两个界限必须加以明确划分:一是划清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积极介绍、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在介绍西方思潮中,提及或介绍马克思主义,而结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有现实性、指导性的作用的界限;二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之所以要划清这两个界限,是因为第一,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是与西方思潮一同进入的;第二,在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中,当时在社会革命的前提下,往往把它与无政府主义一样加以译介。划清这两个界限对于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建史至关重要。因此,通过对清末民初有关记载反映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文献的考释,以明确上述两个界限之划分,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为说明这两个界限的划分,我们首先应对当时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的基本情况进行回顾。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的情况

1.西方思潮的传入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西方哲学在明末清初最初传播的基础上得到深入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其功劳卓著者当推严复。为配合变法维新,严复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1896至1908年之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说》与《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严复重视经验论和归纳法,积极提倡实例内籀,同时还将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介绍给国人。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把严复在介绍西方哲学方面的贡献概括为:“五十年来介绍西方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与之同时代的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也都撰文介绍西方哲学。如康有为的《诸天讲》,章太炎的《无神论》、《五无论》和《建立宗教论》,梁启超的《西儒学案》,王国维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以及蔡元培编写、翻译的《哲学要领》、《哲学大纲》和《哲学与科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西方哲学。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情况看,早期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其流向“不是按照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顺序,而是与其历史发展逆向的,即先传入的是现代哲学,之后才出现向哲学史方面拓展(注:焦树安:《关于西方哲学传入与出版的历史回顾》。《外国哲学》,第14期第413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这主要是源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中的人的问题的思考。因此,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文献中读到他们对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学说中有关人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的介绍和宣传。

在介绍西方思潮中,对进化论的介绍占有特殊的位置。西方学者把适用于生物界的进化论思想推论到人类社会,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当时主要表现在对赫胥黎(Thomas H.Huxley)、颉德(Benjamin Kidd)和达尔文(Darwin)思想的介绍。

在进化论思想的宣传中,严复首开先河。根据史料记载,严复早于1895年就完成了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同年将初译稿刻印,1898年修订正式出版。1897年12月18日严复在《国闻汇编》第二册上翻译发表了《天演论序》。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系统介绍了进化论,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说明中国必须自强图存,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一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

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分别于1902年的3月10日和9月15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和《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在1903年2月15日的《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同年,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三、四章出版,次年又完成第一、二、五章的翻译,至1919年他又重译全书并出版。亚泉1905年在《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四期上发表《物质进化论》,章太炎1906年在《民报》第七期上撰文《俱分进化论》。这些文章旨在通过介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颉德的进化论思想,探求以之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是这样介绍和评价颉德进化论思想的,他说:“颉德者,何人也?进化论之传钵巨子,而依进化论之革命健儿也。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斯宾塞起,更合万有于一炉而治之,取至殽(与淆字同——笔者注)至赜之现象,用一贯之理而组织为一有系统之大学科。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中则积极的宣传,称“达尔文发明天择物竞生物进化之理,”是“直抉世界事物发达之源”,“达尔文之争自存说,于人类之社会历史既可验其现象矣。虽然,社会之进步也,不徒以争自存为单纯之原理。若平均、和亲之类,亦为社会进步不可少之原理焉。”

2.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在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传入的同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在同步进行。主要代表有张继、刘师培、何震、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903年,张继在上海出版《无政府主义》一书,1907年6月10日,中国最早的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宗旨的期刊《天义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同年6月,以留法学生为主,在巴黎创办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周刊《新世纪》。同年8月31日,刘师培等在东京成立旨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次年4月28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纸《衡报》也创刊发行。这些报刊成为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和武器。《天义报》先后登载了《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人类均力说》(申叔[刘师培]7月10日第三期)、《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申叔,7月25日、8月10日和9月15日第四、五、七期)、《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公权撰,9月1日第六期)、《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震[何震]、申叔,9月1日第六期);《新世纪》也登载了《无政府说》(民[李石曾],1月25日至8月15日,第三十一至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六、四十七、六十期)、《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四无,8月1日,第五十八期)、《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燃[吴稚晖],8月1日,第五十八期)等文章。此外,《新世纪》还登载了无政府主义者翻译的许多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主要是克鲁泡特金(Kroputkine)的著作,其中有《互助》(《进化之大原因》)、《法律与强权》、《国家及其过去之任务》、《面包略取》、《狱中逃狱》等。

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观点虽然各有所异,但他们共同主张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政府是万恶之源,为去除万恶,应采取无政府革命,刘师培等在《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中明确指出:“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某种族革命之害。况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赅于其中。”(《天义报》第7期)他们认为无政府是革命的终极目的,“无政府即真自由,共产即真平等”,“欲实行自由平等,必去宗教、政府以绝迷信,毁军警、法律以覆强权,行公产以均教育而济公需,罢婚姻以行自由结合,废家庭以行人类之生长自由,于是共产主义实行,而自私之法度废绝,长幼无所侵凌,男女无所邂忌,工作各从所适,而无精粗之重轻,是时也,人类乃脱于经济道德之束缚,乘其自由平等之良基,逐进化之道,而日就于光明。”(《续革命原理》新世纪第三十号)。

无政府主义者的上述主张源于西方,同时也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的认识。他们批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宣传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试图通过宣传无政府主义以求救国救民之路,其意义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是不现实的。1907年7月6日《新世纪》第3号登载的《与友人书论〈新世纪〉》中就有人诘责:“诸君之议论诚是也,惜不合于中国目前之形势。虽欧美如是之文明,尚不能达此目的,何况中国哉!”“今祖国危如垒卵,岌岌不可终日”,“今不思实行种族革命,以逐腥膻,令吾民重见汉天,实行政治革命,以强吾国,使四邻莫敢余侮,不此是务,乃呶呶以无国界无种界教民,使其爱国尚武精神,销归乌有,吾敢曰亡中国者此主义也。”

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1908年《天义报》十五期发表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十六至十九期登载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天义报》在第十三期、十四期、十五期的按语中说:“马氏等说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不复存在,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理论,最有裨于历史。”刘师培在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迁细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无政府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在竭力宣传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以之作为解决存在于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武器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只作为他们理论的一种补充、注脚,客观上起了宣传的作用。他们虽然在此时赞赏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私有制的理论,但在彼时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刘师培在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就说明了这一特点:“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即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

3.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进入的。最早在中国报刊上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在1899年2月登载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其中是这样表述的:“德国讲求安民新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近代学派,有讲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广学会是基督教1887年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当时《万国公报》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他们宣传基督教救世说的一种补充,马克思的学说也被充当了这一角色。

最早使用社会主义名词是在1901年1月由留日学生主办的期刊《译书汇编》(该刊1900年12月6日创刊)上登载的日本有贺长雄著述的《近世政治史》的译文。文本指出“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麦克司(即马克思)总理全体”。该文进一步解释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历史,并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页。)。

中国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他是在评价斯宾塞思想时提到马克思的,他说:“虽然,以斯宾塞之睿智,创综合哲学,自谓借生物学之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而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竟虚悬而无薄。故麦喀士(即马克思—笔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谓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之’。”接着梁启超又说:“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实主义谓基础而已。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笔者注)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从上述大段引文不难看出,梁启超最初对马克思理论的介绍只是在论及颉德进化论学说时述及的,并不是为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而介绍的。

从1902至1903年,上海《翻译世界》、《新世纪学报》和广智书局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福井准造著、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等主要是日本论述社会主义的专著。其中福井准造著、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译译著。

1903年2月《新世界学报》刊登了杜士珍《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的译文,译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

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君武,1903年2月,他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他说:“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 Simon),佛礼儿(Feurier,即傅立叶——笔者著),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 Bianc,即路易·布朗——笔者著)、布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即拉萨尔——笔者著)、马克司(Karl Marx,即马克思——笔者著)。”“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在文章最后还附录了马克思著作的书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五本书。这份目录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书目,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史料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可见,中国人早在1903年就已经知道了《共产党宣言》(注: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6页。)。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其后陆续刊登了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朱执信在《民报》第二期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和《资本论》的主要观点。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马、恩的生平及其学说的内容作系统的介绍。与当时其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朱执信从资本和阶级斗争两个点入手,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进行介绍和评价。他说:“前乎马尔克(即马克思——笔者注),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故空想,未可得蕲至也。是亦社会革命家自为计未审之过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又说“马尔克又以为当时学者畏葸退缩,且前且却,遂架空论而远实行,宜其目的之无从达也。苟悉力以从事焉,则共产之事易易耳。”在朱执信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不同以往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它是可行的,他接着引了为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宣言》中最后的一段话:“凡共产主义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詟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源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笔者注)。”关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朱执信说:“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马尔克素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馁之齐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此十者”,即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节《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关于无产者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应采取的十项措施。朱执信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在宣言中提出的十条措施,这一点是在根本上与同时代的人不同的,其深刻性也显而易见。关于马克思资本的思想,朱执信介绍道:“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朘削劳动者以自肥尔。”从整体上讲,朱执信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介绍和评价是积极全面的,而且认为“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当然他也有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的,比如他认为不是所有资本都是掠夺来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朱执信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从朱执信后直至“五四”运动之前,关于马克思的学说的介绍和评价,没有人能够超过朱执信所做的工作。

1907年世界社出版发行了《近世界六十名人》,马克思的画像首次在中国以“马格斯”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物上。

190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同程度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上边已经谈到,不再赘述。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革命运动的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李大钊于1919年5月5日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它标志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开始。同时,大量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经典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

截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的经典著作主要如右表(注: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89-692页。):

从表中资料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备以下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并非独立传入中国,而是随着进化论、无政府主义、西方哲学等思潮并行进入中国的。其二,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其三,多种流派并行、多种思潮交织构成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总的思想背景。

序号 著作

译者出版年

出版者

1

《共产党宣言》(原名为 朱执信1906

《民报》第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 二期

  传》)(节译)

2

《共产党宣言》(节译) 民鸣 1908

《天义报》

第15-19期

3

《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

施仁荣1912

上海《新世

 社会主义》

界》半月刊

第1、3、5、

6、8期

4

《共产党宣言》 舍

1919

北京《每周

评论》第16

5

《劳动与资本》 食力 1919

北京《晨报》

6

《鲍尔雪维克之要求与

金侣琴1919

北京《解放

  排斥》(译述《俄国

与改造》第

  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

 

1卷第1期

  任务》)

7

《俄罗斯之政党》(节

郑振铎1919

北京《新中

  译《俄国的政党和无 国》第1卷

 产阶级的任务》)

 

 第8期

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

李泽彰1919

北京《国民

 党宣言》(摘译《共

》第2卷第1

  产党宣言》) 号

9   《共产党宣言》(全

 陈望道1920

社会主义研

  译) 究社

10

《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 

1920

上海群益书

  》(节译《社会主(王岫社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庐校)

  发展》)

11

《马克思底资本论费觉天

 1920

北京《国民

  自序》

 》第2卷第

3号

12

《马克思历史的唯常乃1920

北京《国民

  物主义》

 

 》第2卷第3

13

《英哲士论家庭的恽代英1920

上海《东方

  起源》(摘译《家

 杂志》第17

  庭、私有制和国卷第19-20

  家的起源》) 号

14

《从破坏历史的旧王统照1920

北京《曙光

  制度到创造新制度

 》第1卷第6

  》(即《旧制更新

 期

  》)

15

《民族自决》(摘震瀛 1920

上海《新青

  译《在俄共第八次

 年》第8卷

  代表大会关于党纲

 第3期

  的报告》)

16

《俄罗斯的新问题震寰 1920

上海《共产

  》(节译《俄共(

 党》第1期

  布)第九次代表大

  会中央委员会的报

  告》)

17

《过渡时代之经济WRK 1920

北京《曙光》

  》(节译《无产阶

 第2卷第1期

  级专政时代的经济

  与政治》)

18

《科学的社会主义徐苏中1920

  与唯物史观》(节

  译《反杜林论》)

19

《过渡时代的经济》

 震瀛 1920

上海《新青

年》第8卷

第4期

20

《马克思的唯物史范寿康1921

上海《东方

  观》(摘译《政治

 杂志》第18

  经济学批判序言》)

卷第1号

21

《工资劳动与资本》

 袁让 1921

广州人民出

版社

22

《马克思底共产主施存统1921

上海《东方

  义》 杂志》第1

卷第4号

23

《加入第三国际大

 1921

上海《共产

  会的条件》(摘译

 党》第1卷第8

 《加入共产国际的

 期

 条件》、《加入共

 产国际的第二十条》)

24

《国家与革命》 P生

1921

《共产党

 (沈雁冰)

 》第1卷

 第4期

25

《无产阶级政治》

 成舍我 1921

广州《新青

 (即《路易·勃朗

 年》第2期

 主义》)

 第9卷

26

《列宁底妇女解放李达 1921

广州《新青

  论》(节译《伟大

 年》第9卷

  的创举》)

第2期

27

《劳农会之建设》李立 1921

广州人民出

 (即《苏维埃政权

 版社

  当前的任务》)

28

《讨论进行计划书成则人1921

广州人民出

  》(即《论无产阶

 版社

  级在这次革命中的

  任务》、《论策略

  书》)

三、关于划清两个界限的几点考虑

综观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初入中国大地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特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另一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时期。在第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同时传入的,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当时存在的诸多社会弊病,都从各自的立场和需求介绍、评价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而第二阶段则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客观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现实的要求。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论从系统性、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质的飞跃。我现在主要谈谈对理论马克思主义在第一阶段传播中几个问题的考虑。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容易被混淆的问题是如何划清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问题。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理论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来讲,二者有很大的一致性,但达其终极目的的过程和为达其目的所应采取的手段则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介绍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作为他们自己思想宣传的补充和论据,他们曾明确地说:“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社会主义讲习会开会记略》,1907年9月1日,《天义报》第6卷)。

其二,积极介绍、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与表面上介绍但其结论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实行,这实质上是一种否定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划分问题。

这一点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梁启超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问题。应该说,梁启超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这样的定位还是准确的,但他实质上是否定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的,这又是事实。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四十六、七、八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中,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东汉王莽“分田劫假”,与古代的井田制视为“同一立脚点”,而且认为“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社会主义“不能解难于人”。甚至在《开明专制论》中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架空理想”“必不可行”。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态度在其后来的文章中越来越明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评价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这一点上述已经非常清楚了。

根据笔者对现已掌握史料的分析和考证,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以下几个“第一”应是确定的:

(1)第一个在中国报刊上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9年)。

(2)第一个在中国报刊上使用“社会主义”名词的是日本人有贺长雄(1901年)。

(3)第一个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是梁启超(1902年)。

(4)第一个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译译著是《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

(5)第一个在译文中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是杜士珍(1903年)。

(6)第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马君武(1903年)。

(7)第一次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的内容做系统介绍和评价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朱执信(1905年)。

(8)第一个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标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开始是李大钊(1919年)。

总之,关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问题,我们应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史实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当时的人与事、功与过,这才是我们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之际所应牢牢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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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物中的马克思主义_朱执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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