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进步”话语：三部英国小说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话语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6)02-0012-08
在19世纪的英国，蔓延着有关“进步”的宏大叙述。为这一宏大叙述推波助澜的有达尔文、边沁、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①、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莫利(John Morley,1838-1923)和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等一大批人，其中最典型的要算麦考莱。他于1849年至1861年发表了长达5卷的《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该书和他的另外许多文章一样，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英国历史是一部值得强调的进步史”。[1] (P39)更让麦考莱牛气的是，英格兰因工业革命而进化成了“最伟大的民族”：[1] (P39)麦考莱及其追随者描绘的“进步”神话代表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话语，他们对现实的解释代表了官方的解释，他们笔下的历史是披戴着权威光环的“正史”。
然而，上述“正史”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挑战者们就是以狄思累利、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爱略特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小说家。② 他们没有为以工业革命为象征的“进步”大唱颂歌，而是率先表达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那种“尚未进入史书的、压迫在人们心头的复杂体验”。[2] (P11-17)换言之，狄更斯等人开创了一个质疑“进步”话语的传统。
这一传统在进入20世纪以后得到了延续吗？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以下将对20世纪的三个英国小说文本进行简要的分析，以证明对“进步”话语的推敲一直在进行着。
一、约翰·韦恩对“进步”的回应
质疑“进步”话语的传统在20世纪的英国持续着。约翰·韦恩(John Wain,1925-1994)是这一传统中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他的《山里的冬天》(A Winter in the Hills,1970)③ 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
小说中的一段记载直接用了“进步”一词：“进步来到了兰克里斯。”[3] (P100)这一句引文的上下文跟垃圾清理公司的技术革新以及阿克莱特太太为清除家门前的垃圾所作的努力有关：兰克里斯地区(处于威尔士北部的山区)清理垃圾的卡车装备了更加新式的机器，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大提高，可是阿克莱特太太家门前的垃圾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得到及时清除，其原因是采用了新技术以后的垃圾清除条例规定：用户们必须先把垃圾放置在沿马路的指定地点，而年迈体弱的阿克莱特太太则无法把垃圾运送到离家门比较远的马路边。科技进步本来应该为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兰克里斯地区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其间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
事实上，对“进步”的讽刺形成了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基调。小说情节的主线围绕着一个中心画面，即小人物在经济进步潮流中所受到的冲击，以及这些小人物所作出的反应。主人公罗杰在兰克里斯地区结识了汽车客运个体经营者贾力斯，此时后者正在被以“进步”名义开展的经济竞争逼向绝路：一个叫“联合汽车公司”的垄断集团跟暴发户迪克·夏普达成协议，只要夏普把当地所有的汽车个体经营户挤垮，他就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夏普靠软硬兼施买下了所有的个体客运汽车，唯独贾力斯傲然不屈，但是他的反抗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夏普利用不公平竞争的手段抢走了许多生意，并且还对他进行暴力威胁。罗杰受正义感驱使，主动做了贾力斯的义务售票员，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罗杰的立场遭到夏普的敌意，他指使喽啰们对罗杰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他们先在他的房门上浇了一罐红漆，后来又撬松了他小车上的一只轮子，导致了一场车祸，使他险些丧生。同时，夏普又对罗杰施放糖衣炮弹：只要罗杰放弃对贾力斯的支持，他就可以得到一个俸禄很高的职位。罗杰断然予以拒绝。夏普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了报复。罗杰住处的窗户被打碎，房东老太太惊恐不已，下了逐客令；罗杰被迫搬进山上的一座被遗弃的教堂里栖身。接着，罗杰在酒店后院里遭到袭击，脸部、腰部和膝部多处受伤。不久，贾力斯本人也遭到了暗算，腕部骨折，被送进了医院。然而，罗杰和贾力斯并没有被夏普的淫威所吓倒。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他们赢得了时间——夏普不能按时履行和联合汽车公司签订的条约，只得将原先囤积的汽车卖回给它们的旧主。
上述竞争只是书中大鱼吃小鱼的画面的一部分。夏普对于贾力斯等人来说，是一条大鱼；可是对于联合汽车公司来说，他只不过是一条小鱼。一旦违反了与该公司签订的合约，他就会受到惩罚。在联合汽车公司后面，还有一条更大的鱼——国家汽车公司。书中的酒店老板马里奥曾经把国家汽车公司称作“老大哥”，并且说过这样一席话：“老大哥站在后面，随时准备把他们吞下去。他将轻而易举地并吞掉联合汽车公司，就像联合汽车公司并吞迪克·夏普或迪克·夏普并吞贾力斯那样。”[3] (P192)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方式是韦恩笔下“进步”潮流的特征。
经济进步了，可是人们究竟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这就是韦恩想要揭示的问题。
随着故事的深入，我们发现那个社会中经济进步的最大代价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和人际关系的异化。这一点首先反映在迪克·夏普和贾力斯之间的关系上。夏普在少年时代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和贾力斯在同一个小学里念书。那时贾力斯由于家境贫穷，“每天带的三明治总是少得可怜”，因而夏普“经常让他分享自己的三明治”。[3] (P161)就是这同一个夏普，几十年以后竟欲置贾力斯于死地而后快，并且还公开宣称后者“没有丝毫的生存权利”。[3] (P160)是什么促使夏普失去了原有的人性呢？是残酷的竞争以及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夏普是个白手起家的资本家，在大鱼吃小鱼的倾轧中日子并不好过。有一次，他曾经对罗杰吐露过自己的苦衷：“你知道白手起家是什么滋味儿吗？这就像没有笼子却要经营动物园一样……你必须急匆匆地筹钱，让资金在每个环节上到位。你在和那些从父辈起就开始发迹的人竞争。是的，还有从祖父那一代起就发了迹的。他们在银行里存着大笔股票证券和现金，可以伺机而行。你却不行。为了把一个洞补上，你得再去挖另一个洞，然后又得赶紧想办法去补那个新挖的洞，否则你就会掉进洞去。我快速地赚钱，我必须这样做……”[3] (P161)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急匆匆地筹钱”和“快速地赚钱”这两句。夏普“进步”的速度的确加快了，可是他的心灵却扭曲了，他跟孩提时代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变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
同样的异化关系发生在土威福特和家人之间。跟夏普一样，土威福特在“进步”或“成功”(詹妮曾经讥讽他为“成功者”[3] (P62)的道路上极讲究速度。为了往上爬，“他总是行色匆匆，忙不迭地去拜见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3] (P111)靠着高效和速度，他成功地变成了目前世界上仍然十分吃香的“两栖动物”，即集大学教授和金融活动家等头衔于一身的大款：“他在此处的大学里教书，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做经济顾问或什么的，而且还经常在电视上讲解英镑的行情。他在这方面无所不知。”[3] (P62)可叹的是，他在感情方面却逐渐变得一无所知。在得志之前，他跟家人的关系还差强人意，但是在他学会钻营之术以后，他跟妻子詹妮和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逐渐疏远——詹妮和孩子们最后其实“生活在一种由土威福特一手制造的、令人窒息的金钱气氛中”。[3] (P97)也就是说，土威福特的“事业”蒸蒸日上了，可是他的家庭生活却节节退化了，最后詹妮带着两个孩子毅然离家出走，并跟罗杰结成了伉俪，这其实是对土威福特的“成功”的嘲弄。
小说中的另一个成功者是土威福特的朋友费雪尔。跟夏普和土威福特一样，费雪尔的“进步”也明显地带有速度特征。詹妮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就像土威福特一样，他的生活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总是急急忙忙地往城里赶，出没于各种鸡尾酒会，借此使自己的事业有所进步。”[3] (P64)费雪尔在大学英语系里任教，可是他的学问却捉襟见肘。令人吃惊的是，他不但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学术界，还混得有头有脸。究其原因，无非是他深谙鸡尾酒会上的“进步”之道。下面这段关于他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
他是个土威福特式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在骨子里跟夏普毫无二致……他是一个靠关系活着的人。他几乎什么学问都没有，但是他什么人都认识，因而得以弥补他在才能上的缺陷。他有一个本事，即总能在要紧的关头出现在要紧的地方；至于别人是否需要他在场，他可一点儿都不在乎。[3] (P335)
上面这段引文中“要紧的地方”也就是有利可图的地方。要图到利益，不仅要嗅觉灵、速度快，而且还要脸皮厚——引文中“别人是否需要他在场，他可一点儿都不在乎”这一句颇为传神地揭露了他的嘴脸。他的厚脸皮还在他跟诗人马德歌的关系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在马德歌落魄时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后者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大笔资助、即将功成名就时，他又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韦恩通过詹妮之口对他的势利作了生动的形容：“费雪尔一夜之间就会换成另一副面孔。多年来，他一直对马德歌这样的人冷嘲热讽，可是当他们得到承认，开始发财时，他就像食尸乌鸦一样绕着他们打转转。”[3] (P378-379)这段描写夹裹着深入的思考和诘问：费雪尔之流的确左右逢源，可是为了成功而沦为食尸乌鸦，这代价岂不过于惨重？
最后让我们来思忖一下小说题目的寓意：《山里的冬天》难道仅仅是指罗杰于某个冬天在威尔士北部山区的遭遇？当“进步”浪潮席卷人类社会，就连兰克里斯这样的边远山区都未能幸免的时候，人们是否感受到了冬天的凉意？
二、斯威夫特的“进步模式”
小说家在作品中讨论自己提出的“进步模式”，这恐怕不太多见，而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49-)则是这不多见的小说家中的一个。在他的成名小说之一《洼地》(Waterland,1983)中，斯威夫特借主人公汤姆之口提出了一个“卑微的进步模式”(a humble model of progress)：
有一种东西叫做进步。然而，它并不进步，并不走向任何地方。这么说是因为在进步的同时，世界可能后退。如果你能阻止世界的后退，那就是进步。我主张的是一个卑微的进步模式，即开拓荒地式的进步模式。失去了，又找回来，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就是进步。[4] (P336)
这一卑微的进步模式本身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关于“进步”的宏大叙述的挑战。
不过，《洼地》对“进步”话语的挑战更生动地体现于小说自身的情节。
小说讲述了阿特金森家族好几代人在洼地(东英吉利沼泽地区)的发家史，而这发家史紧跟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发展史，可以被看作整个国家“进步史”的一个缩影。阿特金森家族从圈地种植大麦开始，逐渐建立起麦芽作坊和酿酒厂，同时依靠土地置换、开凿水渠、发展航道、创办运输公司以及倒卖铁路股票等手段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得以把自家的酿造业推向了全国市场，继而又在海外市场屡屡创造经济奇迹。仿佛工商界的荣耀还不足以体现他们的进步雄心，阿特金森又把扩张的势力延伸到了政界：先是托马斯·阿特金森当选为利姆河疏浚委员会的主席，然后他的两个儿子乔治和艾尔弗雷德先后当上了镇长；接着，新一代的家族首领阿瑟更是官运亨通，连续五次竞选议员获得成功，并且“成了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坚定倡导者”。[4] (P157)
在创造“进步史”的同时，阿特金森家族还创造了关于“进步”的宏大叙述。他们自诩为人类进步史的创造者，一有机会便抒发他们勇往直前、永创辉煌的豪情壮志。例如，阿瑟在首次当选议员后所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这样宣称：“我们不是现在的主人，而是未来的仆人。”[4] (P93)这句话貌似谦逊，实则傲慢——阿瑟明明是在声称不仅要当现在的主人，而且还要当未来的主人。怪不得汤姆·克里克④ 用揶揄的口吻作了如下评论：
难道我们一谈起商业的进步就会没完没了吗？难道我们只应该谈论商业的进步，而只字不提思想的进步吗？阿特金森家族在构建那些思想时可是情不自禁的。就说如今的阿特金森家族成员吧，不管是兄弟，还是父子，全都一个样。只要有需要，他们就会奋勇当先地摆出事实，就会毫不含糊地列举有关利润和销售的数字，以及以成袋成袋的麦芽、成桶成桶的啤酒、成担成担的煤为标志的业绩。虽然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会这样做，但是一旦有了好兴致(而且这样的好兴致来得越来越频繁)，他们就会把这些物质成就当作包袱来轻描淡写地形容一番，然后带着几乎是自我否定的口气声称：推动他们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高尚无私的进步理想。[4] (P92)
阿特金森家族的辉煌和荣耀真的是“高尚无私的进步理想”的产物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家族用以发家的具体手段。
阿特金森家族中最早发迹的成员约瑟及其儿子威廉的致富手段就颇令人回味。约瑟·阿特金森原来是一名普通的农民，依靠种植大麦维生。1751年，他从“进步理想”中获得灵感，主动提出跟麦芽作坊老板乔治·贾维斯合伙做生意。约瑟承诺向乔治提供大麦，并且分担向啤酒厂运送麦芽成品的车马费，这一提议表面上对乔治有利，因而很快就被后者所接受。合伙后的麦芽作坊生意兴隆，然而乔治万万没有想到，约瑟最初签署协议时就埋下了伏笔：“早就另有打算的约瑟并没有在协议中承诺不向其他麦芽作坊出售大麦”；[4] (P64-65)借助于这一漏洞，威廉后来玩起了直接把大麦卖给啤酒厂的把戏(这些啤酒厂此时已经拥有自己的麦芽作坊)，这一行径导致乔治之子约翰的麦芽生意走下坡路，最后迫使约翰把股份全卖给了威廉——原来的合办企业变成了由阿特金森家族独家经营。阿特金森家族的势力扩张了，可是贾维斯家族的利益却被出卖了。可见，阿特金森家族的“进步史”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欺诈、阴险和冷酷等特征。
无独有偶，托马斯(威廉之子)的成功也伴随着欺骗和算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跟啤酒酿造商马修·滕布尔的“合作”：托马斯夸口能帮助马修致富，前提是后者把企业的一半股份卖给他；凭借花言巧语，托马斯不仅在生意上占了马修的便宜，而且还娶了后者的女儿莎拉为妻，可是马修直到临死都“从未像托马斯·阿特金森所许下的诺言那样，在财富上有任何长进”。[4] (P73)托马斯精于算计，这一点几乎体现在他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他的业务经营方面。例如，他在别人还未意识到洼地的价值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把地皮统统收购，然后将水抽干，再以高于原来十倍的价格抛售；通过土地的变卖，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接着又把资金用于利姆河的开发，使之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进而为酿造业市场的海外扩张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托马斯的宏伟事业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带有投机取巧的成分。
以上分析表明，阿特金森家族的辉煌和荣耀并非“高尚无私的进步理想”的产物，而是欲望和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换言之，所谓的“进步理想”只是欲望和野心的代名词而已。
《洼地》的叙事结构也构成了对“进步”话语的挑战。如前文所示，小说中所有事件的叙述都出自汤姆之口。汤姆在叙述洼地历史进程时参考了大量的政府文件、地方年鉴或编年史，以及祖辈留传下来的历史图片等，这些正统的文件或史料大都以阿特金森家族的辉煌业绩为中心，其实是书写了一部冠冕堂皇的“进步史”，或者说是构筑了以“宏大叙述”的面目出现的历史文本。不过，汤姆并没有不假思索地照搬这些文本，而是在转述这些文本时不断地提出种种疑问或质问。例如，第九章主要讲阿特金森家族的“雄起”，其中谈到了威廉如何夸耀自己的成功，紧接着就是汤姆的质问：“佳肴美酒，这不就是他(威廉)及其家族事业的终极目标吗？难道佳肴美酒非得靠别人的怨恨和痛苦来换取吗？”[4] (P66)除了这样的质疑之外，小说中还穿插了许许多多原本受“宏大叙述”排挤的“故事”——叙述者汤姆一有机会就要讲述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故事，如关于酿酒厂失火的传说(谣传是汤姆的外祖父厄涅斯特为了得到保险金而自己放的火)，以及莎拉被“软禁”在阁楼里的传说(谣传是托马斯怀疑莎拉不忠，因而揍了她，导致她从此丧失智力)。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故事”显然有损于那些“宏大叙述”的尊严，它们颇似利奥塔(Jean-Fran
ois Lyotard,1924-1998)所说的“小叙述”(the little narrative)，[5] (P499)其功能是撕开历史表层叙述的裂缝，释放那些原先被挤压到历史边缘的话语，进而颠覆我们前面所说的“进步”话语。正如金佳在分析《洼地》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表层叙述的背后，小说中其实还存在着许多游离于历史主流的声音和故事，作者对这些边缘的声音的挖掘，打破了直线前进的历史叙述，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真实的多面性”。[6] (P125)斯威夫特本人对《洼地》也有过类似的解说：“小说中存在不同层次的声音，有些浮在表面，而有些则需要我们侧耳倾听。”[7] (P217-231)确实，当我们侧耳倾听时，更多的是听到了《洼地》中对“进步”话语的诘问、质疑和挑战。
《洼地》还给了世人一个更大的启示：每当“进步”话语叫得很欢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侧耳倾听。
三、被鹦鹉嘲弄的“进步”
在当代英国文学史上，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和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经常被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未被人重视：他俩都对“进步”话语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可以说，巴恩斯的质疑丝毫不亚于斯威夫特的质疑，这一点可以从巴恩斯的力作《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 s Parrot,1984)中略见一斑。
关于《福楼拜的鹦鹉》，批评家们大都有两个定论：1、该书在非小说化的路径上走得很远；2、它在总体上是一部唯美主义的作品。⑤ 然而，批评家们似乎都忽视了一点，即上述两个特点其实有助于该小说对“进步”话语的质疑。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鹦鹉》一书的非小说成分比例很高，或者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部准小说——书中的许多章节采用了年谱、日记、寓言、词典和档案摘录等形式，甚至有干脆用“考卷”的面目出现的第14章。这些削弱乃至取消了小说叙述性成分的篇章并非像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凸显“‘小说之死’的末世景观”[8] (P392)而已，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目的，即通过互文性来加强对“进步”话语的推敲。小说的表层叙述围绕退休医生杰弗里·布雷斯韦特的经历而展开：布雷斯韦特的妻子对他不忠，而后又自杀身亡，这一切使他联想到了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他的命运跟查尔斯·包法利医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与福楼拜的联系又使他对后者的另一部作品《一颗淳朴的心》发生了兴趣，尤其是对福楼拜创作该书时用作模特儿的一只鹦鹉⑥ 产生了兴趣，于是他不辞辛苦，到处寻找那只鹦鹉，结果却发现许多博物馆都声称自己所陈列的鹦鹉就是福楼拜当年所用过的那一只。穿插于这一表层叙述的是前文所说的那些以“非小说”面目出现的各类文字(其内容大都围绕福楼拜的生平而展开)，而这类文字与其说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福楼拜本人，不如说是把注意力引向了由不同文本的交互而凸显的两个时代——而且是两个国度——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布雷斯韦特和福楼拜都生活在一个“进步”的年代(我们稍后将加以论证)。
至于该书所谓的“唯美主义”倾向，阮炜有过一段评论颇值得参考：
……说巴恩斯全然不流露一丁点社会关怀似乎并不十分公平。因为毕竟他将福楼拜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当作“小说”材料来使用了。他指出，福楼拜是“不相信进步”的，“尤其是不相信道德意义上的进步”，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而普法战争后的所谓“新时代”在福楼拜看来就“更加愚蠢”了，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任何意义上的“进步”，都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进步，而资产阶级从来都是那么可鄙，那么猥琐，那么可气可恨。[8] (P397)
应该补充一句：布雷斯韦特也生活在一个崇尚“进步”的、可鄙的、猥琐的、可气可恨的时代。我们知道，整套“进步”话语中最诱人的辞藻之一是“民主”，而布雷斯韦特则生活在一个“民主”受到空前的吹嘘，并在表面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年代，难怪他要重温当年福楼拜写下的一句名言：“整个民主梦无非是要把无产阶级提升到资产阶级已经达到的愚蠢水平而已。”[9] (P94)布雷斯韦特深感这句话具有预言功能，并且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年代验证了福楼拜的预见：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无产阶级懵里懵懂地效仿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优势已不如以前那么自信，所以变得更加狡猾，更加具有欺骗性。难道这就是进步吗？如果你想知道现代人在乘船时是怎样愚蠢地打发时光的，那么你只需研究一下某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挤满人群的渡船就行了。船上的人无一例外地在盘算着倒卖免税商品能够带来的利润，或在酒吧过量地饮酒，或在老虎机上玩赌博游戏，或在甲板上漫无目的地打转转，或思忖着怎样弄虚作假才能侥幸地通过海关……顺便提一句，我跟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也囤积免税商品，然后像其他人一样，等待着把这些商品转卖给那些水手的机会。我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福楼拜当初的预言没错！[9] (P94)
上面这段引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句反问：“难道这就是进步吗？”巴恩斯通过布雷斯韦特之口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进步”图景：酗酒、赌博、无所事事、投机倒把、弄虚作假，等等。令人深思的是，这样的“进步”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遭到福楼拜等人的抨击，可是人类似乎并未从中吸取多大教训。这也是布雷斯韦特每每要回顾福楼拜当年有关言论的原因。就小说的整个结构而言，分别围绕布雷斯韦特和福楼拜而展开的两个故事之间的互文关系有力地烘托了“进步”话题——用我们在上文中的话来说，对“进步”话语的推敲由不同文本的交互而得到了凸显。
纵观《福楼拜的鹦鹉》全书，“进步”一词的出现不下十几次，而且多数出现在带有警句或悖论意味的句子或段落中。略举数端如下：
世界在进步吗？或者说它只是像渡船那样在来回穿梭？[9] (P120)
什么是作家最容易做，而且做起来感觉最舒服的事情呢？是恭维自己的社会：向它的二头肌献媚，为它的进步鼓掌，为它的愚蠢解嘲……[9] (P153)
……(福楼拜)并不仅仅憎恨铁路本身；他恨它用进步的幻觉来讨好人们。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9] (P123-124)
福楼拜不相信进步，尤其不相信道德进步，而道德进步才是真正重要的。他生活在一个愚蠢的时代。由普法战争带来的新时代将会更愚蠢。当然，变化是会有的：俄麦⑦ 精神正在取得胜利。[9] (P93-94)
俄麦精神：进步、理性主义、科学、欺诈。‘我们必须跟时代一起前进’，这几乎是俄麦的座右铭。的确，他一往无前地奔向了荣誉勋位勋章。爱玛·包法利死后，她的尸体由两个人守护，其中的一位是牧师，另一位就是药剂师俄麦。他俩分别代表了旧的正统观念和新的正统观念。这情形就像19世纪的某幅讽寓式雕塑：宗教和科学共同为罪恶的身体守灵。……牧师和科学人竟然都有本事伏在尸体上睡着了。他们原先只是因为没有弄清相互的哲学立场而阴差阳错地凑在了一块，但是很快便在共同的鼾声中达到了统一。[9] (P93)
以上的每段引文都是对“进步”的强烈质问或讽刺。含有“俄麦精神”的那两段尤其值得注意：巴恩斯真正关注的并非福楼拜本人及其所属的时代，而是如今仍在大行其道的“俄麦精神”——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现代化船只以及船上那些醉生梦死的人群就是“俄麦精神”在现代的化身。确实，在布雷斯韦特的时代，科学更发达了，理性更发达了，可是人们把这发达的科学和理性用来做什么了呢？在那只现代化的船上，科学技术被用于赌博(如先进的老虎机)，理性被用于算计和弄虚作假(如倒卖免税商品以及蒙骗海关人员)，而这一切又往往是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难怪巴恩斯在界定“俄麦精神”时把“进步”、“理性主义”、“科学”跟“欺诈”并列在了一起！
小说中的那只鹦鹉似乎也跟“俄麦精神”有关：科学和理性已经如此发达，可是它们却丝毫不能帮助布雷斯韦特找到那只真正激发过福楼拜灵感的鹦鹉；那些博物馆和陈列馆一个个声称自己藏有真品，其中难道就没有欺诈的成分？这又呼应了前面引文中福楼拜的那句预言：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何益？
在小说的结尾处，布雷斯韦特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找到了三只酷似“露露”的鹦鹉(原先那里竟然陈列着50只之多)，而且它们都带着“尖锐和嘲弄的目光”盯着他。[9] (P228)百般困惑的布雷斯韦特只能在这嘲弄的目光下郁闷地离去，小说也随之而告终。这一结尾意味深长：被鹦鹉嘲弄的何只布雷斯韦特一人？被嘲弄的何尝不是“俄麦精神”？何尝不是发达的“理性”和“科学”？何尝不是傲慢的“进步”话语？
以上所分析的三个小说文本也许只能被看作三个碎片，但是它们共同属于一部针对“进步”话语的推敲史，一部从19世纪延续下来的推敲史。
注释：
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早期受边沁和父亲詹姆斯·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但是他在后期对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进步”神话有过反思和批判。
②笔者曾在过去3年中发表的十几篇文章中论证了如下观点：19世纪英国小说家们对“进步”话语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写出了一批具有真正史书价值的小说。这些文章主要包括：(1)体面的进步：《纽克姆一家》昭示的历史，《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2)在“进步”的车轮之下——重读《玛丽·巴顿》，《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3)互文和“鬼魂”：多萝西娅的选择——再访《米德尔马契》，《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4)一段“进步”的历史——浅谈狄思累利的小说，《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5)“进步”浪潮中的商品泡沫：《名利场》的启示，《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6)对“机械时代”的回应——《奥尔顿·洛克》浅析，《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③韦恩和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金斯莱·艾米斯(Kinsley Amis)和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等人一起被称作“愤怒的青年”。《山里的冬天》是韦恩的第八部小说，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它标志着“韦恩的最高成就”。参见Dale Salwark,John Wain,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1,p.87。
④汤姆·克里克是一名历史教员，因为母亲的血缘关系而跟阿特金森家族沾上了边(汤姆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船闸管理员，后来成了阿特金森家的入赘女婿)。他还充当着小说叙述者的角色。
⑤详见阮炜的《巴恩斯、福楼拜及“福楼拜的鹦鹉”》，载《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陆建德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0-393页。
⑥《一颗淳朴的心》的女主人公费勒丝特对周围所有的人都献出了爱心，可是她却被所爱的人相继抛弃，最后只能跟一只名叫“露露”的鹦鹉相依为命；露露死后，费勒丝特请人将其剥制，并一直随身携带。
⑦俄麦是《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