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碳锁定”与解锁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锁论文,对策论文,时期论文,危机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目前全球经济开始出现积极向好局面，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机遇和重大挑战就是向低碳经济转型[1]，而“碳锁定”则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深入探究我国“碳锁定”的生成机理，并据此探索相应的解锁对策，是后危机时代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由“高碳”向“低碳”转变：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呈现出新特点。一是世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在今后世界经济格局中，多极化发展已成为必然态势，但短时间内还难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完全体现出来，美国仍将利用其传统优势把握主导权。二是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地反映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从稳定全球金融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和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已渐成气候。三是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消费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储蓄、高负债，过度依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产业模式引发了能源和环境危机，能源、技术、气候、环境等问题成为国际经济政治博弈的焦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一）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最大限度增加中国人民福祉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人民福祉最大限度地增加，这体现在五个方面：（1）人均经济总量低；（2）就业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3）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4）能源、环境问题突出，进入了环境问题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5）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突出。而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特征：（1）在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低碳化，即使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小化乃至零排放；（2）倡导能源经济革命，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清洁发展、绿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具有经济增长、劳动就业、节能减排三重效益，被认为是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2]。我国经济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高碳发展质量不足的缺陷，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国人民的福祉。
（二）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是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就战略层面而言，中国现有的发展道路、崛起路向，陷入了“四不通”的困境。（1）能源安全走不通。资料显示，依目前趋势，我国2020年一次性能源需求将较现在翻倍，达48亿吨标准煤，其时国产加进口的煤炭、石油资源，最多只能满足到70％，出现能源供给严重不平衡。（2）环境容量走不通。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研究指出，我国1/3地区受酸雨严重影响；全球20个空气重污染的城市，16个在中国，仅11个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每年使5万人丧命、40万人感染慢性支气管炎；2020年，仅燃煤污染致人疾病的代价将达2900亿美元，占GDP的13％。（3）国际竞争力走不通。按照国家权威部门分析，到2030年，我国主要产品将被挡在“碳壁垒”门槛外，失去国际竞争力。（4）国际责任走不通。我国今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国，2050年的排放量将达120亿吨，而目前世界气候谈判认可的全球排放量，极限状态也只有200亿吨。既然现有的发展模式已到了“四不通”的境地，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了中国和平崛起别无选择的选择[3]。
（三）实现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是后危机时代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任何一次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经济发展模式改良的必然过程，模式优则竞争力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是21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革命，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低碳经济将创造一个新的游戏规则，碳排放是其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从企业到国家将在新的标准下重新洗牌；低碳经济将创造一个新的龙头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遇，这是一个转型的契机，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向低碳高增长模式的转变；低碳经济将创造一个新的金融市场，基于美元和高碳企业的国际金融市场元气大伤之后，基于能源量和低碳企业的新的金融市场正蓬勃欲出[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尽早行动，继续走高碳工业化的道路，我国极有可能被“锁定”或“固化”在高碳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之中，成为发达国家转移高碳产业的基地，这不仅要付出更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而且还会丧失掉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低碳经济是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
二、“碳锁定”的一般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碳锁定”形成的深层机理
西班牙学者格利高里·乌恩鲁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碳锁定”的概念。乌恩鲁在《能源政策》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理解碳锁定》、《解除碳锁定》以及《碳锁定的全球化》3篇重要论文，其中《理解碳锁定》一文最早系统地提出了“碳锁定”（Carbon Lock-in）的概念。乌恩鲁认为，碳锁定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 Complex,TIC）——技术和技术系统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渗透于整个社会经济体之中。对化石能源系统高度依赖的技术，自工业革命以来成为主导技术盛行于世，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并不断为这种技术寻找正当性，并为其广泛商业化应用铺设道路。结果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阻碍替代技术（零碳或低碳技术）的发展。这被概括为“碳锁定”。在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谢来辉博士第一次对“碳锁定”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在他看来，国内学者对这一重要概念的理解还存在不少模糊之处。人们倾向于认为，“碳锁定”一词更多地是指技术上的锁定，即能源技术的投资，由于投资周期较长，而陷入一种被动停滞状态[5]。无疑，乌恩鲁对“碳锁定”的分析是深刻的，为我们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范式。但具体到中国，这样的分析未免过于原则和笼统。在这一新范式的指导下，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我国“碳锁定”的深层形成机理如下。
（一）特别强调工业化的发展路向是我国“碳锁定”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初始条件
近代中国饱受世界工业列强的侵凌，救亡图存、建设一个工业强国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自新中国成立，在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的同时，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由此，工业化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主题和基本路向。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到改革开放后乡镇工业化的铺开再到新世纪、新阶段新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总的看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会继续沿着工业化的道路走下去。而从碳排放的角度看，工业社会是一个基于碳氢化合物使用基础上的高碳经济[6]，碳氢化合物或其衍生物是自然界经历几百万年逐渐形成的化石燃料（能源）的物质基础，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对化石燃料（能源）的勘探、开采、加工、利用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在化石能源体系的支撑下，人类形成了火电、石化、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工业，并由此衍生出汽车、船舶、航空、机械、电子、化工、建筑等行业，这些高能耗的工业都可称之为高碳工业，即化石能源密集型产业。甚至连传统的低碳农业也演变成高碳农业，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化肥和农药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这是我国“碳锁定”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初始条件。
（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特定阶段使我国能源消耗居高不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见表1与表2）。
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首部工业化蓝皮书指出，1995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经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了26，这表明1995年～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是50，意味着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阶段，从碳消耗和排放的角度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以高消耗和高排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中期在家园建设需求和工业自身发展需求的拉动下，化工、冶金、金属制品、电力等以原材料生产和初级加工为特征的工业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而带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预计在未来50年，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产品的产量仍将高居世界前列，尽管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程度有所下降，但能源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水平在很长时期内很难显著下降[7]（P31-32）。
（三）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及我国在新型分工中的低端位置强化了经济发展的高碳特征
从碳消耗和碳排放的角度看，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与我国在新型分工中的低端位置等发展条件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高碳特征。就能源结构而言，以煤炭为主体，清洁优质能源的比重偏低。多年来，中国煤炭占一次性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比如，2007年在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仅占27.8％，发达国家煤炭消费比例大多不到20％，而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高达69.5％[8]。同时由于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中国煤炭总体上呈北煤南运的格局，大量煤炭需要铁路运输，加速了铁路运力的紧张。电力结构也呈现以煤为主的特征，中国煤炭的一半以上是用于发电，大约78％的电力装机是以煤为燃料的火电机组。而发电量的84％来自煤电，电力对煤炭的依存度很高，矛盾也比较突出。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更为严峻的是，炭大量开采、消耗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和水资源的污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日益加大，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国际分工看，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从部门间分工到产业间分工、再到产品间分工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代国际分工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其中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同一产品不同工序间分工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崭新成果。在新的国际分工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出现了群岛经济现象，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形成了“三个中心”：已经步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和加工中心；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自然资源拥有国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供给中心[9]。中国在新型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次较低，主要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竞争力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从中获取的分工利益极为有限，目前处于新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10]。这种分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承担了发达国家高消耗、高排放产业承接者的角色。
（四）“GDP崇拜”的发展观成为普遍的发展情结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关于发展问题的认知框架、指导思想和基本的评价尺度。“GDP崇拜”的发展观从国际上看是一种传统的发展观，盛行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此观点认为只要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就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故而又被称为增长发展观或“GDP崇拜”发展观。其核心观点有三：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和现代化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尺[11]。由于这一发展观契合了众多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迫切愿望，而被他们奉为圭臬，成了普遍的发展情结。新中国建立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传统的发展观很容易为当时的决策者和广大群众所认可，“大跃进”等“左”的做法就是典型的表现。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原本就有基础的传统发展观再次征服了中国。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并成了官员升迁的尺度[12]；官员们用GDP作为是否有公共福祉的指标，认为追求GDP增长就是为人民服务[13]；GDP成为一种象征，它维系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发展愿望[14]。
（五）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两大基本支撑、三大基本特征。所谓两大基本支撑，对内而言，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对外而言，就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所谓三大基本特征，其一，地方政府是内公外私的产权组织[15]。在辖区内，它是公权组织，代表公共利益；在辖区外，它又具有一定的私权组织的性质，是准市场主体。其二，地方政府以强制干预的手段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以层层行政审批的手段进行资源配置[16]。其三，地方政府相信出口导向战略是带来经济腾飞的唯一出路，不遗余力地推行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后，逐步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看，它是我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延伸。我国形成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对保持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价值判断，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国有经济占重要地位，传统文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15]。之所以形成地方政府主导，是中央向地方下放事权、财权的结果，而这又与三个因素有关。（1）国情原因。中国要实行政府主导，但中国是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为降低配置成本，中央政府只能向地方转移大部分事权。（2）时代原因。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要实行分散决策、市场竞争，培育地方经济，又不能很快脱离政府主导，因此只能把大部分事权下放给地方。（3）文化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的东方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在历史上能够保持中央集权和地方诸侯的长期并存。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看，这样几种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示范效应。二是全球产业结构的“模块化”。这一趋势降低了我国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模块化”是基于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把设计、生产、销售等生产环节细化为多个更小的模块，通过分包的方式来组织生产[17]。三是低劳动力成本，这既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有关，又与城乡分割体制下大量的农村人口相关L18]。四是扭曲的要素价格。我国是能源和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但电力、煤炭、成品油、水的价格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有关资料，我国工业电价水平51美分/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的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成品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低20％～40％，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17]。
上述五大因素耦合在一起，不断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的“高碳”特征，构成了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碳锁定”，其内在逻辑如下。（1）强调工业化的发展路向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特定发展阶段，使高消耗、高排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与我国在新型分工中的低端位置等发展条件，使高消耗、高排放特征进一步强化。（3）“GDP崇拜”的发展观使GDP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指挥棒。（4）为追求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地方政府产生两大“热衷”，高消耗、高排放特征难以改变。所谓两大“热衷”，其一，地方政府热衷于采取上项目，特别是上工业项目、上重工业项目、上房地产项目等见效较快的增长方式，千方百计地扩大投资。既“跑部钱进”向上要投资，又创造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内资外资，甚至不惜压缩公共福利开支而增加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凸现，劳动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造成国民收入更多地向资本倾斜，为更多的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二，地方政府热衷于大量出口创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一方面，各个地方相互压低出口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于公路、铁路、港口基础设施等为出口服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力图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及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以确保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从而增强产品出口的竞争力。（5）地方政府依靠大量投资和大量出口来推动本地GDP的增长，消费的拉动作用必然大大降低，而消费拉动作用的下降又进一步逼迫地方政府依靠更多的投资和出口而拉动增长，如此进入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尽管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节能减排，但是成效仍然较为脆弱[19]。
三、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碳锁定”的解锁对策
根据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碳锁定”形成深层机理的分析，我们认为要应对“碳锁定”，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大力消除“GDP”崇拜发展观的负面影响。按照中央的要求，扎实推进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HDI评价体系，将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民主法制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纳入评价体系之中，让科学发展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
（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动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由统治型政府向监管型政府转变。以《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理顺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市关系，缩小审批范围、简化审批程序，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将过多承担的职能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去做；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事权与财权统一；将主要的力量投入到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去。
（三）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推动城乡一体化、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多种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健全发展低碳经济的体制机制。包括将低碳经济纳入国家战略，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完善能源资源价格体系，提高能源资源价格。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有关低碳经济的国际谈判和国际规则的制定。确立“城市化和低碳化”并行发展的战略，增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培育低碳城市，建立区域性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实施向低碳经济投资的激励政策等等。
注释：
①、② 参见陈元江：《工业化进程阶段划分与综合测度指标实证》，《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