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程的指标测度与对应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指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在获取显著成就的同时，伴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和社会变迁，问题与矛盾并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追溯改革的最初构想，总结与反思改革进程的同时，更应关注的是关于中国改革的任务问题，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完成了哪些任务，哪些任务没有完成，当前处于改革的什么阶段，未来的改革任务又是什么。这里试图回答“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改革新阶段的改革趋向。
一、文献述评
许多学者都曾作过关于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能够直接回答改革任务是否完成的文献相对较为缺乏。通过对经典理论观点的梳理，从两个维度作出综述，即横向的理论维度和纵向的发展演进维度，前者的文献是对改革方式在横向上作出的理论探讨，而后者则从纵向上分析改革的演进过程。
(一)横向的理论维度
法国学者贝尔纳·夏旺斯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它是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它运用一整套制度措施，旨在改善体制的运转和业绩；在保留国家所有制的同时，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扩大经济中的横向关系、减少纵向联系。”[1]
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国外转型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在一篇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实质含义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它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认为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共同构成转型的三大支柱，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互补性，拒绝任何局部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然而东欧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实践带来的是“华盛顿共识”的不良结果，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批评的，“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斯蒂格利茨在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北京共识”是《时代》周刊的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在他2004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出了总结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他把“北京共识”定义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发展。雷默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求发展，又要保持独立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纵向的演进维度
关于改革演进历程的研究，主要涉及阶段划分、转型完成点以及绩效评估的分析上。
吴敬琏把中国改革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8年的行政性分权阶段，以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为重点；1989～1993年的增量改革阶段，体制外优先改革是以非国有部门或计划外部分为重点，实现“双轨制过渡”；1994年之后的整体推进阶段。[2]
对于转型完成点的标志或者特征，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雅诺什·科尔奈认为，转型完成的标志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力量与私人产权、市场共同体亲密配合发挥力量；私有制占支配地位；市场协调占据优势。[3]阿兰·吉尔伯将转型的完成看作这样一种状态：“当今天的‘转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相似”[4]，这一标准相对比较抽象，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发展的含义，以及如何看待转型国家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差异。吕炜认为，中国关于“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有两个标志：一是“所有的企业都被规范地纳入了市场化激励与市场化约束相互对称体系的经济运行环境之中”；二是“一个能够灵活地应对商业周期变化和应付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形成”[5]。
对于改革绩效的评估，主要是从定量的角度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绩效评估。西方学者主要依据新古典理论推导出来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制度学派的“后华盛顿共识”来评价经济转型绩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了改革进展指数IRP来反映各转型国家转型绩效。IRP主要包含经济自由化和制度创新的几个关键指标。世界银行运用一系列数据、指标对转型国家进行评估，这些评估主要集中在自由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改革三个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仅关注体制转型，而且关注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把经济增长、通胀率、失业率作为转型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总的来看，这些评价模式的思路主要是建立符合西方游戏规则的指标体系来观察经济转型速度，衡量转型绩效，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这些指标趋于好转，市场机制的效率就能充分发挥。然而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东欧和俄罗斯等经济体所呈现出来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反差，表明这种绩效评价理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研究体系和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也说明这种绩效评价范式并不能够适用于所有转型国家。
国内学者主要依据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和进程，以“北京共识”为理论依据分析中国改革绩效。以樊纲(1993)、盛洪(1994)为代表的过渡经济学派认为改革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只有当改革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发生。其含义是可以用改革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来衡量改革的绩效。过渡经济学一直努力用新古典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因素，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尽管如此，由于制度作为界定和规范人及组织间关系的规则，其中包含了许多的主观因素，因此对制度的新古典分析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生产的其他物质要素的分析那样精确的程度。洪银兴等人则认为，经济转型的目标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可以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经济改革的绩效。[6]但是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转型内容的全部，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解决体制转轨问题，还必须服务于发展问题，实现体制转轨与转型发展相结合，用市场化改革的速度来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绩效难免影响对改革的全面认识。
鉴于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当前的研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研究了中国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关于改革任务是否完成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因此，试图通过评价改革进程回答改革任务是否完成的问题，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作出阶段性评价。
二、中国改革进程的测度
(一)测度依据
中国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的改革阶段有不同的改革任务。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改革进程的测度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分析框架，许多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都被其限定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而中国改革并不仅仅是市场化，而是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不仅仅是体制改革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以市场化来度量中国改革其理由具有不充分性。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在此试图构建能够较为全面衡量改革的指标体系。根据“北京共识”的基本思想，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可以看出，“北京共识”不仅仅建立在经济层面，而是融合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这里将其作为建立指标体系基础理论依据。“北京共识”主要从三个维度描述了“中国经验”：第一，市场主体维度分为政府和企业，体现对所有制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对地区开放和国有企业改革，将企业纳入市场化激励与市场化约束相互对称体系的经济运行环境之中。第二，从结构维度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为市场主体提供平台，另一方面构成了宏观环境改革的关键因素，起着主导的作用，同时分析产业结构和反映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第三，从市场环境层面，构建一个能够灵活应对商业周期变化和应付经济全球化环境变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公共环境和法制环境的影响。
(二)测度维度的确定
根据对“北京共识”的解读，从三个维度评价中国过去的改革，体现了中国改革的特色，同时也将更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因此，基于这三个基本维度，具体进一步选取分类指标和子指标来构建完整的评价改革的指标体系。
在市场主体维度上，选择两个分类指标，包括企业和政府，其下再划分子指标进行测度。企业分类指标中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发展两个角度，具体用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所占的比重、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占GDP的比重、规模以上国有及非国有企业增加值中非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非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来衡量，突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改革中的角色定位的重要性。政府分类指标包括政府消费比重、政府投资比重、政府转移支付和政府补贴比重，从这三个角度来测度中国改革中政府作用的影响程度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结构维度上，选择四个分类指标，包括工业化、城镇化、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下进一步划分子指标测度。工业化分类指标从工业、农业、第三产业三个角度分别测度，包括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值比重、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占私营从业人数比重、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出售主要农产品中粮食作物比重、农村居民家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中用于农业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第三产业贡献率等六个子指标，全面地在产业的层面上考察其改革进程，突出工业化的主导作用。城镇化指标一般主要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但这一指标存在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无法完整地表现出进程务工人员构成，因而除此之外另选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指标体现城镇化的进展。经济结构分类指标包括农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信息产业增加值比重，由此测度改革中经济结构比重的调整情况。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分类指标从区域和城乡角度测度，细分子指标——西部地区人均GDP比重、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均值、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由此构建指标体系，对宏观调控体系进行评价。
在市场环境维度上，选择四个分类指标，包括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公共环境、法制环境。国内环境分类指标选取贸易、市场、技术、中介角度的测度指标，细分为子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定价比重、三项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三项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保险公司赔款给付数额比重。国际环境分类指标选取贸易环境和技术环境测度指标，细分子指标——美元计进口差额比重、FDI比重、外方注册资金比重、学成回国留学人员比重。公共环境分类指标选取测度指标包括医疗、教育和环境，细分子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每千名医护人员服务人数、15岁及以上人口中识字人口比例、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法制环境分类变量选取律师占总人口比重作为子指标，由此衡量中国改革的法制进展。
(三)测度方法
基于以上对测度维度和指标的确定，构建指标体系，系统测度方法可分为四步。
第一步，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测度指标权重。在测度指标框架下，通过考察1978～2010年时间序列上各经济变量的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配权重。由于主成分分析法能在尽量保留原有变量信息量的情况下，给那些在考察期内差异较大的变量赋予较大的权重，对于那些差异较小的变量则赋予较小的权重，从而使最后生成的指数更能体现差异性，尽可能减少主观随意性。
第二步，采用相对比较法将各子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数值，得到子指标原始评分，即子指标的原始评分表示该年度该指标在整个样本区间时间序列上的相对位置，最小值取1979～2010年子指标的最小值，最大值则取实现改革任务状态的水平值①，以2010年的数据来衡量改革的进程，即计算2010年各个子指标的原始评分。
第i个指标原始评分=
第三步，根据已有研究的方法进行调整[7]，将其原始评分调整到5分制的区间估计方法，即把区间分成5个部分，计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1分说明改革任务实现程度最高，5分则相反。由此得到子指标的最终评分(表格中的“评分”列)，进而得到测度指标评分，为了简化计算采用算术平均值。
由于选取指标的性质不同，可分为逆指标和正指标，分别适用两种评分方法：正指标评分方法为(0，0.2)得5分，(0.2，0.4)得4分，(0.4，0.6)得3分，(0.6，0.8)得2分，(0.8，1)得1分；逆指标评分方法为(0，0.2)得1分，(0.2，0.4)得2分，(0.4，0.6)得3分，(0.6，0.8)得4分，(0.8，1)得5分。
第四步，根据测度指标评分和测度指标权重计算分类指标评分，进而可得各维度评分和整个指标体系评分，由此判断改革进程以及改革任务。
(四)测度指标体系
对市场主体维度的两个分类指标进行系统构建，并且进行评分和权重赋予。其中关于企业、政府的相关指标参考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市场化进程研究报告”中的设定。对于赋分的标准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详见表1。在此基础上，构建结构和市场环境维度上的指标体系，详见表2、表3。
根据以上建立的评价改革的指标体系，结合相应的权重，可计算出改革任务完成的得分，其中市场主体维度的得分为3.97，结构维度的得分为3.73，市场环境维度的得分为2.778，因此整体得分为3.493。
三、中国改革进程判断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的讨论，厉以宁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而张卓元则认为中国尚未进入“后改革时代”。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多数研究是基于一定的替代变量进行指数化评价分析，这些研究虽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代表性，但全面性不足，尤其是着眼于改革任务，进而判断改革进程的研究并不充分。基于此视角出发，在整体架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计算出三个维度上的各自得分，进而得到衡量改革进程的统一得分。由测度的得分标准可以看出，在当前的改革进程中，改革的基础性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正处于逐步推进阶段，属于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高级阶段。
具体分析三个维度上的相应指标得分，可以发现市场主体维度方面表现较差，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政府干预较多，非公有制企业并未充分发挥其在生产和提供就业方面的潜力，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则进一步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在基本主体角色确立的基础上，改革在市场主体领域将进入纵深推进的层面，需要进一步挖掘市场主体的功能。
结构维度上的工业化方面，工业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非公有制企业比重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发展则相对较为宽松，其增加值和贡献率都比较高。相比之下，农业发展表现平平，虽然农业投资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同步的改善，这与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有关。在城镇化方面，以城市人口比重来度量的城镇化进程处于中级阶段，基本处于人口城镇化阶段，因为这个阶段仅仅表现出人口聚集的特点，还缺乏有力的产业支撑。而从非农劳动力比重这一指标来看，对城镇化进程的测度同样处于中级阶段，更证明了城镇化的判断。在经济结构方面，着重突出了信息产业，赋予较大的权重，由于在对产业方面的衡量中已经加入对于工业的考量，因此在这里表现出信息产业对经济的较大贡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仍处于相对落后水平的农业发展。此外，经济失衡表现明显，无论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在这个维度上，一方面充分说明了改革在基本任务方面取得的已有成就，市场主体初步呈现了多元化，但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仍表现得较为突出。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衡量，着眼于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根据以代理变量对区域差距的度量，改革中对西部欠发达的状态并非没有实质上的改进，只是在相对程度上甚至扩大了区域差距，而对于城乡差距采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来度量。因此，结构维度上的改革，工业化和城镇化还需要逐步推进到纵深层面，突破现阶段的瓶颈，是进一步打开改革局面的关键与枢纽，将为进一步的加深微观的市场主体改革搭建平台，此外，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的差异明显，在这两方面都限制了改革推进。
从宏观的市场环境维度上看，国内环境是改革的主要阻碍，技术环境不充分，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中介组织的作用受到局限，从而导致市场环境和贸易环境存在潜在的技术障碍，影响整体国内环境的改善。在国际环境方面，权重较大的贸易环境表现相对优异，尤其突出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贸易顺差和对FDI的利用，但对于技术环境的考察则显得较为薄弱，存在着大量的智力外流现象。在公共环境方面，从医疗、教育和环境的角度出发，在前两个方面我国基本完成了初步改革的任务，但在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的情况下，我国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还远远不足，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法制环境方面，由于宏观维度上考察的是整体的改革任务，对法制环境赋予较大的权重，并以所有人口中律师比重作为代理变量，可以发现中国的法制环境的改革基本处于中间阶段，但这仅仅是从表面上的衡量，因为对于更深层次的关于法制的确切效力难以在这个比重中体现出来。从纵向上整体分析，技术因素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方面都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这也印证了我国经济发展受技术限制的现状。
因此，市场环境领域的改革仅从阶段进程方面讲，相对领先于市场主体和结构领域，尤其表现在公共部门参与的经济环境的营造，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改革特点。在改革的初期阶段，这种方式在基础条件上营造了相对有利的改革氛围，一旦基础性改革任务完成，在改革的纵深阶段，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仅无法起到推动力作用，更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市场环境领域适度的政府行为将是未来改革进程中应着重关注的问题。
综上，对于三个维度的具体讨论，系统考评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仍沿用在指标体系设立之初采取的五分评分的方式，市场主体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可评分为3.97，结构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3.73，市场环境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2.778，综合评分为3.493。从而可以看出市场主体领域的改革相对较为滞后，对于市场主体的影响程度比较小，主要受经济发展失衡的限制；市场环境领域的改革相对深入，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作用有关，尤其表现在国内基础环境的改善上，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先导性的支持；结构领域的改革仅停留在中间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严重。由此可得出，中国改革任务还未完成，在宏观市场环境基本层面有所改进，但其深层次细致的市场主体层面的改革任务仍很艰巨，因而整体的改革进程可以限定在改革的基础性任务完成，进入改革的纵深阶段，并进一步拉开了“后改革时代”的帷幕。
四、“后改革时代”的任务
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将带有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因素的落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包括三大艰巨任务：将城市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将农村自然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将落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8]基于以上对于改革进程的解读，宏观市场环境基本层面的改革得到阶段性推进，但其深层次细致的市场主体层面的改革任务仍很艰巨，在改革基础性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到纵深阶段，从而进入“后改革时代”。
这一背景下，经济学界对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国光指出，改革方向在许多重要方面受到干扰，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公有制为主体受到干扰；在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平问题受到干扰等。这种对改革的正确方向及社会主义方向的干扰，是客观存在的，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绝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改革”[9]。高尚全则认为目前是改革攻坚的关键阶段，“应积极主动地排除干扰，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尤其是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才是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10]。胡鞍钢强调，“选择改革的路径和方案，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因而，需要确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改革观，需要广泛参与、基于规则、透明和分享式的改革。”[11]由此可见，我国学术界集中关注了在新阶段改革的纵深推进，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改革的推进与深化问题的讨论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应——“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因此，在通过对学术界争论的梳理和分析，以及指标体系衡量的基础上，未来中国经济将处于后改革时代。[12]后改革时代不是对过去改革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改革的新阶段，是前改革时代的深化，代表着更高起点的改革，针对新的改革问题，在新的改革阶段有新的改革任务。
从市场主体、结构和宏观市场环境维度综合考虑，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后改革时代将会是消费主导时代、城镇化时代、政府转型时代。这个时代的改革任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针对消费主导推进相关综合改革
根据对于市场主体维度的衡量，后改革时代的任务在这个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增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同时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关键在于扭转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鉴于后改革时代我国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由物质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的升级，消费主导的时代将是后改革时代我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分析，欧美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长期趋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此来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在后改革时代，随着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外部需求的萎缩和城镇化的推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向消费主导时代转型将是必然选择。针对这种趋势，关键在于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强化市场主体在微观领域的职能，同时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综合改革，实现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主要内容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得到提升；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居民消费倾向；进一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构建完善的公共财政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将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转移到消费性投资。
(二)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目标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前改革时代主要以国有经济改革为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后改革时代改革的主题，这一改革是继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改革。在前改革时代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体现在空间上的城乡分割和内容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30多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因而，在后改革时代，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通过乘数效应将进一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城乡分割和城乡经济社会失衡，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方面城乡差距拉大。指标体系所衡量的城镇化的侧面也印证了在前改革阶段，仅仅完成了城镇化的任务，只是人口聚集意义上的城镇化，而缺少相应的产业支撑，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可见，消除城乡分割和城乡经济社会失衡就构成了后改革时代改革的主题，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将是继前改革时代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改革。
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统筹城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打破二元制度结构，实现城乡融合，构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一体化系统，在硬件、软件、制度、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形成统一的发展机制，因此，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的基础上，将城镇化进一步纵深到社会发展层面，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三)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在前改革时代，虽然市场环境领域的改革仅从单阶段进程方面讲相对较为深入，体现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改革特点，同时这种方式会在基础条件上营造相对有利的氛围，如果一旦基础性改革任务完成，在改革的纵深阶段，过度的政府主导不仅无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更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市场环境领域适度的政府行为将是后改革时代改革进程中应着重关注的。
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由于当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相对较为突出，尤其体现为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其主要特征包括以GDP为主要追求，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13]
因此，后改革时代改革的纵深发展的核心在于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第一，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行政体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从政府参与市场转向调控市场，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主导下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体现企业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的角色，政府调控应该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政府应该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来保证企业、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构建服务型政府，把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核心职能，改变以追求GDP为核心的经济增长，遵循公平、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路径和增长方式，建立起鼓励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四)针对传统红利的消退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出现了新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表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已经由短期因素转向了长期因素，从需求因素转向了供给因素，从传统红利向新红利空间的转变。这些红利的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通过实施供给管理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14]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来看，对需求管理和短期问题的过分重视掩盖了供给问题和长期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于如何创造新的红利空间，重点在于如何实施供给管理，难点在于如何构建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
在传统红利消退背景下，需要以制度创新来促进新红利空间的创造，通过市场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行政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加强自主创新，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红利空间：一要加快技术的自主创新，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鼓励和扶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和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二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三要加快产业创新，充分发挥技术高端化、产业聚集化的作用，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五、结论
为了回答“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的问题，这里从“北京共识”出发抽象出三个维度的分类指标，进而构建系统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取权重，在1978年到2010年的时间序列上衡量2010年的数据的相对位置，将其调整到5分评分区间，从而得到各个子指标的评分，结合权重可计算出市场主体、结构和市场环境维度上的分别得分，以及系统评分，以此判断改革进程。根据研究结果，市场主体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可评分为3.97，结构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3.73，市场环境维度的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评分为2.778，综合评分为3.493。
基于计算与分析，系统考评中国的改革进程，可以看出市场主体领域的改革相对较为滞后，对于市场主体的影响程度比较小，主要受经济发展失衡的限制；市场环境领域的改革相对深入，在国内基础环境的改善上，为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先导性的支持；结构领域的改革仅停留在中间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征明显。由此可知，中国改革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在宏观层面有所改进，但其深层次市场主体层面的改革任务仍很艰巨，因而整体的改革进程可以限定在改革的基础性任务完成，进入改革的纵深阶段。在改革纵深阶段，改革的任务则需要适应新型城镇化、消费主导和政府转型的要求，推进以消费导向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针对传统红利的消退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改革的任务完成了吗？》。
注释：
①最大值的选取参考已有研究指标的预测值，其他指标的最大值选取对应国内发达地区(北京、上海)的相关指标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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