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及其成功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是人类有序生存的基本前提之一。在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且国际体系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安全也是国家的基本价值和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中国安全环境和军事斗争任务均已发生重大变化的状况，江泽民高瞻远瞩，对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迥异于传统安全观的新安全观。这一新安全观是中国制定和实施新型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对我国安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产生的背景和过程
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观而言的。传统安全观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安全单元，以解决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这种安全观自主权国家诞生之日起出现，于两极冷战对峙时期为盛。
新中国也曾长期受到传统安全观的影响，体现在实践中，就是高度关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采取结盟、准结盟或军事斗争等方式，来处理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安全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传统安全观及其基于这一观念而建立的安全体制无助于保障各国的安全，更不能营造出世界的持久和平。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总体和平已经较冷战时期有了更大的保障，国际安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两极对峙格局的终结，国际紧张关系日趋缓和，世界民主与和平力量进一步壮大。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也面临诸多新的问题。
首先，因失去苏联这一主要对手而成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不断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不断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不断发展尖端武器系统，破坏国际的战略平衡。美国的所作所为，制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其次，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所在的地区——长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凸显出来，以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一些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介入行动，更加剧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安全的内涵日益丰富，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在为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世界面临三大新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状态，易使发生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危机出现外溢效应，即危机发生国或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危机的冲击，难以置身其外。二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这一进程的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则获益甚少，其中有些国家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或已经被边缘化，从而使两者在经济领域业已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矛盾加剧。三是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严重危及主权国家的稳定。“9·11"事件突出地表明，威胁世界安全的因素已呈现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
就中国而言，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仍是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但随着开放范围的扩大，开放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已不可逆转地深深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形势较以往复杂了许多。在新的形势下，如果再固守传统的安全观，中国的国家利益难免会受到损害。
总之，无论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形势，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都要求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超越传统安全观，以新的观念、新的方式谋求和维护国际和国家的安全。
1996年4月，在北约东扩，美、日出台“安全合作新指针”以及美国介入台海危机等国际大背景下，中俄等五国首脑聚集上海，讨论边境地区军事互信问题。这是江泽民考虑新型安全问题的发端[1l。
1997年3月，在与菲律宾共同主办的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首次正式提出适合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概念，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同年4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期间在俄杜马发表的演讲中，初步阐明了中国关于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基本主张。在稍后发表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一致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以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
1999年3月，适值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军事打击之际，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中，向全世界系统地阐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翌年秋天，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再一次阐述了树立新安全观的问题。
2001年6月，江泽民在谈到“上海五国”时指出，该组织“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安全合作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
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至此，江泽民新安全观正式确立。
二、江泽民的新安全观的科学内涵
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
1.安全具有普遍性，各国享有安全的平等权利
传统安全观主要关心的是国家安全而不是国际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交往日益扩大和频繁，彼此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提高，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呈上升趋势。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科学分析，江泽民指出，在当今世界，安全并非某一国家或某一类国家的安全，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2]
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江泽民特别强调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他还指出，“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3]
2.安全的内容由个别领域向更多的领域扩展
在传统安全观中，安全的内容集中于军事和政治领域。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已使安全的内容有了很大扩展，新型安全结构随之形成。
在新型安全结构中，经济安全的地位极为突出[4]。它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其他领域的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对此，早在1994年江泽民就指出：“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惟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3](538)此后，江泽民又多次谈到经济安全问题。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经济安全”的概念。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关于威胁经济安全的主要根源，江泽民指出：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导致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一些经济技术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很多，一旦出现金融动荡，就会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强烈冲击。”[3](519-520)
鉴于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江泽民对科技安全特别是中国的科技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1999年8月，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尽快取得突破，一味依赖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的安全。”[3](246)同年9月，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明确指出：“尖端技术不可能直接从国外拿来，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祖国的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3](248)
关于文化安全，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多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3](390～391)江泽民还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3](388)
3.在高度重视军事手段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其他手段
传统安全观认为，军事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而军事安全的实现有赖于军事力量的强大。因此，军备竞赛成为国际安全关系中的常态，“上帝站在军事力量最强大国家一边”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在冷战后新的安全形势下，尽管军事安全仍是维护综合安全有力的和最后的手段，但安全内容的扩展，客观上要求人类社会必须丰富维护安全的手段。换言之，就是必须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经济、政治、文化等非军事手段，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
4.国际安全取决于各国的对外政策，多极化趋势从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江泽民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对安全威胁的主要根源并不是国家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而是一国是否有称霸、扩张、侵略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的动机。中国虽然拥有全世界1/5的人口，拥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力量，但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是因为，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国防费用在所有大国中是最低的，中国还先后两次单方面、大幅度地裁减了军队员额。中国发展了，人民逐步过上富足的生活，只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中国人民将继续同世界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
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江泽民十分关注多极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他指出，“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3](517)多极化的发展对中国争取良好的安全环境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在这一进程中，“各大国都日益看重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使得“我国在国际上的分量更重，回旋余地更大”[3](566)。但江泽民又指出，多极化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一些大国为了谋求自身在多极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争夺在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或以军事力量压制其他力量崛起以维护霸权地位，或以赤裸裸的武力手段控制某些地缘战略重点地区。这些做法引发了世界新的动荡，甚至直接诱发了战争，从而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5.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
这是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
第一，互信。安全与人的感觉和心理状态密不可分。历史经验表明，对他国的恐惧感和互相猜疑是影响国际安全的大敌。因此，“互信为安全之本”。所谓“互信”，“就是以诚相待，言而有信，就是必须遵守应尽的国际条约和义务，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准则。”[3](549)在当今形势下，国际安全领域的互信，要求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经常就各自的安全防务政策展开对话，并建立重大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江泽民指出，国际安全领域的互信程度目前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由于一些国家积极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中的职能作用，因此，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近年来又有所上升。
第二，互利。安全领域的互利，是指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以实现各国的共同安全。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即使拥有绝对的实力优势，但如果与他国没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其安全仍无保障。反之，即使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如果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广泛的安全利益，则其自身安全也是有保证的。
第三，平等。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江泽民将这一准则引入国际安全领域，指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应努力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江泽民还特别指出，大国不能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而应当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裁军不应成为少数国家优化军备，进而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的手段。那种在国际裁军领域搞双重标准的做法，即只裁别人的不裁自己的，边裁边扩，只要求别国严格履行，自己却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为所欲为，是对国际裁军努力的嘲弄，有悖于裁军的根本宗旨和目标。任何国家都不得为了所谓的自身安全而牺牲他国安全；都不得利用自己经济、技术和金融方面的优势，去损害别国的经济安全和发展。
第四，协作。安全领域的协作，是指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谈判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对于各国在安全领域进行协作的必要性，江泽民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共同点在增多，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实现其安全目标。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安全。”[3](525)安全领域的协作，应当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基于互相尊重与相互信任，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在协作过程中，既要反对一国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的做法，更要反对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而不惜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安全利益的恶劣行径。
6.新安全观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全球的战略平衡和稳定
江泽民指出，国际安全的根本目标，是减少或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维护全球的战略平衡和稳定。那种违背有关裁军决议，刻意发展尖端武器系统的做法，那种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不断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的做法，那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基础上的做法，都只会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只有各国真正摒弃冷战思维，破除“唯武器论”，树立并贯彻新安全观，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535～536)。
综上所述，江泽民所倡导的新安全观，以承认人类存在共同利益为前提，克服了传统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容以及维护安全的手段等方面的偏狭和不足，主张在平等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互利协作的方式实现各国的共同安全。这种新安全观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江泽民的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
江泽民不仅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同时也积极推动新安全观的实践。目前，新安全观已成为我国制定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可行性已被实践所证明。
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为构筑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目前，中国已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在未决争议问题上，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也已达成共识。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的障碍。
中国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视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积极参与本地区各种形式的区域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与有关各国一道努力推动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新局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10+3”等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利益，也增进了各参与方的相互交流、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努力推动全球和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除了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性多边安全合作外，中国还同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建立了经常性的双边安全磋商机制。
中国积极谋求与各大国建立稳定和富有成效的战略伙伴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后同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美国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同法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同日本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伙伴关系。在这些战略关系中，有关各方的安全利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维护和实现。
由中国发起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上海合作组织是践行新安全观的典范。自1996年“上海五国”合作组织启动以来，中国与该组织的其他参加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安全问题的重要文件，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江泽民所倡导的新安全观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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