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结构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是这样：先有诗歌，后有散文，而后才有小说。而小说则先有短篇、中篇，到后来才有长篇。这既和作家对生活的反映由简单而复杂有关，也和社会生活本身由简单而复杂相一致。只有当社会生活本身日益复杂，而作家反映生活的能力也日益提高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小说。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迟至宋、元时代才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长篇小说与短、中篇小说的不同处在于，短、中篇小说，大多以“横切”生活面的形式，对社会生活作片断的、局部的反映，即使有些短、中篇小说，对生活作“纵断”的反映，也是集中在社会生活的某一时期，在时间的跨度上比较小，写人物也不很多。而长篇小说则大多对生活作“纵断”的反映，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描写的人物也比较多，带有全方位或全景的性质。因此，在作家构思和写作一部长篇时，以什么样的结构，组织他所反映的生活，不能不是作家着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我国古长篇小说的结构也代有嬗变。揭示古长篇小说结构的发展规律，对于当代长篇小说作家自觉组织好、解决好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无疑具有参照意义。
一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人认为是南宋“说经”话本，有人认为是晚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以篇幅而论，实属中篇，但它“对以后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题材的各类文学作品有很大影响”（《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条目，李时人撰写）。《梁公九谏》见存一卷九段，估计也是中篇。现存的古长篇小说，应自《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始。
早在南宋时期，在说话人中即有“讲史书”一家。《五代史平话》，“讲史之一，孟元老所谓‘说《五代史》之话本，此殆近之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五代史平话》分《梁史平话》、《唐史平话》、《晋史平话》、《汉史平话》、《周史平话》，共十卷，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把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历史都讲说了。该长篇为“宋人旧编”，“元人增益刊印”（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宣和遗事》，成书年代约与《五代史平话》同时。此书从宋神宗写起，一直写到宋高宗绍兴年间，也是一部长篇。稍晚于两书者，尚有《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吴越春秋连像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等长篇。它们都成书于元代。
宋、元时期的长篇小说，其结构几乎全是“单线顺序式”。即以某一朝代或某几个朝代的兴废存续为线索，以若干人物为主角，依附于这一线索而展开活动；某一朝代衰亡了，新的主角出现了，再写这个新主角的活动事迹；作家要写的朝代结束，小说也告一段落。在《五代史平话》中，《梁史平话》写唐王朝的灭亡，后梁王朝的崛起，黄巢、朱温是主角，他俩的活动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及至《唐史平话》，则写后唐王朝的兴灭，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依次成为主角，该书主要写了这三人的活动。《晋史平话》则以石敬塘为主角，写了后晋王朝的兴亡。《汉史平话》又以刘知远为主角，后汉王朝的始末成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周史平话》以郭威为主角，写了郭威建立后周王朝的过程。如此“单线顺序式”的结构，与长篇小说反映的历史内容是统一的。一方面是梁、唐、晋、汉、周的短暂的历史决定了作家采用“单线顺序式”的结构，另一方面，作家也认为此种“单线顺序式”的结构可以最好地描叙五代的历史和书中的主人公。于是以《五代史平话》为开端，“单线顺序式”的结构，成了长篇小说产生期的模式。《宣和遗事》则以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的朝代更迭为线索，着重写宋徽宗的腐败和荒淫。其中杨志等十二人押运花石纲的故事，晁盖等八人劫夺生辰纲的故事，宋江带领朱同、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上梁山的故事，呼延绰、李横、鲁智深的故事，成了后来《水浒传》的滥觞，但这些故事，都只是宗徽宗腐败、荒淫所引起的后果的一部分，丰富了《宣和遗事》但并没有改变“单线顺序式”的基本结构。至于《武王伐纣书》等其它几部长篇，其结构也都是“单线顺序式”的。这说明，在我国古长篇小说的创始期，长篇小说作家们取得了这样的共识：
一、历史题材最适宜作为长篇小说的题材。这是因为，“讲史书”这门“说话”，已经为长篇小说作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众多的故事，将这些故事用一条线索贯串起来，即可成为一部长篇。
二、在长篇小说里，得有主人公。一则在“讲史书”这门“说话”里，已经有了不少主人公的故事；二则长篇小说作家们认识到，历史上的事离不了人，事是由人做出来的，所以写事必先写人。
三、“顺叙”易于吸引听众和读者。有始有终，有头有尾，原是“说话”艺术的特点。将此吸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里，情节的发展便以“顺叙”为主。
所以，“单线顺序式”的结构，成为我国古长篇小说创始期的结构模式，既和封建社会的结构比较简单有联系，又和我国最初的长篇小说作家对社会生活和长篇小说结构的浅层认识有联系。这种结构模式在长篇小说创始期产生，可以说是必然的。
二
长篇小说进入明代，在结构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三国演义》改变了“单线顺序式”的结构模式，而是把整部《三国演义》分解为几个板块，而后把它们整合成一部长篇。嘉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一至七卷，为群雄逐鹿中原，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这是一个板块。接着，从八至十卷，围绕着赤壁之战这个核心，写了诸葛亮的“出山”，孙刘的结盟，曹操的骄兵，以孙刘联盟获胜结束了赤壁之战。这是第二个板块。从十一卷至十七卷，写魏、蜀、吴的鼎立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既有孙刘之间为争夺荆州而发生的多次反复的斗争，又有刘备的取西川，与曹操争夺汉中所进行的较量，更有吴蜀的夷陵之战，东吴陆逊的胜利，西蜀刘备的失败。三方斗争的结果，三国鼎立的局面终于确立。这是第三个板块。十八卷至二十一卷，则写诸葛亮的平定南蛮、北伐中原，但终因国力不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第四个板块。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则写了司马氏的夺取曹魏政权，终于统一了中国。这是第五个板块。各个板块，各有一条主线，但主角各不相同。在第一板块中，以逐鹿中原为主线，曹操是主角。在第二板块中，以赤壁之战为主线，诸葛亮、孙权、周瑜、曹操是主角。在第三板块中，以魏、蜀、吴之间的斗争为主线，诸葛亮、周瑜、关羽、曹操、刘备、陆逊为主角。在第四板块中，以平南、北伐为主线，诸葛亮、司马懿为主角。以第五板块中，以统一中国为主线，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为主角。如此结构《三国演义》，既充分反映了封建时代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也表现了罗贯中对封建社会结构的卓越认识。以板块结构代替单线顺序结构，是罗贯中长篇创作在结构问题上的一大革新。
长篇《水浒传》的结构，则是递进式的。由鲁十回递进至林十回，再由林十回递进至武十回，又由武十回递进至宋十回，再由宋十回递进至石十回，又由石十回递进至卢十回，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结束了英雄上梁山的喜剧。接着写宋江受招安，又递进为平辽，再递进为征方腊，在火拼中终于大伤元气，宋江、吴用、李逵均被朝廷毒害，以悲剧结束了《水浒》。在《水浒》作者看来，人与人、事与事之间都是有因果关系的；由这一事件推移到另一事件，由这一人物任主角，再被另一人物任主角所取代，也是有因果关系的；从喜剧至悲剧也是有因果关系的，在喜剧中即已埋伏了悲剧的因素，宋江的一心受招安，终于导致了梁山英雄的大悲剧。于是《水浒》作者以递进式的结构取代了单线顺序式的结构。这在我国长篇小说结构上又是一次创新。
《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后的长篇小说，其结构大多以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结构为范式。《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英烈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长篇的结构，基本上是板块式的。而《孔圣宗师出身全传》、《天妃济世出身传》，则基本上是递进式的。《孔圣宗师出身传》，从写孔子30岁以后事，递进为写36岁事，再递进为写39岁以后的事……最后递进到写孔子64岁以后事。《天妃济世出身传》以玄真（后为天妃娘娘）一生事迹为内容，层层递进地写了她的降魔伏妖的伟迹，也颇为吸引读者。
自然，在明代前期、中期，除了《三国演义》的板块结构模式、《水浒传》的递进结构模式外，原先的单线顺序式的模式依然为长篇小说作家所采用。例如，古典长篇《西游记》，其知名度并不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之下，但它采取的结构模式却和中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样，也是单线顺序式。石猴出世后，写石猴的外出学道及其成功，孙悟空的回归花果山及其扯旗造反。而在孙悟空皈依唐僧后，则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取经东归。这一结构模式并没有超越“单线顺序式”。《西游记》的成功，说明任何一种结构模式并没有绝对的优越性，主要看它是否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相一致。《西游记》写的是现实不存在的神魔世界，而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早已存在“单线顺序式”的结构模式，所以吴承恩把这种结构模式取来结构了《西游记》这部长篇，仍然取得了成功。
然而，作为反映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应该说，板块式的结构和递进式的结构，更符合封建时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实际，有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所以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问世以后，单线顺序式的结构模式虽然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
一方面是长篇小说结构模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一旦形成以后，又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有嬗变。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始终处于既嬗变、超越又稳定、守成之中。这是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的发展规律。
三
到明代中期为止，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结构还是停留在上述几种模式上，没有新的突破。但从《金瓶梅》出现起，古代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又为之一新。
《金瓶梅》之前，所有长篇或是写朝代的更替，或是写英雄的传奇，或是写圣人的行状，可以说都是重大题材。而《金瓶梅》则以市井人物为主角，写小人物，而且以西门庆的家庭作为情节的起点。于是，形成新的“网络式”的结构，即以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辱为网之纲，再以西门庆家庭中的成员西门庆、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陈经济等人的行事为情节线，纵横交错编织成一个网络，终于结构成《金瓶梅》这本大书。就西门庆而言，他是一家之主，但他交通地方政府官员，一直到与当朝宰相蔡京勾结，拜蔡京为义父，以致得以在朝见中看到最高统治者宋徽宗。这根情节线，把西门庆的家和宋王朝联系了起来。既暴露了地方政府的黑暗，又揭露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就其暴露性与抨击性而言，矛头直指宋徽宗，这在过去长篇中是比较罕见的。吴月娘这条线，和三姑六婆、市井小人物联系了起来，写出了当时的世情和世相。潘金莲这条线，则揭露了西门庆妻妾之间的深刻矛盾，透露了西门庆家庭内部的种种龌龊和相互内耗。李瓶儿这条线，不只揭露了宦官家庭的腐朽，而且还展现了世态的炎凉。春梅这条线，则把西门庆死后西门庆家庭的顿趋败落，一览无遗地显示在读者面前。陈经济这条线，又把纨绔子弟的无能和无耻作了彻底暴露。《金瓶梅》写的是西门庆一个家庭，揭示的则是封建社会自上而下的腐朽和没落。这种网络式的结构，表现了《金瓶梅》作者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小说的网络式结构是和封建社会后期发展为网络式结构相对称的。
以《金瓶梅》为开端，在中国小说中真正有了写“家”的长篇。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长篇的高峰，它的结构也是网络式的。同样是以一个家庭反映整个封建社会，但《红楼梦》的贾氏家族比西门庆的家庭更有典型意义。贾氏家族团有贾元妃而直通最高统治集团，而且还有其亲戚王家、薛家、史家构成四大家族，而显赫于朝野。《红楼梦》以贾氏家族为“纲”，再以王家、薛家、史家的代表人物的活动为情节线，于是又编织成了一个网络。王熙凤不只是贾琏的妻子，也是王氏家族的代表。没有王氏家族的权势作后盾，王熙凤是不敢在贾家如此兴风作浪的。薛宝钗之所以被贾母看中，又和她是薛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有关。史湘云敢作敢为，无所顾忌，因为在她身后，也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由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串连起来的种种情节线，形成了一个网络式的结构。透过这个网络式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已经走入了下坡路，无可挽救地颓衰了。然而，就在这颓衰过程中，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贾宝玉、林黛玉、晴雯开始出现。所以，同是网络式结构，《金瓶梅》给人的感觉是生活一片黑暗，没有希望；而《红楼梦》给人的感觉却是，黑暗固然严重，但在黑暗王国中还有一线光明。这正是《红楼梦》高出于《金瓶梅》之所在。所以，长篇的结构模式虽然对应于社会的结构模式，但由于作家世界观的不同，尽管同样运用某一结构模式，而作品志趣、格调的高下仍然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自《金瓶梅》、《红楼梦》出世，网络式的结构模式，又在长篇中流行。《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等长篇，都以写一个家族为中心，采用“网络式”结构来反映封建社会生活。可见，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以后，“网络式”的结构模式之被长篇作家较多采用，也不是偶然的。
但在明代中期至晚清以前，在长篇创作中，结构模式依然是百花齐放。单线顺序式的结构仍为长篇作家采用，固不待言，而且仍然有较好作品出现。如《韩湘子全传》，就以韩湘子为主角，单线顺叙了韩湘子的成仙和度人事迹。在递进式的结构模式的长篇小说中更出现了《儒林外史》这样的名著。《儒林外史》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公。由周进故事，递进为范进故事，再递进为严监生故事，又递进为王惠故事，再递进为蘧公孙故事，又递进为马纯上故事……最后以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的故事结束，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作了彻底的暴露，震动了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心灵。就《儒林外史》着重批判科举制度这一题材而言，递进式的结构模式，又恰好与作品的题材相统一。
板块式的结构模式也很有生命力。历史演义的长篇如《东周列国志》、《七峰遗编》、《樵史通俗演义》等，基本上都是采用板块式结构。
上述情况说明，结构模式的确有其稳定性。一旦它成为一种模式以后，只要它所反映的生活，其基本进程和结构模式相适应，那么采用某一结构模式，哪怕它已经是过去已被很多作家运用过的，它还是可以艺术地反映某种模式的生活。所以，单就结构模式而言，并无优劣可分。但结构模式之由简单而复杂，由一种模式独领风骚至多种模式多元共存，结构模式总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发展，这却是长篇结构模式发展的共同规律。
四
时代进入晚清，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外国人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而且他们的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大。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道德也有很大的改变。在社会生活结构发生变动的情况下，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又发生了嬗变。
以鲁迅所说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为标志，长篇小说的新的结构模式产生了。这就是“链条式”的长篇结构。
这些长篇，把社会生活视为一串链条，一链套着一链地往前流动。所以，它们无论是以“我”的身份叙述，还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都以生活链的形式展开故事，结构成整部长篇。
《官场现形记》最早开其端。小说写赵温中举后赴京会试，邀了钱典史与他同路，钱典史和他大说当官怎样捞钱。仆人贺根假派了一人来报喜考中，骗走十两银子，结果并未考中，这是第一链。接着以钱典史为引线，写了黄道台、何藩台的受贿、贪赃故事。这是第二链。再由何藩台的三递作引线，写巡抚大人认识外国人后兴办实业。这是第三链。巡抚大人任命陶子尧为购买机器的总办，陶子尧到上海后，嫖妓宿娼，把钱化得精光，这是第四链。陶子尧在上海结识了即将出洋的王观察，王观察的助手周太爷，被浙江巡抚委为幕僚，与原来走红的候补知州戴大理倾轧，戴便促使即将去严州“剿匪”的胡统领将周带去，以搬走他仕宦途中的绊脚石，这是第五链。如此一链扣一链，一直写到甄学忠靠买料赚了大钱做了道台。《官场现形记》在此结束了，但生活链并未完结，还将一链又一链地发展下去。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我”九死一生的口吻，历叙他在二十年间所目睹之社会怪现状。全书结构也是“链条式”的。“九死一生”到哪，闻见或看见了某桩怪现状，他就叙述了出来，到了另一处地方，又闻见或看见了某桩怪现状，他又叙述了出来。随着“九死一生”的足迹，小说如链条似地往前发展。最后写到九死一生经汉口遇文述农，把平时记下的二十年目睹之种种怪现状的笔记交与文述农，带了两个堂弟回故乡。
《老残游记》则以老残摇串铃为人治病，先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替黄瑞和治好了怪病，在睡榻上入梦，梦见一艘频临沉没的帆船（暗示当时的中国），他和友人向船主献上方向盘和纪限仪，却被水手和船上的演讲者说成汉奸，把他们打入海底。被人唤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这是引子，也是小说的第一链。再往下写老残到了济南，听王小玉唱“梨花大鼓”，为抚院内文案高绍殷小妾治病，得以被引荐给山东抚台张宫保，这是第二链。张宫保热情请他移往巡抚衙门，老残想访察曹州知府玉贤的政绩，婉言谢绝，这是第三链。到了曹州，方知玉贤以干员自居，虐杀了众多百姓，造成了多起冤案。老残对“血染顶珠红”的酷吏玉贤极为痛恨，向张宫保报告了玉贤的“政绩”，这是第四链。老残在曹州遇到城父县令申东造，向他推荐了隐居于桃花山的武师刘仁甫，协助其辖理县内治安。申东造派族弟申子平携带荐函赴桃花山寻访刘仁甫，得识黄龙子、玙姑等人。黄龙子向申子平演说，乱党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这是第五链。以后写老残荐了刘仁甫后由东昌府返省，走到齐河县，在黄河堤岸上感慨国事；巧遇黄人瑞，获悉教条主义者治黄河，十几万户百姓遭殃，对翠环的遭遇极为同情。这是第六链。再写“清官”刚弼，以清廉自命，凭主观断案，差点逼死魏家父女。老残明察暗访，拿获了凶手，了结了一桩奇案。这是第七链。最后写老残回江南。生活链往前滚动，《老残游记》也进入了第二集。其中有对太谷学派教义的宣传，但小说主要的还是揭露晚清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
至于《孽海花》则从状元金雯青和傅彩云的行踪落笔，同样以链条式的结构，链链紧扣，直写到雯青病死，傅彩云改名曹梦兰，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名妓。对晚清的官场，作了深刻的暴露。
与过去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相比，链条式的结构模式，对于反映晚清剧变的但又是清王朝即将灭亡前的社会生活，又是十分合适的。虽然那时还没有“生活流”的说法，但作家已经认识到社会生活是一条不尽的长河，长篇小说应该写出生活的流动，以表现生活的真实。所以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都采用了链条式的结构模式。而从结构模式的内在发展规律来看，由单线顺序式到递进式，再到链条式，其间也有内在联系。它可以说是“单线顺序式”的结构模式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的发展。
同是在晚清，板块式的结构模式，网络式的结构模式，在一些长篇中也得到了运用。如《洪秀全演义》之为板块式，《黄绣球》之为网络式，说明作家们还是遵循长篇结构的内在规律，使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取得如下认识：
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作者历来重视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
二、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应与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结构相一致。
三、社会生活由简单而复杂，长篇小说的结构也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四、当社会生活发生较大变化或剧变时，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也一定会发生革新。
五、继承和发扬我国长篇小说作家在结构模式上的创新精神，有助于今天的长篇小说作家创作出能够反映和表现改革开放年代的社会生活的伟大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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