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秦汉舆服消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身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6-0074-07
秦汉消费经济的研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当今消费经济研究热潮不断，学者越来越重视研究秦汉消费经济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衣食住行用等消费问题。对于舆服消费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成果[1]，但是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余地。本文运用消费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尝试从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系统地探讨秦汉时期不同阶层的舆服消费形式、舆服消费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等，旨在揭示秦汉舆服消费的独特社会功能和舆服奢侈消费的深层因素。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秦汉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划分为贵族阶层、官僚阶层、庶民地主阶层、手工业者阶层、商人阶层、农民及其他劳动者阶层等，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被秦汉国家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并享受不同层次的国家待遇。舆服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它在国家制度安排过程中充当了社会分层的重要媒介和角色，成为不同阶层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的象征，故此舆服消费在秦汉社会结构中发挥了阶层分化的作用，朝廷藉助舆服形式来彰显不同阶层的功德与身份，正所谓“车服以庸”[2](志第29《舆服上》)。
(一)贵族、官僚阶层的舆服高贵
秦汉时期，贵族阶层是指由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子、公主、诸侯王、外戚等成员组成的且享受最高特权的社会群体，人数较少，但享受的舆服消费层级却最高。官僚阶层，主要指公卿大夫百官僚属等群体，人数不少，朝廷根据官秩地位的高低，官吏分别享受不同层级的舆服待遇，以彰其德，表其功，正如商鞅所谓“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3](卷68《商君列传》)
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乘舆有“五路”，皆“以玉为饰，[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除此之外，还有乘舆、金根车、安车、立车等，皆“文虎伏轼，龙首衔轭……鸾雀立衡，
文画輈”，驾六马，有十二旗，“画日月升龙”。天子是唯一的，且手握国家权柄，处在社会阶层的顶尖，其使用的车马自然是极其豪奢壮丽！而皇太子、皇子皆乘“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輈，金涂五末”。如果皇子封为王者，则“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乘“绿车”，又称“皇孙车”，“皆左右騑，驾三”。[2](志第29《舆服上》)
公、列侯乘“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二千石乘安车“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则“朱左轓”。[2](志第29《舆服上》)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始令六百石以上安车“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筒”，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除吏则用“赤画杠”，其余皆青色。[2](志第29《舆服上》)
官吏车马出行，还配备一定数量的导从和伍伯，作为随行仪仗队，象征其身份地位。秦简记载了秦代官吏系统中下层官吏配给车牛的情况，《金布律》云：“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共养；十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人，养一人；十五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与其官长共养、车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车牛、仆，不盈七人者，三人以上鼠(予)养一人；小官毋(无)啬夫者，以此鼠(予)仆、车牛。”[4](P58-59)汉承秦制，大小官吏配备一定数量级别的车马导从和伍伯。据史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三公乘安车，前后有“并马立乘”随从；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城所在县令，“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騑，驾两”；伍伯若干人，“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另外，“铃下、侍閤、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2](志第29《舆服上》)
又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的服饰最为高贵，例如：天子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2](志第30《舆服下》)而“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2](志第30《舆服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2](志第30《舆服下》)“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2](志第30《舆服下》)衣服有精巧佩饰，区分等级身份。史载：“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2](志第30《舆服下》)由此而知，贵族阶层自天下以下各级贵族又各有等差，官僚阶层因官秩高低而划分为不同秩级，享受不同秩级的舆服待遇，不得僭越等级。
此外，《后汉书·舆服志》还详细地记载了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公主、贵人、王妃、中二千石夫人、二千石夫人等王室、官僚家眷女属的舆服规格与标准，自太皇太后至二千石夫人依次在舆服的材质、饰物、色彩等方面减等使用，不得逾次。
总之，不论贵族阶层还是官僚阶层其内部都按照身份地位高低而划分不同等级群体，根据所处等级而消费不同层级规格的舆服，通过增加舆服文饰、色彩、技巧来辨别和区分贵族、官僚的身份地位，舆服起着社会分层的功效，是贵族、官僚阶层内部分化的标志。因此，汉代制定一套严密的舆服制度，其目的是强化等级制度和巩固等级关系，确保社会有序。
(二)豪民地主、工商阶层的舆服奢丽
豪民地主、工商阶层是由豪民、豪强、手工业者、商人组成的群体，人数较多，他们是秦汉社会的富人阶层，虽富但没有身份地位，这一阶层生活奢侈，尤其是大地主、富商大贾的生活消费特别奢靡。
汉初，官府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据史载：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诏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罽厨，操兵，乘骑马”[6](卷下《高帝纪》)；“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3](卷3《平准书》)沿袭秦代抑商政策，目的通过限制商人舆服消费来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舆服是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孝惠、高后时，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复弛商贾之律”，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至文、景时，商人财力与势力俱增，“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6](卷24上《食货志》)如《史记·货殖列传》载：南阳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齐刀间“连车骑，交守相”；此时商贾不仅“衣丝乘车”，而且社会地位大大地提高。
文、景以后，富民阶层开始追求舆服消费的高贵、精致、华饰。《淮南子·齐俗》云：“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盐铁论·散不足》云：“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环佩。”“今富者革中名工，轻靡使容，纨里紃下，越端纵缘。”“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至东汉时，富人舆服消费更为奢丽，史称：“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7](P42-43)“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7](P71)，“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出则连骑，归从百两。”[7](P79)东汉光和末年，一些商人居然“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8](卷1《魏书·武帝纪》引注)，即借用二千石官吏的级别的奢华车马、舆服和导从来炫耀商人的社会威仪。车马本是生产、生活的交通工具，服饰本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因社会制度与舆服制度的规范与要求，却成为个人财富、名望声誉与社会地位的标志与象征。因此，富人阶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享受奢华的舆服生活。
(三)农民及其他阶层的舆服粗鄙
秦汉时期，农民及其他阶层主要是指自耕农、佃农、雇农、贫农、逸民、方士、术士、奴婢等组成的社会群体，人数最多，财产最少，地位低下，属于社会下层，大多数人处于贫贱状态，故其车马、服饰消费能力相当低下。这里着重讨论农民阶层的舆服消费问题。
先秦时，农民不得衣丝，有身份地位或老者才可以享用穿着丝织衣服和乘车，所谓“五十者可以衣帛”[9](卷1《梁惠王章句上》，P33)，“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10](卷1《立政》，P12)与先秦相比，汉代农民的服饰消费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可以穿着丝织衣服和盛妆佩饰，葛、麻布的重要性减弱。《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意思是说一些农民可以穿着丝织彩色服装。二是讲究文彩，追求享受需要。[11]据《潜夫论·浮侈》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后乃得衣缯彩而乘车马。今者既不能尽复古，细民诚可不须，乃踰于古昔孝文。衣必细致，履必獐麂，组必文采，饰袜必緰此”[12](《浮侈》，P55)。可见，东汉“细民”(指富农、中农)比较讲究服饰消费。当然，大多数农民的衣着主要是短褐、葛衣、皁服或粗制毛皮裘等。至于贫民的“布褐不充”[13](《毁学》)、“衣不完采”[3](卷124《游侠列传》)、“衣敝履空”[6](卷72《鲍宣传》)现象，也是很普遍。
马车、牛车是出行、运载的重要工具，诸如柴车、牛车、羊车、役车、栈车、驴车、鹿车、独轮车等。柴车，“贱者之车”[2](卷74上《袁绍传》)。《释名·释车》云：羊车、牛车、役车、栈车等“皆庶人所乘也”。这些车的造型简易，无盖无屏，仅有一个车厢，可以用来装运实物，多般属于牛、驴拉的车。如《后汉书·张楷传》载：“(张)楷字公超，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还有靠人力推动的独轮车，也叫鹿车。据《后汉书·赵熹传》记载：“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山东武梁祠汉画像中，董永故事里有一独轮车。但是，因家庭富裕一些富农对车马的外观、质量与装饰有所讲究，《盐铁论·散不足》云：“常民漆舆大軨蜀轮”；王符《潜夫论·浮侈》亦说：今“细民”不但随便乘车马，而且“挍饰车马”。当然，大多数乡里贫民是没有车、马、牛等，仍靠人力担负而行。
先秦以来，舆服就是社会阶层的标识，是身份与地位的文化符号。至秦汉，国家一统，为了维持与巩固统一的社会秩序，加强了舆服消费的管制；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舆服消费出现新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折射出舆服消费的时代特征，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一)舆服消费的统一规范
春秋时，王室式微，礼崩乐坏，诸侯各国相竞修饰奇丽的舆服。史载：“自是礼制大乱，兵革并作；上下无法，诸侯陪臣，山楶藻棁。降及战国，奢僭益炽，削灭礼籍，盖恶有害己之语。竞修奇丽之服，饰其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志第29《舆服上》)许慎《说文解字·序》云：春秋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至秦兼并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其中有“车同轨”、服同制的政策，开创了统一的舆服制度。据史载：“及秦皇并国，揽其余轨，丰貂东至，獬豸南来，又有玄旗皂旒之制，旄头罕车之饰，写九王之廷于咸阳北坂，车舆之綵，各树其文，所谓秦人大备，而陈战国之后车者也。”[14](卷25《舆服志》)“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锡百官。”[2](志第29《舆服上》)“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3](卷6《秦始皇本纪》)建立了一套与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相应的舆服制度，从名称、种类、数量、大小、长短、形式、材质、色彩、饰物等方面制定不同等级的舆服标准与规格，统一规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舆服消费活动与行为。
西汉初，“高祖入关，既因秦制。”[14](卷25《舆服志》)各项制度草创，舆服亦“承秦之制，后稍改定”[2](志第29《舆服上》)，基本沿袭了秦代的舆服制度。至东汉，明帝时进一步完善各项舆服制度，《后汉书·舆服志》载：“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参稽六经，近于雅正”。至明帝时，东汉创建了有史以来最为完备的舆服制度，此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魏晋舆服制度基本承袭了汉制，这在《晋书·舆服志》中有详细记载，此处省略。总之，舆服消费的统一规范，有利于维护汉代统治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秩序。
(二)舆服消费的等级森严
统一的舆服制度寓含严密的等级性特征，作为身份与地位象征的舆服，彰显着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史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拆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6](卷91《货殖传》)在秦汉人眼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构建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只有实行等级制，才能使社会各阶层上下相安，不发生纷争。
秦始皇东游琅邪台刻石颂功，明确提出“尊卑贵贱，不踰次行”[3](卷6《秦始皇本纪》)。西汉时，贾谊在《新书·服疑》云：“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贵贱有级，服位有等……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贾氏认为服饰要体现上下等级和贵贱差异，要使天下人“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亦提出：“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朝，将军大夫不得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敢服狐貉，刑余戮民不敢服丝玄纁乘马，谓之服制。”董氏进一步提出服饰与爵位的关系，要求“度爵而制服”，“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平民、百工商贾、刑余戮民不能随便衣丝乘马。正如汉律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3](卷30《平准书》)“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6](卷1下《高帝纪》)。
东汉时，舆服与身份地位、国家制度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舆服媒介展示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身份地位。《后汉书·舆服志》开篇引《尚书》曰：“车服以庸”，引孔安国注曰：“赐以车服，以旌其德，用所任也。”“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由此可见，国家试图用舆服制度来表彰个人德行与功绩，规范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为了进一步细化等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东汉明帝时朝廷重新制定并颁布了舆服制度及其消费标准，这在《后汉书·舆服志》中关于舆服种类、数量、规格、文章、色彩、佩饰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以体现天子、公卿大夫至庶民之间严格差等关系，其实质是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地位和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关系。
(三)舆服消费趋于奢靡与浮华
秦汉时期，由于制车和服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马、服饰种类增加，式样繁多，且巧文丽饰，大大地改善了车服的消费结构。如《盐铁论·散不足》云：
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枙，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
古者，椎车无柔，栈舆无植。及其后，木軨不衣，长毂数幅，蒲荐苙盖，盖无漆丝之饰。大夫士则单椱木具，盘韦柔革。常民漆舆大軨蜀轮。今庶人富者银黄华左搔，结绥韬杠。中者错镳涂采，珥靳飞軨。
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后，则丝里枲表，直领无袆，袍合不缘。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
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后，大夫士狐貉缝腋，羔麑豹祛。庶人则毛绔衳彤，朴羝皮傅。今富者
貂，狐白凫翥。中者罽衣金缕，燕代黄。
由此而知，汉人舆服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并呈现出舆服奢靡的趋势。史载：武帝时，“今天下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6](卷64下《严安传》)鸿嘉年间，张放娶平恩侯许嘉女，“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6](卷59《张汤传》)。西汉末年，王氏贵戚“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6](卷99上《王莽传》)东汉时，舆服竞相攀比奢侈，“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志第29《舆服上》)京师贵戚“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2](卷49《王符传》)
舆服是社会地位与权势的象征，统治者非常讲究雕文错镂，豪华装饰，以公开展显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倾向。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榩文画辀，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榩文画辀轓，吉阳筩，朱班轮，鹿文飞軨，旂旗九斿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轮，鹿文飞軨，九斿降龙。卿，朱两轓，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轓车以上，轭皆有吉阳筩。
诸马之文：案乘舆，金[鋄]方釳，插翟象镳，龙画緫，沫升龙，赤扇汗，青两翅，燕尾。驸马，左右赤珥流苏，飞鸟节，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镂[钖文]髦，朱镳朱鹿，朱文，绛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2](志第29《舆服上》)
为此，司马彪感叹道：东汉舆服制度是“车輅各庸，旌旂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2](志第29《舆服上》)如此奢华的舆服制度，是树舆服奢侈风气的风向标，是激荡起奢侈风气的重要因素，“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6](卷64下《严安传》)
秦汉时期，在舆服制度的影响下，舆服消费方式成为国家制度安排和文化认同相结合的产物，反过来，舆服等级制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舆服等级制消费助推了奢靡风气
消费是人之所欲。《荀子·荣辱篇》曰：“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司马迁说：观三代礼制增减，“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3](卷23《礼书》)。为此，汉代国家提高礼制标准，使上层阶层享受更加奢侈生活，“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硃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3](卷23《礼书》)如此满足人之欲望的本意是为了“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节文”[3](卷23《礼书》)，从而达到“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3](卷23《礼书》)的政治目的。
然而，汉人承袭了先秦诸子以礼制欲的思想，其本意和出发点是良好，但奢靡的舆服等级制消费模式激起了人心的不平衡。正如《吕氏春秋·察今》云：“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这种为满足人欲望的高消费等级制度反而助推了社会奢侈、攀比之风气。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西汉中期，社会盛行舆服奢侈、攀比风气，这在史书有较多的记载。例如：辛庆忌“食饮被服尤节约，然性好舆马，号为鲜明，唯是为奢”[6](卷69《辛庆忌传》)。京兆史陈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6](卷92《游侠传》)。
东汉时，明帝修订和完备了舆服制度，抬高了舆服消费标准，变得更加豪华奢丽，桓谭直接指出这“是为下树奢媒而置贫本也”[2](卷28上《桓谭传》引注《东观记》)，因而，当时舆服奢靡之风前所未有的盛行。明帝时，贵戚、官僚“乘坚驱良”[2](卷10上《皇后纪》)，“车服制度，恣极耳目”[2](卷2《显宗孝明帝纪》)；“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2](卷49《王符传》)名门望族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2](卷54《杨震列传》引注《华峤书》)。即使宦官也竞相攀比，“车马服玩拟于天家”[2](卷78《宦者列传》)。地方官吏、富民纷纷仿效贵戚，崇尚车服奢靡。如陈留郡太守富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2](卷33《虞延传》)，南阳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2](卷56《王龚传》)。至汉末，“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2](卷49《王符传》)。东汉人追求舆服的奢靡，居然发展到人“人以舆服为荣”[2](卷59《张衡列传》)的非正常消费心态，这是舆服制度过于奢靡所造成的后果，引发了世人舆服消费心理的畸变！
(二)舆服奢靡消费促进了舆服生产技术的提高与商品交易时空的拓展
西汉中期以后，消费观念趋向奢靡，奢靡的背后隐藏着丰厚的商业利润，刺激了手工产品质量的提高与技术含量的增加，推动了奢侈品的流通加速和商业的繁荣。[15]
舆服是地位的标识，是个人获取社会认同的标志。为了满足汉人的舆服需求，市场生产出各式各样精致的纺织品，王充《论衡·程材篇》云：“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齐地习俗尚奢侈，巧妇“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6](卷28下《地理志》)。《西京杂记》卷一载赵飞燕的女弟给其礼书上说：“金华紫罗面衣，织成上襦，织成下裳，五色文绶，鸳鸯襦，鸳鸯被，鸳鸯褥，金错绣裆，七宝綦履”。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反映民间丝织品的精细生产状况：“或克削绮縠，寸窃八采，以成榆叶、无穷、水波之纹，碎刺缝紩，作为笥囊、裙
、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又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绒圈锦、毛锦、素纱禅衣等绝世织品，充分说明了汉代纺织工艺技术的进步；同时出土的泥金银印花纱、印花敷彩纱等绝世印花丝织品，反映了汉代印染技术的高超。除了服饰技术的进步以外，还促进了车舆制造技术的提高。《西京杂记》卷一云：武帝时，长安盛行装饰鞍马，雕文刻镂，“一马之饰直百金”。《后汉书·舆服志上》云：“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时，六材皆良。”[2](志第29《舆服上》)《盐铁论·国疾》云：“一车千石，一衣十钟。”这里明确反映出汉代车舆制造工序繁多、复杂，其制造技术精细、奢华，价格昂贵。
奢华舆服的制造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且不少的原材料需要通过商业流通交易获得，于是推动了舆服及其原材料的商业流通与交易。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西的饶材、竹、縠、纑、旄、玉石等，山东的漆、丝等；江南的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等；龙门、碣石以北的马、旃裘、筋角等；还有山上铜、铁矿产等，皆中国人们所喜好之物，皆待“商而通之”。商人竭尽所能，“船车贾贩，周于四方”[2](卷49《仲长统传》)，“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3](卷129《货殖列传》)，加速商品的时空流通。又史载：“贾人多通侈靡之物，罗纨绮绣，杂彩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尽其财”。[2](卷28上《桓谭传》引注《东观记》)《盐铁论·通有》说：“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同书《力耕》篇又说：“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鼲貂狐貉，采旃文罽”，“璧玉珊瑚琉璃”尽内流中原。这些充分说明了舆服等奢侈品的商业流通与贸易的时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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