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外史》与性灵文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山论文,性灵论文,外史论文,思潮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球《燕山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惟一的一部长篇骈文小说。全书三万一千余言，全用四六骈文写成，这不仅在小说史上绝无仅有，恐怕在骈文史上也罕有其匹。小说所用典故数以千计，其创作难度不言而喻。正因如此，《燕山外史》常常被治小说史者提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其归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一类，指出了作者“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的创作动机。后代学者又根据鲁迅的说法，将其列为四大才学小说之一。然而，由于《燕山外史》征引繁富，时有僻典，文辞深奥难懂，不仅广大读者望而却步，就连许多研究者也难以卒读。也正因为如此，《燕山外史》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有关学者在论及该书时，或抑多扬少，或褒贬参半，且多半沿袭鲁迅的观点。今天，我们要将《燕山外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就需要采取知人论世的态度，认真研读原著，将作家作品放置于时代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重新审视，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一
《燕山外史》吕清泰序文中有“忆己未之秋，蕴斋索余题词，甫读一过”之语，己未即嘉庆四年(1799)，可知《燕山外史》至迟在嘉庆四年已完稿。小说结尾有作者一些自述性的文字，如“球……学书学剑，百事蹉跎；呼马呼牛，半生潦倒。……年加马齿，壮志都灰。……阳关听故人之唱，苍鬓霜催”，从中可知《燕山外史》成书时作者已年岁老大。由此看来，他与性灵派主盟者袁枚(1716～1798)、《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5～1763)、“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燮(1693～1765)、清代骈文大家汪中(1744～1794)的年龄相差应该不是太大。
陈球青壮年时代正处于乾隆后期。这时，曾经辉煌一时的“康乾盛世”早已日薄西山，衰象日显，封建统治机器不断走向腐朽，长期积累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日趋深重和激化。嘉庆元年爆发的涉及五省的白莲教起义，使大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受资本主义萌芽和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影响，一度沉闷的思想文化领域重新趋于活跃，在清初曾受到压抑的人文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以戴震、汪中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志存闻道”的汉学家们，走出了“纯考据”的学术樊篱，他们努力通过文字的训诂来探寻古书义理，对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具有鲜明的异端色彩。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股以尊重情性、非议程朱、追求思想解放为核心的进步文学思潮，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袁枚和以袁枚为盟主的性灵派。
进士出身的袁枚，做过几任县令，三十三岁时便辞去官职卜居于南京小仓山之随园，优游诗酒近五十年。袁枚性情洒脱不羁，强调写诗要表现个人的真情实感，呈露真我，重视创作的灵机和真趣。他又喜欢广交宾客，奖掖后进，门生故旧甚多。在性灵文学的旗帜下，聚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和学者。此外诗画兼长的郑板桥、著名诗人黄景仁、学者兼诗人赵翼等，都与袁枚交谊甚笃，可视为性灵派的外围。性灵文学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十八世纪中国正统文学潮流中一股蔚为壮观的狂澜，这股狂澜几乎席卷了彼时整个诗界”（注：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52页。）。
二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有关陈球生平、交游的材料还很少，但从这有限的材料和《燕山外史》文本里，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不少《燕山外史》受性灵派文学思潮影响的证据。
如前所述，性灵思潮是清中叶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思潮，袁枚又是负一时重望的诗人，其诗歌在当时广为流传，“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者，皆知其名”（注：《清史稿·袁枚传》，民国十六年清史馆铅印本。），“却到江山奇绝处，遇双鬟，都唱袁子才”（注：蒋士铨：《贺新凉·袁子才前辈邮骈句数百首订交题词奉报》，《忠雅堂全集·词集卷上》，引自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而陈球所在的秀水（今浙江嘉兴），离袁枚长期居住的江宁（今江苏南京）不是太远，陈球又是秀水一带甚有名气的文人，《光绪嘉兴府志·秀水艺术传》称陈球是“才华淹博”。清代于源《灯窗琐话》载叶维庚所题《燕山外史》诗中，将陈球与唐人陈子昂、宋人柳永相比，诗云：“海内文宗陈伯玉，禁中乐府柳屯田。”（注：孔另镜：《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而陈球的同乡，被称为“乾隆后三家”的著名诗人王昙，也是性灵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陈球对当时每到一处便“从者如市”的袁枚及其诗文应当熟悉，对性灵派及其诗歌也应有所了解。
《燕山外史凡例》中陈球自云：“球在总角时，即喜读六朝诸体。长于本朝诸四六家，尤所研究。”乾嘉时代是清代骈文创作最繁盛的时代，且形成了骈文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骈文大家们几乎都是性灵派或受性灵派影响的人物，他们提倡和写作骈文，实际上带有反对桐城派以程朱理学和种种清规戒律来束缚散文创作的意味。汪中向被推为清代骈文家第一，他的骈文有真情，有自我，反封建礼教的意识十分强烈，对主情文学有推波助澜之功。袁枚也写作了大量骈文，《小仓山房外集》八卷，全部用骈文写成，这些骈文都具有独抒性灵之特点。与汪中齐名的洪亮吉骈文，则情韵词藻俱佳，“每一篇出，世争传之”（注：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秀水人王昙才名极大，著有《烟霞万古楼文集》，其骈文尤为世人推崇，陈球之文述称其骈文“非近世骈俪家所及，求之古人亦罕其匹”（注：转引自《中华文学通史》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既然陈球对清代骈文“尤所研究”，那么他重点研读了上述清代最著名的骈文家作品，并从中汲取思想和艺术养料来创作《燕山外史》，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为了提高骈体文地位，袁枚等人针对桐城派扬散抑骈的观点进行了反击。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指出，有奇有偶是自然界普遍规律，骈文与散文的关系，如同双峰并峙，两水分流，飞鸟之双翼，二者不可偏废。袁枚还指出，骈体文的出现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并非人们刻意之所为，尊散抑骈是毫无道理的。袁枚还特别强调，“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而陈球在《燕山外史旧例》中也谈到自己用骈体写作，完全是出于自然，“实因语在口头，信手拈用耳”。陈球这一说法，与袁枚为骈体文辩护之语遥相呼应，他用骈俪语创作长篇小说，无疑是在为骈体文壮声势。可以说，在当时文坛骈散之争中，陈球是一位崇骈派健将。
从陈球的生平遭际以及个性、生活情趣来看，他与性灵派人物有颇多相类之处。“性灵派的诗人们大多怀才不遇，狂放不羁，或浮沉于下僚之群，或退隐于山湖书院，辛苦辗转，虽有经世之志，然终潦倒一生。”（注：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52页。）汪中应乡试屡屡不中，靠校书和卖文为生；黄景仁也乡试连连落榜，自叹“一身堕地来，恨事常八九”（《冬夜左二招饮》）；王昙虽曾中举，但应进士不第，长年辗转幕府，潦倒而终；舒位也终生贫困，旅食四方。陈球命运同样坎坷，一生以秀才而终，“家贫，以卖画自给”（注：参见《光绪嘉兴府志》卷五三《秀水艺术传》。），陈球诗文画兼工，而以卖画为生，这一点与郑板桥极为相似。
在秀水这一人文荟萃之地，陈球以“善识山水”而著称，《灯窗琐话》载：
陈蕴斋先生球，居郡中瓶山之侧，自号一篑山樵。性豪迈，耽酒，工画，尝寓西湖，遇雨则着屣出游，徘徊山麓间，终日不去。人笑其痴，蕴斋云：“此即天然画稿也，免向故纸中觅生活耳”。
《灯窗琐话》还录有陈球《咏竹》诗，诗中有“不可此君无一日”、“几度凭栏带醉看”诸语，可见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在这一点上，陈球和袁枚等人极为相似。郑板桥自称“性好山水”，袁枚也说自己“好游，好友，为花竹泉石”（《所好轩记》），据说袁枚是因为喜欢随园才放弃官职，“以一官易此园”，其《遣兴》诗云：“夕阳芳草无情物，解用最为绝妙词”。崇尚性灵者常常不为世俗所理解，陈球被世人笑为“痴人”，汪中被世人目为“狂人”，郑板桥等者被世人称为“怪人”，袁枚被世人视为“名教罪人”。在与众不同的个性与审美情趣方面，陈球与性灵派作家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在张扬和强调性情方面，陈球与性灵派一脉相通。袁枚是一位尊情主义者，性情是“性灵说”的核心内容。在袁枚看来“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而情的核心是男女之情，“情之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尊情说虽非袁枚首创，它于明代中叶以后已经产生，但经过袁枚的张扬鼓吹，清中叶以后尊情说更加深入人心，却是不争的事实。《燕山外史》对“情”是相当注重的，小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情”字。小说开篇便说：“人非怀葛，畴安无欲之天；世异羲农，孰得忘情之地”；结尾又说：“第是情缘未断，口业难除。……枯肠搜句，总缘我辈钟情，此《燕山外史》之所由作也。”作者称自己为“情痴”，称《燕山外史》为“言情之作”，陈球如此重情，这不能说与性灵派的影响没有关系。
陈球的文学独创意识同样也与性灵派的影响有关。袁枚十分强调文学创新，认为诗歌要有发展变化，必须写自己的性情、遭遇，“唯吾所适”，具有自己独特风貌，“味欲其鲜，趣欲其真”（注：袁枚：《随园诗话》卷一。），而赵翼则进一步指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注：赵翼：《瓯北集》卷四九《论诗》。）。陈球在《燕山外史凡例》中说：“史体从无以四六成文，自我作古。”这一自我称许，多少表现了作者在艺术上追求创新的精神。尽管我们今天知道，在唐代就有张鷟等人用骈体来写小说的，但应该指出，张鷟的《游仙窟》在国内一直不传，直到上世纪初才在日本偶然发现，陈球当时确实未见到过骈体小说。不过《游仙窟》并非纯骈体文小说，且情节简单，篇幅不长，而陈球用三万多字的篇幅写就一部长篇小说，实属一种创新。尽管这种创新仍有许多缺陷，但作者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不应抹煞。
三
性灵派及性灵派的追随者中一些杰出人物，不仅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上成就非凡，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卓然成家，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袁枚和汪中。袁枚公开宣称自己“孔郑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对当时的官方哲学、宋学和风靡一时的汉学都不以为然，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答惠定宇书》）。针对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教条，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再答彭尺木进士书》）的观点。袁枚对“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妇女缠足的恶习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偏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不顾非议，大量招收女弟子学诗。章学诚攻讦他“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书坊刻诗话后》），这正可以看出袁枚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倾向。这种反传统倾向，开启了清代中后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汪中是一位敢于针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标新立异的学者，治经治史能着眼于古今沿革、生民利病。他提出了男女私奔不禁，允许女子“夫死再嫁”等观点，认为女子守节殉夫，“尤礼之所不许”，是“愚”的表现，甚至还提出了“烈女不事二夫，不谓不聘二夫也”（《述学·内篇》）这么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
受清中叶包括性灵思潮在内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燕山外史》在思想上也表现了一定的批判性和进步性，这种批判性和进步性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背离倾向上。小说开头写道：“自有佳人，总称绝世；从无名士，不悦倾城”；卷二中又写道：“成千古之美谈，总属至情相结；秉五行之秀气，谁无大欲所存也哉。”这些议论，都肯定了男女相悦的“情”和“欲”纯粹出自人的自然本性，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袁枚《情说》中也有一段与之相类的议论：
好货，好色，人之欲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
《燕山外史》所极力讴歌的窦绳祖与李爱姑的恋爱婚姻，也充满着反礼教的色彩。窦生因避雨而走入爱姑家，被爱姑的容貌所吸引，此后便常常光顾李家，赠以重金。而爱姑不为金钱所动，决不苟从。窦生相思成重疾，形销骨立。爱姑得知大受感动，终于以身相许。窦、李二人结合，无媒无妁，虽李母因爱财而极力促成其事，但窦父竟然一无所知。二人的情爱，实际上最初是一种“野合”式的同居。事情被窦父觉察后，窦父强迫窦生离开故乡嘉兴，到早年订亲的山东岳父家入赘成婚。后窦生回乡，适值父丧，丧满后又被岳父催促返回山东，窦生便携爱姑同往。不料窦妻极为妒忌，对爱姑百般折磨，窦生心甚不忍，便带爱姑乘夜逃离。这实际上又是一种私奔，凡此种种都是传统礼教所不允许的。
与大多数才子佳人小说中权贵恶少扰乱婚姻的情节颇为不同的是，《燕山外史》中窦、李两人美好婚姻被破坏，起源于窦父强迫儿子入赘山东宦家，也就是说，封建礼教才是爱情的最大障碍。如果窦生在父命面前显示出一点反抗精神的话，后面一连串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在窦生看来，“已定媒言，礼无可却；旋遵父命，势不容辞”，他只能“玉鞭遥指，由异地以乘龙”。后来，窦生已离开岳父家，又因岳父一纸文书的催促而不得不带着爱姑返回山东，致使爱姑受尽折磨。可见，“礼”、“孝”、“父权”之类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是造成窦生、爱姑婚姻挫折和人生苦难的根源，作者也许隐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歌颂女子才德之美，是人格平等意识的反映，也是反封建礼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小说中的李爱姑是一个塑造得比较好的人物。她灵心慧舌，天分甚高，窦生教她读诗经、作曲谱、下围棋、学书法，均进展甚快；教她学习吟诗作赋，“几乎青欲胜蓝”。初恋时，爱姑不重金钱重人品，不轻易答应窦生的求爱，显得既多情又庄重；面对盐商的骗婚，她触石觅死以明其志；被骗玉青楼，她励志守身，凛然不可侵犯；贫困之时，她勤俭持家，亲自耕织以维持生计，并劝勉窦生奋发读书。后苦尽甘来，所雇乳母正是曾百般虐待她的窦生前妻，她又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在一连串的磨难之中，她显得坚贞、刚强、大度而又富有远见。较之才子佳人小说中七岁写诗就能压倒群英的才女们，爱姑这一形象显得更为真实可信。
《燕山外史》的批判性和进步性还表现在对当时专制政治黑暗的揭露上。小说写到了永乐年间的唐赛儿起义，虽然称唐赛儿为妖妇，但也揭露了官府在连年大灾之后不救灾恤民，反而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对交不出赋税的灾民酷刑搒掠的事实，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胆的。小说对明初政治黑暗多所揭露，窦生岳父是个致仕官员，他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侵田夺产，抢夺民女，可谓罪恶昭彰。窦生为人正派，为官时除奸打恶，为民解困，结果触怒柄臣，“挤排迭出”，“谣诼丛兴，务欲置于死地”。小说还写到了朝廷中结党营私、恶人当道的情况，“举朝同识羊何，成党咸依牛李”，“豺狼得志，方当道于明廷；魍魉何心，屡弄人于白昼”，批判矛头直指封建朝廷，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燕山外史》还多次提到了明初的靖难之役，对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骨肉相残的政治斗争和滥杀无辜的残暴政治也多所揭露：
第在成祖当靖难以来，刑书过峻；及承平之后，法网仍严。义士忠臣，悉充冤狱；贞妻烈女，半入教坊。抄成瓜蔓之名，万家露宿；罪定株连之例，九族尸横。
如此尖锐地抨击专制政治的残暴和黑暗，在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小说写窦生奉皇帝之命追查建文余党，其他官员舞文枉法，深文罗织，陷害无辜，而窦生力为被诬陷、被株连的人平反：
恭承严旨，追勘程、史从亡；恪奉密纶，分鞫齐、黄余党。在诸臣深文钩隐，罗织殊多；在窦生委曲求全，平反不少。
窦生还向皇帝上“缓刑尚德之书”，这是针对暴政而提出的改良主张，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小说虽假托明朝，实是暗指当世。这种大胆的揭露，与当时陆生楠、崔述等人怀疑与批判极端君主专制的言论遥相呼应。作者所开列的改良主义药方，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燕山外史》是一部才学与性灵兼具的小说，关于其重才学之特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兹不赘述。概而言之，《燕山外史》是18世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小说中有性情，有寄托，有感慨，有讽谕，时代进步思潮在小说中程度不同地得到了体现和反映。时下有些专著或说其“思想陈腐”，或说其“立意庸陋”，这种观点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