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研究 】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学术史略
郑欣淼
(故宫博物院， 北京 100009)
[摘 要 ]自1925年成立伊始，学术研究一直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在社会动荡和战争威胁中曲折发展。博物院成立初，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就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是专门委员会成立之后，陆续开展故宫文物的审查鉴定、明清档案的整理刊布、清宫典籍的清点出版、文物展览的策划筹备以及古建库房的修缮营建等业务，积极发挥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的积极作用。文章从学术定位、业务内容、研究机构和出版成果四方面梳理阐释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学术发展的脉络及其影响。
[关键词 ] 民国； 故宫博物院； 学术研究； 意义
从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建立至新中国成立，是故宫博物院史的中华民国时期。在这24年中，故宫博物院既有成立初期的屡受干扰，又有十余年文物南迁的辗转流徙，但是其学术研究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以专门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公开出版物为主要标志，不仅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故宫博物院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学术定位
对故宫博物院的学术性质，筹建者有着明确的认识。1924年11月5日把溥仪赶出故宫，李煜瀛等人即与冯玉祥、黄郛商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事。“二君欲由我委员长，由政府明令发表。吾允担任，但须多容纳几分社会乃公开性质，不作为官办。遂决定委员长与委员不用任命而用聘请，并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同时并言及博物院事。”[1]后李又提出，故宫博物院“学术之发展，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故宫博物院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一个学术机构。
自1928年改组后，故宫博物院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职责，有了法律上的规定。1928年10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按：所属各处系指故宫以外之大高殿、清太庙、景山、皇史宬、实录大库等)”。
对于故宫博物院为一学术机构，其职员的认识也是明确的，而且是以此为荣为乐的。1929年故宫博物院全年工作报告中说：“本院职员多以学术研究为目的，故尽义务者甚多。即有报酬，亦极菲薄。至多之生活维持费，仅给百元，少只十五元，为各机关所罕有。而同人工作精神，则殊奋发。栉风沐雨，毫无倦容。盛夏严冬，工作尤苦。或冒暑巡行于永巷之间，或呵冻植立于冷殿之内。皆为寻常人所不能忍受者，而本院职员，皆身受之。此无他，一为保存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计，人人均视为分所当为，故不觉其苦。一则视本院为天然研究所，不为衣食计，而为学问计。同人具此精神，得以维持以至今日。且努力进行不懈，亦职是故。”* 见《民国十八年本院全年工作报告》，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藏。
他们都是获得非凡成就的杰出人物，成功的关键就是为自己偷来了宝贵的时间，而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充裕了，干事业的机会和空间也大大增加了，再加上合适的方法和正确的目标，人生成功的大门自然也就不难推开了。
当时中国学界也是视故宫博物馆为学术机构。例如，著名学者李济说过：“查原有之故宫组织，为一纯粹的学术性质，其行政机构亦偏重于此类功能。”* 1938年9、10月间，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的李济，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曾调查故宫文物存放于陕西汉中文物的搬运存放情形，他在报告书中说：“谨案自抗战以来，敌人对于我国文化品之加倍摧残或尽量劫夺，为极显著之事实，政府对于故宫文物必须尽力保管，亦为朝野所公认。在此大前提之下，所最成为问题者，为故宫博物院之原有组织是否能负此时期之非常责任。查原有之故宫组织，为一纯粹的学术性质，其行政机构亦偏重于此类功能。自战事发生以来，其原有之功能已无运用之机会，所需要者远超乎原有工作之范围。济自视察以来，深感此问题之迫切。”此文件为李济先生的公子李光谟教授提供。 视故宫博物院为学术机构，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其收藏保管的学术资源，认识到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
1928年张继以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名义驳斥经亨颐提案的一段话，阐释了故宫及其收藏的世界价值：“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馀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寄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还观海外，彼人之保惜历史物品也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岂宜更加摧残？”[2]
1930年代，关于故宫文物该不该南迁，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究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故宫文物，即这些文物是一般所谓值钱的“古物”“古董”，还是其有特殊的不可代替的文化艺术价值？故宫博物院指出，“查故宫博物院，文物渊薮，甲于世界”* 见故宫博物院1933年初文物起运前的一份文稿，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藏。 ，支持文物南迁的认为，“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希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纵不能一举迁避，亦宜先后施行，……深愿贵会诸公刚果毅断，一洒因循敷衍之积弊，速行有效之处置；古物得免于难，文化不再遭劫，则中华文化幸甚，世界文化幸甚！为功为罪，自取之耳！”* 见《多齐云致故宫博物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函》，1932年8月8日，存故宫博物院档案室。
故宫博物院筹建及其初期的领导人及业务骨干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或青年学生，这也说明故宫博物院从成立之初就重视学术研究，有着良好的起点与基础。
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有着重要的关系。故宫博物院成立于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受到批判，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得到提倡，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而北京大学已成为全社会在文化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的先导。北京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沈兼士语)，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引向深入。李煜瀛是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在点查清宫物品及后来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力最大。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蒋梦麟、陈垣、沈兼士、俞同奎，被聘为顾问的马衡、袁同礼、徐鸿宝、李宗侗、徐炳昶、黄文弼等，以及一些事务员，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或刚毕业的学生，有些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职员。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先后经过清室善后委员会、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维持会、管理委员会、接收故宫博物院委员、理事会等不同阶段，但学者教授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古物馆馆长、副馆长先后由易培基、江庸、马衡、俞同奎、徐鸿宝担任，图书馆馆长、副馆长先后由庄蕴宽、傅增湘、许宝衡、袁同礼、江瀚担任，文献馆馆长、副馆长先后由张继、沈兼士、姚从吾担任，秘书处秘书长(1934年撤销)为李宗侗。
二、业务工作
从1925年到1937年，故宫博物院由于建院初期的严重干扰以及1933年文物南迁，仅有七、八年时间维持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对业务工作及学术研究都有很大影响，但取得的成果不容忽视。这一阶段故宫把主要精力用于清点、整理清宫藏品，包括档案、图书、艺术品等，同时注重向社会公布。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第五、“求梦”习俗。土地公等神仙通过“托梦”的形式告知有缘人何处有银子。据调研，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在闽东地区左近的方光寺、支提寺、灵峰寺等寺庙“托梦”习俗盛行。每年的佛节日，求财之人会前往寺庙住宿“求梦”，希冀神灵“托梦”送银，如果是有缘之人，神仙会“托梦”，然后通过庙祝等“解梦”得知银子在何处，这一习俗在闽东十分流行，家喻户晓。
(一)审查鉴定清宫物品
1929年后，故宫博物院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迁延数年未竣之清室物品点查工作也到1930年3月告一段落。文物点查虽然基本结束，但丰富的清宫藏品十分复杂，不仅有物件的真伪问题，至于古物的时代与其名称之订定，更是错综纷纭，头绪多端，因此亟需进行全面的文物审查鉴识工作，以为学术研究、展览陈列的参考。
审查鉴定清宫文物是在专门委员会的协助下进行的。如1929年度本院报告对此有所记载，“本年度所注意者，为整理工作。金石、字画、陶瓷、书籍、档案，均由各馆聘请专门委员，积极整理”* 《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刊行)》页1，《故宫博物院·计划总结类》卷11。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藏。 。截止1930年底，专门委员会审查古物馆所藏铜器345件，瓷器326件，书画956件* 参阅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页57(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及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页98-99(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据当事者回忆及档案文献记载，审查鉴定清宫文物是贯穿民国时期专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尤其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点收平沪文物时期，专门委员以各自专业优长在其中审查鉴定清宫文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故宫博物院文物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据庄尚严回忆，当时审查物品的目的有三：鉴别文物名称与质材，考定文物时代，判定文物真伪，即“一曰正名，二曰断代，三曰辨伪”[3]98-99。
(二)整理刊布明清档案
5.语感具有流畅性。语感具有流畅性。人们之所以能够自如流畅地表达依靠的是语感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自发性而不需要“想好了再说”。
此外，在史料的整理过程中，专门委员会十分重视材料的考证和说明，这一点在档案文献的序言、案语中得到体现，例如蔡元培为《清代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作序，陈垣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作序，沈兼士为《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和《故宫俄文史料》作序，余嘉锡为《碎金》作跋，翁文灏和朱希祖为《清乾隆内府舆图》作序，傅增湘为《掌故丛编》作序，许宝蘅为《掌故丛编》题词，等等。这些序言，往往控赜索隐，条理明辨，内容涵盖了有关档案名词考释、档案所涉及的史实考证、与他书记载详略互异情况及其补证价值、档案原件的载体形态和档案的来源，以及相关文书制度等等。[5]
(三)清点出版清宫典籍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就致力于清点整理清宫的各处藏书，1929年又接收了清史馆、杨氏观海堂、方略馆、资政院等藏书及本院文献馆移交的善本、方志等书，图书馆藏书多达52万多册，为故宫博物院藏存清宫秘笈最富时期。在图书的分类编目、陈列展览、编辑出版等工作中，都有专门委员的重要贡献。据记载，图书馆善本书籍，均经专门委员严格审定，方能入库保存：
各库书目编制，大致就绪。其属于善本者，则由专门委员张庾楼(即张允亮)先生重加校正。属于殿本者，则由专门委员陶兰泉(即陶湘)先生增订体例。其余四部书库目录、丛书目录、志书目录，均由馆员随时编订。杨氏藏书目录，亦得加校订，均待付印。本年度本馆委员张庾楼先生不惮烦劳，热心赞助，编成善本书志，已逐期登载于《故宫周刊》。考《天禄琳琅》书籍者，当可略见其梗概矣。[注] 《故宫博物院1930年工作报告》，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藏。
当时图书馆先后编印《故宫方志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故宫所藏殿版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故宫普通书目》《故宫善本书目》《内阁大库书档旧目补》《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故宫方志目续编》等，其中《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即由专门委员陶湘主持编印。
(四)修缮古建及营建库房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所有修缮工程都由社会上的专业修建单位承担，先由院里做出修缮工程做法说明书，提出具体的做法要求，让参与招标竞争的厂家进院勘验并提出报价，最后由院里成立的工程委员会决定哪一家中标。未开标以前，先审查各厂家资格，以有宫廷建筑经验者为合格，否则其标作废。在古建修缮计划、施工监管及验收等方面，故宫博物院聘任的建筑专门委员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出力较大者有北平工务局的汪申以及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梁思成诸先生，例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保存库的建筑图样不仅经由专门委员朱启钤、汪申和梁思成的详细审查，其建筑设计方案根据专门委员的审查意见书而加以修定[注]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第七次常务理事会议纪录》，《故宫博物院·章制纪录类》卷62，页15-3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汪申曾于1930年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临时工程处副处长，主持或参与了慈宁宫花园修缮及延禧宫库房修建等工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研究机构
1928年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其中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故宫博物院因学术上之必要，得设各种专门委员会”。
首先，能优化教学情境。幼儿的情感体验是比较具体的、单纯的、直接的,并且对情境有很强的依赖性。[5]创设教学情境是幼儿教学中常用且重要的教学形式，知识蕴含于情境中，在玩中学，借助角色共情进行学习，信息技术通过创设趣味性和感染力的教学情境，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
1929年4月3日，故宫博物院制定《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注] 《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42，页1-2。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藏。 ：
一、本院为处理专门学术上问题起见，特在古物、文献、图书三馆内各设专门委员会，协助各该馆馆长关于学术上一切馆务；
二、本委员会设专门委员若干人，由院长聘任之，本院秘书长、总务处长及各馆馆长、副馆长均为当然委员；
三、本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馆长或副馆长充任之；
四、本委员会遇必要时，得设常务委员二人至四人；
五、本委员会因事务之便利，得分组办事；
电子商务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带动了很多嘉兴市中小型物流企业的发展。2017年嘉兴电子商务交易额1454.25亿元，在全省排名第4，同比增长30.7%。跨境电子商务网络零售出口额7.44亿元，网店4.94万家。近年来，嘉兴市委市政府在推进“电商换市”战略中，“出政策、搭平台、引人才、促发展”，使得嘉兴电子商务成为全省网路零售增长幅度最明显的三个城市之一。
对于固体废弃物的处理，行业内的规范性比较差，汽修行业中，目前只对制动片、粘油的滤芯进行处理，但其他种类的配件上也可能存在污染物，却没有相关规范。
六、本委员会至少每月开会一次，临时会无定期，由主席召集之；
七、本委员会委员属名誉职。
专门委员会的突出特点，是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最著名的文史及古物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在选聘时，故宫博物院注意了这么几点：
1934年4月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34年6月，行政院批准故宫博物院对留平和存沪文物进行点收。为推进此项工作，马衡于1934年9月26日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上提出各种专门委员人选的提案，获会议审议通过。这是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此时的专门委员分两种；一为特约专门委员，一为通信专门委员。特约专门委员是直接参与故宫文物清理、鉴定及审查工作，通信专门委员是给予知名学者的荣誉性职衔，也在文物审定等工作中以备咨询，给予指导。此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专门委员人选名单共计55人，其中拟聘任为通信专门委员共43人：朱启钤、汪申、梁思成、容庚、沈尹默、王禔、钢和泰、邓以蛰、俞家骥、金绍基、柯昌泗、钱葆青、狄平子、凌文渊、严智开、吴湖帆、叶恭绰、陈寅恪、卢弼、陶湘、洪有丰、江瀚、马裕藻、蒋縠孙、钱玄同、蒋复璁、刘国钧、朱希祖、徐炳昶、吴承仕、朱师辙、傅斯年、罗家伦、周明泰、齐如山、顾颉刚、蒋廷黻、郑颖荪、吴廷燮、姚士鳌、溥侗、张珩、徐骏烈等；特约专门委员12人：朱文钧、郭葆昌、福开森、陈汉第、唐兰、张允亮、余嘉锡、赵万里、陈垣、孟森、胡鸣盛、马廉[注]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纪录》，《故宫博物院·章制纪录类》卷86，页42-60。故宫博物院档案。 。后来又陆续增聘庞莱丞、夏剑丞、禇德彝、张宗祥、刘泽荣、王之相、瞿宣颖、张大千、鲍奉宽、刘衍淮、杨遇夫、张修甫(名厚榖)等为专门委员。
1934年10月，就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所通过的专门委员人选名单，故宫博物院分别组建书画审定委员会、陶瓷审定委员会、铜器审定委员会、美术品审定委员会、图书审定委员会、史料审查委员会、戏曲乐器审查委员会、建筑物保存设计委员会、宗教经像法器审查委员会等9个委员会[注] 《为就选定各专门委员分别组织各专门委员会函请查照转呈备案》，《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125，页3-4。故宫博物院档案。 。1935年5月9日，故宫博物院第五次院务会议修正通过《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暂行章程草案》[注]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第五次院务会议纪录》，《故宫博物院·章制纪录类》卷61，页3，33。故宫博物院档案。 。6月20日，故宫博物院第五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暂行章程》。至此，专门委员会工作逐渐走向规范化。
北平沦陷期间，故宫博物院本院也曾成立专门委员会。“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行政院训令留平故宫职工“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博物院各项工作由总务处处长张廷济负责维持。1942年6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祝书元为代理院长。祝书元代理院长期间，博物院的职能机构仍为三馆一处，馆处领导也没有更换，仅补充了几名科长和少数一般工作人员。但博物院日常工作仍由留守北平本院的总务处长张廷济主持。为了进行文物的清点整理工作，当时故宫博物院延承以往制度，分设各种专门委员会。1943年5月，初聘专门委员9名，为丁福田、王衡光(陶瓷、美术)、俞家骥(书画)、桂月汀(陶瓷、美术)、张庾楼(书画、图书)、江汉珊(图书、史料)、汤用彬(图书、史料)、马世杰(陶瓷、美术、戏曲)、毓绶衡(陶瓷)[注] 《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名单暨工作分类》，《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218，页36-38。故宫博物院档案。 。及至1944年2月，增聘专门委员至10人，为王衡光(陶瓷、美术)、俞家骥(书画)、桂月汀(陶瓷、美术)、张庾楼(书画、图书)、江汉珊(图书、史料)、汤用彬(图书、史料)、马世杰(陶瓷、美术、戏曲)、毓绶衡(陶瓷)、王洗凡(史料)、黄仲明(史料)。[注] 《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分类工作单》，《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235，页3。故宫博物院档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西迁文物的东归、北平本院及南京分院的复员，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也逐渐得到恢复。1947年4月，故宫博物院重新聘请了47位专门委员：汤韩、张珩、蒋縠孙、朱家济、胡惠椿、张政烺、吴荣培、邓以蛰、张爰、张伯驹、于省吾、唐兰、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张允亮、赵万里、王重民、于道泉、周一良、陈垣、陈寅恪、余嘉锡、徐炳旭、王之相、齐宗康、周明泰、胡鸣盛、朱启钤、蒋廷黻、顾颉刚、姚士鳌、傅斯年、刘泽荣、郑颖荪、胡适、启功、郑天挺、关颂声、梁思成、刘敦桢、俞同奎、蒋复璁、哈雄文、郦承铨、闻钧天、韩寿萱。[注]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担任工作表》，《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273，页16。故宫博物院档案。
专门委员会从1929年成立，经过1934年的调整，直至1947年的重行聘任，在机构的职能与任务、人员的聘任与使用等方面，是有所延承与发展的，是一个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如从开始的多方提出人选，到后来组织9个委员会，就是从故宫博物院的实际需要出发加以改进的；从开始的统称专门委员到分为通信专门委员与特约专门委员两种，是基于对专门委员进行针对性管理与使用的考虑。
专门委员会是一个非建制的常设机构，按照《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的要求而设，被视为院组织机构中的一个工作部门，但没有名额限制，也明确专门委员系名誉职。从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历年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专门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就作为博物院组织架构的重要一部分。后来专门委员会的人员及工作虽然有变化，但这一定位始终未变。
根据现存专门委员会名单记载，截至1929年6月底，故宫博物院共从院外聘任专门委员共35人，为陈垣、朱希祖、徐炳昶、吴承仕、朱师辙、许宝蘅、萧瑜、曾熙、王树枬、陈郁、张允亮、卢弼、余嘉锡、陶湘、洪有丰、刘国钧、关冕钧、郭葆昌、萧愻、叶恭绰、陈浏、谢刚国、福开森、沈尹默、丁佛言、容庚、谭泽闓、江瀚、王禔、陈寅恪、赵万里、钢和泰、傅斯年、魏怀、郑洪年[注] 《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43页22-26。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藏。 。至1929年底，又陆续向江庸、邓以蛰、廉泉、罗家伦、齐如山、马隅卿、刘半农、胡盛鸣、周明泰、吴瀛等人发出聘函。截至1930年3月，共聘任院内外专门委员42人(在原有名单上增加了江庸、邓以蛰、廉泉、齐如山、马隅卿、刘半农、周明泰、吴瀛等8人，江瀚因受聘代理图书馆馆长而不再列入专门委员名单)，计古物组21人，图书组10人，文献组3人，其中钢和泰兼任古物、文献两组专门委员，陈垣、朱希祖、朱师辙兼任图书、文献两组专门委员。[注] 《本院专门委员名单》，《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70，页9-12。故宫博物院档案。
其一，尊重各馆处意见。专门委员名单一般由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及秘书处提出。当时博物院各馆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所提出的人选都是业内公认的翘楚。例如，1929年4月15日，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致函故宫博物院，充分阐述了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
图书馆现有职员不敷分配，前曾函达在案。院款支绌，一时既不能增加职员，势不得不组织专门委员会以济其穷，而图书馆有特殊情形，尤有从速组织之必要。兹提出专门学者十人，皆精于图书目录之学，倘能来院襄助，于本院将来发展关系甚重，用特函达，即请延聘为本院专门委员，以利进行，不胜企祷。[注] 《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43，页19。故宫博物院档案。
在其随函附录的拟聘委员名单中，并对各位委员做了简要介绍：
朱希祖 字逷先，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教授，现任北平大学史学系主任，清华学校史学教授，富藏书，尤精晚明史料。
四是重视出版物的出售。随着故宫出版物的激增，除过做好北平本院出版物发售外，还大力发展平津京沪代售所。
阚铎 字霍初，安徽合肥人，曾任交通部佥事，司法部秘书。
谢刚国 字次洲，善鉴别书画，古物收藏极富。
赵万里 字斐云，浙江海宁人，现任北平北海图书馆善本书库主任。
余嘉锡 字季豫，湖南常德人，前清举人，曾任清史馆协修，北任北大学院讲师，民国大学史学教授，著有《四库提要辨证》《唐人著述引书目》等。
马廉 字隅卿，浙江鄞县人，现任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
陶湘 字兰泉，江苏武进人，曾任中国银行驻沪监理官。
甜玉米（Zea mays L.）因其营养丰富和口感香甜而深受消费者喜爱，在鲜食和深加工市场消费量均很大，市场前景非常广阔［1，2］。 要提高甜玉米的效益，在生产中既要提高其产量，更要关注其品质［3］。钾对玉米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研究表明，施用钾肥一定用量内可不同程度地提高甜玉米产量［4－7］，可明显提高甜玉米子粒可溶性糖含量［8－10］，也可减轻作物病虫害的发生。但中国现有耕地的有效供钾能力明显不足，56%土壤速效钾含量偏低，南方地区尤为严重，因此，增施钾肥已成为实现甜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的重要途径。
洪有丰 字范五，安徽休宁人，曾任东南大学图书馆主任，现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
后来这十人皆被聘任专门委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整理做出了贡献。
其二是坚持标准，宁缺毋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负责保管图书档案以外的所有文物，需要的专门委员相当多，其在选聘上也十分慎重：
1928年10月5日，故宫博物院设立专门的文献馆，负责人为沈兼士，文献馆1929年6月设立专门委员会，指导职员分别整理各项档案，并同时整理乾清宫皇史宬内阁实录库等处实录圣训起居注及昇平署剧本曲本戏衣切末等，还将宫中乐器集中一处鉴定音律[4]。在执行此项整理工作时，专门委员会按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及其他档册书籍进行分类整理。
本馆物品虽多而最难鉴别者，莫如书画、磁器、铜器三种。清代之书画、磁器可不至有赝品，所难者为明以前物品，当代之鉴赏家能鉴别清磁清画者比比皆是，惟对于明以前物，有真知灼见者甚难其选。现组织专门委员会宜以此为标准，宁缺毋滥，好在将来可以随时增加也。[注] 《古物馆专门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43，页15，71。故宫博物院档案。
他逃出保卫科，去大兴安岭前，不认识杨琳一家，他从大兴安岭回来，才知道欧阳橘红不在厂里了，才知道杨琳是欧阳橘红的救命恩人。他算了算时间，华安调回吉林的第二年，欧阳橘红就调到南京去了。
从古物馆最初提出的十位候选委员的简介中，我们亦能一窥当时遴选委员的标准：
关冕钧 字伯衡，精鉴磁器书画并富于收藏。
首先，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业高利润为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创造了良好机遇。当前，应鼓励银行多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完善银行贷款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以实现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不断优化。
郭宝昌 字世五，精鉴磁器，为庆宽后一人，对于书画能辨别唐宋元明纸绢之区别。
萧愻 字谦中，善画山水，取法宋元，不为清代作风所囿，实当代画家之杰出者。所见宋元明真迹既多，遂精于鉴别。
利用GIS软件将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胶东半岛的行政区划图进行空间叠置，共划分了16 536个评价单元。选取了灌溉保证率、耕层质地、土层厚度等8项因素作为参评因素，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最终构建指标体系，通过构建隶属函数模型，采用综合指数法对胶东半岛耕地地力进行了定量评价。评价流程及方法保障了评价结果的科学准确。
陈浏 字亮伯，善鉴别磁器。
总之，本研究在神经细胞中证实，VPA可通过激活miR-34c-5p/ATG4B信号通路而抑制自噬，这可能是其影响神经细胞功能的一条重要通路，而靶向这一通路可能有助于改善其不良反应。
卢弼 字慎之，湖北沔阳人，曾任平政院庭长，辑有《湖北先正遗书》等。
在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过程中，专家组详细分析了各项目区水资源开发条件、各水源供水基础设施数量及供水能力、机电井分布及供水状况，明确要求水源确定时要优先考虑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禁止开采深层承压水。地表水资源相对丰富、具备供水条件和供水能力的项目区，应进一步压缩地下水开采量；项目实施必须开采地下水资源的，要实行地下水总量与水位双控制，科学论证地下水取水规模、新建和改造井数及适宜井深；严格控制生态脆弱区取用地下水，禁止在地下水超采区新增地下水开采，确保项目实施后地下水的采补平衡。
福开森 美国人，主办中国美术杂志，善鉴别书画磁器。
虚假宣传，欺瞒消费者。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每个消费者都想食用安全健康的食品。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家就抓住消费者的这种心理，选择使用普通塑料乃至无法满足普通塑料标准的的产品吹嘘其为“可降解”产品，最终导致市场上带有“环保”、“绿色”、“无污染”等字样的产品随处可见，欺瞒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沈尹默 善鉴别晋唐以来法书名迹。
丁佛言 多识吉文字，著有说文古籀补补。
容庚 字希白，精鉴铜器，古物陈列所铜器之鉴定多出其手，著有金文编。[注] 《古物馆专门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43，页15，71。故宫博物院档案。
其三是思路开阔，重视交流。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不仅聘任国内的学者，也聘请了如福开森、钢和泰这样有助于故宫文物审查鉴定的外国学者。在聘任专门委员时，故宫博物院重视与所聘人员的交流。如专门委员马裕藻最初在文献组任职，后马先生致函易培基，表示愿就图书馆中“勉尽绵薄”，院里尊重马先生意见做了调整[注] 《故宫博物院·组织人事类》卷97，页4。故宫博物院档案。 。鉴于本院工作需要，部分专门委员所聘身份先后有所变化，如江庸先生先原是顾问，后改聘为专门委员，华南圭先生原是专门委员，后改聘为顾问。再如汪申、郑颖荪原为通讯专门委员，后改为特约专门委员。
专门委员会是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研究机构，促进了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蓬勃开展。虽然由于战乱等原因，其学术活动未能始终坚持，但仍然是光彩的一页，在故宫博物院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专门委员在参与专门委员会具体工作中，还进一步深入研究，在不同领域中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例如，沈兼士任文献馆馆长，对档案的整理制订了较为细密的计划，并开始对档案整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他先后撰写了6篇有关明清档案管理的论著。馆中所编珍贵系统史料，他都进行审定并亲写序文。他将历年经验总结编成《整理档案规程》，对明清档案管理和档案学作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还有其他人员结合实际工作的一批论文，也是中国现代档案科学起步并发展的记录。此外有一些其他研究文章，例如陈垣关于四库全书的研究，马衡、励乃骥、唐兰、郭葆昌的古器物研究，以及陈垣、孟森、朱启钤等的历史研究，都是当时有份量的学术成果。
其中容庚就是一个典型。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容庚参加彝器陈列工作，后任专门委员、鉴定委员，又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期间，参与数千件青铜器的鉴定工作，有机会接触原物，辨伪经验日进，写成《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一文，取“四鉴”中有文字之器1290，除镜鉴114，得1176器，分“真、疑、伪”三类，表列出之，计真者657器，疑者190器，伪者329器，可见乾隆以前铜器作伪的一斑。这是西清藏器据著录而作的一次大清理，对于故宫所藏彝器的辨伪是大有裨益的[6]。此外，容庚还整理编纂了古物陈列所的铜器图录。
叶恭绰 字誉虎，收藏书画甚富，鉴别亦精。
又如钢和泰，他是最早关注故宫藏传佛教的学者。1926年，钢和泰被允许进入慈宁宫花园，对咸若馆、宝相楼的佛像进行过研究。1930年11月，钢和泰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新恢复月讲中担任第一讲，题为《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1931年11月29日，故宫博物院致函钢和泰，请他就一件多心宝幢影片上的文字进行辨释。此外，钢和泰还拍摄了宝相楼的766尊佛像，又搜集了一套有360幅佛教人物画像的《诸佛菩萨圣像赞》，后哈佛大学克拉克教授对其整理出版，书名《两种喇嘛教神系》，书中对这些佛像的梵藏汉名称做了较为完整的索引。这部书在藏传佛教图像学方面属于里程碑式的作品。对于后来的藏传佛教艺术领域，尤其是藏传佛教人物图像学方面的学者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7]
四、出版成果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把整理、刊印、传播故宫文化作为一项自觉使命，购买了先进的印刷设备，通过大量的各类印刷品，介绍故宫的文物藏品、明清档案以及紫禁城宫殿建筑，在学术界、文化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9年10月10日，《故宫周刊》创办，这在故宫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易培基院长在发刊词中说：“周刊者，取资既微，流传自易。一方以故宫所藏不分门类，不限体例，陆续选登，以飨国人；一方以故宫工程建筑以及本院先后设施、计划工作情形，公诸有众，期以唤起全国人士之艺术观念。又使讲艺术者多得古人名迹奇制，以资观摹，俾恢复吾国固有之文明而发扬光大之，则庶乎温故而知新，不致数典而忘祖矣。是此一周刊之微，他日或将谓为我国文艺复兴之权舆，亦奚不可，斯又岂独本院及本刊之幸哉？”《故宫周刊》自创办后连续出版510期。该刊图文并重，图为介绍院藏各类文物包括古建筑物，文字部分有专著、考据、史料、笔记、校勘、目录、剧本等，后因战争原因停刊，但它及故宫博物院其他出版物向社会提供的清宫文物史料特别是这种学术为公器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真正把流传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则到了1931年。“前二年(1929、1930)本院之工作，为草创的，为普及的，不论何事，随手举办。办事成绩，虽似较多，但其缺点，则在无统系，无一定目标。本年度则渐由草创工作，进为有趋向之工作，其最大目标，一面倾向于整理保管方面。一面倾向于流传方面。此两种工作，为本年度就财力所及，而尽量发展之趋向。”[注] 《民国二十年本院全年工作报告》，故宫博物院档案馆藏。
民国时期北平的出版机构，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专营机构和兼营机构两大类。专营的有印刷局(馆)、书局、编译馆、出版社等，兼营的有报社、期刊社、印刷局、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等，故宫博物院应属于兼营机构，即以其文物收藏与学术研究而兼营出版。学术出版或者说学术机构办出版，是北平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特色。北平在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总数超过100种以上的出版机构，据调查，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文化学社、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等5家，故宫博物院在这期间出书近50种。[注] 见邱崇丙、子钊《民国时期北京的出版机构》一文，作者称：“出书年代和范围以所见书为据，出版量统计有少量遗漏，故按等级标注，仅供参考。即：A(100种以上)、B(50种以上)、C(10种以上)、D(5种以上)，4种以下不标注。凡注两种等级者，估计有可能高一级。”其中所列16个图书馆、博物馆的出书状况为9个不标注，2个列为D，3个列为C，仅北平图书馆列为BA，故宫博物院列为CB。《北京出版史料》(第八辑)，北京出版社，1996年。
故宫博物院的出版流传，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渐发展过程，院方为此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一是建立照相室。故宫文物之出版流传，分为两种：其一为传拓，其二为刊印。前者专指铜器铭文器形之传拓与铜印玺印之钤拓；拓成之后，均予整理版行。后者则泛指书画铜瓷等专辑图录、定期刊物、善本书目、档案汇编之出版发行。由于故宫之流传事业，除传拓外，以影印为大宗，因此故宫先后建了日光照像室与电光照相室。
二是成立故宫印刷所。故宫博物院流传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故宫印刷所的成立。故宫往年承印本院美术印刷品，只有北平京华印书局，及上海天一玻璃印刷所两处。但两处之机器工人，均属有限，殊苦供不应求。1931年特由本院呈准行政院，与杨心德私人创办之印刷工厂，合资另组故宫印刷所，于3月10日正式成立，其性质为工商合办。其原则为专承印本院交印之物品。所有印刷等费，应收成本，不得图利。但有余力，则亦得经本院之许可，承揽其他主顾交印物品，兼作营业。该厂有石印，玻璃版，凹版，铅印等部，应有尽有。虽草创经营，为时不久，然规模已粗具，后又继续发展，在故宫的出版流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宫的印刷设备系从德国进口，1933年亦随文物南迁到上海、南京，1937年文物疏散，机器不及运走。抗战胜利后收复南京朝天宫库房，但“南迁印刷所之印刷机器，为强有力者分割据有”[8]，未能收回。
三是成立出版管理机构。适应出版事业发展需要，故宫博物院于1931年成立了出版处，由秘书长李宗侗兼处长，同时兼任编辑组主任，吴瀛任印刷组主任，程星龄任发行组主任，杨心德任摄影组主任。
张允亮 字庾楼，河北丰润人，曾任财政部帮办，富藏书，精版本之学。
五是多方筹集资金。故宫的出版物，例如文献档案的出版，是有益于学界的事业，也是历史文献的整理，其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故宫博物院也力争得到社会的支持。1929年，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就曾拨款3万元，为流传文化之用，多数出版物，均赖此项辅助费。他们也力争得到政府的补助。1930年1月，故宫影印出版《筹办夷务始末》[注] 《筹办夷务始末》，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议禁鸦片开始，至二十九年止。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奏折、照会等档案约二千七百余件、二百二十万字。该书于1929～1930年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 。出版前易培基呈文行政院，要求予以出版津贴，行政院批文要求各省市政府酌情贴补。1931年，本院亦筹出若干万元，专供印刷之用。
故宫博物院的出版流传有以下特点：
一是编辑出版与业务工作相联系。故宫博物院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与秘书处、总务处，精印书画、传拓金石为古物馆的工作，整理古籍、编纂史料为文献馆的职责，影印典籍、出版诗文为图书馆的任务，各馆编辑出版自成系统，而编辑《故宫周刊》《故宫》等刊物，又需三馆两处共同承担。
二是印行版别多样，“有活字排版、有石印、有铜版、有珂罗版、有手钤、有墨拓六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最难的是手钤和墨拓，二者乃是我国最古的流传文物方法，早可溯到印刷术未发明以前，就已有此种方法，直到现在，有些特种物品，仍须尚用此法，而此两事，又非人人可为，非有特别训练的专家不办，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而且这种手钤与传拓，所用的器材，如纸张、印泥与墨锭，都非寻常之物”。
三是印刷物类别繁多。大略而言，可分为书籍、档册、金石、法书、名画、玺印、目录、风景、仿古笺牍，及各项说明十大类别。1935年，故宫博物院印行“出版物目录”，将院中所有出版物分为20大类：计有月刊(《故宫》及《故宫书画集》)、周刊(《故宫周刊》合订本21册及目录等)、书翰(29种)、名画(54种)、书画合璧(2种)、影印金石(7种)、印谱(影印《交泰殿宝谱》)、信片(13种)、地图(1种)、图像(2种)、书影(1种)、目录(15种)、史籍(9种)、史料(13种)、谱录(1种)、诗文集(5种)、杂著(9种)、特价刊物(10种)、最近出版刊物类(10种)、金石拓片(111种)、信笺、信封、请客柬(11种)。
从1929年至1936年，是故宫出版的辉煌时期。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出版受到一定影响；1937年抗战全面发生，南迁文物又向西疏散，出版遂告停顿。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的出版物，较重要的有《故宫善本书影初编》《交泰殿宝谱》《历代帝后像》《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故宫月刊》《故宫书画集》《故宫砚谱》《故宫方志目》《郎世宁画帧专集》《故宫名扇集》《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历代功臣像》，以及《故宫善本书目》《故宫普通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天禄琳琅丛刊》等等。
在档案史料方面，出版了《掌故丛编》(后改为《文献丛编》)58辑，编印《史料旬刊》40期，汇编了《筹办夷务始末》《清代文字狱档》《清三藩史料》《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间俄国来文原档》等史料。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之前，故宫博物院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丛刊54种、358册，约1200万字，发表研究文章80余篇[9]。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是当时社会上“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推动明清史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结 论
第一，很多重要学术成果，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
晚清以来，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学术摩擦激荡，使中国学术精神和学术研究赖以存在的机制处于转变之中。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一时期称为转型时代。在这一转变中，包括明清档案等一系列新材料的发现，成为确立现代学术的一个契机。故宫及其珍藏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也是一门待开发研究的学术沃土。近代学术界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直接史料，注重实证的研究，认识到档案的原始证据价值。文献馆出版的各种史料大都首次公布于世，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新鲜的第一手资料。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等不仅为史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材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还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基于博物馆实际，坚持求真、务实与创新，丰富了学术内涵。
故宫有着丰富的文物藏品，作为博物院的基础建设，其首要的任务是文物的审查鉴别整理。这也就决定了故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体现形式的特点。故宫作为博物院，是以文物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这不同于一般的主要以文献为对象的研究机构。故宫学术的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学术研究与文物的收藏、保护、展示不可分割。清宫变为博物馆，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浩如烟海的清宫物品进行整理审查，鉴别真伪，即科学地鉴定，这是硬功夫，也是博物馆工作的基本要求。把故宫的这些工作列入学术范畴，这是一个突破，也是对学术本质的深刻认识。因此，故宫学术研究的成果除过学术论著外，还有大量的成果与业务工作结合在一起。紫禁城宫殿也是民族文化瑰宝，故宫故宫专门委员会后来细分为9个专业委员会，其中还有“建筑物保存”，说明对故宫学术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入。
第三，重视藏品文献，长于考据与鉴定，逐渐成为学术特色。
由于故宫藏品的丰富性、复杂性，故宫文物清理就成为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的一项长期任务，直至2010年底，才彻底摸清了故宫文物的家底。因此故宫学术研究不是经院式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客观分析、比较，解决宫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物证和历代文物的真伪鉴定及其艺术价值、文化联系等诸多问题。总而言之，即以物证史、以物论史，或以物鉴物、以史论物等，都离不开史与物的辩证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故宫学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甚至是“国宝”式的专家学者。
第四，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及专门委员会的灵活性，对后世影响深远。
故宫博物院秉持学术为公器的理念，是故宫“公”字精神的生动体现。1929年10月10日，作为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与理事长的李煜瀛在讲演中指出清故宫须成为活故宫，活故宫的精神在于坚持一个“公”字[注] “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以前之故宫，系为皇室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余素主张，使故宫博物院不为官吏化，而必使为社会化，不使为少数官吏的机关，必为社会民众的机关，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时代，曾请助理员顾问数在百计，帮同点查，以示公开，即现在此工作人员，薪水微薄，因彼等目的，非为权利，实在牺牲，共谋发展。总之故宫同人，在此四年中，对于一公字，已经做到具体化。”《清故宫须为活故宫》，载《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页241-24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辑出版，1980年5月。 。这种“公”，即公开、公共，面向公众，社会参与。这也成为故宫学术研究的一个好传统。
民国时期故宫专门委员会的这种组织形式，后来也有所继承，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体现了故宫学术的开放性，即必须广泛吸收社会力量，这不仅关乎学术为公器的理念，而且挖掘故宫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不是少数人可以承担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故宫博物院陆续成立了编辑委员会、鉴别委员会、文物收购委员会、铜器研究专门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等机构，就可看到专门委员会的影子。[注] 例如1956年7月2日，经文化部同意，成立铜器研究专门委员会，成员为郭沫若、徐森玉、王献唐、郭宝钧、容庚、商承祚、于省吾、陈梦家、唐兰。荟萃了一批国内最为著名的铜器专家。1957年4月6日，成立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由吴仲超、唐兰、张珩、王世襄、陈梦家、沈从文、陈炳、陈万里、李鸿庆组成。下设绘画、铜器、工艺3个小组，聘院内外专家17人为修整组顾问。
在借鉴民国时期专门委员会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也陆续设立了类似机构。随着时代变迁与学术发展，目前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的业务内容已有所不同，委员的学术背景亦有很大变化。例如从2005年至2010年，故宫博物院陆续成立了古书画、古陶瓷、古建筑、明清宫廷史、藏传佛教文物等5个研究中心。名称的变化，反映了研究对象的扩大、研究内容的深入与研究目标的提升；所聘人员的学术造诣与代表性，则体现了21世纪故宫博物院的学术新视野。
2012年单霁翔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来，一手抓“平安故宫”，一手抓“学术故宫”，全面推进故宫保护与博物院建设。2013年10月23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了故宫研究院。故宫研究院是故宫博物院设立的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机构，是以故宫研究院为基本力量，汇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搭建的开放式高端学术平台。故宫研究院在“学术故宫”理念指导下，按照“科研项目制”思路，尝试科研工作机制创新、组织灵活、人才广纳的新探索，展示了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态度。截止2015年7月，故宫研究院下设1室14所，即研究室及故宫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明清档案研究所、古建筑研究所、宫廷戏曲研究所、明清宫廷技艺研究所，文博法治研究所、书画研究所、陶瓷研究所、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中国画法研究所、宫廷园艺研究所，在故宫博物院初步形成覆盖全面、专业突出和梯次完备的学术团队。其中研究室、故宫学研究所为建制单位，其他13个研究所都是非建制单位。故宫研究院的建设，其中也有专门委员会的影响。
第五，重视图书编纂出版的传统，得到继承与发展。
解放初期，在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1898—1958)的坚持努力下，将上海的鹿文波开文制版所和戴圣保申记印刷所的职员与设备全部迁入京城，并于1954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印刷所，故宫博物院从此拥有了高水平的彩色铜板与珂罗版印刷设备，印刷质量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78年三中全会后，故宫博物院迈入全面恢复、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院出版事业也有了一片新的发展天地。1978年恢复《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紫禁城》(双月刊)创办，1983年，紫禁城出版社正式成立。2004年，故宫成立了编辑出版委员会，创办了《故宫学刊》。
作为中国博物馆系统唯一的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经历了成长的过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上世纪末及21世纪初，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的书籍，有一批反映故宫珍藏的图录及《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中国瓷器鉴定基础》(李辉炳)、《两朝御览图书》(朱家溍)、《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刘九庵主编)等学术著作，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利用清乾隆年刊刻的书版，重新刷印《满文大藏经》40套，当年仅刷印了12套。
2011年，原紫禁城出版社正式更名为故宫出版社。出版社的更名，有利于故宫出版传统的维护与发扬。利用故宫博物院的社会影响，增强了出版社在出版传统艺术以及文化类图书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紫禁书系、故宫文丛、故宫经典、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老专家文集、《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明清宫廷建筑大事史料长编》《故宫古建筑保护工程实录》《明清论丛》《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等的持续出版，对故宫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传播故宫文化的图书，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故宫出版社也放开视野，与多方面合作，在中国传统经典艺术的整理抢救上投入更多力量，出版了如囊括海内外几乎全部的米芾墨迹碑帖杰作、多达31卷的《米芾书法全集》等。其中《故宫经典》系列、《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赵孟頫书画全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苏轼书法全集》《蔡襄书法全集》《黄庭坚书法全集》《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乾隆朝)、《故宫书画馆》《故宫藏古代民窑陶瓷全集》《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明代宫廷建筑大事史料长编》《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中国古陶瓷研究》《明清史学术文库》等17种图书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参 考 文 献 ]
[1] 李煜瀛.故宫博物院记略[J].故宫周刊，1929(2).
[2] 北京志稿六·文教志:下[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57.
[3] 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4] 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一览[M].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1932.
[5] 胡鸿杰.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4.
[6] 曾宪通.容庚与中国青铜器学[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7] 郑欣淼.钢和泰与故宫博物院[J].中国文化，2015年第41卷.
[8] 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12.
[9] 郑欣淼.故宫学述略[M]//故宫与故宫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192.
The General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ENG Xin-miao
(The Palace Museu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 Since the birth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1925, academic research has been the underpinning for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t thrived to develop amid social turmoil and the threat of war. When first established, it was able to achieve remarkable fruits, and in particular, with the setting up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 series of work began, such as investigating and authenticating the cultural relics in the Palace Museum, collating and publishing the archive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cking and publishing the classics of the Qing Palace, planning and preparing for cultural relics exhibition, and repairing and building the ancient building storehouse, etc. And with these, the Palace Museum actively pushed forward the transition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from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positioning, business cont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ublications.
Key words :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lace Museum; academic researches; meaning
[收稿日期 ]2018-11-20
[作者简介 ]郑欣淼(1947-)，男，陕西澄城人，原文化部副部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
[中图分类号 ]G2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2-0005-10
(责任编辑：谢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