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亚多元文化整合走势——关于国际关系中异文化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东亚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浅谈论文,走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家利益，或以国家集团地区共同利益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初见端倪。当前，各国学者都十分关注对引起国际格局变迁、造成国际纷争根本原因的探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诸说〔1〕。虽然，这些理论引来学界诸多非议， 但也给人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一、现代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一般历史经验
20世纪的文明史，既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冲突史，又是一部相互理解与认识的交往史。以1945年为界，前半期是冲突与战争为主线的历史，是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膨胀扩大和传播的历史，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创造现代新文明的历史。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与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服和扩张相伴随的，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的弱肉强食、种族淘汰为“自然法则”的。随着二战的结束，以殖民文化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开始衰退。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使人类最终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桎梏，改变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态势，人类开始进入了多种文明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
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文明，是以与西方文明并存的非西方文明的成长和繁荣为特征的。这50年中，强权政治日渐衰落，素以欧美优先为骄傲的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了往日在世界上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地位。但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其表面上通行的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掩盖了事实上不平等的贸易和金融制度。这套只反映世界上少数人利益的西方价值观念，也就是西方商业文明崇尚的基本价值观，是维系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思想基础。对此，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条件，围绕国际贸易体制和世界金融体制，与发达国家展开了一场彻底改造国际旧经济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这其中也必然涉及西方与非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冲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新兴工业国（NIES）的崛起，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给世界提供了一种非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模式。这种建立在非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但又与西方文明有借鉴关系的模式，反映了近几十年来人类多元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然而，近年来非西方文明的兴盛却遭到了来自西方的种种非难和指责。这在涉及社会政治价值观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对此，东亚国家反响极为强烈。例如，李光耀先生曾就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由指责新加坡为东方专制权威主义统治的国家而发表一系列的谈话，一方面阐述了东方文明中家庭、社会、国家观念与西方的差异，以及法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批评了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及其在美国现实社会中引发的各种问题。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中国也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社会政治价值观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在东西方几十年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纷争为核心的冷战结束后，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异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显在化，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一点恰巧被“文明冲突论”的作者言中了。
但这是不是像某些西方思想家所断言的，文明的冲突与异文化之间的差异将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宿命呢？笔者认为，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文明与文化冲突的现象，但这决不会阻碍人类文明、多元文化在本质上走向融合的大趋势。原因在于：
首先，在未来的人类文明发展中，异文化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文化并不是引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尽管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民族情绪、国家意识在国与国间的冲突中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更应当给以肯定的是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高于一切。这绝不是理想主义的美好预言，在当前的世界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这是实现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文明融合的根本条件。
其次，在近代的人类文明史中，多种文明交融的发展趋势已经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早期，这种文明的交融，除日本外，都是在殖民主义征服的强大压力下被动进行的。但在二战之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崩溃，它已经转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觉地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使之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共识。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中国的台湾都是把西方现代文明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成功典范。
第三，东方文明与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这方面，暂且不论以往历史上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也不提近代殖民浪潮中在西方国家扎根的东方移民社会群体的影响，仅从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东方文明的关注程度、以及广泛兴起的学习东方文化的热潮中，就可以发现东方文明所包含的神韵和深刻的内涵对西方人具有多么大的魅力。文化交流中潜移默化的相互理解和认识，成为西方人学习借鉴东方文明、推动人类文明日趋融合的强大力量。总之，对东西方文明融合表示认同的人毕竟占多数。
二、东亚将成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中心
欧洲与北美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两大中心。未来的21世纪将怎么样，除了现有的两大中心外，谁还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文明代表？
从当前的经济政治综合实力和发展态势上看，地处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最有希望成为新的世界文化中心。这一地区不仅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佼佼者，而且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政治军事格局相对稳定。
但是，欧美思想家中不少人对东亚将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有人对东亚诸国正在努力建设的太平洋共同体大加贬斥，声称这只是一种“神话”〔2〕。 他们对东亚前途的悲观论调，大致如下：
第一，目前东亚的现代化将步欧洲的后尘，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亚洲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将激化，届时会发生欧洲一战、二战那样的大规模战争，“毫无疑问，欧洲的过去会在亚洲的未来重现”〔3〕。
第二，东亚诸国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心理方面，缺乏共同利益、责任、价值和相互尊重的共识，要超越文化差异形成一体化的观念和意识相当困难。因此，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愿望“其结果很可能化为泡影”〔4〕。
第三，东亚诸国的经济急速增长是以牺牲民主化的进程为代价的，其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是违背西方民主、人权原则的。与此相关的经济管理体制也是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政府指导型，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大相径庭。
东亚的现实果真是这样吗？东亚的未来究竟有没有希望？本文无意就以上观点逐一给予分析，仅就东亚文化的某些特征及其前景，谈一些与西方某些学者不同的见解。
第一，可以肯定，东亚文化圈并不是以单一文化模式为基础的，而是一种多元文化复合文化模式。在这里，既有古代中国儒家、印度佛教、伊斯兰教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有各民族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还有西方外来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正是由于东亚文化圈本身具有这种多元性质，融合共存的发展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突出表现在东亚文化的非排他性特征上。在这方面，东亚各国对吸收、借鉴西方文明都给以极大的重视。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以来，对西方文明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与借鉴。甚至在文字，创造了大量直接由西方音译而来的片假名。80年代以来，日本又提出了“脱欧返亚”的口号，许多知名学者著书立说，力主日本在建设东亚文化圈中应承担起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作用。〔5 〕新加坡的范例也很说明问题。目前，英语不仅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而且已成为国民的主要社会生活用语。特别是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民间对西方文化的渐入给予极大的关注，对西方文化的评介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潮。
第二，东西文化在东亚地区的融合不是无条件的简单混合，而是有选择的借鉴。在这方面，东方民族对家庭、社会、国家所特有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崇尚个人权利、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倾向是存在着极大差异的。日本的一位茶道教授一语道破了这一差别，“西方国家突出个性，而在日本，凡是进入了模式世界的人，都必须‘无个性’，然而正是这个‘无个性’才创造了日本的繁荣”〔6〕。李光耀先生认为， 东亚国家通行的是国民对家庭、社会、国家的忠诚，这种观念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相反，西方国家的政府却要去寻求国民的支持。这就是“西欧与东亚在政治、社会观念上的基本差异”〔7〕。因此， 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东亚国家并不盲目效法西方的经验。在人权、言论自由等问题上与西方的认识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作为发展中国家，东亚诸国深知保持一种有效的中央权威是何等的重要。对此，甚至一些西方学者都给以肯定，“没有政府干预、没有有效的政治中心，在20世纪后期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想迅速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不可能的。这正是东亚经验给我们的启示”〔8〕。
第三，从当前东亚政治、区域安全等因素看，这一地区是基本稳定的。这是东亚文化将继欧美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文化中心的有利条件。当然，两极格局解体后，东亚地区原有的矛盾直接显露了出来，日本的北方领土问题、朝鲜南北方的统一问题、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各国原有的边界纷争等问题都是摆在东亚各国面前尚未解决的问题。日本对以往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尚未得到其他东亚国家的谅解，更有对其军事力量增长的担忧。此外，东亚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的急剧增长、实力不断增强也有疑虑。这体现了中小国家对本地区两个世界级大国的警惕和担忧。不过，值得慰藉的是，从最近东亚各国政府在处理域内危机事件和共同事务时表现出的高度灵活性与相互协商的诚恳态度上，可以看出未来东亚格局中的平等协商机制正在形成。
最后，对东亚走向安定繁荣、将成为世界新的文化中心最有力的说明莫过于东亚人在近几十年中完成的一场心理革命。自上世纪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取得支配地位以来，东亚人民在心理上形成了自认不如西方人的自卑感。然而，今天东亚各国的政府和人民都认识到，自己与其它文化圈的人们相比丝毫也不逊色，在创造现代化的高度物质文明方面，英美国家用了五、六十年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东亚国家仅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今天，发达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上原有的巨大差距正在缩小，而且差距缩小的时间越来越短。东亚各国人民不仅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对世界各国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成果也都给以认同和借鉴。正是这种既有强烈的自尊心，又不盲目排外；既自信，又能兼容并蓄的精神构成了东亚人的普遍心理特征，成为创造一种新的东亚多元文化的精神支柱。
三、中国在东亚文化整合中有何作为
毫无疑问，中国在东亚的文明史上一直发挥着泱泱大国的作用。中国两千多年灿烂的古代文化，曾对东亚各国的文化建构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面对21世纪东亚的未来和新型多元文化的建设，现实的中国能做些什么，她还应当、或者能够像以往历史上那样发挥文化大国的作用吗？
对此，仅从文化概念的狭义静态和广义动态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首先，从狭义静态的文化概念看，中国在现实东亚各文化群落中的地位和影响绝不可低估。其表现有三：
（1）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 与东亚各国崇尚的整体观念、集体精神、家庭意识等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所创造的传统文化，曾为东亚各国提供了一套最完整、最系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在东亚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某些隐藏在物质成就背后的精神要素，其中包含着许多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并行不悖的因素。
（2）从纯粹文化成果的积累上看，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所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东亚各国中，也是无一可与其媲美的。过去，曾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东方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越是根深蒂固，其道路越是艰难漫长。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今天看来并不完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重新得以弘扬，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不仅应当而且能够与当今世界先进的文化相结合。现代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甚至二者的结合可以更完美、更全面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弊病。
（3）从文化对强化民族意识产生的凝聚力上看， 当前中国大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比率相当高。据前不久日本《读卖新闻》与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联合调查结果证实，认为本国文化比欧美文化优越的人，在中国被调查者中占77%，而在日本仅占38%〔9〕。 这反映的不仅是中国国民对本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的荣誉感，而且说明了人们对现实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发展前景的信心。
其次，从广义动态的文化概念看，即从异文化间交流与融合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在现实东亚文化群落中的地位与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但同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一些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障碍。其表现在于：
（1）80年代以来，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文化封闭状态， 逐渐形成以坚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为前提、以重建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开放状态。就此，仅从东亚地区人口、地域第一大国的意义上看，中国文化进入常态发展必然给这一地区的整个文化的繁荣造成巨大的影响，注入强大的活力。
（2）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发祥地、东亚传统文化主要代表，其对外交流合作的不断扩大，必然吸引本地区各国广泛参与。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文化的辐射影响。
（3）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 中国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市场。当前，中国的新闻媒界、影视文艺、图书出版、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领域都对世界敞开了大门，人们从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对异文化的认识、了解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今天，与异文化之间的沟通已成为中国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4）除中国在建构东亚多元文化中将扮演积极建设者的角色外， 现实中国文化本身也存在某些不利于地区文化整合的倾向，其中最突出的是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理倾向。它往往表现为自成一体、过分强调民族特殊性而忽视外部世界的普遍性、固守本民族文化中的某些僵死过时的东西，甚至存在着与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大潮相悖的自我文化至上倾向。这不仅阻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进程，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将使中国文化缺乏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兼容性。
（5）与上述不利倾向相关， 现实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与建构东亚多元文化不相适应的许多问题。其中除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外，其它都是应加以改造、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法制建设落后、守法观念淡薄，中国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的重人情、轻法度的观念仍相当流行；自私、松散、帮派小团体倾向、地方主义严重。一方面是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是藐视一切权威的无政府倾向；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与读书无用的文革观念扭曲了一个民族提高文化精神素质、走向现代化的方向；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心理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不仅造成商品经济与市场的无序状态，而且污染了民族的精神文明，等等。凡此种种，都阻碍着中国在建构东亚多元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面向即将来临的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人民正面对着一次完成地区文化整合的挑战。同时，这也是历史赋予东亚各国人民振兴地区文化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企盼东亚各国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大潮，造福人类、造福东亚，完成这一历史重任。
注释：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国家利益》（美）1989年夏季号。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外交季刊》（美）1993年夏季号。
〔2〕罗伯特·马宁、 保罗·斯泰恩：“太平洋共同体的神话”《外交季刊》（美）1994年冬季号。
〔3 〕阿隆·弗里德贝克：“冲突在即”《国际安全》（美）1993-1994年冬季号，第7页。
〔4〕同注〔3〕，第80页。
〔5 〕林健太郎：“日本是沟通亚洲与西欧的桥梁”《外交论坛》（日）1995年，第76期，第2-4页。
〔6〕同注〔2〕，第82页。
〔7〕“《外交季刊》副主编P·泽科利亚与李光耀的访谈录”《中央公论》（日）1994年5月号，第394页。
〔7 〕罗伯特·韦德：“看不见的手：国家与东亚的经济增长”《现代史》（英）1993年12月号。
〔9〕《读卖新闻》（日）1995年6月1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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