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功举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论坛：出土简帛与地方社会”、“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出版论著、整理资料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的结合为主流，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政治文化、祭礼、社会变迁、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现将重要学术成果和动态分类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史，深入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书中新增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讨论了西汉一代革命论展开和退化的基本背景、阶段和内容，及其与当时政局和政治思想转折变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王莽以来“改制”必与“革命”伴生的全过程。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同作者《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对汉唐间灾异责任的追究方式在君主罪己与问责大臣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礼制研究。近年来，礼制研究异军突起。本年度秦汉礼制研究成果丰富，特别是祭礼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系统考察了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秦汉帝国整合“五岳四渎”系统，并统一祭典，禁绝淫祀，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通过巡游和封禅，寻求东方神祇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全国神权的整合历程逐渐完成。田天《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西汉山川祭祀格局考——五岳四渎的成立》(《文史》第2辑)、《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系统梳理了秦汉王朝山川祭祀格局的演变过程。她认为，秦始皇彻底重构了先秦以来的山川祭祀，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但其体系仍有东西之分。西汉在承秦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确立了岳渎之祭，逐渐弥合了东西差异。随着西汉末年郊祀制创立，至东汉时期，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名山大川退出国家祀典，成为地方性祭祀，这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强化的结果。而张鹤泉《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河北学刊》第1期)认为，东汉山岳祭祀仍是国家祭礼的一部分，国家实际上仍控制着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他的《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人文杂志》第3期)还提出，东汉五郊迎气祭祀是国家顺应时气的治国措施在礼仪制度上的保证，《东汉明堂祭祀考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探讨了东汉明堂祭祀在国家祭礼中的位置、神祇规定、祭祀礼仪及其所起的教化作用。刁小龙《郑玄礼学体系管窥——以藏冰用冰和五祀说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郑玄礼学体系一本《周礼》的学说进行了论证。孔宾《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山东社会科学》第7期)探讨了社祭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过程。
官制研究。宋杰《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秦、西汉王朝的中都官、郡国、县乡皆设置有“司空”。西汉末至东汉前期，陆续撤销京师郡县的各种司空部门，仅在三公中保留司空，残存的罪犯劳役组织改称“作部”。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中的“使君”是一位低级使者，汉代存在大量低级使者，他们的车队构成多种多样，“五马”未必指“一车之马”，而应理解为“一队之马”。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对秦汉中央、地方监察体系，以及军事监察与监察官员进行了考察。刘晓满《秦汉令史考》(《南都学坛》第4期)对秦汉时期令史设置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
法制研究。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秦汉时期的完刑、耐刑、徒刑及其结构，赎刑、分异令、异子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从法律、社会的变迁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学说。吴正茂《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家化”之不同理解》(《中外法学》第3期)对瞿氏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提出了不同意见。张忠炜《秦汉律令关系试探》(《文史哲》第6期)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探讨了律令法系形成初期的律令关系问题。赵凯对汉文帝“养老令”提出了新看法(《〈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南都学坛》第6期)。《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5辑发表了多篇秦汉法制史研究文章，如徐世虹《秦汉法律研究百年(一)——以辑佚考证为特征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律研究》、邬文玲《〈甘露二年御史书〉校读》等。
政治史研究成果还有：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均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相关论文的结集，两书主要关注秦汉时期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颇值得参考。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汉末日益完善的孝廉察举制度与孝廉察举实际施行状况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反映了汉魏之际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动。臧知非《由“霸”而“王”：〈吕氏春秋〉的学术史分析与历史实践》(《国学学刊》第1期)指出，商鞅变法以后的文化政策并非“法家独尊”，而是富国强兵前提下的兼收并蓄，并用法律的手段把部分士人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从而在历史实践面前使诸子传人放弃了对秦的文化偏见，同时也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构成了《吕氏春秋》的基础。秦始皇第一次把《吕氏春秋》的“圣王”说和“五德终始说”与现实政治运作相结合，深深地影响了秦朝的历史命运，并为历代帝王所继承。宋超《刘邦“隐于芒砀山泽”再讨论》(《秦汉史论丛》第12辑，河南大学出版社)就芒砀与丰沛对于刘邦集团最初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进行了再讨论。邹水杰《三老与汉代基层政治格局之演变》(《史学月刊》第6期)论述了汉初县乡设三老，建立了行政与教化的二元格局，到东汉二元格局解体，三老职权虚化的过程。黎虎对汉代的交聘展开了系列研究，如《“质侍”——汉代交聘方式之一》(《文史》第3期)、《汉代朝礼交聘功能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江汉论坛》第1期)、《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西域研究》第1期)。另外，天下论的观点也引起了不少学者重视，如甘怀真《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牟发松《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江汉论坛》第6期)、陈赟《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社会科学》第12期)等。此外，张小锋《李夫人“配食”武帝与昭帝初立时政局》(《中国史研究》第1期)、张淑一《两汉封君封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孙闻博《简牍所见秦汉法律诉讼中的乡》(《中华文化论坛》第1期)和《简牍所见秦汉乡政新探》(《简帛》第6辑)、徐卫民与刘江伟《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长安大学学报》第2期)、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西域研究》第2期)、沈刚《东汉分封诸侯王问题探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陈金生《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敦煌学辑刊》第1期)、周永卫《蜀商·汉使·胡人——试论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刘蓉《汉末名士集团的地域冲突及政治影响——兼论袁绍势力的兴亡》(《历史教学问题》第5期)、杜晓宇《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南都学坛》第5期)、马智全《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鲁东大学学报》第3期)、王云云与王绍东《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汲黯》(《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等，均值得一读。
二、经济史研究
秦汉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入，赋役制度的研究成果仍旧最为突出。
赋役制度研究。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两汉孙吴时期，以“算”为单位向15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征发赋税和徭役。“算”不仅意味着有交纳赋税而且有服役的义务。“算赋”意为“以算课征赋税”，非单一税目，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走马楼吴简所见的“给吏”是秦汉“给事”的延续与发展。给事、给吏体现了长期存在的官吏编制有限与事务膨胀间的矛盾。张金光《说秦汉徭役制度中的“更”：汉牍〈南郡卒编更簿)小记》(《鲁东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南郡卒编更簿”可能是一种预算性编制。臧知非《说“自占年”》(《史林》第1期)认为“自占年”是“自我核对年龄”。徐畅《再辨秦汉年龄分层中的“使”与“未使”——兼论松柏出土53号木牍“使大男”之含义》(《简帛研究二○○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认为，“使”与“未使”的赋税含义是后来附加的，而“使大男”是指可以真正去赋役的男子。凌文超《汉晋赋役制度识小》(《简帛》第6辑)认为，“小未傅”独立成词，反映了秦汉赋役征派由徭役制度和爵制共同规定的史实，“小爵”即小未傅者之爵位。“使大男”，并非户籍身份，“使”应作动词解，可能是此时期郡县人口集簿中的文书用词，并对松柏汉简53号木牍中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深讨。东牌楼户籍简中“算卒”的涵义应是征收算赋和更赋的意思。
农业研究。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的发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年度开始出现相关研究成果。孙家洲《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村居民形式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三杨庄遗址发现的汉代房屋与传世文献所定型的汉代农村“里居”印象有相当的不同，将极大地拓展汉代乡里社会的研究空间。刘兴林《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与两汉铁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出土的田垄是汉代的代田形式，大铁犁正是耕作代田的工具，即所谓的“大器”。此外，李根蟠《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上辑)》(《中国农史》第1期)认为，东汉毕岚创制翻车的说法未必正确。翻车起源于何时何地，尚需继续探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车是在宫廷、城市和乡村、民间双线发展的。朱宏斌《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农史》第4期)认为，江南农业技术在接受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影响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
商业研究。温乐平《汉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探讨》(《江西社会科学》第5期)对汉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柿沼阳平《战国秦汉时期的物价和货币经济的基本结构》(《古代文明》第2期)认为，战国秦汉钱的价值不由钱文决定，而在于其实际重量，是官府顺从民间意志，即将钱当作是称量货币的结果。丁邦友《试探王莽时期的河西物价》(《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认为，王莽时期河西地区的物价基本是稳定的。
经济史研究成果还有：张金光《生存权第一：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一》、《“仁政”：生存政府保障论——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二》(《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4、6期)，臧知非《汉文帝十三年免除田税新证——兼论汉文帝经济政策》(《中国农史》第2期)，杨岗、王亚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开发与经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余全有《汉代汝南郡农业发展原因探析》(《天中学刊》第4期)，朱义明《西汉有限经济总量下的财富流动问题》(《山西师大学报》第3期)等。
三、社会史研究
秦汉社会史研究持续发展。一些研究成果注重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相关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形态的变迁展开讨论。这类研究方兴未艾，值得期待与追踪。
社会变迁研究。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中讨论的问题，不少导源于秦汉帝国，其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的努力值得重视。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新说。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梳理了汉魏六朝时期风水术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风水理论构建的历史过程。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探讨了秦汉六朝以来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习俗产生的背景与过程，指出秦汉时期未见生日称庆，生日记忆也不发达，且与国家制度无关。但算命术的流行表明，生日记忆是根植于本土的传统，其目的主要在于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运。其《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讨论了西汉时期郡邸的使用情况。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文史哲》第1期)认为，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是周秦之变，亦即礼法之变。
秦汉社会诸问题研究。大量论著从多角度多层面探讨秦汉社会诸问题。王子今《秦汉闻人肖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生动的形象再现了秦汉历史上风云人物的活动。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对广义上的汉代谣言进行了整体考察和研究，堪称汉代谣言研究的奠基之作。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对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古学研究，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徐州地区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区域文化及物质生活面貌等诸多内容。徐卫民《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对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张造群《礼治之道：汉代名教研究》(人民出版社)对汉代名教的发生、发展、定型、危机及转向等过程进行了研究。
地域社会方面，王子今《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安徽史学》第2期)论述了汉高祖、魏武帝及其功臣集团两次从沛谯地区崛起的过程。王子今、吕宗力《秦汉时期中原的“群都”》(《史学月刊》第9期)指出，秦汉时期中原“群都”的历史存在，体现出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王子今《居延简文“临淮海贼”考》(《考古》第1期)对在西北边塞发现的，记载东方沿海地区军事行政事务公文的汉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侯宗辉《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流动人口及社会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汉代西北边塞流动人口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政府的管理举措进行了论述。仇鹿鸣《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中国史研究》第4期)将河内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并提出，汉魏之际，司马氏借助乡里社会人际网络所提供的政治、社会资源得以迅速崛起。
饮食方面，王子今《战国秦汉“酒人”略说》(《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对战国秦汉时期的“酒人”和酒在日常饮食生活、社会交往形式中的地位，以及酒的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论说。他另有《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第1期)，扩展了对汉代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的认识。彭卫《汉代人的肉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重现了汉代人的肉食谱系，对汉代肉类食物的禁忌、肉类食物获取的空间差别、与肉类食物相关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食物结构中的肉食量进行了考察。他的《汉代酒杂识》(《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对汉代的葡萄酒、挏马酒、苦酒、旨酒、恬酒、醴、酴进行了考察。其《汉酒事小考二则》(《宜宾学院学报》第9期)指出，汉代饮酒者的酒量与今人相仿，并对“大酺”和汉律禁“无故群饮”进行了研究。崔建华《汉代反季节栽培与“不时不食”观念》(《人文杂志》第6期)认为，汉代已经掌握反季节栽培技术，但汉人习惯援引“不时不食”观念对此进行批判，其中颇具理性认识。
相关研究成果还有：王子今、郭诗梦《秦“郑国渠”命名的意义》(《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3期)，王子今、吕宗力《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南都学坛》第4期)，王子今《“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南都学坛》第1期)，刘丽琴《汉代河西林木探究》(《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等。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颇为活跃，尤其体现在学术史、宗教信仰研究等方面。
学术史研究。汤一介《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汉代儒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背景，阐释了汉代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所表现的经学思想。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三联书店)极其精炼地对《汉书·艺文志》进行了讲解。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战国秦汉之间文献的撰述、流传、累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战国秦汉典籍之间存在通用或共用素材的情况，在《春秋》学、《诗》学、说理或故事类材料的流传上并没有清晰的线索。刘韶军《扬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通过考察扬雄的人生遭际，探讨了《太玄》的撰作原因及其思想内容和特点。解丽霞《扬雄与汉代经学》(广东人民出版社)认为，扬雄的经学独立于官方经学传承谱系，表现为既批判今文经学又吸取其知识资源，既偏重古文经学又与其为学目的不同的特点。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三联书店)探讨了简帛书籍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传播以及阅读的过程。史应勇《〈尚书〉郑王比义发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郑玄、王肃不同经义的取舍，做了专门的、系统的细化解读研究。程南洲《东汉时代之春秋左氏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东汉郑众、马融、许慎、郑玄等人的春秋左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相关论文则有：王子今《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长安大学学报》第1期)、宋艳萍《试论东汉前期的公羊学》(《理论学刊》第5期)、任蜜林与柳兰芳《〈礼纬〉、〈乐纬〉合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孙闻博《〈急就篇〉用字新证》(《简帛研究二○○九》)等。
宗教信仰研究。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史学月刊》第1期)讨论了中古佛教和道教对两汉初步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扩充与挑战。姜生《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文史哲》第2期)认为，汉画孔子见老子图乃是汉代道教墓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道教关于死者在冥界转变成仙的仪式逻辑。杨爱国《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文史哲》第4期)认为，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对死亡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以解除文、道符、升仙图像等方式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相关论文还有：李秋香《秦汉的社神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2期)、《跨地域信仰圈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分析——以汉代人神信仰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第5期)、《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中南大学学报》第3期)，赵容俊《汉魏晋时期的巫术特征考察》(《史林》第4期)等。
思想观念等研究。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新出土简帛文献给古代思想世界带来的新知，并认为新出土简帛文献有助于重建周秦哲学史、思想史。孔庆典《10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考察了纪历文化的内容及其源流，并探讨了从各纪历规则中衍发出的选择习俗等。潘晟《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汉代对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刘玉堂、贾海燕《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与楚人“四方”观念》(《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认为，《五十二病方》中多次出现的“四方”词反映出楚人对生存哲学的特别关注，延续了商汤以来流被中原和楚地的巫鬼信仰和淫祀习俗，以及盛行楚地的东皇太一崇拜等。买买提祖农·阿布都克力木、蔡万进《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思想探析》(《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师饶接受了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掺杂了不少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相关研究还有：王健《秦汉时期南越国的精神文化》(《国学学刊》第3期)，吴从祥《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长安大学学报》第2期)、《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第2期)，李蜜《睡虎地〈日书〉〈病〉、〈有疾〉篇新研——自中国医学思想史角度的再考察》(《北大史学》第16辑)等。
史学史研究。孙振田《对〈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问题的一个新认识》(《国学研究》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苏安国《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对于〈史记〉文本考证的意义》(《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选题均有创意。朱志先《〈汉书评林〉探微》(《史学史研究》第3期)论述了凌稚隆研究《汉书》的成就以及《汉书评林》的学术价值。季忠平《是“光武”还是“世祖”？——点校本〈后汉书〉唐讳锥指》(《史林》第5期)进一步探讨了《后汉书》中存在的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范书原文“世祖”为“光武”的现象。此外，王绍东《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史学史研究》第2期)，王绍东、刘鹏《论司马迁对秦史研究的贡献与突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郑先兴《论扬雄的史学思想》(《南都学坛》第1期)，陈莹《从接受视域探析唐前〈史记〉的儒化现象》(《史学月刊》第5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艺术史研究。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出土的秦汉乐器等进行了研究。翟麦玲《汉代“新声”初探》(《学术月刊》第3期)指出，“新声”起初与“正声”、“古乐”相对。周秦时代则被儒家视为淫乐，为亡国之声。汉代，“新声”不再是“亡国之声”，使用了“变声”或吸收异域音乐元素重新改编的乐曲皆可称“新声”，其受楚声影响最大，在民歌、官乐中广泛流行。相关研究还有：孙尚勇《论汉代鼓吹的类别及流变》(《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陈松长《湖南出土简帛的书法价值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第2期)、王娟《论汉代艺术的美学类型与范畴》(《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徐卫民与武梅《汉代乐舞百戏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冯振琦《汉代巫舞的基本类型和形式》(《南都学坛》第6期)等。
五、历史地理研究
本年度，秦汉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不乏新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全面考述了汉魏以降汉水流域治所城市(及部分非治所聚落)的建城过程、城郭规模与形态、城郭内外之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划，深入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从散居向聚居的演变以及城居与村居的对立等，形成了一些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之认识的观点。孙靖国《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市分布的地理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认为，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址集中分布在河流谷地中，这是因为汉代面对匈奴的军事威胁，采取徙民实边政策，数量庞大的农业居民决定了城邑选址必须适应农耕经济的发展需要。马孟龙《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历史研究》第5期)发现，西汉末年，三辅、边郡、王国地区均无侯国分布，侯国只分布在“内郡”，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他认为这一格局的形成与“推恩令”、“广关”、“京畿拓展”等地域控制策略的执行紧密相关。其《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着重分析了木牍所记轪侯国的地望，襄平侯中庐反映的侯国别邑制，便侯国反映的侯国迁徙等问题。而邓玮光《简牍所见西汉前期南郡属县(侯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运用简牍文书学研究方法，对西汉初期南郡属县的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方法颇为新颖。相关研究成果还有辛德勇《补证项羽北上救赵所经停之安阳》(《文史》第4辑)、周宏伟《楚汉青阳位置之谜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马昕《秦人早期都邑新考：对西垂、犬丘、西犬丘的再诠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0辑)、郑威《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黄晓芬《论西汉帝都长安的形制规划与都城理念》(《历史地理》第25辑)、赵志强《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郑炳林与曹红《汉唐间瓜州冥水流域环境演变研究》(《敦煌学辑刊》第1期)、李并成《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敦煌学辑刊》第1期)等。
六、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民族史研究的视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长城与北边经营”、“辽东发展与‘海东’‘真藩’征服”、“‘南夷’居地汉文化的扩张”、“‘通西南夷’的成功”、“秦汉边地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汉地的胡越人”、“秦汉社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考察了秦汉时期边疆史和民族史的主要形势。不少文章就所论主题提出一家之说，如余太山《贵霜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认为，贵霜王朝的前身应为役属月氏的大夏国“小长”之一——贵霜翖侯，可追溯至Sacae部落之一的Gasiani。石硕《汉晋之际西南夷中的“叟”及其与蜀的关系》(《民族研究》第6期)指出，汉代称南迁蜀人为“巂”，“巂”蜀音读“叟”(sou)，“巂”字因生僻且笔画繁复，汉晋之际遂为“叟”所替代。魏晋时期的“叟”是以南迁蜀人为主体并融合当地其他夷人形成的一个特定人群。许云和《汉〈莋都夷歌〉三章小考》(《国学学刊》第1期)认为，白狼夷的边界是由北川、茂县到宝兴县的一个狭长的区域，故对夷人本语作对音比较的工作应该在此展开。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第1期)指出，王沈《魏书》和范晔《后汉书》中关于西汉前中期乌桓历史的内容，很可能是根据《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进一步推导和综合而得出的。马利清《匈奴社会形态再析》(《中州学刊》第6期)通过对匈奴墓葬材料的研究，并结合文献的记载，指出匈奴游牧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其社会性质并不适应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七、考古学及出土文献研究
重视出土新材料是秦汉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近年来，随着地下材料层出不穷，新出土文献越发成为秦汉史研究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作为秦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考古学和出土文献研究依旧呈现强劲增长的势头，无论是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是研究方法和历史认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土资料中，文字材料备受史学研究者的重视。近年来，秦汉史学界掀起一股持续不断的碑简文献研究热潮。随着新出土、新收藏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土文献在秦汉史文献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令人应接不暇，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土文献研究仍将是秦汉史研究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考古新发现。本年度考古新发现颇多，值得关注的有：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陕西秦雍城城内道路系统、广东五华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陕西杨凌西汉早期冶铁作坊、湖南常德南坪西汉土墩墓群、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吉林通化赤柏松汉代古城、黑龙江七台河种畜场汉代遗址、甘肃肃北马鬃山汉代玉矿遗址等。
墓葬研究。秦汉王陵考古学研究成绩可观。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是关于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发现研究的重要著作。张仲立《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出寝”》(《考古与文物》第2期)指出，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应该是“至秦始皇出寝”的“寝”，可能基于“天子六寝”、“后六宫”制度创制而来，是一种变革中“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而多有创制的版本。相关文章还有：焦南峰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考古与文物》第1期)、焦南峰与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考古》第11期)、严辉等《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文物》第9期)、蒋文孝《秦陵外城北门门址发现的考古学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马永嬴《汉武帝茂陵陵园布局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第2期)、杨武站《关于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第5期)等。
两汉诸侯王及中小型墓葬研究继续深入。张仲立等《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第6期)对张安世家族墓园进行了介绍。中小型墓葬研究则有：余静《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汉墓等级划分中的应用——以安徽南部西汉早期墓为例》(《考古》第12期)、韩国河与张翔宇《西安地区中小型西汉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文物》第2期)、杜林渊《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第1期)、赵明星《战国至汉代墓葬中的仿木构因素——兼论仿木构墓葬的起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李晖达《试论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东南文化》第3期)等。
器物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略举几篇如下：张凤《秦汉时期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聚落的比较研究》(《考古》第1期)、马晓亮《汉代翠鸟铜饰研究》(《考古》第9期)、朱磊《谈汉代解注瓶上的北头与鬼宿》(《文物》第4期)、陈群与刘朝辉《南越王墓玉器分布状况及其内涵研究》(《东南文化》第2期)、高杰《汉长安城遗址出土骨签名物和用法再议》(《华夏考古》第3期)、程永建《洛阳出土铁镜初步研究》(《华夏考古》第4期)、白芳《西汉南越国“夫人”玺印考》(《考古与文物》第1期)、郑彤《汉代对羊纹金饰片初探》(《考古与文物》第4期)、索德浩与刘雨茂《汉代胡人形象面具考——从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出土一件胡人形象面具谈起》(《考古与文物》第5期)等。
简帛研究。本年度秦汉简帛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首先是公布了两批重要的新材料，分别是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著《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和朱汉民、陈松长主编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另外，《文物》第6期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内容，相关文章有：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朱凤瀚《北大汉简〈苍颉篇〉概述》、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韩巍《北大汉简〈老子〉简介》、阎步克《北大竹书〈周驯〉简介》、何晋《北大汉简〈妄稽〉简述》、傅刚与邵永海《北大藏汉简〈反淫〉简说》、李零《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陈苏镇《北大汉简中的〈雨书〉》、陈侃理《北大汉简数术类〈六博〉、〈荆决〉等篇略述》、李家浩与杨泽生《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简介》。它们的出版和介绍必将给简帛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研究论著方面。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是作者简牍学论文的结集，其中，对汉代简牍体积、重量和使用的探讨，运用现在技术研究古代边塞遗址启人深思。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要对秦汉时期的刑法、诉讼法，民事、行政乃至物权关系展开了研究。另外还有郑有国《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李明晓、赵久湘《散见战国秦汉简帛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论文方面：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研究和秦简的综合与研究讨论热烈。《简帛研究二○○九》刊发了一组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研究文章，如杨振红《纪庄汉墓“贲且”书牍的释读及相关问题——纪庄汉墓木牍所反映的西汉地方社会研究之一》、马怡《天长纪庄汉墓所见“奉谒请病”木牍——兼谈简牍时代的谒及其演变》等。此外杨振红还有《天长纪庄汉墓谢孟的名、字、身份及与墓主人关系蠡测——纪庄汉墓木牍所反映的西汉地方社会研究之二》(《浙江学刊》第6期)。《简帛》第6辑开设了“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专栏”，并对日本秦简研究现状和西文秦简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此外，关于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论文不断推出，李均明《简牍所见数码的演变》(《秦汉史论丛》第12辑)对简牍中的数量符号进行了综合考察，胡平生《新出汉简户口簿籍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对汉墓简牍中的乡、县、郡户口簿籍进行了综合分析。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发现简册背面划线是竹书编连的重要依据。马怡《武威汉墓之旐——墓葬幡物的名称、特征与沿革》(《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所出的幡物，其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旐”，进而探讨了“旐”的特征及演化发展的进程。秦汉简帛学研究成果还有很多，恕不再举。
画像砖石研究。《中国墓室壁画全集：汉魏晋南北朝》(河北教育出版社)基本涵盖了汉代比较重要的作品，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墓室壁画的发展面貌和艺术成就。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是研究汉画像砖石的论文集，其中对汉画本体的研究、从中外视角分析汉画、方法论的探讨等颇多创见。张卓远《汉代画像砖石墓葬的建筑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对1954-2009年间发表的汉代画像砖石墓葬进行分类，并择要进行解剖，进而对每类墓葬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进行探讨。马怡《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从汉晋画像所见粮食出纳场景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确认和再现了汉晋画像中仓廪“粮食出纳”的场景，并着重探讨了简牍时代“券”的使用及相关制度，颇为新颖。徐冲《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以〈隶释·繁阳令杨君碑〉所载“处士功曹”题名为线索》(《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从“繁阳令杨君碑”中的“处士功曹”出发，对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问题做了新的探讨，指出处士一旦受辟举，即使不应召，也将获故吏身份。相关论文还有：常彧《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国学研究》第28卷)、马怡《汉代画像中的两幅“奉谒”图》(《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汉画像所见“磬折”与“微磬”》(《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7辑，岳麓书社)，宋艳萍《战国秦汉画像中的龙、鱼、鸟组合》(《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7辑)、《汉画像石研究四则》(《秦汉史论丛》第12辑)、《汉代画像中“牛郎织女”星象图试析》(《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郭萍《汉代画像艺术中反向图像的研究》(《考古与文物》第2期)、孙长初《汉画像石麒麟图像考略》(《东南文化》第5期)、陈斯鹏《巴东县张家坟墓群M1“元和四年刻石”考释》(《考古》第6期)等。
本年度，秦汉史研究领域在对新旧课题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很注重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检讨、反思与探索，这对于秦汉史研究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兹择要介绍如下：
《史学月刊》第5期组织刊发了一组题为“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包括王子今《秦汉史研究理论认识散谈》、彭卫《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龚留柱《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王彦辉《对简牍与秦汉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赵国华《东汉史研究需要补偏救弊》、熊铁基《我的三十年秦汉史研究报告》，检讨目前秦汉史研究在选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尝试提出新的发展方向。其中，彭卫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的进步，及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被打破，实证史学盛行，但也因此导致对实证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分析，研究多满足于“破”而少致力于“立”；二是新出土资料丰富改变了我们对许多历史细节乃至某种程度的整体历史的认识，但也应注意到，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依然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不应将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割裂开来；三是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我们可以迅速和直接了解海外同行的最新成果，但我们还应加强对海外学界的研究范式进行思考和回应；四是在电脑检索系统使资料搜集变得更为快捷的同时，史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秦汉史研究需要更多的智力投入。
辛德勇对遗刻和史传的利用与研究提出的建议发人深省。其《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上、下)》(《文史》第1、2辑)从历代所谓“鄣郡”的错讹，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联系简帛金石材料中这类年号的具体记录，还原“始建国天凤”等年号的本来面目和行用缘由，指出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系后人伪造，晚近以来学者依据这篇砖铭所得出的结论需要重新思考，并批判了学术研究中搜奇猎怪的心理，以及对金石材料疏于考核审辨的缺憾。其《薛季宣〈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对清代以来乏人利用的南宋薛季宣《未央宫记》做了初步校勘，并指出，该文比较清晰地展现出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内各项建置的总体构成状况，在学术史上和史料价值方面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考古工作者利用，但很长时间来却乏人问津。
考古学方面，蔡万进《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提出，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应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全球史的理论方法。
上述意见对于秦汉史研究的发展是建设性和积极的。我们相信，随着学界学术自省和自律的不断加强，秦汉史研究必然会在不断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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