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解”及其“发展”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的严重挫折，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把如何“应用”（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当时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到了革命的首要地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多次提出要“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什么是“善于应用”呢？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 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注：《毛泽东选集》第820页。）（重点号为作者所加）这里说得很清楚， “应用”并不是直接到马恩经典著作中去找方针、政策，而要经历一个结合实际的理论性创造性过程。为此，他赋予一个中国古典成语“实事求是”以理论探索的意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以及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证明了这一思想是无比正确的。
众所周知，后来，随着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盛行，“毛泽东思想”的被神话，这一思想实际上被人们背弃了。直到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2页。 ）以及“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结合了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13页。）之后， 理论界才又重新开始探索这一问题。
从80年代初期开始，理论界广泛探讨了“实践观念”的理论意义，认为在抽象的共性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个中介理论形态，即实践观念。实践观念本身还不是政策，而是一种直接指导实践运作的理论，相当于一定的实践模式。它说明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转化为结合了中国实际的理论形态后，才能得到正确的应用。
与此同时，理论界还广泛讨论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研究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马克思本人曾多次（尤其是晚年的历史学笔记）对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有所关注，并对自己提出的一般革命模式是否适合于东方社会表示了极端的慎重；第二，马克思本人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并不是那样僵化、绝对的，有三形态说，有五形态说，还有六形态说。因此，马克思本人尽管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提出了若干设想，但是他也一再声明：“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注：《马恩选集》二卷，第301页。）人们发现， 社会形态理论的僵化实际上来自苏联学者的特定理解，来自苏联模式。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及其统一并没有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绝对，在某种程度上它只不过是我们考察社会历史的一种“理想类型”（韦伯语），并非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被它束缚住自己的手脚。科学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现，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模式，正如不存在完全一致的资本主义模式一样。既然根本不存在现实可行的模式可资“应用”，那么“应用”也就是与创造分不开。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时代的变化，解释和说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揭示其发展的规律，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这是理论上的新概括。因为理论结合实际中的“实际”并非一个直观的东西，它的内容主要是国情和时代特征两个方面，这都是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就国情而言，需要考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需要考察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需要考察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就时代特征而言，需要考察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需要考察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探索；需要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等。
第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方法，根据时代的变化，大胆抛弃经典著作中一些明显过时的观点，用新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补充，这种补充当然也是理论上的创造。应该承认，任何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从而是需要加以发展的。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而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但就马恩等经典作家只能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认识资本主义而言，他们的许多结论显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和补充往往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来自经典理论及其固有模式的束缚，一方面来自对实践的全新探索，如果没有这种理论上的突破，社会主义是根本搞不下去的。
第三，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出新的论证，以此教育人民，这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创造工作。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出论证也是理论创造呢？首先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时期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其意义有所不同，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所面临的环境也有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都要结合实际给予科学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才有说服力。邓小平同志曾经针对有些部门、地区思想政治工作涣散、软弱无力的情况，深刻地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式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66页。）其次，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这种批判要力戒形式主义，就必须拿出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就象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一样。
第四，应用结合了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制定一系列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理论创造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政策和方法虽然与抽象的理论有别，但仍属观念形态的东西，仍然是一种理论上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一整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改造，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阐释，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要真正得到应用，就离不开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传统文化中，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唯物的与唯心的，辩证法的与形而上学的成分，并不是可以进行截然划分的，它们往往在一个人身上都程度不同的体现着，往往共存于一个思想范畴里，因此改造本身也是创造。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有了马克思主义，但开始却不会“应用”，只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才谈得上真正的“应用”。那种认为“应用”不是创造的观点正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二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悲剧再一次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上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但为什么在把它们“应用”于实践中的时候，会产生如此荒唐的历史恶作剧呢？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原来我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提出要科学、完整、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注：严格说来，邓小平是在70年代末首先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在80年代中期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9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山此，“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的实际相结合的首要问题。他说明，正确的理论，必须以正确的理解为前提，然后才谈得上正确的“应用”。
于是，过去认为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大都有了问题。比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过去就没有彻底搞清楚，以致把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混淆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淆起来，把非本质的东西看成本质的，把非马克思主义的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我们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是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他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说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实践，而不是先验的原则。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一边大反形而上学，一边却是形而上学的猖獗，原来“教科书哲学”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总根源。“教科书哲学”把形而上学仅仅看成“辩证法”的对立面，从而遮蔽了形而上学问题（追求本体的不变的先验原则）的本来意义，似乎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的超越是靠几对范畴几条规律实现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哲学的真正超越是因为他把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真正基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首先不是几对范畴几条规律辩证法，而是实践自身的辩证法，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法。脱离了实践基础，一切“辩证法”都将成为僵死的先验原则，从而成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几十年不变的“教科书体系”才可能成为“怀疑、反对改革开放方针观点的最后一个安身立命的堡垒，所有不能纳入那种粗陋的诡辩体系的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都被视为异端。”“在他们看来，除非把‘邓小平理论’一一纳入教科书的范畴体系，才可能称其为‘哲学理论’，而这样一来，‘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也就被消除了。 ”（注：高清海：《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 《哲学研究》1998年6期。）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开始，理论界对“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几乎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批判，包括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也进行了反思。这主要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的：一是消除苏联模式的特定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如，僵化的社会形态理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哲学等等。二是消除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定影响。如，过份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混淆政治问题与其它问题等。三是消除传统封建文化的特定影响。比如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小农经济基础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国家主义以及道德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盛行等等。传统文化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最根本的，这也使人们认识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何等艰难的事。当代一位著名哲学家指出，“从一定意义说，这是涉及改变人的本性的问题”。（注：高清海：《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哲学研究》1998年6期。）
“理解”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提出，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代西方解释学的关注，解释学理论成了很多学者“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理解”也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我们通常只讲“理论”体现着世界观，其实，对理论的理解乃至应用也同样体现着世界观。“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而“应用”不过是现实展开的“理解”。过去那种“语录式”、“格言式”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因为它们都是纳入了我们特定思想体系后的理论。因此，尽管我们的理论都“言之有据”（经典句子），但在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时，却注定是荒唐的结局。而那些不符合我们特定思想体系或思维框架的马克思主义，要么被有意忽视，要么将之归于马克思早年不成熟的理论。
可见，理解一种创新的理论是很困难的事，因为“理解”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改造过程。对于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很难避免不带上一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实，对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艰难，毛泽东也在多种场合有过相似的说法。他说，要是中国有一、二百个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诺大的中国，求一、二百个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是难事，何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大众化呢？事实说明，全民学习哲学，哲学普及化、大众化的结果只会是哲学的庸俗化、教条化。哲学影响的社会化、大众化与哲学理论本身的大众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每一种哲学流派几乎都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哲学的大众化实现的。正如人们可以不知道萨特和弗洛伊德，却可以大谈“自我设计”和“性压抑”一样。
三
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理解尽管也是理论自身的发展，但“理解”毕竟不能完全代替“发展”，对同一个“文本”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对同一个“文本”的理解总是受到“文本”本身的限制的。实践中的某些迫切需要，往往不能通过“理解”获得解决，而要直接付诸理论的“发展”。对此三代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注：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页。）邓小平也说过，“世界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1页。）江泽民也指出：“创造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注：转引自吴季松《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3月版，前言。）
从逻辑上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至少应该同时，但历史却是先提出了“发展”，后来才提出“理解”。这一差别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也许恰好说明了过去总讲“发展”但却并没有真正发展的原因。看来，只有“理解”了才能“发展”。这里“理解”对“发展”的意义就在于突出了理论形态，理论体系在发展中的意义。“理解”是离不开体系的，而真正的“发展”也与体系分不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个别观点的修改、补充，它的实质应该是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的不断演变。没有体系的完整发展，甚至也不可能有什么实质上的新观点，因为具体观点总是在体系中得到理解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该是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演变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
第一，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时代的变化，解释和说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理论上的新概括时，它所涉及的内容必然是全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应该仅仅在某一领域（如经济）有了发展，在其他领域却完全照旧。
第二，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原则的突破，必然带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新理解和再认识，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完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修改补充”无济于事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些经典原则的突破也是很难成功的。
第三，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理论要说服人，就必然彻底，而理论上的彻底也就是体系的建构。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逐步完善自己的理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都是与回答实践中的各种挑战以及解除群众思想困惑的迫切需要分不开的。毛泽东是上了井岗山，为了回答党内外的各种怀疑和困惑才感到了全面理论思考的迫切需要，邓小平理论的完备确立也是他不断回答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怀疑和困惑的结晶。
第四，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还在于这种发展分别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形成了自身新的理论核心。理论核心的变化必然意味着体系的演变。列宁早就指出过，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98页。 ）（重点号为原有）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工作重心，工作重心的转移也就是理论核心的变化，它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演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更替的。
黑格尔说过，“哲学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页。）理论直到今天的发展大多是依靠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的演变完成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大发展也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正是这两大体系的形成，才标志着结合和“应用”的成熟，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才是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我们过去忌说体系，除了中国革命者当初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复杂性缺乏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外，也与传统文化中“重道统，轻创新”、“述而不作”的弱国民性心理有关。因此，即使谈体系，也是从“主义”到“思想”到“理论”，一个比一个级别低。其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其思想内容和范围来说，固然存在一个体系的大小问题，但就其实践意义来说，很难讲谁更伟大，因为它们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不断演变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说到：“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注：《求是》1998年4期。 ）联系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学习理论的“三个着眼于”，笔者认为这首先也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解”及其“发展”观点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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