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需求理论的工作场所排斥缓冲效应研究_创造力论文

基于需求理论框架的职场排斥缓冲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场论文,框架论文,效应论文,需求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6.02.008

      人类都有社交的需要,在生活中如此,职场内也不例外。然而,职场交往中难免会出现不称心如意的社交结果,即遭受他人排斥——在工作中被忽视或被排挤(如被领导或同事忽视和冷落等)。职场排斥现象减少了员工的社交机会,挫伤了员工对于社会交往的需求,会对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职场排斥广泛存在于东西方组织情境中,甚至在非营利机构中都有出现[1]。相比于职场中直接的语言或非语言攻击行为,职场排斥多为非语言及非肢体冲突,是一种“冷暴力”,但对员工的影响其实更大。

      有研究表明,职场排斥能给员工带来诸多负面效果,并能引发员工一系列的生理、认知、情感及行为方面的变化[2]。此外,职场排斥还会给员工带来情感上的阵痛,包括伤心与愤怒等[3]。这说明职场排斥所造成的“精神疼痛”并不亚于身体遭受物理伤害带来的痛苦,即职场排斥可以引起“社会性疼痛”。在认知或情感上,职场排斥首先破坏的是人的4种基本心理需求,包括降低其归属感、控制感、削弱自尊及存在的意义[4]。当然,职场排斥给员工与组织带来的消极后果远不止于此,它还可能增加有关个体的心理压力、负向情绪,降低组织认同感、组织公民行为等[4]。更为严重的是,当员工长时间处于被排斥的境地时,其自我概念会遭受极大破坏,很可能会激发其反社会行为甚至自杀意愿,严重影响组织的运行效能和文化氛围。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职场排斥对个体的影响是权变的,这种影响关系可能主要依赖于员工的个体特质。例如,有研究发现,神经质或自恋的员工更容易感受到职场排斥所带来的负面效果[5]。此外,BALLIET等[6]发现,遭受职场排斥的员工不一定会减少组织公民行为,其长期导向特质会使得其保持甚至增加组织公民行为。WU等[7]的研究也表明,一些组织政治技能高的员工能通过逢迎行为来降低心理压力,缓解排斥之痛。当然,现有有关职场排斥的研究还显得不够,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即要从人的基本需求方面来整合并探讨职场排斥对于员工的影响。本研究利用需求理论框架来探讨职场排斥的影响,一方面,响应了国外有关学者提出的在其他理论框架下整合职场排斥的号召[2];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反映不同需求的人遭受职场排斥后的消极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管理实践价值。

      1 研究理论与假设

      1.1 职场排斥与员工创造力、组织偏差行为

      FERRIS等[2]认为,职场排斥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所感知到的被其他人忽视或排挤。当然,职场排斥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如工作太忙而造成的忽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职场排斥都会给员工带来负向影响。人是有社交需求的社会性动物[8],都渴望被职场中的领导和同事所接纳。在工作中,个体都“先天性”地倾向于进行社交活动。社交活动结果会带来一定的心理状态变化,进而引致下一步的行为倾向。当遭受职场排斥时,个体极易遭受影响的结果变量包括员工创造力及组织偏差行为。员工创造性行为与组织偏差行为分别是组织内成员实施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将它们作为整体考量,能较为全面合理的分析职场排斥带来的影响。

      员工创造力是指员工作为主体产生的新颖且有用的想法、产品或程序[9]。员工创造力的有效发挥由以下因素共同决定:①个体因素,包括员工的动机、心理状态(情绪、自我效能感等)及知识技能等;②情境因素主要有工作特征、领导风格及人际关系等[10,11]。简言之,员工本身的特质、心理状态及相关的工作环境对其创造力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结合职场排斥与创造力的相关研究,本研究认为职场排斥会降低员工的创造力:①从个体因素而言,职场排斥使得员工感受到更多的孤独、沮丧、愤怒等消极情绪,自身无法保持冷静状态,难以自如应对困难或挑战,其创造力自然也就难以得到发挥。此外,职场排斥还会挫伤员工的自尊与控制需求,而自尊与控制感又是个体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不少研究都表明,积极情绪、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挥[12]。②从情境因素看,遭受职场排斥意味着员工的人际关系或社会联结遭到破坏。有研究表明,员工创造力的发挥离不开信息、资源的获取和社会支持,这在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尤其常见[13]。更为根本的是,人类大脑的本质就是进行“社交思考”,社交活动让大脑变得更好,而职场排斥会隔断社交关系,引起大脑的不适反应,进而影响个体创造力[14]。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有负向影响。

      组织偏差行为是指员工刻意实施的违背组织规范从而给整个组织的利益带来损害的行为(如迟到早退、旷工、盗窃组织财产等[15])。该行为会给组织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已引起学界和实践界重视。有研究发现,员工的低满意度、不公平感、模仿及追求刺激等都可能导致员工进行组织偏差行为[15]。职场排斥作为一种能被感知的“痛心”的社交行为同样能增加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①基于公平理论的视角,个体在进行社会交往时追求的是交互公平[16],并希望对方在交往过程中给予相应的尊重。遭受职场排斥后,员工知觉到的交互公平被破坏[2]。由此,会有较为消极的情绪体验,并会降低组织认同、满意度等。更有甚者,会采取组织偏差行为发泄自己的不满。②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与互惠原则[17],员工普遍秉承“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往准则。当然,组织中也存在消极或负向的关系交换。古人亦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职场排斥行为会激发员工的负向交往行为,被排斥的员工会增加对于排斥者的偏差行为。特别的,当担心施行职场排斥的个体打击报复或无法对其进行反击时,受到职场排斥的员工会将发泄点转移到组织上,即实施组织偏差行为[18]。③从自我控制资源角度而言,职场排斥会消耗用于控制或抵制“冲动”的自我控制资源,会使遭受职场排斥员工的自我规制能力受到损害[19],更易施行组织偏差行为。员工实施的组织偏差行为是一个经由心理到行为的过程,但在多大程度上实施相关报复行为取决于遭受职场员工的自我规制力。自我规制力强的人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较少发生组织偏差行为。自我规制力与员工的自我控制资源相关,职场排斥会削弱员工的自我控制资源。大量研究表明,遭受职场排斥后,员工会通过增加职场偏差行为或反生产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1,3]。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职场排斥会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

      1.2 需求理论框架下对职场排斥的探讨

      MCCLELLAND等[20~22]在20世纪60~70年代着重分析了人的动机或需求,提出了“3种需要理论”。他认为,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人类的很多需要都是社会性需要,这是后天形成的。人的最主要的社会需要有成就需要、情谊需要及权力需要3种。这3种需要在个体的需要结构中具有主次之分,不同需求的个体往往会为了满足自己的主需要而做出更大的努力。基于此,持有不同需求的员工,在遭受职场排斥后也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

      1.2.1 成就需要的调节作用

      成就需要是指个体渴望成功、追求卓越、希望做到最好[21]。具有较高成就需要员工的行为特点包括:①有强烈的动机去完成相应的工作,并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②倾向设置具有挑战性的目标;③非常在意关于任务绩效的反馈行为[23]。从上述特点可看出,高成就需要的员工关注与工作相关的因素,较少涉及私人交往或情谊。

      对于有较高成就需要的员工而言,其内控力较强[23]。一般而言,内控力较强的人都有很强的内部信念,信奉事情由自己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外部环境。此外,内控力强的人自我效能感都较高[24],认为自己通过努力便可高标准地完成工作任务,职场排斥并不会影响其在职场中的成就动机,所造成的负向影响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自身有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如通过取得高绩效重获尊重)来修补。高成就需要的人依旧关注外界挑战性的任务、目标与任务相关的反馈信息等,以及关心自身是否能够取得好成绩,而较少关注外界人际方面的正向或负向的对待。基于此,对于高成就需要的员工,有利于其创造力发挥的个体因素(包括情绪、努力程度、信息关注度等)都未受到较大影响,因此,该类员工对于职场排斥有一定的“缓冲力”,职场排斥不会明显造成对其创造力的负向作用。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员工的成就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弱;反之,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强。

      此外,高成就需要的人自我调节能力较强,具备较高的元认知(能调整人的认知活动)调节能力[25],使得其能专注于内部需求,并维持自我效能感。此类员工在遭受职场排斥后,虽然会有情绪上的波动,但更会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或道德标准,会通过正面的方式而较少用组织偏差行为来应对职场排斥。反之,低成就需要的员工自我规制力较低,较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自我控制资源被一定程度的消耗后,更易进行组织偏差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 员工的成就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弱;反之,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

      1.2.2 情谊需要的调节作用

      有情谊需要的员工渴望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有着强烈的被他人喜爱和接纳的需求[20]。情谊需要(归属需要)是员工较为基本的社会需要。有情谊需要的个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在工作中更倾向寻求建立私人情谊关系;②对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更敏感;③喜欢合作愉悦的工作方式[8,26]。高情谊需要的个体非常关注工作中的私人关系或人际交往,对工作中的情谊更加在乎。根据需求理论,职场排斥损害了员工较为基本的对于情谊的需求,当遭受职场排斥后,员工建立亲密关系的渴望或情谊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会引发心理压力、身体或精神疾病。相比于拥有其他需求的员工而言,有情谊需要的员工对于职场排斥更加敏感,更可能在意他人无意的排斥行为。社会认同理论也表明,由于个体倾向通过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定义自我概念[27],有较强情谊需要的员工在关系联结遭到破坏时情感震动更大。

      职场排斥挫伤了员工的“社交自尊”,其归属感也更易遭到破坏,会无意或有意通过社会堕化来应对[28]。一方面,职场排斥影响了员工的个体因素,造成情绪低落、工作动机减弱及工作投入降低等;另一方面,使得员工难以注意到组织情境的支持(因为会将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关注及处理职场排斥),这都会影响员工的创造力。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 员工的情谊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强;反之,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弱。

      从自我控制资源的角度来讲,遭受职场排斥后,高情谊需要的员工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包括认知资源、时间与精力等)来弥补或加强情谊的获得。但个体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当认知资源等逐渐被耗费时,如果遭受职场排斥的高情谊需要的员工不能进行有效的社交活动来弥补情绪资源,就会导致情绪耗竭,且自身的规制力或道德标准也会遭到破坏。本研究认为,职场排斥对那些有强烈情谊需要的员工而言,不仅会损害创造力,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情绪溃堤反应,导致其做出对组织不利的偏差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 员工的情谊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反之,职场排斥对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弱。

      1.2.3 权力需要的调节作用

      权力需要是指员工希望能影响和控制他人,并左右他人以某种方式行事的需要[25]。MCCLELLAND[20]将权力需要划分为社会化权力和个人权力两种。无论涉及哪种权力,权力需要的本质都是渴望影响与控制他人。较高权力需要的员工更喜欢争辩、更易动怒及伴随长期精神紧张[24],追求人际关系中的优越感,更喜欢“发号施令”。一般而言,此类员工希望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主导权,不喜欢受他人的影响和控制。他们可以实施职场排斥来惩罚和控制他人,但不能容忍他人反其道行之。与较低权力需要的员工相比,当遭受职场排斥后,高权力需要者会有更大的情绪反应,包括强烈的愤怒等。基于此,在情绪受到极端影响的情况下,高权力需要的员工的创造力受到的损害可能更大。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 员工的权力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强;反之,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弱。

      此外,在“圈子”文化盛行的中国组织情境中,权力的竞争其实就是圈子间或圈子内的竞争。为了追逐权力,员工需要在圈子中占据有利位置。具有权力需要的员工在遭受职场排斥后,特别是被“圈内人”排斥后,高权力需要者会产生模糊的圈子感知,其归属感与控制感遭到严重破坏,且会更易回想起这些排斥行为[29],从而加重情绪反应,导致情绪激动,做出对组织不利的事情。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8 员工的权力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反之,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弱。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某国有大型制造企业,该企业在全国各地拥有员工超过3万人。本研究仅对该企业北京地区的部分员工及其上司进行数据采集。为避免同源偏差,分两次进行问卷调查,时间间隔约为5个月。问卷调查在该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帮助下完成,同人力资源部门共同确定了374名目标员工。数据收集分两次进行,第一次的问卷调查(

),主要针对下属员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员工的人口特征统计数据(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职场排斥及员工的成就需要、情谊需要及权力需要。发放374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1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5.3%。在第二次问卷调查(

)中,调查对象为第一次有效填写问卷的员工的直接上司,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下属的创造力及组织偏差行为。发放问卷319份,收回有效问卷27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5.3%。在272份的样本结构中,性别方面,男性占62.1%;教育水平方面,高中及以下占29.6%、专科占28.5%、本科及以上占41.9%。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基本采用以往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以确保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1)职场排斥。该变量的测量采用FERRIS等[2]开发的量表,由员工自评(

),共10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9(>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2)成就需要、情谊需要与权力需要。采用LIU等[30]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由员工自评(

),每个需求动机各有4题项,共12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7、0.84、0.78。

      (3)员工创造力。该变量的测量采用ZHOU等[31]开发的量表,由上司评价(

),共13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3。

      (4)组织偏差行为。该变量的测量采用BENNETT等[15]开发的量表,由上司评价(

),共12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2。

      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且有关研究表明个体的背景信息变量会影响员工创造力与组织偏差行为。基于此,本研究将年龄、性别及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编码。其中,年龄方面,29岁以下编码为“1”、29~39岁编码为“2”、40~49岁编码为“3”、50岁以上编码为“4”;性别方面,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2”;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下编码为“1”、大专编码为“2”、本科及以上编码为“3”。

      3 数据分析和结果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见表1。由表1可知,职场排斥与员工创造力(β=-0.24,p<0.01)及组织偏差行为(β=0.21,p<0.01)有预期的影响关系。

      

      本研究主要运用层级回归法对假设进行验证,先放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再放入调节变量,最后放入调节变量的交换项(见表2)。在表2中,由模型2和模型6可知,职场排斥对员工的创造力(β=-0.23,p<0.01)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其组织偏差行为(β=0.20,p<0.01)产生正向影响,即遭遇职场排斥的员工的创造力受到伤害,其也会做出不利于组织的偏差行为。由此,假设1和假设2得到支持。

      

      在表2中,由模型4可知,职场排斥与成就需要之间的交互对员工创造力会产生正向的影响(β=0.22,p<0.01),这表明员工的成就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关系就会越弱;由模型8可知,两者的交互对于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β=-0.19,p<0.01)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成就需要高的员工在遭受职场排斥后,职场排斥与组织偏差行为间的正向关系也会被减弱。由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支持。遵循有关程序对上述两者的交互效应做Simple Slope检测[32],本研究绘制了职场排斥与成就需要的交互作用图(分别以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下同)。不同成就需要的员工在职场排斥下员工创造力与组织偏差行为的差别分别见图1和图2。

      关于员工情谊需要的调节效应,在表2中,由模型4可知,职场排斥与情谊需要之间的交互对员工创造力会产生负向的影响(β=-0.21,p<0.01),这表明员工的情谊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就越强;由模型8可知,两者的交互对于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β=0.18,p<0.01)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情谊需要高的员工在遭受职场排斥后,职场排斥与组织偏差行为的正向关系也会得到加强。由此,假设5和假设6得到支持。本研究绘制了职场排斥与情谊需要的交互作用图。不同情谊需要的员工在职场排斥下员工创造力与组织偏差行为的差别分别见图3和图4。

      

      图1 职场排斥与成就需要对员工创造力的交互作用

      

      图2 职场排斥与成就需要对组织偏差行为的交互作用

      

      图3 职场排斥与情谊需要对员工创造力的交互作用

      

      图4 职场排斥与情谊需要对组织偏差行为的交互作用

      关于员工权力需要的调节效应,在表2中,由模型8可知,职场排斥与权力需要之间的交互对员工组织偏差行为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4,p<0.01),这表明员工的权力需要越高,职场排斥对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间的正向影响就越强,即高权力需要者在遭受职场排斥后会产生更多的组织偏差行为。由此,假设8得到支持。本研究绘制了权力需要与职场排斥的交互作用图。不同权力需要的员工在职场排斥下组织偏差行为的差别见图5。由模型4可知,职场排斥与权力需要之间的交互对员工创造力没有显著影响(β=0.03,p>0.05)。由此,假设7没有得到支持。在对相关人士进行访谈后,可能的一个解释是,高权力需要的个体会通过创造行为的表现来获得一种威望或权力基础,并以此来影响或控制他人,因此,他们的权力需要越大,就越希望表现出创造力来赢得认同与权力,职场排斥对其负向影响越弱。

      

      图5 职场排斥与权力需要对组织偏差行为的交互作用

      4 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职场排斥能削弱员工的创造力,并会增加员工的组织偏差行为,但是相同的职场排斥行为对持有不同需要类型的员工来说,相关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4.1 理论意义

      (1)基于中国组织情境拓展了西方有关职场排斥的研究。相对于职场“热”暴力研究,国内的“冷”暴力——职场排斥的研究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证实了职场排斥对于西方和东方组织内员工的影响是相同的,即都会减弱员工创造力与增加组织偏差行为。

      (2)在需求理论框架视角下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创造力与组织偏差行为的影响。3种需要理论基本囊括了组织内员工所有的基本社会需要,因此,利用该理论探讨职场排斥的影响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这也响应了FERRIS等[2]提出的在其他理论框架下整合职场排斥研究的号召。本研究发现,职场排斥对于持有不同需要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机理,这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未来职场排斥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3)将职场排斥与3种需要理论联系起来,在需要或动机层面,探索了排斥对不同员工的影响。相较于前人关于职场排斥的研究。本研究鉴别出了不同类型的员工在遭受职场排斥后的有关影响结果。虽然不同的职场排斥来源,对于排斥对象的影响差异甚微[3],但不同员工在应对职场排斥时却各有不同。例如,有权力需要的员工在遭受职场排斥后会导致控制感被削弱,其极有可能通过增加组织偏差行为来重获控制感或效能[1]。高成就需要的员工关注成就的实现,会进行较多的政治行为来获得更好的绩效评价[30],自身则较少关注职场排斥,因此,职场排斥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微弱。高情谊需要的员工,对职场中的社交结果更为在意,职场排斥对其引发的情绪或行为反应更为强烈。本研究的结论回应了有关学者关于在基本需要层面对于职场排斥进行研究的呼吁,也为探索新的中介变量提供参考。

      4.2 实践意义

      作为职场中不可避免的“冷暴力”,职场排斥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员工的心理、态度及行为,可以说是组织不健康的表现,因此,如何管理职场排斥成为管理者必须重视的问题。本研究的结论对有关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对于职场排斥,持不同需要的员工认知、态度及行为表现并不一样。企业的管理者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进而针对持不同需要的员工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组织中的个体普遍持有3种基本需要,但是却有主次之分。虽然不能通过遏制员工的情谊需要来减弱职场排斥的影响,但至少能培养具有高成就需要的员工来缓解职场排斥的负面效应。MCCLELLAND等[20~22]的研究表明,实施培训计划可以唤起员工内心的成就需要。成就需要高的员工,往往乐于争取高绩效和高标准,这对组织成长非常有利。由此,利用各种培训计划培养高成就需要的员工是组织的重要战略举措。

      (2)职场排斥的发生大多与组织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4],组织应建立和谐的制度环境、合理的沟通机制,将各种冲突以健康方式化解和预防职场排斥的发生。针对有较高情谊需要或权力需要的员工,组织就需要在职场排斥发生前(后)实施预防(补救)措施,以此应对职场排斥的消极影响。当职场排斥确已出现时,企业需要对受害者采取积极的防护措施,构建比较亲和的社交环境,来缓解受害者的心理压力,并维持其大脑的资源水平。另外,对于职场排斥的敏感者要实施员工援助计划[4],为他们提供情绪宣泄途径并进行心理培训,使其具备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便以后再遇到职场排斥,也会使其具有较好的“免疫力”来予以应对。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发展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测量量表来自西方,虽然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的测量稳定性,但却并没有深入挖掘出中国组织情境下有关职场排斥的独特内容[4],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开发本土化的量表来验证有关结论。②初步证实了持不同需要的员工遭受到的不同的职场排斥之苦,但并没有进一步探索其之后的心理反应。未来的研究可寻找相应的中介变量开展进一步的研究。③只在需求理论框架下探讨职场排斥,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多种理论视角(如认同理论)来开展进一步研究。④鉴于中国组织员工的“圈子”意识比较浓烈,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职场排斥是来自“圈内人”或“圈外人”,即区分职场排斥来源,并探索其对于员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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