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思想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取向论文,编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过编辑的人多，具有编辑思想者少。有无编辑思想会反映在日常编辑出版言行中，通过选题、审稿、加工等表现出编辑思想的价值成就。有的编辑思想光耀千秋，后世的人们读到其编辑的某种作品，就会想起他的编辑思想来。也有些作品的出版在“另类”思想指导下，短短影响过一阵子便烟消云散。要想使编辑的作品具有更多的思想性，编辑本身就要有较强的思想性，具有某种特定的思想品质——对作品和出版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也即形成一种出版理念，从而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一种个性化的思想品位与追求。因而，编辑思想的追求不同，其价值取向也就不同。
一、注重编辑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思想是编辑的指针，编辑思想直接决定编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是编辑思想的灵魂。编辑活动既是一种物质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生产传播活动，二者的本质特征都是创新，精神文化的内容需要创新，物质文化生产传播的方式也需要创新。从古到今，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创新的特点。古人的创意流传至今的数不胜数。以史书为例，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纪传体史书《史记》、断代体史书《汉书》、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等除了在内容上具有超越时代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外，在体裁上也相继开我国史书编撰的先河。《资治通鉴》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编年体史书著称于世；《二十四史》则以我国最大的历史巨著而流传至今。这些均为古人的原创。至民国，章回体《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出现；至现代，《上下五千年》成为史话的原创；即便是《中国通史》，其连环画的形式也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无法想象，现代精神文化是古代文化的简单重复；也很难想象，古代社会文化积累的传播方式能够适应现代的需要。
20世纪初，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体系渐次瓦解，新型的民主主义文化逐步建构。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新青年》是最活跃、最优秀的刊物代表，其编辑思想不仅在当时，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芒。“科学与民主”是《新青年》的编辑们高高举起的旗帜。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刊物对封建腐朽的旧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目标明确、连续而持久的猛烈抨击。以对“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等新观念、新道德的大力宣扬来抗衡儒家“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旧观念、旧道德。其主编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响亮地提出当时的中国文化需要“改弦更张”，他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强调不能为保存旧的“国粹”而牺牲中华民族的未来。他对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实际上成了当时《新青年》办刊的主导思想。
《新青年》在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物理、医学等方面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建立。大力提倡白话文并使它成为一场革新运动；促成传统的格律诗向自由体新诗转型；组织翻译西方戏剧进行戏剧改良；开创了现代期刊媒体模式的雏形。《新青年》的编辑思想引导、推动和影响了“五四”时期整个报刊界乃至图书出版界的编辑们。
以“红色”编辑闻名的邹韬奋先生在白色恐怖时代，冒着生命危险大量出版进步文化书刊。在主编《抗战》时，他特别强调要有创造精神，认为立意创新，避免雷同、重复是编辑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强调出版物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他曾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1]（P108）
创造精神同时包括形式上的不断革新，经常给人以新颖的感觉，而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面孔。1933年7月， 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本刊今后编辑上的改革》一文，文中说道：“本刊向例每遇每年度或每半年开始的一期，在编辑上常有多少改革。”《生活》周刊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模式被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1]（P109）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策划编辑赵家璧先生曾用“创”和“闯”二字概括他的编辑生涯。所谓“创”即指编辑工作应该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在某种设想下（类似今天的“策划”），组织众多作家来编选与写作，使设想变成具有独特面貌的现实。所谓“闯”是指对作家送来的稿件，只要与设想符合就大胆实践。赵家璧先生认识到，积极发挥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具有极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试图引导人们进一步思考，作家的创作和编辑的创造在精神生产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出版中，有的选题虽然不是原创型的，但他们在某一方面已突破了已有同类选题的价值，实现了已有同类选题的超越。与原创型相比，虽然不具备首创性，但具备了某一方面的新颖性和先进性。正如模仿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从外界事物中获取启示，然后借用到自己创造的对象中一样，运用联想思维，从读者需要的角度选择新的突破口设计选题，也可达到创新之目的。联想是创造的工具。它以原有事物为根据，或因类似而产生联想，或因相关相异而引发联想，或因因果关系而导致联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运用到编辑工作中，可使出版物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二、不以名家而以质量定稿件取舍标准
考察众多优秀编辑家发现，其在决定稿件是否采用时，质量是惟一标准，而绝不以作者是否名家作为选择标准。臧克家先生在他15年的编辑刊物及报纸副刊的编辑生涯中，与萧乾先生一样，主张对作者一视同仁。臧克家先生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中深知，任何作家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名人或天才的，选择出版什么人的作品是编辑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如同社会和人民培养了作家一样，因此，编辑只有勇于担当起选择优秀作家的责任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在常人眼中，名家作品的质量自然高于无名者，但这并非无一例外的规律。臧先生曾说：“名家作品也有粗糙的，无名的作家也有杰出者”；“不能降格以求无名作家的作品，就像不能放手滥用有名作家的稿子一样”。[2] 这种对稿件质量严格把关、正确处理名家与新人的做法是优秀编辑家的共识。
韬奋先生对于当时社会上某些编辑迷信名家，一些杂志刊物以“名家”的招牌做广告和乱拉“名家”稿件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他还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的，或是幼后辈的，不管是名人的，还是无名英雄的，只须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不知什么叫做情面，不知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一切。”
萧乾先生也曾经说：出版社如果立功劳簿，我赞成应首先为组到新人稿子的同志记大功，而组到名家的只记小功。这想法肯定与当前出版社主持人的思路背道而驰。然而，我坚信对出版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是那些肯于发现、挖掘、培养新生力量的。
在这种编辑思想指导下，臧克家先生主编的《创造诗丛》推出了12位诗人，均是当时诗坛新秀；在萧乾先生周围，也拥聚着一群年轻的作家。韬奋先生对于“无名英雄”十分关怀，他们的来稿，只要符合选稿标准，都优先录用；可以加工修改的，一定帮助修改，使之得以发表。
只认质量不认名家的编辑思想直至今日依然有着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制定并坚守出版理念
现代编辑思想的价值取向与编辑出版物的文化品位紧紧联系在一起。制定并坚守出版理念不论是对作为整体的出版部门，还是对作为个体的编辑都是十分重要的。
出版理念之一：以编辑流芳百世的精品出版物为目标
编辑的“精品”意识是一种价值意识。它是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以提高图书内在质量为中心，以出版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引导社会学术思潮的出版物为目标所表现出的一种自觉的、积极的进取意向，是一种在编辑具体活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自主意识。编辑的这种“精品”意识在编辑主体的意识结构中是最具有能动性的意识。究其缘由，乃是编辑将自身价值同出版物的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出版精品图书的过程中，也实现了编辑的最大价值。换句话说，编辑自我的潜意识追求可以通过所出版的作品外化、具体化。作品编辑得越完美，编辑的意识越明显。从中也就不难理解这些编辑为何会为实现出版物的社会价值而竭尽全力地寻找最佳途径。
“精品”与平庸相对，是一个物质层次的标志。在出版物中，它代表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代表着雅俗共赏，代表着出版方向。精品出版物，不仅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文化艺术水平发展的标志，而且还是这个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的素质的象征。能够称之为精品的出版物一定以它独特的个性、鲜明的时代性、富有魅力的表现力为大多数读者所喜爱，较全面而充分地满足读者对象的需要。精品出版物浓缩了当代最新思想文化成果，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当代文化发展的品质。
由编辑的“精品”意识到精品作品的形成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必须依靠编辑的辛勤劳动。安波舜曾说“一个好的编辑能包装一部作品，一个更好的编辑能包装一名作家，一个最好的编辑能包装一种思想”。当编辑以出版精品为己任时，他就会主动传播先进文化，确立现代出版意识，科学生动地宣传、倡导和推广一切先进的思想观念与科学精神，并使之作为其坚持不懈的追求，从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和校对中全面地突出“精品”含义，制定实施“精品”方案，达到预期价值目标。
出版理念之二：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现代编辑的出版理念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保证社会效益强调了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属性。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属性即是出版物的精神内涵的本质表现，它在出版物构成中居于首要地位。失去精神内涵，出版物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这种精神内涵在当代社会中认定它是一种激励、昂扬、正直、奋进的主旋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导向作用。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党性鲜明，政治敏感度高。但它并不是束之高阁的陈列品，也不是“越贫穷越光荣”的“穷棒子精神”。精神内涵的主旋律一旦成熟，尽最大可能地创造市场就应成为出版部门的头等大事。遵循商品市场规律，从产品包装、发行时机、宣传策略、服务手段等方面创造条件，使出版物在最佳时机以最经济的成本赢得最大利润。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双赢”是创造出来的，而并非制造出来的神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业，既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特质，又具有新体制下的市场化品格。
出版理念之三：创造出版品牌，形成出版特色
从整体的出版部门来说，出版理念可以决定图书结构和品牌形象。出版特色与品牌形象是近年来出版社竭力追求的目标。出版社常常从本部门的优势出发，在地域特色、历史积累上做文章，或制定长远发展计划，或成系列打规模战。久而久之，形成独特出版领域与品牌，他人、他社因为编辑力量及出版资源的不足无法与之竞争。坚持一种理念而获取成功的范例极多，且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推出“百花散文书系”，其出版社本无散文出版优势，但坚守理念，在“人冷我热”的思想指导下，终于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应，并走出一条“散文出版基地”之路。德国蒂奈曼出版社从1849年6月1日创立起，就致力于少儿文学读物出版，从不涉及通俗文学。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追求，终于成为公认的出版幻想文学作品最为出色的出版社。该社负责人威特布莱希特说：“作为一个出版社，它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路线，可能需要15—20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以促成出版社与作者间达成一种默契，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由此说明，坚守一种出版理念，既是一种思想层面上的选择，也是一种市场行为。思想层面上的选择带有坚定的意志力，是毅力与智慧结合的产物，市场行为则是由它的企业经济性质决定的，而既然是经济上的，也就必然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惟一。
明确出版理念的正确与否最终可以通过实践检验，而保证其正确则必须具有文化的理性、企业家的远见和科学工作者一贯遵循的严格程序。如果在市场和其他短期行为不断干扰诱惑下，它仍具有一种为坚持信仰而付出一切的气概，相信这种被称之为理念的东西是必然会带来后天的辉煌的。散文作家、小说家林语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里曾经从事过一系列期刊编辑活动，从中体现出独特编辑思想，并由此奠定了他期刊编辑家的地位。在1934年创刊的《人世间》里，他开宗明义地讲道：“本刊宗旨在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亦曰个人笔调，闲适笔调……而范围却非如古之所谓小品。要点在扩充此娓语笔调之用途，使谈情说理叙事纪实皆足以当之。其目标仍是使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八个大字。”编辑理念的成熟奠定了他出版物系列成功的基础，成功的经验又反过来强化、验证了他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艺术，有着典型的示范意义。
邹韬奋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订立了一个“记者信条与公约”，其中心内容是表达新闻事业的敬畏感，一种对事业认真执著、脚踏实地的奉献精神。这种敬畏感的产生，正是基于一种鲜明的出版理念。叶圣陶先生注重对新一代国民素质的教育，他以学者和优秀作家的双重身份介入少儿读物出版，编辑出版了《新少年》、《中学生》、《文学》等杂志和多种中小学教科书。从他们编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明确的编辑思想和对理想持之以恒的追求精神。他们的编辑实践不仅产生了优质图书，也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构成出版的特色与品牌。哪一家出版部门的编辑思想资源最为丰富，哪一家的精品图书也就最多，而如果以商业思想代替编辑思想，就注定只能出平庸图书了。
从编辑个体来说，商业思想不是编辑思想，坚守出版理念是多出原创作品与精品图书的根本保证。编辑思想是一种对作品和出版有自己明确指导思想的价值观，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一种个性化的思想品位和追求。个人魅力与精品图书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版的书籍拥有与编辑等身的价值，出版社成为拥有名编辑、编辑思想资源的宝库。多年之后的读者依然会由长留于世的图书想到编辑，想到出版社，在出版界形成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层。如果不能坚守正确的编辑思想，就会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图书平庸、编辑无味、历史无名。
四、热情真挚的读者服务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几乎所有编辑出版思想家是将读者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只有具有这种读者服务精神，才会始终将读者需要放在心上，其中尤以邹韬奋先生堪称楷模。韬奋先生的服务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认真回复每一封读者来信。
读者对出版部门的要求在尚未用到网络通信的时代里多是以书信的形式诉诸有关部门，能否认真细致地回复每一封信可以看出编辑读者服务意识的强弱。现代的出版部门难得回复读者一封信，即使有回复，也多是一张铅印的纸页，上面用笔在已经设想好的条款上划勾，读者感觉到的是“礼貌”下的冷凉世界。韬奋先生则不然。那时，《生活》每天的读者来信多至几十封，形形色色的都有。第一步，韬奋亲手拆开，区分类别，如不属于编辑部的事，就告诉有关部门解决，并签注意见。有代表性的或特殊性的问题，会在公开信箱里答复，对一般问题，即使是交他人答复，也要按其意旨来办理，生怕别人没能领会意图，事情办得出了差错。而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则亲自答复。据他的好友毕云程回忆，假使有一封读者的来信还没有他自己认为满意的答复，他就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念念不忘地记在心里，一旦他想出了答复的意思，他又高兴得直跳起来，立刻拿一枝笔和一张纸记下来，以便明天交书记起草回信。这样，他方才觉得可以安心地吃饭睡觉。所以韬奋先生认为最快乐的事即是“收到读者的来信，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3]（P183）。在韬奋先生的倡导下，他们把所有读者来信都做成卡片，登记读者地址，分类排列，如地址变更，卡片也随之改动，井然有序。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读者来信都是与编辑相关之事，甚至有的读者将看病、请律师、介绍工作、代办购物等事也“委托”给了编辑。每一位编辑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在今天的编辑看来，处理读者来信是十分烦琐的事，因为烦琐，所以多会不予理睬，但早在60多年前，邹韬奋先生却与他的同事们四处奔忙，乐此不疲，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解决，甚至帮不相识的读者买一块布料。与今天有些编辑或许会以“充分的”理由推托掉所有的额外事相比，韬奋和他的同事们以诚挚的情意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历史上所有被称之为编辑思想家的共同的特点，都可作为当代编辑思想的基础。在科学发展、文化创新的21世纪，继承编辑优良传统，建立现代编辑思想既是社会与时代对编辑的要求，更是编辑不断更新自我、传播先进文化、承载人类文明的历史重任。编辑出版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对人们理想信念的建立、思想境界的提高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都应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