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领导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领导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毛泽东著作中，价值概念并不多见，也没有就价值和价值观问题做过哲学的阐述。但是，在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中，在他的领导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他关于领导思想的论述中，却蕴含着一套完整而又独特的价值观。毛泽东的领导价值观，是毛泽东领导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铸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朽的精神脊梁。
一、价值、领导价值和领导价值观
“价值”问题在很古的时候就存在了，但真正对价值进行系统研究，形成价值学，却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马克思是十分重视价值问题的，他虽然没有写出哲学性的价值论著作，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即使我的书本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0页）我国兴起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在80年代以后。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价值的探讨正在突破单纯认识论的框架，向着哲学历史观的高度提升。本文的任务不是讨论价值的一般问题，而是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研究领导价值观的问题，并以此来拓宽价值问题讨论的范围。为此，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价值、领导价值和领导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据有关文章介绍，历来对价值本质的理解和证明，有“观念”说、“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等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国学术界探讨价值问题主要涉及两种方式，即“属性说”和“关系说”。“属性说”认为，价值归根到底是有价值者（人和事物）自身的存在和属性，它不随事物同他物的关系而改变，只是在这些关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因此，“属性”说思考事物价值的方式，总是力图从事物自身找到其价值的最终不变的存在和尺度。“关系说”则认为，价值是任何客体的存在、属性、作用等对于主体（人类或一定具体的人）的实际意义。它强调价值并不是任何实体（人和物，或主体和客体）本身单方面的存在或属性，而是人类生活特有的关系现象，是主客体相统一的一种特定质态。因此，价值总是在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中发生并发展变化的。（参见李德顺、龙旭《关于价值和人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4—5）
作者持“关系说”的观点，因为“关系说”不仅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而且其思考方式是符合马克思对于价值所作的哲学界说的。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139页、第326页）。马克思这个卓有见地的论述表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不是单个物的某种属性，而是作为主体的人们与作为客体的“外界物”的一种关系（主客体关系），两者缺一便无“价值”可言；二是指任何价值关系都要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核心，不能满足人的任何需要的，也无任何价值可言。由此可见，价值是客体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为人属性，是客体自身属性与主体需要的同一关系。也就是说，价值所肯定的内容是指客体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适应和一致。凡是能适应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那种客体，对于主体来说，就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就是有价值的。因此，价值就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
在价值这种对象性关系中，人是需要者、被满足者和目的，是价值的标准尺度所在；而一切被需要、用以满足人、成为现实人的目的之手段的任何对象，则是“价值客体”。在这种思考方式中，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应该包括两个相关的层次：一个是“类”的整体和一般层次，一个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层次。从类和人类这个层次上看，“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同承认人的主体地位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价值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属人的关系，是以人为主体和价值标准的关系内容，因此它是人的世界所特有的关系。从现实的具体的人这个层次上看，“主体”就不是抽象的和唯一的，而是具体的和多元的。面对这种情况，仅仅承认“事物的任何价值实际上都是它对于人的价值”就不够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它具体地是“对于谁，什么人的价值”。现实中同一客体对于不同的主体的价值往往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因此，在任何一个价值体系中，“为什么人”的问题历来都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核心的问题。
价值是关系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因此，“领导价值”这个命题中的“领导”，是作为价值客体；“为什么人”的“人”是作为价值主体。因此，作为毛泽东领导哲学思想重要范畴的领导价值概念，实际是作为普遍哲学范畴的一般价值概念的具体化而存在的。领导价值是以领导者（人民公仆）满足人民（社会主体）的需要为核心的，也就是说，领导价值就在于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为社会主体作出贡献。一句话，领导价值仅仅在于服务。在这里，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与作为价值客体的“领导”是一种特殊关系。“领导”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是人民主体中的成员，因此，作为“公仆”的领导和作为“主人”的人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政治上的身份是相同的，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毛泽东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6页）作为价值客体，“我们一切工作干部， 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945年的任务》见1944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因此，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主仆”关系。
价值观是指主体对外界事物进行评价、选择、改造和利用的根本态度。领导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待领导价值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它是由领导观决定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他的价值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因而是一种领导价值观。毛泽东领导观是群众英雄观。由此出发，他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3页）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这就赋予了人民以价值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因此，毛泽东领导价值观是一种人民主体论价值观。所谓人民主体论价值观，是指以人民为最高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实践为最高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总体系（参见李德顺《毛泽东的价值观——人民主体论初探》《哲学研究》1993—9）。
二、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
价值主体决定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取向是主体对某种外在客体价值的选取和追求。价值取向在价值观中处于核心地位，因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代表了不同价值观的实质。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毛泽东把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定位在为人民服务的范围之内。毛泽东多次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权的唯一的最高宗旨。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可言。1957年3月， 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一部分同志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也是共产主义人生价值观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创造历史的主体，所以人生奋斗只有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的价值。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经常用“利益”、“功利”来表达价值的含义。在阶级社会里，功利是有阶级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个阶级的功利主义。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他说：“我们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展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4页）。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人民的“利益”或“功利”的具体表现也不同，因而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的具体内容也各不相同。正如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1月23 日《在中央纪委第五次会议的讲话》中所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当干部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实现民族和人民的解放。现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担负着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入党、当干部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而决不能为个人升官发财。”这就是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价值观的具体价值取向是解放人民，使人民站起来。现在领导价值观的具体价值取向是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的具体内容是争取人民群众翻身解放。也就是说，这时的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本质要求——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因此，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4页）
“解放人民”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用的是“为人”、“为了人”、“属人的本质”等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随后不久， 他们的论著就多用“解放”的概念了，如“阶级解放”、“社会解放”。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列宁多用“社会主义的解放”， 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多用“解放人民”。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自己的军队命名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人民”作为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它表明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侧重强调的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以有利于推翻反动统治，谋求人民政治上的解放和经济地位的翻身为转移。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就在于推翻旧制度，从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解放人民。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过多地讲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不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恰恰相反，毛泽东从“解放人民”这一价值取向出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强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3页）， 并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服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8 —139页）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人民翻身得解放。
解放人民，其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化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1947 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4页）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的具体内容也由解放人民、使人民站起来，变成了使人民富起来。因此，毛泽东及时而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772页）也就是说，我们全党工作的重心已转变为“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同上，第770页），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使人民富裕起来。由于我们国家很穷，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毛泽东一方面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又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以后“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 页）毛泽东对人民政治平等的追求，使他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中出现的不关心群众痛痒，甚至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在这时，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已成为实现人民政治平等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对“返仆为主”和“返仆欺主”的官僚主义的批评也愈益尖锐起来，并开始与阶级斗争相联系。1957年，他在谈到整风时指出，整风有两大任务；一是反右派，进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二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些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6页）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提出，官僚主义者已发展成为一个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语》1965年1月19 日）由于毛泽东较多的注意和强调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主体地位，从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说，毛泽东关注较多的是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问题。他认为，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所以，毛泽东过多考虑的是如何从政治上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使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广泛的平等，并通过不停顿地发动思想政治领域的革命来解决问题。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致使我们党“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同上，第134页），因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这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的失误。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同上，第116 页）邓小平坚持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价值取向，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使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幸福。
此外，毛泽东从为人民服务这个价值取向出发，提出了生与死的价值观念。他认为人生有“高尚”和“低级趣味”之分，死有“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者，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而作为一个反革命者，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从为人民服务这个价值取向出发，还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他定位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6页）。人民的利益是客观的价值标准，而人民的反应、人民的态度则是主观评价标准的依据，既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又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主客观统一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因此，领导的价值不应定位在狭小的自我利益满足的范围之中，更不应该定位在为个人索取金钱财物的利益之中，而应该定位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范围之内。毛泽东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最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众所周知，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和尺度，是社会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价值问题只能是空谈。
三、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领导价值观，不仅要回答“为何主体”的问题，而且也要回答“如何为主体”的问题。为此，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根本特点，是真理和价值的内在统一。真理本身不是一个价值范畴，而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但是它与价值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毛泽东领导价值观是人民主体论价值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所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就是说，以符合人民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价值取向，是同历史进步的原则相一致的。因为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就是由人民的存在和利益引起的活动及其条件运动变化的逻辑；人民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中所遵循的逻辑，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真理。也就是说，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时，实践的结果才能满足人们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总是受一定的需要支配的，而如果他们要使需要实现，即实现客体的价值，就必须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所以，真理与价值是内在统一的。因此，毛泽东领导价值观的人民利益价值取向，就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真理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具有高度理论创造性和实践指导性的命题，即“真理与人民利益一致”。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3 卷第1096页）在这里，我们必须同实用主义划清界限。实用主义把价值同真理混同起来了，因为实用主义认为，具有价值的或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因此毛泽东在一读书笔记中批注道：“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定有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9—150页）
在毛泽东领导价值观中，由于真理和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毛泽东历来强调我们制定方针政策、作计划、办事情，都要“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也一再强调“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 卷第797页、第1012页）。“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真理，使主观符合客观。但是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反过来说，主体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就要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规律，以便有效地影响和调控矛盾的运动。因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离不开正确的价值观的支撑的。如果没有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襟怀坦白、广纳忠言，时时、处处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不耻下问，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的精神；如果没有廉洁奉公，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尚品德，要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人们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尤其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为反映人民群众需要和利益的价值观，与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需要、利益是互为表里的。人们常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并提，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毛泽东领导价值观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内在一致的，而群众路线就是实现真理和价值统一的结合点。真理和价值的统一，不仅要求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要合乎客观规律，而且要求我们的实践结果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正因为如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是和坚持群众路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群众路线是领导认识论，也是领导价值观。人民群众既是最基本的认识主体，也是最基本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所以群众路线集中了我们党关于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我们说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所指的就是认识论、价值观和历史观是统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谈到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关系时才说：“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群众路线为核心的领导方法论， 不单纯是一个领导方法论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所以他对于那种只知道向人民要粮要款，不顾人民死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官僚主义作风作了深刻的鞭笞，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63页、第564页）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贯彻群众路线，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同上， 第564页），才算是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9页）。当然判断是否坚持了两个出发点，要靠实践来检验。因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价值关系的确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