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人学思想——兼对一种观点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人学论文,观点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中蕴含着人学思想。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实践性，注重实际运用；人民性，以人民为本；时代性，重视人的全面建设。基本内容有：坚持用具体的、历史的观点研究人，注重满足人的全面需要，恢复了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物质利益原则；重视人的现代化建设；人权理论的运用与发展。某些人提出的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人为导向的观点是对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误解。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是否认物质利益，尤其是否认个人物质利益，把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关键词 邓小平 人学思想 经济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从多种视角加以研究。本文试图从人学的角度对它进行探讨，并对理论界某些人提出的我国的改革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为导向的观点提出争鸣、评析。
一、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人学思想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但他毕竟不是学者，更不是人学专家。因此读者在看到本文题目后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有人学思想吗？提出“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人学思想”这样的命题是否有点牵强，是否有点故意拔高？笔者有时也向自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通过认真研读体会《邓小平文选》，反复思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笔者又深感在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中贯穿着对人、人才和人民群众的极大关注。他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群众，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他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说到底是解放人的运动，是为了冲破禁锢人的精神锁，解放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时，他一再讲，最重要的，他最关心的是人才。他响亮地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把精神文明的建设落实到人的建设上，落实到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上。他对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人权”等错误观点提了批评。他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样细细一想，就感到在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中确实渗透着、贯穿着、蕴含着人学思想。说邓小平理论体系框架中有一块是专门讲人学理论的，有故意拔高之嫌。说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人学思想则是合乎实际的，实事求是的。
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人学思想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理论界的某些人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以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鼻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为导向的，其最终的必然结果是导致私有化，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人学基础问题。这也表明，笔者提出“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人学思想”决不是单纯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当前改革开放实践中遇到的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再从更广的层面上讲，一般说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领袖人物，都有一定的人学思想，其差别在于自觉与否，正确与否。中国古代哲人说过：“天地之性，人为贵。”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1〕他对人性、人的本质、 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的作用、人的价值等均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对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来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学思想，而在于有什么样的人学思想，是自觉的有，还是自发的有。笔者认为，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贵人思想和马列、毛泽东的人学理论。事情是由人来做的。“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邓小平无疑具有人学思想，而且是自觉的。可以认为， 他的人学思想是他整个理论与实践更为深层次的基础。正确地把握他的人学思想对正确理解和实践他的理论是大有裨益的。
二、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邓小平理论与实践中所蕴含着的人学思想同他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点和个人个性特色。他的人学思想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实践性，注重实际运用。邓小平是个讲究务实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是喜欢高谈学理的人学专门家。因此，他没有对人学一般理论进行专门的系统的阐释。他主要是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出发来谈人，谈人的地位和作用，谈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谈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谈人的理想、信念，谈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等等。他的人学思想体现、渗透在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第二，人民性，以人民为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曾一度忽视对个性、个人物质利益的研究。邓小平纠正这种偏颇。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人学思想出发点不是个体，而依然是群体，是阶级，是人民，是整个民族。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尽快让全国各族人民富裕起来，过上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尽快让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第三，时代性，重视人的全面建设。中国革命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为了克服各种自然困难，为了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共产党的侵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注重人的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仍然注重人的革命化，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他针对当代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急剧增大的特点，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在注重人的革命化时，还强调人的知识化，必须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他提出的培育有理想、有道理、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体现了新时代人的全面要求，具有时代特色。
三、邓小平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理论与实践中所蕴含的人学思想从大的方面来看至少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用具体的、历史的观点研究人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最基本的观点是把人看成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反对用形形色色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人、研究人。邓小平继承了这一基本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着力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我国有少数人受西方人学思潮的影响，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对此，邓小平指出：“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对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的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岐途。”〔3〕
邓小平批评的抽象地谈论人的错误倾向至今仍然存在，仍然值得我们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领域中所作出的革命性变革在于由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超历史的人变成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近十多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却出现了由马克思的具体的、历史的人倒退到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的倾向。他们认为，只要讲爱，讲人道主义，讲和，似乎世间的一切苦难和纷争就可以消除，就可以泯灭，世界就可以充满爱，变得更美好。“爱”、“和”简直成了可以消除世间一切灾难的神奇的咒语。其实，当今世界还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十分尖锐的世界。企图用“爱”、“和”来消除当代世界的矛盾只能是一种善良的幻想。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社会本质、存在形式、价值、需要及其实现形式等都无不受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所制约。社会生产力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形式、人的价值。邓小平在解决我国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上始终坚持具体的、历史的观点。他认为，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追求达到的理想目标，但就现阶段而言，还不可能一下消灭剥削，不可能一下子消除贫富差别，达到共同富裕。在现阶段，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后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达到共同富裕。长期以来存在的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思想的反映。从人学角度看，平均主义内含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是用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人的平等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别是必然的。急于取消这种差别以实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人绝对平等，不仅是空想，而且还有碍于社会的发展。平等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
第二，注重满足人的全面需要，恢复了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物质利益原则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法律制度，决定思想文化。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基本的原则。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讳言物质需要，忽视了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强调精神的能动反作用，片面强调政治挂帅，搞平均主义，甚至把任何物质奖励都当作修主义大加批判，结果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延缓了人民致富的进程。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重新恢复了物质利益原则，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的关系。邓小平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尽快地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他一再批判“四人帮”一伙鼓吹的“贫穷社会主义”。他认为，要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必须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他又说， 我们承认物质利益，承认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一定的物质利益。〔6〕可以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有关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注重物质利益原则基础之上的。而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则是建立在对人性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承认物质利益，尤其是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就是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每一个正常人的本性。至于物质利益的内容，实现的程度、形式和手段，那是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制约的，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当然，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追求美好的理想、信仰。理想、信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邓小平说得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7〕“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8〕
第三，重视人的现代化建设
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般地说，社会的发展决定着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又极大地反作于社会的发展。然而，在知识、科学、技术的作用迅速增大的时代，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依据西方社会的发展，不少学者认为：在进入信息化、知识化时代的今天，知识不仅是力量，而且是财富；最大的资本，不是资金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管理专家认识到，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建设已是当代现代化潮流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带普遍性的现象。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要赶上西方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后发型国家的优势，从教育和科学入手，尽量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把人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以人的现代化带动、促进整个社会现代化。
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脉搏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在新时期的开始时就提出一定要在全党全国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把人的建设提到战略高度。他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9〕又说：“我国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0〕没有知识不行，没有人才不行。现在我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实现现代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才。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能不能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人的建设是包含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则是教育。邓小平反复讲，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亲自抓教育，把教育纳入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他指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11〕现代化建设靠知识，靠人才，而知识、人才靠教育。因此，“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12〕今天，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者，只注重抓经济建设，只注意盖工厂、修铁路公路等物的建设，不注意抓教育，抓人的建设。
前面已提到，邓小平在人的建设上既注意革命化，又注意知识化，要求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现代公民必须具有民主法制观念。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民主阶段，缺少民主传统，一般公民缺乏民主法制观念。针对这种特点，邓小平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强调要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他提出民主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现代社会要求人民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机遇意识、冒险意识、时间意识、效率意识。为了培养适合现代化的新人，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之，笔者以为，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新人建设的内容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和特色。
第四、人权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人权理论是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人权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西方霸权主义者大肆鼓吹他们的人权理论和价值观，极力利用人权问题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针对西方反动势力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歪曲和攻击，邓小平对来访的外国政治家直截了当地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3〕一个人的人权、人格均系于国家的独立、自主。在一个亡国的国家，在一个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谈何人权，谈何人格，谈何自由、民主。因此，“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4〕
在今天的世界上，人权也好，民主、自由也好，都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邓小平尖锐地揭穿了西方侈谈人权的虚伪性和险恶用心。他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强权主义者利益的。”“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到多么巨大的损失！“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15〕他又指出，在谈人权时，“就要问，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16〕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与我们讲的人权的界限。我们讲的人权是全国人民的人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人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把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同时又致力于维护和保障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各项人权。
邓小平的人学思想自然不止这四个方面，以上只是大略的勾勒而已，挂漏之处，在所难免。
四、对“改革是以经济人为导向”观点的论析
本文开头就提到，理论界有人提出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为导向的，其最终结果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辞。有人还写了长篇文章进行论证。持这种论点的人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而在改革者运用了“经济人假设”论证的结果，即所谓“只要运用经济人假设就能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只有运用经济人假设才能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是以经济人为导向的，我国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城市试行的承包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各种改革方案也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导向的；改革的不断深入的每一步都由经济人假设的不断深入运用鸣锣开道，从而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否定也不断深入，最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必然导致强化个人主义价值观，等等。
很明显，与一般否定改革论者不同，上述观点持有者是从改革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对改革的否定。对上述观点，笔者实难苟同。上述观点是对我国改革的人学基础的一种严重曲解，根本不符合改革的实际历程。
首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决不是像上述论者所言的是运用经济人假设进行论证的结果，而是社会现实生活矛盾的结果，是现存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同生产力发生尖锐矛盾的结果。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是广大农民为了解决生存、温饱，冒着坐牢的风险而作出的伟大创造。这种创造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的肯定、支持，逐步在农村推广。实践证明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了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只要不抱有偏见的人都承认的历史事实。所谓“只有运用经济人假设才能论证改革的必要性”的说法是某些论者无视社会生活现实、关在小房子里作出的主观主义设定。
第二，如前所说，物质利益原则确实是改革的重要理论根据，但这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有着本质的不同。改革前的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一是平均主义，忽视了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原则，尤其是忽视了个人的物质利益。改革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寻找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关系的最佳形式，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对改革持异议论者根本否认物质利益，尤其是否认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在他们看来，对个人物质利益的任何承认都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都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为导向的。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马克思主义固然强调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但从未否认个人利益。列宁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17〕列宁的这些话，至今仍有其价值。由于不注重个人物质利益，不善于实行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吃的苦头还少吗？
承认个人物质利益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两回事。亚当·斯密对人性的看法是二元论的。他认为，人性天生为善，自爱和仁爱是人性中的两种基本要素。在道德领域中，仁爱使人利他，具有利他的同情感，这就是后人所称之为的“道德人”假设。在经济领域中，自爱使人利己，不断追求满足个人的私利，这就是后人称之为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虽然人的经济行为都是从自私自利的本性出发的，但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又会给他人和整个社会带来利益，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承认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承认这种追求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进步，这并没有错。他的“经济人”假设的错误在于他把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等同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把在私有制社会形成的人的自私性普遍化为人与主俱来的人性。我们有的同志虽然反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但在实际上却陷入了亚当·斯密同样的错误。他们也把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视为人的自私本性，因而他们在否认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时候连带把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一点也一起否定了。
第三，我们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原则，但决不认为个人物质利益是唯一的利益，而是主张要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每个人都应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决不是提倡各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1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收入的分配，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改革，决不会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化。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有少数人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和“一切向钱看”的谬论。这种谬论受到主导舆论的批判。
邓小平本人就多次尖锐而严厉地批判“一切向钱看”的观点。所以，那种认为我国的改革必然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强化的断言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四，邓小平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他对人的理解是全面的，决不是某些论者所歪曲的仅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这一点前面已有论列，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理解之上的。在改革的人学基础中，在邓小平的人学思想中，丝毫也找不到亚当·斯密的人性是自私的“经济人”的影子。“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人’为导向”的论断完全是某些人为了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而作出的主观臆断。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页。
〔2〕〔3〕〔7〕〔8〕〔10〕〔11〕〔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41，63，110，120，121，331，345， 345，12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82页。
〔5〕〔6〕〔9〕〔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337，40，337页。
〔12〕《人民日报》1986年4月20日。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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