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20年后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年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接着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宣布苏联不存在的宣言。转眼间，苏联发生剧变20年过去了。无疑它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为，这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不单单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与苏美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存在69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一大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因此，这一事件比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与提供的教训要丰富与深刻得多。这也是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原因。我国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议。但亦应看到，至今在不少重要问题上仍存有不同看法。在苏联剧变2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亦应该冷静下来回忆一下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进程，并且做出再思考。
一、有关苏联剧变根本原因若干问题再思考
（一）先从“剧变”的含义谈起
在报刊文章中经常出现苏联“解体”的用语，但是解体只是指原有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分解了，各自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了，因而这并不能全面反映1991年底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里，我用“剧变”一词，它所包含的内容有：（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的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换言之，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可以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方向发展。
（二）中国对苏东剧变研究大体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它的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结果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发生了剧变。从波兰开始，一直到苏联垮台，在我们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是外因起主要作用，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很短，很快转入了第二个阶段。大家认识到，外因论，即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跟马克思唯物主义不相符合，因为对苏联剧变起主要作用的肯定是内因。于是大家就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苏联剧变的内在原因，有的从民族问题，有的从体制问题，有的从经济问题，有的从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6年开始，大家经过第二阶段研究后就意识到，从各个角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你总得找出一个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从中央领导一直到学术界都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这亦是大家较为认同的看法。但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1991：322）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的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三）两种不同的观点
多年来，在探究苏联剧变的根本性、深层次原因问题上，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主因，而苏共蜕变往往又归咎于苏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甚至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有人把这种观点称为“叛徒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对斯大林模式长期未进行根本性改革才导致苏联剧变的发生。我一直坚持后一种看法。就是说由于斯大林—苏联模式长期未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也就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跨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托尔多·日夫科夫，1999）。
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胡绳，1998）
笔者认为，本来不应把讲体制的问题跟讲党的问题对立起来，因为，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有人在分析苏共的问题时，将其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
（四）产生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的深层原因
第一，从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来讲，这一模式是不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必须通过根本性改革来改变这种模式，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另外一种人的观点是认为斯大林的模式，从本质上讲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竭力地维护乃至美化这个模式，为这个模式进行辩护。有人说，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谁要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就认为这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否定斯大林模式，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这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刘书林等，2009），似乎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能有前途。如果有人揭示斯大林在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批判你否定党的领袖，并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第一个原因。有些人认为，重新认识与批判斯大林在历史上犯的种种错误乃至罪行，是历史虚无主义。
正当我国的改革处于深化与关系到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有人为了维护从本质上、在主要方面不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其观点甚至发展到不顾历史事实、不顾中国前途命运的地步。这在客观上必然阻碍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学习时报》，2007-7-9）这是第一个分歧点。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人说反映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制度和它的体制，在某些方面尽管有缺点，但是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认为，它并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等于给我们自己的改革套上一个紧箍咒，你要改革就要改造这个制度，那你就动不了了，一动就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主要内容：
1.决定社会经济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源于斯大林主义。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苏联那种国有制，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实际上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2.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搞的是个人极权主义。
3.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4.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5.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
6.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
7.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有：“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等。
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但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区别：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划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所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胡绳，1998）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持不同看法的又一个重要内在因素。
第三，对剧变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上的评价不同，即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我认为，尽管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并发生过严重的转型的危机，老百姓生活有相当困难，但从苏联剧变的历史条件和根本原因来看，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是个进步。20年来，俄罗斯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缺乏民主、高度集权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而是过渡到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西方式宪政制度模式。应该说，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讲，是政治体制的一个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了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总的来说，俄罗斯经历了20年的政治体制转型，民主政治有了进展。在梅德韦杰夫看来，俄罗斯已经是个民主国家，尽管这种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还处于民主发展道路上的起点。从经济转型情况来看，俄罗斯在1996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现在国际上也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它离文明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转型任务远未完成。由于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型，对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都起了积极作用。俄罗斯经历转型危机后，经济转入较快增长时期，从1999年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至2008年十年间，它的GDP年均增长率为7%。1999年人均GDP为1210美元，到2010年超过了1万美元。从1999年到2010年居民月均收入增加了10倍。现在俄罗斯人月均工资约为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23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1810万人，占全俄人口总数的13.4%。俄罗斯贫困标准为日均6.22美元，大大高于联合国规定的1.25美元。普京推行居民收入超前增长的政策，在2004年提出的总结国情论文中，他强调，对俄罗斯公民来说，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是：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根据2007年7月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发布了《2020年前俄罗斯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构想（草案）》，其目标是在2020年前使俄罗斯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五位。从金融危机后普京发表的言论看，他基本上坚持上述构想，例如，他在2011年4月20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到2020年，俄罗斯将进入世界五大经济体行列，届时人均GDP可达到3.5万美元。根据上述经济发展的预测，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将不断提高，由2006年的2.6%，分别提高到2015年的3.3%、2020年的4.3%和2030年的5%。俄罗斯的人均GDP到2015年将是2005年的2倍，2020年为3倍、2030年为4.5倍，人均GDP可达到3.5万美元。应该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大多数民众得到实惠的增长。
从以上情况看，摆脱政治极权实行政治民主化，摆脱高度集中的低效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实行经济市场化，显然是个历史进步。
第四，我们研究苏联剧变的根本的、深层次原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是产生两种不同观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只能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思考，不能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对待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二、对当今中国来说，应吸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必须坚持改革与深化改革
从苏联剧变这一事件中，中国可在多个方面吸取教训。但从当今我国的情况看，最为重要的一个教训是坚持改革与深化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怎么来对待中国的改革所出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目前国内两大学派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联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争论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去苏联化”，摆脱斯大林模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有不少事要做，因此我们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改革。
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主要归纳为垄断、贫富差距拉大与腐败。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改革改错了，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我认为，改革并没有错，改革出现的问题正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拿垄断来说，就是一些社会公共资源在一些垄断部门被某些掌握垄断权的人用来谋取私利，出现了问题。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分配权，利用自己的权力搞腐败、寻租，所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而不是倒过来说否定改革，再回到斯大林模式，回到原来的模式。所以，要在弄清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根据当今中国的现实，围绕坚持改革、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看法。
（一）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在制度上得以完善与发展
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尚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未成形。中国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明确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邓小平，1993：258-259）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至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这说明，中国远未建成社会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说明，社会主义远未定型，只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在此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日益完善、成形。在实践与探索过程中，必然要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恩格斯，1971：443）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1993：370）“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1993：138）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是革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还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邓小平，1983：333）
第二，从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来讲，它是不断丧失改革机遇与改革失误的结果。
1921年初，在列宁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因此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新经济政策”的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到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样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方式上来了。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新经济政策”被中止，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斯大林宣布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就把在20世纪20、30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超高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但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斯大林，1979：492）斯大林战后不仅不进行改革，反而强化高度集权的体制，同时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加剧，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本来，如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前任已启动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其创造的改革的政治前提，可以把改革推进一大步，但他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而且政治体制反而出现倒退，这样在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浪费了18年的时间，从而向人们清楚地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停滞，导致了苏联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
第五次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改革。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以往历次改革都是局部性的改革，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这样，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可以说已是积重难返，到了这个时期主要来自政治体制方面的阻碍机制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力图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十分困难了。正如资中筠同志主编的《冷眼向洋》一书中说的：“70-80年代，苏联体制病入膏肓”，“待到80年代中期，一代新人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已然为时晚矣”，“当这久病不愈的机体已经溃败，而手术台边又缺少这么几位高明的医师时，一场毫无把握的手术的结果，就是把病人送进太平间”（资中筠，2007）。
以上分析说明，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在通过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反思，还是否定改革，在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正如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指出的，“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二）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甚至还出现了倒退，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往往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特别在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徘徊不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
中国政治体制难以推进，在我看来，并不是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也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强调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拥有，不等于明天拥有；明天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应该说，已把问题看得十分尖锐了。笔者认为，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也有人称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文章认为，这个阶层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部分垄断行业的高层人员，他们利用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公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他们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规则，控制市场，左右价格。为坑民肥私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二是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进行寻租。在对待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上对有利于己的就执行，不利于己的就不执行，从拖延、推诿到偷梁换柱，企图使体制缺陷长期化，既得利益固定化。三是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谋取超额利润。这些人通过收卖权力以获取资源优势，他们的行贿活动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黄苇町，2010）。有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王贵秀，2010）根据以上分析，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新的社会发展。”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在理论创新、活跃理论探讨方面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但一些人还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与用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泼到市场经济的身上。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出现上述问题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即公民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以及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与法制建设没有跟上所造成的。
笔者认为，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否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改革要求用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理论创新的种种障碍，使不同观点进行平等讨论，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言论自由是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谈到言论自由是这样说的：“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他还指出：“在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这样会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带来困难。
这里顺便要指出，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
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关于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共识，并且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要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吸取。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这个时期，苏联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体制上解决一系列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缓解矛盾，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然，改革的力度要根据当时社会承受的能力。但同时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改革都是权利在各阶层的一种调整，就势必会打破原来的平衡，从而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波动，之后出现新的平衡。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风险，最后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走向停滞。对此，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邓小平，2004：1331）就当今的我国来说，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别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阻滞与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有关。有些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最后为苏联衰亡创造了条件。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总结与吸取的。
（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苏联时期的经济缘何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停滞，那么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长期以来苏联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说到底是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长期拖了下来。直到苏联剧变20年后的当今俄罗斯，其经济仍受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严重影响。20年来，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在俄罗斯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企业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这还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企业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低效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到：“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两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的应对办法加以研究。应该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拿能源消耗来讲，我国单位GDP能耗目前是世界水平的2.2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另据材料报道，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成本很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能源成本，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我们用了占世界总量50%左右的煤、水泥、钢铁和10%左右石油、天然气，支撑了8%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占世界GDP总量7%左右这样一个经济成就。二是我们的环境被严重污染了，这个事实有目共睹。三是劳动力价格被过分压低了，消费严重不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严重偏低。”可见，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提高经济素质，提高经济的竞争力，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如果不加快这一转变，要保证中国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深化改革，即必须有体制机制性保障。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上“五坚持”，阐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方向与重点。有些学者提出，这次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未来，这也是对未来的关键抉择。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
以上的情况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转型，不能只局限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与此同时，要适时地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阻碍因素是经济体制问题；第三，不论一个国家资源条件有多么优越，不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更不可能实现经济现代化，最后迟早会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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