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马克思复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结构主义论文,布尔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10-06
一、“习性”的生成：观照马克思
布尔迪厄早期受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驻足于象征系统的理论，指出了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之间的相应性起着政治的功用，象征系统并不仅仅是知识的工具，也是统治的工具。为了获得对结构主义的清洗，布尔迪厄引进了遗传学，构造了“习性”这个基本范畴。所谓习性，在布尔迪厄看来，不能从字面去理解。虽然“习性这个概念在过去被许多不同的作者无数次地使用过，如黑格尔、胡塞尔、韦伯、涂尔干和莫斯，他们都或多或少以有条理的方式使用过这个概念”，[1](P14)但布尔迪厄批评了他们对习性理解的僵化，提出了“性情的生成能力”。也就是说，习性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的性情系统，属于感情认识和实践操持的范畴。根据布尔迪厄的一个解释，习性概念的专门化不只是用来衡量同人的行为始终相伴随，并牵引着行动的精神状态，而是用来描绘与社会结构同时共存、共同运作的行动者的禀性系统。因此，寻求“习性”的形成，始终都同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群体以及社会条件的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习性”一词来自于拉丁语habitus，本来是很古老的范畴，并不仅仅指习惯，还包含着行为表现和道德意识方面的内涵。布尔迪厄不仅反对用“习惯”或“惯习”这类的词语来称谓他的“习性”，而且在古拉丁语的基础上决定要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尽管布尔迪厄对“习性”作了很多的解释，但其准确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疑问对他来说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他2002年去世后，隔了两年，高宣扬最后帮他作了这样的总结：“布尔迪厄从他的‘建构的结构主义’或‘结构的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为了彻底批判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思考模式，改造了habitus这个拉丁原词，赋予新的意义：它不是单纯属于行动者主观意识或情感的范畴，也不是单纯指客观的外化力量；它是一种贯穿行动者精神和身体运动的内外，既指导施为者(agent)之行动过程，又显示其行为风格和气质；既综合了他的历史经验和受教育的效果，具有历史‘前结构’的性质，又在不同的行动场合下不断地创新；既具有前后一贯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随时随地会在制约性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既表达行动者个人的个性和秉性，又渗透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阶层心态系统的性质；既可以在实证的经验方法观察下准确地把握，又以不确定的模糊特征显示出来；既同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策划相关，又以无意识的‘交响表演形式’而客观地交错纵横于社会生活。”[2]一个概念为什么需要如此冗长与复杂的表述？高宣扬解释说，也许是繁琐的，甚至是同义反复的，但又是意味深长的，“其用意正是强调‘生活习性’的符号化结构及该结构与主客观结构的关系”。[3](P218)普通人理解的“习性”，或者就“习惯”，难道没有符号化结构，就不包含主客观关系？其实，布尔迪厄的“习性”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本质上就是普通的习性或习惯。所谓注入了新的内涵只是复杂化、玄乎化的渲染，没有任何新的实质。
布尔迪厄不停地喊着反对马克思，事实上在不断地运用马克思，映照马克思。布尔迪厄在《实践感》中对既要避免客观主义又要避免主观主义是这样说的，“客观主义是与原初经验的决裂和客观关系的构成所必须的手段，当它把这些关系当作已经在个人和集体历史之外形成的现实事物而使它们实体化时必然会导致结构实在论。所以关键是摆脱这种结构实在论，而又不重新陷入完全不可能阐明社会世界之必然性的主观主义”。[4](P80)然而，这不正是马克思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吗？高宣扬说他的“既结合了历史的经验，又不断地创新”，“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随时随地发生变化”，“既反映个性，又渗透进社会群体”，“交响式的表演”等等，不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展观、社会观吗？他所说的“习性”已经被他换成了马克思的“人的本质”，但是，无论添加怎样的内涵他都没有超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理论视阈。至于“习性”被神秘化为“被建构的结构或建构化的结构”，在恩格斯那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5](P309)
二、实践的逻辑：迁移马克思
实践(pratique)是布尔迪厄整个理论体系的重心，被认为是“具有肉体和精神双重生命、过着社会文化生活的‘人’所特有的社会活动”。[3](P187)但是，他的实践究竟是指什么，和马克思的实践不同在哪里？布尔迪厄作了这样一个解释：“我要向你们指出，我从来没有用过‘实践’(praxis)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至少在法语中，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性说法，甚至有相当多成分的悖论性，而且人们常用这个词去赞赏某些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我只是说‘实际行动’(pratique)。”[6](P33)我们无法知道他说的praxis的悖论性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说praxis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说法，夸大在哪里。我们关注的是被他称为“领域混淆”(confusion des sphères)的pratique究竟演绎怎样的非常叙事？
他说：“谈论实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从反面谈论它；特别是谈论实践之看似最机械、最违背思维及话语逻辑的东西。”[4](P124)很明显，布尔迪厄所看重的实践应是没有目的性、必然性、逻辑性的无反思活动。“理论谬误在于把实践的理论看作与实践的实践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把人们为解释实践而建构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4](P125)在他看来，过去人们总是把实践目的化和动机化了，而实践的所谓的理论性、逻辑性不过是人为的建构。
(1)非目的性逻辑。在布尔迪厄看来，目的性逻辑是对实践逻辑最错误的理解，不仅破坏了实践的自在性，而且削弱了实践的复杂性。他指出，“萨特对行为哲学做了前后一致的表述，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这一长处。有些人总是悄悄接受这种行为哲学，把实践活动描述为具有明确方向的策略，即它们遵循自由设计确定的目标，或者在某些相互作用论者来看，则以其他行为人的预期反应为依据”。[4](P63)他尤其批判目的论的经济主义对实践的解释，这种解释把实践行为与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确定的经济联系起来，排除了其他一切原因。他所赞赏的是如康德所说的，“哪怕只是要求有这样一种安排并强求自然有这样一种目的，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会是狂妄的并似乎是欠考虑的了”。[7](P220)
(2)非连贯性逻辑。布尔迪厄指出，实践有一种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种逻辑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他对几种粗暴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系谱图用一个单义、同质的、一成不变的关系空间，代替在时空中间断的一组等级化的、按当下之需组织起来、时断时续存在于实践中的亲属关系群，而交通图则用几何学的同质连续空间取代实际路程之间断的和有脱漏的空间。历法图如同系谱图和交通图，它用一个线性的、同质的和连续的时间代替了实际时间，后者有难以计量的时段组成，具有特殊的节奏，即时间的加速或缓行”。[4](P130)他还认为，历法将不同节奏的活动分布于同一直线的基准点上，简单地把它们进行分割，制造了不再是拓扑学上对等的点的间隔和对应关系。
(3)非总体性逻辑。在布尔迪厄看来，总体化就是对实践功能施加隐性的中和作用，破坏了实践的个性和歧义性。总体化方法在于应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永存性工具，亦即文字及其他一切记录、分析技术，比如理论、方法、意图等，进行简单概括。“这个实践逻辑(logique pratique)——从该词语的双重意义上看——能借助一些彼此密切相关且在实践中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原则，组织起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而这些仅仅因为它的全部经济学——以逻辑经济学原则为基础——意味着要为简单性和概括性而牺牲严密性，还因为它在多元设定(polythétie)中找到正确运用多义性的条件”。[4](P134)
(4)非二元论逻辑。布尔迪厄严厉指责了萨特的主体意识论的顽固，认为无论是在世界事物方面，还是在主体方面，若有什么东西模糊其严格的二元论在主体的纯透明性和物的无机之间的分界，萨特不会给这样的东西留有余地。布尔迪厄的实践不以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为基础，而是它们的一种“妥协”。他认为，“社会世界是物与意义之间‘折衷’妥协的场所，这类妥协把‘客观意义’定义为‘意义创造物’，把行为倾向规定为‘意义创造身体’；因此，对于只在意识或‘实践’(praxis)的纯粹世界里呼吸的人来说，社会世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挑衅”。[4](P66)
(5)象征性逻辑。在人类学的领域里，有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中象征现象及其文化意义，但都没有上升到实践的高度。因而也就无法深入揭示现代社会复杂的象征性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权力场的运作规律。由于布氏实践被称为是文化社会所特有的象征性社会活动，因此象征性逻辑是“文化人”实践形态的主轴。布尔迪厄通过对神话、仪式、艺术等象征活动的分析，揭示了权力的再生产过程和正当化过程的发展逻辑。就仪式实践的象征性环节，他指出：“仪式实践实施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抽象，后者把同一种象征纳入不同的关系，从不同的方面把握此象征，或者把同一参照对象的不同方面纳入同一种对立关系”。[4](P136)也就是说，这些仪式实践克服了通过一个方面来表现同一种象征，反映了象征性操纵的多向性。
(6)游戏性逻辑。热衷“游戏”理论布尔迪厄远不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都热衷于游戏的作为，不过布尔迪厄把它抽象到一种实践本性的位置。不仅在各个阶级之间的赌注化的斗争中体现游戏的规则，而且在权力正当化的语言叙述中也充满了游戏的表征。游戏的紧迫性(urgence)不仅成为实践的本性，而且还是现实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成因。他认为，“我们只需像观察者那样置身于游戏之外，与赌注无关，就能消除紧迫性、诱惑、威胁、要遵循的步骤，而正是这一切产生了实在世界，亦即被实际居住的世界”。[4](P127)布尔迪厄认为，游戏性逻辑的重要性在于游戏的意义确立了实践的意义。另外，游戏的强制性被强加到游戏者身上，原因在于游戏者对游戏内在必然性的感觉，已经铭写在肉体与精神之中了。
尽管布尔迪厄的实践逻辑内容很丰富，不完全是这些，但再多的衍生还是它的支流。主脉正如他自己的表白：“实践逻辑是自在逻辑，既无有意识的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实践逻辑概念是一种逻辑项矛盾，它无视逻辑的逻辑。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是任何实践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实践感的逻辑：实践离不开所涉及的事物，它完全注重于现时，注重于它在现时中发现的、表现为客观性的实践功能，因此它排斥反省(亦即返回过去)，无视左右它的各项原则，无视它所包含的、且只有使其发挥作用，亦即使其在时间中展开才能发现的种种可能性。”[4](P143)
布尔迪厄已经说得很透明，真正的实践逻辑就是一个排斥反省、无视原则的一切可能性。那么，马克思的实践(praxis)，真如他所指责的只有目的性、连续性、整体性、反省式、规则化的行动逻辑吗？不难发现，他通过虚构的策略，实现了对马克思实践感的整体拆卸与迁移，以达到掏空马克思的灵魂的目的。
在布尔迪厄看来，马克思的实践是一个完全意义化的行为过程，排斥了非目的性、非连贯性、非总体性的一切可能性，似乎马克思的实践只有劳动的实践、生产的实践、消费的实践、革命的实践。他本人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为了解放实践的本质，扩展马克思为实践界定的边线，以获得对实践的本来的、严密的、不遗漏的理解。然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说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P60)对于马克思的实践仅是反省的、受制约的主动化的活动，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8](P59-60)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是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包括了全部社会生活，非理性、非连贯性、非目标意义的活动同样是实践。不难看到，如果说非反省、无视原则、非连贯性是实践的逻辑，那么反省、接受原则、连贯性同样是实践的逻辑。其实，他的自相矛盾在游戏实践里已经充分暴露了。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性使得行动者划分为不同的群落，而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而无产阶级的实践主题，也总是和自己阶级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8](P58)布尔迪厄在渲染游戏性、象征性实践活动过程中，指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局限，并不是为了要求得概念的精确性和严密性，而是企求隔离、转移和边缘化马克思的主题，以达到用他的游戏理论代替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的目的。事与愿违，他所谓的游戏的强制性铭写理论还是逃不出马克思的实践观。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8](P59)
布尔迪厄提出所谓跨越主客二分界限，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实践论，和其他反对二分法的思想触点不同在哪里呢？他用“模糊”、“妥协”等模糊概念，吃力地解释自己的特殊发生学原理，但是，令人信服的结果始终没有发生。他的美国盟友华康德替他焦虑：“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主体(或意识)与一个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习性)与决定习性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ontological complicity)——或一如布尔迪厄晚期指出的所谓相互‘占有’(mutual possession)。”[9](P22)可惜，华康德并没有帮到他，不仅解释得更复杂了，而且所谓的“本体论契合”还是绕不开知觉与世界的二元关系。最后的引用，不但没有为布尔迪厄解脱，反而揭露了布尔迪厄的底细。所说的一切神秘的“妥协”、“契合”，最后竟然是通俗的“相互占有”。原来他是看过了马克思说过的话，“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0](P85)以及“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1](P10)
企图绕开马克思，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不仅对于布尔迪厄，也是大多数后现代精英们的归宿。布尔迪厄曾经批评他者的话其实正好适合他自己，“我认为如果你混淆了这些区分，你就可能犯下在人文科学中所可能犯的最具灾难性的错误之一，这个错误就在于(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把逻辑的事物当作事物的逻辑’”。[1](P59)
三、资本的场域：类比马克思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空间中的各个市场的竞争不仅仅只有经济资本，还有其他丰富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普通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只是广义的经济实践的一种特殊表现。经济资本乃是传统的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要素，比如土地、厂房、生产资料、货币等各种经济财产和经济收入。文化资本是用来体现不同阶级出身的儿童和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反映他们所受教育背景对他们今后的社会竞争产生影响的因素。而社会资本，乃是在社会关系网中，某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总量，尤其表现在对网络中其他个体所发出的社会影响力。关系网络中受其制约的成员所持有的社会资源的总和质量是某单个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至于象征性资本是指声誉和威信资本，通过无形的和看不见的形式而存在。象征性的含义在于各种资本交换过程中，象征性资本并不表现出硬性的、直接的、立即等价的形式，而是通过隐藏的、过渡的、移位的、延时的，但也是更有效的、更体现伪装的、复杂技巧的资本存在。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集中分析了社会空间中各类资本所具有的共同的运作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权力交响与协奏的主旋律。
扩大再生产规律，资本的积累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本的积累，在其他资本类型中同样存在着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策略。这一策略深刻反映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同构性。关于文化资本中的权力关系再生产以及教育的作用，布尔迪厄说道：“教育行动使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从而有助于作为它专断强加权力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12](P18)在布尔迪厄看来，教育有助于再生产这一社会构成特有的文化专断系统。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资本竞争的特征，布尔迪厄提出了再生产策略体系。他认为，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繁衍策略、继承策略、教育策略、预防性策略、狭义经济策略、社会投资策略、婚姻策略、社会公正策略等。不同的再生产策略运用于生命的不同时期，并存在着功能的互补。
价值规律，各种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将会通过多种渠道与策略达到扩大、提高或丰富自身资本的总量、质量、形式和转换能力，呈现出合作、交换、斗争的流通性。对此，布尔迪厄分析了斗争中诸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揭示出各类资本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经济活动的等价关系，被称为“交换律”或“汇率”(le taux des echanges)。“能够介入这些斗争的力量，以及对这些力量是进行保守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引导，都取决于人们所说的不同类别的资本之间的‘交换率’(或者‘转换率’)”。[13](P457)“交换率”或“汇率”概念的引用，反映了权力场域中各类资本的交换存在着一种价值规律，最终斗争的结果也是在价值规律下获得公正性和合法性的。
按剩余价值规律，为了权力的增值，通过一般资本在向象征资本转换而获得剩余价值是普遍的方法。布尔迪厄举例分析说，“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排除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排除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可是相一致的”。[14](P51-52)这里象征性地排除等级制度所获得的利润就是剩余价值，其中“平易近人”类似于经济资本中的剩余劳动。换句话说，“所谓权力就是通过使某种资本向象征性资本的转换而获得的那种剩余价值的总和”。[3](P207)
垄断性规律，也叫决定性策略和超资本策略，是指为了获得一种对其他所有资本有控制力的所谓特殊资本的一种计划，它不是追求或积累单一类型资本。“这些斗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决定权，就是说，对于那些能够在不同场域中发挥作用的各种不同权力的相对价值和力量的决定权——也可以说，斗争的目的就在于针对各种不同权力的权力，或者争夺一种特殊的资本，因为这种资本能够赋予人们一种针对资本的权力。”[3](P458)一旦获得这种霸权性或决定性资本，就对其他资本具有掠夺性的占有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一种超资本的特殊资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总会被归结到某一种资本之中。至于这种驾驭其他权力的特殊权力不过是反映了各种资本存在着一种不平衡性，或者说，各种资本之间的交换并不是平等的，存在着资本交换的垄断与霸权。
象征性规律，也叫合法性策略或隐蔽性策略。任何一种权力决不会仅仅作为权力而存在，总是要寻求一种更有支撑力的背后力量和合法性依据。由于各种资本的相互竞争与斗争，彼此之间的对立变得不可调和，因此，在相互攻讦中，自身的合法性就成为资本生存的基本问题。而合法化的过程不会使用直接的、赤裸裸的、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伴随着掩盖、建构、迂回等复杂化策略，也就是说，“不同类别的资本拥有者用来维系或者扩大其资本，同时也用来维持或者改善他们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再生产策略，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旨在使其霸权的社会基础得以合法化的象征性策略”。[13](P459)象征性的效果是明显的，不仅增强了在资本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和生长力，而且掩盖了残酷的权力隶属关系结构，从而获得更持久的控制权和特权。
至此，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实际上展示了一种资本群结构。客观地说，布尔迪厄的这些思想是富有启发的，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是卓有成效的，不仅揭露了各种权力之间既钩心斗角又相互利用的资本本性，而且凸出了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的生存状况和重要性。这对于全景透视当代权力布控和广义资本结构的分配、交换、生产、变异是有益的参照，应该说对当前晚期资本主义的诊断是深刻的。但就方法论来说，布尔迪厄的工作不过是把资本群中经济资本的性质类比到群中其他类型资本上去，不过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一种同义推广。布尔迪厄自己也这样认为自己对马克思的模仿，“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实践活动理论，是实践活动的经济学一般理论的一个特例。实践活动即使摆脱了(狭义的)‘经济’利益逻辑并转向非物质的、难以量化的赌注，给人以非功利外表，但实际上一直在服从一种经济逻辑”。[4](P193)
布尔迪厄认为，反发生学的偏见倾向于拒绝在历史的进程中寻找客观结构和内在化结构的起源。与其说他的绞尽脑汁是一次抽尽资本主义骨髓的酣畅之旅，不如说是对马克思的一次全面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