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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04）02-0012-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成为“问题”并被广泛关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体制外，通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发展个体、经营经济，一部分人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类“脑体倒挂”现象由此产生；在体制内，通过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企业之间、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悖论由此而产生；在由体制内向体制外改革的过程中，因价格“双轨制”而使一夜之间暴富的“官倒”成为众矢之的，“分配不公”的议论由此而产生。
此后，国内学术界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的从宏观层面和结构层面进行分析，也有的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的解释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他们都是从国内这个“事实”出发进行的研究。而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能不受它的影响和制约。目前，学术界把国外这一层面的“事实”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联系起来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一、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的背景与一般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那么，作为“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分配成为世界性的也是在所难免的。一国的生产和消费是世界性的，而分配则不可能是地域或国家性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分配关系的经典论述仍然是我们今天用世界眼光来理解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状态的有效工具。目前学术界在分析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上的缺陷就是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同分配的世界性割裂开来。所以，应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放到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中去考察，以便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1.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成为主流，全球收入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采用汇率尺度计算，1970年—1999年，世界上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与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比率从33.7∶1扩大到70.4∶1；而最富的10％人口的收入与最穷的10％人口的收入比率从51.5∶1扩大到127.7∶1。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1993年，全世界最富的1％人口的收入相当于最穷的57％人口的收入；全世界最穷的10％人口收入仅是最富的10％人口收入的1.6％。2003年7月6日国际劳工组织声称，全球近一半人口——约为3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从1960年到1999年，全球20％最贫穷的人与20％最富有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近一倍（《参考消息》2003年7月8日第6版）。
从世界上一些不同类型国家五等分组家庭收入分配的连续数据看，其差距也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见表1）。
表1 世界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
国别报告最低的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最高的
时间 20％ 20％ 20％ 20％ 20％
印 2001 8.1 11.6 15.0 19.3 46.1
度 1994 8.8 12.5 16.2 21.3 41.3
中 2001 5.9 10.2 15.1 22.2 46.6
国 1994 6.4 11.0 16.4 24.4 41.8
美 2001 5.2 10.5 15.6 22.4 46.4
国 1994 4.7 11.0 17.4 25.0 41.9
墨 2001 4.0
7.6 12.2 19.6 56.7
哥 1994 4.1
7.8 12.3 19.9 55.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
2.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已达22000美元，但也有1.3亿以上的人收入微薄，3400万人失业，在OECD国家中，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除丹麦有所下降外，其他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
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进入繁荣期，持续100多个月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而是继续扩大。无论是从美国五等分组家庭收入分配差距还是从基尼系数看都呈扩大之势。
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的连续资料表明1992年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点：从相对收入上看，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最高的20％家庭集中的趋势。在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间，前四个20％家庭收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只有最高的20％家庭收入增长加快。其中，最低的20％家庭收入的比重由3.8％下降到3.5％，下降了0.3个百分点；第二个20％家庭收入的比重由9.4％下降到8.7％，下降了1.2个百分点；第三个20％家庭收入的比重由15.8％下降到14.6％，下降了1.2个百分点；第四个20％家庭收入的比重由24.2％下降到23.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最高的20％家庭收入的比重由46.9％上升到50.1％，上升了3.2个百分点。基尼系数由1992年的0.434上升到2001年的0.466。
尽管美国的GDP目前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但在2002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3460万，占全国人口的12.22％。
日本的平等神话已经破灭，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长期以来，日本被认为是平等社会，并引以自豪，至少被认为是与欧美资本主义具有不同性质的国家。也就是说，大家都相信，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的收入分配平等性高，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在日本，大企业给人们提供终身职业，相对工资几乎完全取决于资历而非个人的技能或价值，人们的收入差距比美国小50％。”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半期倒转了过来。从原始收入上看，日本的基尼系数竟高于美国，其不平等程度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3.转轨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更为明显
1990年以来，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收入大幅度下降。16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出现了下降，其中，有4个国家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收入下降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极其明显。在1995年收入最高类别的家庭中，到1998年有将近60％下降到较低的等级，7％下降到收入最低的等级。1998年，最富的20％人口占有全部人口收入的53.7％，最穷的20％人口占有全部人口收入的4.4％。基尼系数上升了24点，达到0.487。
4.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恶化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一些国家。根据上世纪90年代数据，最穷的10％人的收入不到最富的10％人的收入的1/20。巴西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1995年其基尼系数为0.601，1997年为0.591。1995年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2.5％，最富的20％家庭占有64.2％；1997年其相应数据分别为2.6％、63.0％。墨西哥的收入分配差距仅次于巴西。在1992年到1996年间，其基尼系数由0.503上升到0.519。最穷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由4.1％下降到4.0％；同期，最富的20％家庭的收入由55.3％上升到56.7％。（世界银行，1998、1999、2001）
5.中国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居前列的国家
收入分配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由1992年的0.25上升到2000年的0.32；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由1994年的0.3210上升到2002年的0.36；全国的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0年的0.417。
中间层收入下降趋势明显。从1994年到1997年，第二个20％家庭收入比重下降了0.49个百分点，第三个20％家庭收入比重下降了0.21个百分点，第四个20％家庭收入比重下降了0.37个百分点（见表3）。中国的这种变化趋势表明，经济增长的成果过多地流向了富人。
表3 中国五等分组收入分配差距
年份 最低的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最高的
20％ 20％ 20％ 20％ 20％
1994 4.27 9.12 14.35 22.14 50.13
1997 4.06 8.63 14.14 21.77 50.40
资料来源：李强等《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分析》，《科技导报》1995年第11期；《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与展望》，《新视野》1998年第4期。
贫困家庭生活困难。10年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增多，使其生活水平与高收入家庭拉大。同时，税收制度和一些收费项目使他们的支出比例大大高于高收入的家庭。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具有特色的是城乡差距，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重都小于1.6，只有中国、南非和津巴布韦2。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1∶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3.11∶1（见表4）。
表4 1996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人均 城乡收
绝对
可支配收入 纯收入 入比差额
1996 4839 1926 2.51∶1 2913
1997 5160 2090 2.47∶1 3070
1998 5425 2162 2.51∶1 3263
1999 5854 2210 2.65∶1 3644
2000 6280 2253 2.79∶1 4027
2001 6860 2366 2.90∶1 4494
2002 7703 2476 3.11∶1 5227
2003 8472 2622 3.23∶1 5850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
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超过了东欧转轨国家和许多西欧高收入国家以及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国家。
中国与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居前列的国家相比，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见表5）。
表5 中国与其它国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的比较
最富的10％
最穷的 最富的与最穷的10％
基尼
国家 年份
20％
10％ 收入之比 系数
中国 1998
5.946.6 12.7 0.403
匈牙利1998 10.034.4
5.0 0.244
爱沙尼亚 1998
7.045.1 10.0 0.376
乌克兰1999
8.837.8
6.4 0.29
白俄罗斯 1998 11.433.3
3.9 0.217
法国 1995
7.240.2
9.1 0.327
意大利1995
8.736.3
6.2 0.273
德国 1994
8.238.5
7.1 0.300
印度 1997
8.146.1
9.5 0.378
美国 1997
5.246.4 16.6 0.408
乌拉圭1989
5.448.3 15.4 0.423
俄罗斯1998
4.453.7 23.3 0.487
马来西亚 1997
4.454.3 22.1 0.492
墨西哥1996
4.056.7 26.4 0.519
巴西 1997
2.663.0 48.7 0.591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第180—182页。
我国台湾省曾在经济发展中不但没有使收入分配恶化反而有所改进，成为库茨涅兹倒U型理论的一个“例外”。20％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比率1960年为8.72倍，1970年为4.58倍，1980年为4.17倍，1985年为2.50倍。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到2001年，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6％，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1％，两者之间的差距由1991年的4.97倍扩大为6.39倍。
二、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收入分配
上述国家或地区虽然发展水平、所处地域、社会制度各式各样，但其经济运行方式都是以市场为基础。所以，以市场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成为必经之路。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伴随着重大制度的变迁而逐步扩大的。一方面，根本的变迁是市场制度的引入，它是收入分配变化的内生变量；另一方面，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制度，就不得不接受与之相适应的其他外围制度（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法律制度等）。
1.市场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迄今为止，市场制度是人类发明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人们通过它解决每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现在看来，前两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而为谁生产的问题即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解决得并不能令人满意（可能是三者的矛盾运动导致了经济周期甚至革命）。“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经济学家对市场制度这一本性的看法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是现代市场制度以新的手段和更快的速度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第一，产权的界定及其产生的不确定性即所谓的“剩余”是产生差距的根本因素。这从目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对产权的解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萨缪尔森对产权的解释：“产权是指个人或企业所拥有、购买、出售和使用资本品及市场经济中其它财产的能力。”斯蒂格利茨的解释为：“产权包括每个人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和出售它的权利。”可见，产权制度是为财产所有者提供保护和激励而设计的。按照诺思的解释，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可以“把社会成员鼓动起来，着魔似地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并没有产生“让个人和社会收益趋于一致”的结果，而是财产所有者的收益大大高于社会收益。所以，从产权的初始设定上看，它并没有顾及也不能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即不能解决公平问题。
从产权的运行方式上看，它并没有创设某种机制和其它主体分享“剩余”。产权界定的核心是以其内容的不确定性为基础的。当代企业理论从合约关系出发把产权关系分为特指权和剩余权。所谓特指权，是指在合约中明确规定的产权关系；所谓剩余权，是指在合约中由于信息不完全而没有明确规定的产权关系。这种剩余权是由在生产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利益关联人来解释和占有。如，产权的所有者和企业的高级管理者，由于有效充分的信息，就能够占有剩余，而工人的工资是在事前的合约中确定了的，因而无权参与剩余的分享。
第二，稀缺规律。稀缺产生经济学，而经济学离开了稀缺规律就无法解释收入分配问题。虽然稀缺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但稀缺规律仍然存在。对于我国来说，什么是稀缺的，什么不是稀缺的呢？
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力是过剩的。这样的资源状况决定了不管是国外资本还是国内资本，其收益就必然高，而劳动力的收益就必然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处于比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发达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取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益，否则跨国公司不会冒巨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进行国际投资。国内资本遵循资本收益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取得与外资同样的收益率，否则就会出现国内资本“外逃”的现象。所以，国际国内资本双重作用的结果是拉大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管理人才是稀缺的，一般职工是过剩的。在经济全球化下，管理是一个重要的组合性要素，其收入也大大高于一般职工。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员工的42倍，1990年是85倍，2002年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282倍，而普通员工的平均收入为26267美元。高级管理人员的稀缺性已经类似于职业运动员市场，公司董事会必须出高价寻求优秀的管理人才。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管理人员的收入远高于东道国职工和一般管理者，这种“学习曲线”也会在国内各种类型的企事业单位中反映出来，从而构成差距扩大的又一个因素。
创新人才是稀缺的，一般人才众多。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作为对知识的发现、运用及新组合的创新型人才受到普遍尊重，其收入比一般人要高出许多。
经济学家用“人力资本”将那些有技能的劳动者与一般劳动者区别开来，说明劳动者在获得收入的能力上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在这个技术专家统治的时代，智商低的人找工作和想保住工作的困难很大。作为全球化动力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即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是高素质人才的国际化，未来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几乎是无国界的。如果中国不能容忍自己的优秀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享受国际上同行们的收入水平，这些人就会跑到发达国家为他人创造财富。而国内为了留住人才不得不提高这些人的待遇，从而构成了国内差距扩大的一个方面。
2.政府工作重点的变化
萨缪尔森把政府的职能归结为效率、平等和稳定三个方面。但在不同时期，政府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二战后，缘于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也缘于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上注重把资本的积累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其结果也对社会保障和分配机制产生了正面影响。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衡作用完全消失，差距扩大成为主流。
在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科技革命发展迅猛的形势下，各国政府为支持技术进步，应对跨国间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局面，均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拓宽税基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面对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大环境，中国政府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必须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因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成为一种必要的代价或结果。
3.收入分配理论上的重大缺陷
迄今为止，对收入分配差距达不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分配理论及其方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的产出，这样的话，人们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的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尽管存在着争议，但世界上也并不存在无法分配的资源、产品和劳务；尽管分配的结果受着来自经济、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审视或诘难，但分配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作为生产背面的分配一停止，生产也就不能延续下去。为了使生产能够进行人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分配理论和分配形式，这些形式有时是单独使用，有时是混合使用。
从已有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看，按劳分配可能是一种接近按贡献大小进行的功能性收入分配。但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按劳分配所需要的条件很苛刻，尤其是不能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这就在实践中演化为平均主义。列宁似乎认识到了按劳分配的难处，因此要求对劳动进行严格计量。他说：“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而做不到这一点，便谈不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分配可接受的方式，但按要素分配是一种事先分配而不是按贡献分配。这种分配理论和方式与生产要素的价格制定密切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而不是由他（它）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决定的。这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空气最重要而它近乎于自由取用物品一样。现代经济理论中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的理论桥梁。那么，现行的收入分配理论为什么能够被人们接受，现行的收入分配方式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通行的方式？弗里德曼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全来说，有一套信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毫无疑问的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这一命题就是或已经是我们社会上的这类信条之一，而事实上它也的确如此，这就是社会为什么接受了市场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报酬方式的部分原因。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功能也许‘实际’是为了获得资源配置效益，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它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
三、评论性结论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争论其合理与否是一个规范性问题。用发展的道理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国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1.从历史上考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事实与收入分配的实物量发生有利于穷人的变动并不矛盾
虽然从货币量上看收入分配差距是扩大了，但从长期看，社会上最贫穷的人相对于最富有的人的消费水平的差距是大大地缩小了。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会给低收入的人带来更多的好处。电灯对有钱买足够蜡烛和雇佣照料蜡烛的任何人来说，不是巨大的恩惠。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皮靴、汽车等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典型成就，但一般说来这些并不是对富人生活有了不起的改进。
2.从绝对收入上看，两极分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从货币量上看，富人得到了较多的份额，穷人所得较少，但这种分配格局并没有使穷人的状况恶化，因而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但对穷人来说，好像有一种相对剥夺感。“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的这一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人们对其经济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取决于他们的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从绝对量上看，两极分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3.维护现存的分配制度可以产生一个“双赢”分配格局
新的分配制度造就了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亿万元的少数富有家庭，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造就更多的富有家庭，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要要求和结果。这就需要我们容忍已有的富人，承认其作为建设者应有的地位。因为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们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在市场经济中，财富的金字塔顶端就如熊彼特所形容的那样：这个社会的上层有如旅馆，里面的确住满了人，但那些住客总是变动不息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来自下层，多到我们当中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这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决定的。《福布斯》杂志2002年度亿万富翁排名中，接近500名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人当中，近一半是靠白手起家的。
4.应着力解决贫困问题
在对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尚无准确认识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把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放在如何摆脱贫困上。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仅是农村的2850万绝对贫困人口及大量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而且是广大城乡相对贫困人口。由于这些人的贫困既不是“制度贫困”也不是“贫困文化”所致，而是能力贫困。“真正的贫穷是那些机会或选择受到严格限制的人。”所以，从长期看，解决他们的贫穷问题并不是靠发展经济，而是发展教育，以提高他们应对经济失衡的能力。在减少贫困的相关措施方面经济学家的意见常常不一致，而对于教育这一措施经济学家的见解倒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赞成这一措施呢？瑟罗分析了投资于教育与其它转移支付的不同：更多的税收不是用来支持直接的投入转移项目，它不造成对激励机制的有害影响。因为接受培训的个人得到政府的赠送，但他或她必须工作才能获得和利用这种赠送。所以，教育的独特作用就是能够把平等与效率统一起来。因此，国家投资于教育比实行其它转移支付具有更长远更积极的意义，继续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