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论清真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真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王国维评论过的词人词作中，清真词可算是触及最多的一个，而且多条评语褒贬扬抑不一，情况比较复杂。不少人对此表示困惑，认为它反映了王国维自身态度上的矛盾；也有人以《人间词话》中对清真词的批评同《清真先生遗事》里的赞语相比照，作出王氏晚年修改了他前期看法的诊断。这是否符合实情呢？我以为，“改正”说是没有根据的。按王氏《人间词话》约写于1906年至1908年间，分三期发表在1908年冬至1909年春的《国粹学报》上，并于“宣统庚戌（1910）九月”由作者最后审定（见《人间词话》篇目自署）， 而《清真先生遗事》即于1910年写成，次年刊入《国学丛刊》，两者差不多同时进行，若说要修改，何不于《词话》发表或定稿时更动，却一定要到《遗事》里去纠正？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晚年定论”了。所以，要研究这里面的“矛盾”，还得换一个角度去考察，说不定能从中探掘出一点消息来。
（一）
《人间词话》论清真词，较之于《清真先生遗事》，果真存在着重大分歧吗？我们不妨也先来作一番比照。
据王国维生前发表的六十四则《词话》统计，关系到清真词评价的，有第32、33、34、36、48、60共六则，依次迻录如下：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花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
美成《青玉案》（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不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此六则中，一、五则意思相同（且皆源出于刘熙载《艺概》），是批评周词品格不够高雅。第二则虽也说周词欠“深远之致”，但又称其“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评价还是相当高的。第三则仅仅在用“代”字上有所不满，整体而言，则肯定周词“境界极妙”。第四则纯是赞扬，并引姜夔作对照，谓后者“隔”，即意味着前者“不隔”，“不隔”也便是有境界。最后一则有褒有贬：“能入”、“有生气”，大抵近乎“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不出”、缺乏“高致”，又同“深远之致不及欧、秦的评语相当，但仍断言其高出于姜夔以下的南宋词人。总起来看，《词话》对清真词虽有讥评，而掌握上不失分寸，决非心存偏见，任情排掊之属。
此外，在王氏当时写成而经后人整理发表的《人间词话删稿》（其中大部分实为未刊稿）里，亦有数则论及清真词，如：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当作‘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顾夐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
“西（当作‘秋’）风吹渭水，落日（当作‘叶’）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
唐五代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这五则从妙作情语、善借境、工长调、有句有篇等不同角度对周词加以肯定，尤其后两则带有总结性的论断，充分体现了王氏将清真置于“第一流作者”之列的本意。拿这些评语同前面的论述合观，当能更全面地理解《词话》对清真词的评价。
再来看《清真先生遗事》，其《尚论》部分谈到清真词的有以下几条：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唯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白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先生之词，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
括入律，浑然天成”。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
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强焕本亦有注，见毛跋），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楼忠简谓先生妙解音律，……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以上四则，第二则引宋人强焕赏誉周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之语，基本未出《词话》所云“言情体物，穷极工巧”的范围。第三则论周词多写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入人之深”，也同《词话》所谓“能入”、“有生气”大致相通。而第四则的“妙解音律”，则可以视为对《词话删稿》中“工长调”、“精壮顿挫”说的发挥与补充。最引起人们注目的，乃是第一则里标举清真为“词中老杜”，正是这个称谓引发后人不少争议，并造成了《遗事》与《词话》对清真褒贬悬殊的印象，对此不能不稍加辨析。
应该如何来看待“词中老杜”的称谓呢？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破除我们脑海里认为杜甫为“诗史”、“诗圣”的传统观念，切忌拿这类套子来印证清真词。因为“老杜”云云不过是个比喻，比喻只要求喻体与喻指之间存在某种相似，并不求其全面相当。所以，尽管清真词里明显缺少杜诗那些“伤时忧国”的成分，仍无碍于从另外的角度来把二者相并比。这另外的角度，如果联系全段论述来看，我以为，主要指作品的艺术风格。试看文中以东坡的旷放比李白，欧、秦的淡雅比王维，柳永的浅俗比白居易，贺铸和小晏的琢炼比大历十才子，乃至以辛弃疾的“以文为词”比韩愈，不都是从艺术风格着眼的吗？推论之，“词中老杜”也无非指清真词的作风有近于杜诗之处，其特点即在于前文所说的“精工博大”。我们知道，杜诗的艺术成就向来是以“诗律精严”和“集大成”著称的，而清真词的胜境较之于北宋同期词人，在王氏看来，恰恰也便是其艺术上的“精工博大”，由此生发“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的联想，岂非出诸自然？也正由于这仅仅是从艺术风格的相似性立论，故“词中老杜”实在并不包含“词中第一人”之意，因亦无碍于王氏从其他方面对清真词给予批评（同一则论述中即张炎病其意趣不高远的话，并以“欧、苏、秦、黄，高则高矣”坐实之）。于此看来，《遗事》的评论清真词同《词话》相比照，实可相互补充，相互发明，而并不构成显著的矛盾。要说有矛盾，也决非王氏态度上的矛盾〔1〕，乃是其所评论的对象——清真词自身内含的“矛盾”， 或者说“不平衡性”。只有确切地把握住这个“矛盾”，才能合理解释王氏对清真词的基本态度及其词学立场。
（二）
王国维是怎样来揭示清真词内含的“矛盾”的呢？在其众多的评语中，撇开那些一枝一节的赏誉和因袭前人的话头，我以为，有两段分析最值得重视：一是批评清真“能入而不出”，二是指认他“高远”不逮欧、苏，而“精工博大”过之。这两段议论正好抓住了清真词评价上的两个关节点，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推敲。
先来看“出”和“入”的问题。
以“出”和“入”论文学，《二十四诗品》有“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说，清人周济有“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龚自珍有史家“善入”、“善出”（《尊史》）诸种说法，但说的不是一回事。《二十四诗品》讲现象与本体的关系，要求诗人超脱于事物迹象之外（“出”），以领会和掌握“道”的枢机（“入”）。周济探讨学词途径，求“有寄托”以进入词的门道，再求“无寄托”以脱出学步的痕迹。龚自珍则是说明史家（古时文史相通）的修养，主张了解、熟悉民情风俗（“善入”）以求得“实录”，而又要超越具体事象进行“眄睐”、“指点”（“善出”）以发挥“高情至论”。比较起来，王国维的“出入”说涉及诗人对人生的态度，似乎接近于龚自珍，而仍有相当差距。因为龚氏谈修史，史家更注重客观事象的调查研究；而王氏论写诗，诗人追求情感生命的体验观照：这就决定了二者在“出”、“入”方式上的异趣。
究竟如何来理解《人间词话》的“出入”说呢？不妨从《词话》中另引一则评语相参照：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以下凡出于《人间词话》之引文，一律不加注）
这则评语在排列次序上紧接“出入”说那段文字，两者说的是同一个意思。“重视外物”，就是要“入乎其内”，这才能真切地感受所描写的对象（“与花鸟共忧乐”）并加表达之（“故能写之”），也才能使写出来的作品具有生动活泼的情趣（“故有生气”），做到“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语语都在目前”。而“轻视外物”，则是要“出乎其外”，超越所描写的事象（“以奴仆命风月”）加以凝神观照（“故能观之”），以求得对宇宙人生更深一层的领会（“故有高致”）。可见“能入”、“能出”都是指诗人创作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对象间的关系，在王氏看来，两个方面要结合得好，方有可能创作出充满生机而又含有高情达意的优秀诗篇来。
必须指出，有一种意见倾向于用传统诗学里“情意”与“物象”的关系来解释上面的引文（如认为“与花鸟共忧乐”即情意渗透于物象，“以奴仆命风月”为情意驾御物象），是并不正确的。依据王氏的观念，“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情”和“景”都可以成为诗人审美观照的对象；而且按其“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删稿》）的说法，则不仅诗人言情时要对自己的情意活动加以体验和观照，即使在摹写外界事物时，也仍然有一个自我投入和反思的过程，所谓“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2〕，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于是便有了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被观照对象的“我”（“观我”之“我”），亦即起“喜怒哀乐”种种情意活动的“我”；另一个是作为观照主体的“我”（“自有我在”之“我”），亦即对外在事象和自身情意活动进行审美静观的“我”。前者是意志的“我”，后者则是“审美”的“我”。在诗人“入乎其内”地对宇宙人生作感受和体验时，两个自我原本是统一的。而当他“出乎其外”地观照、反思所感受的事象时，两个自我便分开了：一个因与所感受的事象相结合，而成为被观照的客体；另一个力图超越感受中的具体事象，遂成为审美观照的主体。因此，“出乎其外”不仅指诗人对外界事象的超越，也包含其审美主体对情意主体的超越，这才是把握王氏“出入”说的精义所在。
审美主体对情意主体的超越，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依照王氏当年所服膺的叔本华的学说，那便是“解脱”，也就是使自我从与生俱来的意欲的苦痛中解放出来，而归之于“涅槃”。这个观点在王氏早期的一系列论文如《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都曾着力宣扬过。但从实际上说来，处身于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加以王氏自身的执着性格，要真正实现遗世独立式的“解脱”，又谈何容易！因此，自我超越的结果，充其量只能是突破个人悲欢离合的小圈子，来对整个宇宙人生进行观照和反思，或者说，是要把个人的感受提升到人生哲理的层面上来体认和品味。所谓“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即“理念”）”（《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与所谓诗人“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人间嗜好之研究》），讲的便是这个道理。《人间词话》对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其18则云：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曾以词来抒写自己亡国之恨，沉痛绝人，这大概就是“以血书”的含义。但徽宗停留于一己身世之感，后主的词如《词话》所引“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类，却能够将个人命运推扩而为整体人生的观照，虽未必如王氏所说“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确是不刊之论。二者的区别即在于能否超越自我。《词话》里还谈到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又举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谓近于“诗人之忧生”，冯延巳“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谓“近于诗人之忧世”，虽未必尽当，而致赏于这类容涵较大、易于生发哲理性联想的词章，则用心皎然。这也应该就是“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一语的最好注脚。
弄清了王氏“出入说”的原意，回过头来看清真词的“能入而不出”，很显然，“能入”当指能够贴近地感受人生和真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所谓“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专作情语而绝妙”以及“能写之”、“有生气”等都是指的这种情形，这是清真的长处。另一方面，“不出”则意味着他还难以超越所感受的具体事象和自身情意活动，作深一层的观照与反思，这只要看《词话》中所引周氏佳句如“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之类，虽摹写物态人情细腻切当，而因过于坐实，反不如李、冯、晏诸人的词句能为人提供生发联想的广阔空间，这大概即所谓“高致”或“深远之致”的不及，属清真的短处。于此又可联系到《遗事》里谈的“常人境界”和“诗人境界”的区分问题。据王氏说来，前者指那些“悲欢离合，羁旅行役”等常人皆能感受的境界，实即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己情意活动的领域；而后者专指“高举远慕”、“遗世独立”等唯诗人观照、反思中才会出现的境界，也即我们所说的自我超越的境地。前者主要靠“入乎其内”的工夫，后者还须有“出乎其外”的作用。清真“能入而不出”，故所得以“常人境界”为多，尽管有“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的效应，毕竟有所欠缺。《遗事》里的这段论述，我想是应该作如是解的。
不过要说明，“能入而不出”仍然有其褒义的一面，这不仅因为还有众多词人“于此二事皆未梦见”，清真相比自然胜其一筹，更其由于王氏心目中，“能入”是词人创作的基本功，是进入词的境界的第一步。众所周知，王氏读词以“境界”为上，而有“境界”的首要标志便是“能写真景物、真感情”，做到“不隔”。清真词固然尚有不足，“模写物态，曲尽其妙”则已早有定评，即此便是“不隔”。所以“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的说法（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叙》），确可以代表王氏对清真的基本估价。这就是在清真与不重视意境的南宋词人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限；也正是王氏尽管对清真多所致憾，而仍承认其“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的缘由。当然，境界亦自有浅深之分。清真得之于“常人境界”为多，而跻于“诗人境界”盖寡，这又是王氏对境界的更高一层要求。明了这里面的关系，才不至于以王氏之评论清真为任情扬抑和自相矛盾。
（三）
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即“高远”和“精工博大”的关系。
前面说过，“精工博大”是从清真词与杜诗在艺术风格上的相似点立论的，而其确切涵义是什么呢？“精工”比较好理解，杜甫作诗有“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诗）、“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诗）之类告白，指的是文字运用和格律形式的严格讲求，这也是清真作词的得力处，所谓“穷极工巧”、“曲尽其妙”以及“妙解音律”、“精壮顿挫”，都包含着这方面的成就。至于“博大”，在杜诗原有两重涵义：一指其气象的阔大，跟诗人的人格精神有关；二谓其风格上的集大成，则更多属于技巧之列。清真词的“博大”，前人论及者如“多用唐人诗括入律，浑然天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沈义父《乐府指迷》），“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同上），乃至“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诸种说法，虽有着眼于用语、炼意、格力、法度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之别，而皆偏重在艺术作风方面。所以，《遗事》的称其“博大”，当亦指风格上的集大成，未必有人格精神伟大之意。若从人格上讲，则王氏以为宋代词人中唯一能够与杜甫并提的，乃是苏轼。他曾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称之为“旷世而不遇”的文学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而清真是不预其列的。
“精工博大”既然重在技巧、工力方面，“意趣高远”又指什么而言呢？批评清真词“意趣却不高远”的，是宋人张炎。接下去他又说：“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词源》）他还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役，则失之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同上），并指摘学清真词者“多效其体制，失之软媚，而无所取”（同上）。总起来看，他所谓的“意趣不高远”，是跟格调软媚、不够雅正（骚雅）紧密相联系的，而“雅正之音”失落的原因则在于“志”为“情”役。循着这条思路批评清真词的，有清人刘熙载，他在《艺概·词概》中强调指出：“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又说：“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贞”即“正”，“荡”即“志为情役”，不过，刘氏直接将词品提到人品层面上来论析，较之张炎以格调说意趣，似又进了一步。张、刘二人的见解对王氏论清真词，是有影响的。王氏不仅引用了他们的话头，还在“词之雅郑”一节之字里称赞欧、秦艳词“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这不也是从人品来看词品吗？不过要注意，王氏所认可的“品格”与张、刘的思想见解不是一回事。张、刘鼓吹的是“正”，王氏倡导的是“真”。所谓“真”，首先“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屈子文学之精神》），而后才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以成就其伟大的文学创造，不至于像一班模仿者那样，“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同上）。他特别推崇屈原执着的和热诚的人生态度，以为这才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文学小言》）。将这种观念用之于论词，便有“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说法。为此，他主张“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主张“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则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主张“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甚至认为一些被目为“淫词”、“鄙词”的作品，由于感情真挚，读来但觉“精力弥满”、“亲切动人”。显然，这跟反对“志为情役”的“雅正观”是大相径庭的。所以，王氏讲求的“意趣高远”，固然也同人品有关，主要应该是指“感情之肫挚”。所谓“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即含有注重内质纯真的意思；而批评清真词之不够“高雅”，恐亦需从这个角度来体认。
由此可以谈论“高远”与“精工博大”的关系。大体说来，“高远”属思想感情，属词的内在素质，而“精工博大”属工力、技巧，属词的外在风貌，它们构成词人修养的两个基本方面，也是词的境界所由产生的两项重要条件。《人间词话》曾引屈原《离骚》里的辞句加以发挥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字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不耳。”（《删稿》）据此而言，则“意趣高远”归于“内美”，“精工博大”归于“修能”，二者是不可或缺的。比较起来，“内美”应占据第一位，它是意境有、无、深、浅的前提条件；“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如姜夔以下词人，王氏屡屡指责他们缺乏意境，但王氏并不因此而忽视“修能”，对于姜夔等词人于艺术上之所得，《词话》中也常加肯定（如谓其“格韵高绝”）。尤其像清真，更是从多方面揭示其艺术才能，至谓其“精工博大”可拟之老杜，虽王氏钟爱的欧、苏、秦、黄亦“殊不逮”，可见其对技巧、工力的重视。然而，“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确亦是清真一大弱点，所以，王氏在推许其“精工博大”的同时，于“意趣高远”方面不免有所保留，正确地把握了清真词内在的不平衡性。
还要说明的是，王氏注目于清真词的这种内在不平衡性，是跟他本人的词学发展观分不开的。有关唐宋词的发展过程，《人间词话》里，虽无系统的表述，大致线路仍可窥见。如《词话删稿》第39则云：
《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后之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
这段论述之值得注意，在于它把一种文体的发展历史归结为三个阶段，约略相当于创始、兴盛和衰退的过程，词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轨迹。那末，其发展演变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删稿》第40则云：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这里的“句”和“篇”关系重大，恐怕不能简单照字面解，否则许多问题就说不通。按照我的理解，“句”实在包含了句中之“意”，它跟词的意境是相通的。《词话》第1则云：“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显然是将“境界”与“名句”联系起来看的。而且《词话》里谈到一些词作有“境界”或“境界极妙”，亦常引“名句”以证实之，可见“句”确实代表了句中之“意”。至于“篇”，也不是一般地讲成篇之词，应该是指篇章组织，顺、逆、推、挽、提、顿之类技法问题。“篇”和“句”的对立，实即“法”和“意”的矛盾。而由“句”及“篇”、由“意”及“法”的推移，也便是词人词作从注重“内美”向强调“修能”的转变。这样一来，词在唐宋时期的发展轨迹就清楚地显露出来了。大体上说，唐五代词（主要是指“花间词”）“意”胜于“法”，是为创始期；由南唐冯、李开启的北宋词风（下及辛弃疾）“意”“法”兼胜，是为兴盛期；而姜、吴诸人为代表的南宋词，则“法”胜于“意”，是为衰退期。验之于《词话》各段的具体评语，这个归纳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于此再联系到清真在词风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清真属北宋人，他的词“有意境”，故“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清真在北宋名家中最“晚出，始以辞采擅长”，其“精工博大”虽驾轶诸名家之上，而“意趣高远”乃所不及，则是另一方面。前者言其与北宋之所同，后者谓其相异。总起来看，在“意”与“法”、“内美”与“修能”相推移的过程中他实在是个承前启后、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把北宋词的“意”“法”兼胜朝着“法”胜于“意”的方向推进了一步，从而为南宋词风的出现打开了通道。前人认为，南宋各派词人（辛派除外）莫不在其影响范围之内，或者说“南渡词境高处，往往出于清真”（谭献《复堂词话》），原因即在于此。而王氏既然不满意于南宋词的重格律、文辞，“不于意境上用力”，对于“始作俑者”的清真，自然会有苛评。不过他毕竟承认清真有同于北宋诸公乃至超轶同时代人的一面，则又是其公允之处。掌握了这一点，再来看王氏论清真词的扬中有抑，抑中有扬，多方申说，反复致意，不但不会为其中的“矛盾”所困惑，反觉得妥贴天成，确是其词学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通过对清真词评议的解剖，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氏论词主张的复杂性。比如人们常说王氏以“境界”论词，“境界”的标准便是“不隔”。其实，王氏首先要求于诗人的乃是纯挚的人格，这种人格和其他方面的修养（包括艺术技巧）相配合，方能创造出动人的意境来；而其中的生活实感又往往需要经过审美主体的观照和提炼，方能突破一己情意活动的局限，由“常人之境”升华为“诗人之境”。这些都是以“境界”论词的基本内容，不可忽略。又比如人们皆知道王氏评词崇奉北宋，贬抑南宋，有人斥为“偏见”，甚至拿来同复古派的“独尊盛唐”相比拟。其实，王氏的崇北宋是崇其“意趣”，而非“崇其体貌”；贬南宋是贬其“不于意境上用力”，而非贬其工力。况且对于具体作家如清真、白石、稼轩等多有具体分析，并非随心称量，虽或有偏激，要亦有为而发，不失为一家之言。故批评王氏的论词主张，不能不顾及其整个思想体系。总之，生当学术思想交替之近代中国，王氏以“境界”论词，张扬纯挚的人格，倡导审美的观照，力图将传统的小词提升到人生哲理的层面上来品味，充分体现了他的近代意识和民族情结。讨论王国维的词学观，于这个问题上似可开拓，这也许是写作本文的一点题外的话。
注释：
〔1〕近人陈乃乾录王氏旧藏《词辨》一书的眉间批语， 经徐调孚辑入《人间词话附录》，有“予于词……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之说，倒是与王氏其他评论有矛盾，可能系少时所记，兹不具论。
〔2〕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叙》。 一般认为文中表达的是王氏的观点，故被辑入《人间词话附录》，见《人间词话·蕙风词话》第2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