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贸易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以安徽地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市贸易论文,安徽论文,为例论文,近代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近代集市贸易有一些研究，多侧重于区域集市贸易发展和变化，对其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研究不够。中国近代化，即早期现代化，是由传统封建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化，是外源型的[1]，是由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入工业品和掠夺农副产品引起的商业发展、市场扩大来推动的，和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西方现代化不同。集市贸易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作用巨大，是近代化的推进器。本文以近代安徽地区集市贸易为例，考察它对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近代市场的发育
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市场狭小而分散，是为封建自然经济服务的，而近代市场庞大而成体系，不仅要满足乡村社会需要，还要满足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功能发生了变化。在近代市场发育中，集市贸易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以口岸覆盖下的集市贸易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向中国大量地输入工业品和掠夺农副产品，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国进入口岸经济时代。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是一个贸易中心，都有贸易覆盖的范围，把一个地区的集市贸易连结成一个网络系统。而相邻口岸贸易覆盖范围又相互交叉，地理位置重要和交通条件好的口岸贸易范围又覆盖其他口岸，形成更大的贸易中心。到20世纪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华中集中于上海，华南集中于广州、九龙，华北以牛庄为较重要，其次是天津和胶州，而且到1930年代，“我国贸易埠别又有集中于上海的趋势”，[2]66上海口岸覆盖江浙沿海和长江中下游诸口岸，如镇江、南京、宁波、杭州、芜湖、武汉等口岸。安徽处在口岸贸易圈的覆盖之下。1876年芜湖辟为口岸和1924年蚌埠开埠[3]48，进一步使洋货大量侵入安徽各地，形成新安江流域、皖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三大贸易区域，每个贸易区域又受几个口岸的影响，各口岸在安徽的贸易圈相互交错重叠，“通省全境为芜湖、九江、镇江、宁波、杭州、南京、上海各口岸的贸易圈所涵盖”[4]458。在众多口岸中，安徽与上海联系最多，如芜湖对外通商后，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很快，由上海等口岸进口洋货占92.39％，出口土货占99.89％[5]748。口岸进出的商品多是由商贩在集市进行销售和收购的，如安徽外销土产由各处小贩通过集市收购后，再转售商行，由商行加工后运至通商口岸，包装出口[6]34。集市贸易从属于口岸贸易。
其次，各区域以集市贸易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中心。近代各口岸贸易圈交错的结果，形成各区域的中心市场，例如安徽在近代形成了六个商业中心，即新安江流域的屯溪，皖江流域的芜湖、大通和安庆，淮河流域的正阳和蚌埠[7]1。屯溪是皖南茶叶转销的主要集镇，也是徽州一带西方工业品转销地[8]171。芜湖开埠后，成为皖江流域对外贸易窗口和最大市场，从1882年镇江米市迁芜后，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米市。其米源主要是皖江流域的大小集市，市镇的米商向农家或小米贩收集后雇船运至三河等米粮集中地，卖给砻坊或帆运米商，砻坊或自行雇船载运，或再卖给帆运米商，转运至芜湖[9]432。大通和安庆市场又从属于芜湖市场，是各自地区集市贸易的尾闾。淮河流域在民国前以正阳关和临淮关两个集镇为中心市场。蚌埠本是个小集镇，在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和开埠后，取代临淮关地位，和正阳关同为两大市场，并成为皖北最大市场。到二三十年代，蚌埠不仅是皖北的商业中心，而且成为整个津浦铁路南段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市场。
再次，集市贸易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中国近代各地集市贸易有较大发展：一是由定期集市向敞集(长市)发展。如皖南及沿江一带向为全日交易的长市[10]108-108，据《池州市志》载，解放前池州的池州镇、殷家汇等集镇较为繁荣，“均为每日市，无定期集日，民间也无定期赶集的习惯”。而皖北一些较大的集镇由于经商人数增多和行商向坐商转化，商行、号增多，隔日集也向敞集发展，蚌埠还出现过夜市[11]1187。二是结构上由综合市场向专业市场发展，如民国初合肥有坝上街、崇德街、二里街等棉花专业市场[12]1278，霍邱县有叶集竹木市场[13]355，六安有苏家埠竹木市场[13]355；市场内分工更细，一般按不同性质的商行贸易。三是组织上近代集市经营开始由行商或夫妻店经营向多种组织经营发展。如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在来安半塔、定远藕塘、滁县刘集、嘉山潘村等地办起了合作社[14]102，除牙行外，还出现了同业公会、商会等管理组织。四是经营方式也由现金交易向期货、现金、赊购、担保销售等多种形式过渡。如清同治年间，合肥市场日用百货行店，多以现货交易的方式从所在地及邻近地区购进商品，而对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多数店家采取季前定购、季中现购、季末赊购的方式经营。光绪年间，合肥百货店经销的商品中有不少是从省外购进，店家往往以销定购、以购促销，用现货、期货、囤货等多种方式经营[12]1235。五是经营性质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一般大的商号都采用雇佣劳动。据《池州市志》载，抗战前，贵池县资本较大的座商大都集中在池阳镇、殷家汇、观前、茅坦、高坦等集镇，“每家雇请店员10至20人不等”。六是功能上除了具有调节本地区生产、生活余缺功能外，还增加了输出和输入功能。
正是因为集市的作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市场的形成都比人口的增长步伐要快”[15]222，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有了较大的进步。
二、对工业化有促进作用
近代集市贸易的发展，是口岸经济和近代交通发展的结果，而集市贸易的发展对近代工业生产发展有刺激作用，一些集镇也开始创办工业。
首先，集市贸易的发展刺激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商品贸易的形式主要是集市贸易。在口岸经济的刺激下，集市贸易获得了发展，改变了以前贸易范围狭小、商品只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局面，扩大了市场，刺激了消费需要的增长，为近代工业找到了产品销售市场。同时，集市贸易使大量的粮、油、棉、蚕丝等农产品投放市场，为中国纺织业、粮油加工业、卷烟业等轻工业提供原料，没有这些，“有关的工业就无法维持生产”[16]225。如安徽近代工业主要是甲午战后在芜湖、安庆、合肥等地兴起的，民国时期蚌埠工业也开始兴起。在集市贸易的刺激下，粮油加工业、纺织业、烟草业等近代资本主义轻工业发展起来，特别是各地大小集市粮油贸易、芜湖米市和蚌埠盐粮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砻坊业、粮油机器加工业的发展，1890年出现了皖省最早的粮油机器加工企业——芜湖益新公司，之后，其他城市也出现了机器粮油加工业。民国时期中国粮油加工业发展较快，其中面粉机械工业以“苏浙皖区产量最大”[17]282。又如纺织业发展很快，也是市场刺激的结果，在原料和产品市场的刺激下，安徽在1916年出现了最早的纺织厂——芜湖裕中纱厂，之后其他城镇相继出现了纺织工业。
其次，集市贸易的发展使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在集市贸易中，一部分商人有了资金以后就创办企业，商业资本开始转化为工业资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产销分工日益加剧，一些专事产品加工和系产品加工与销售为一体的坊、铺在城区迅速发展起来。有的从半商半工开始，如清末民初，合肥许多商店采取前店后坊的经营方式，边制作、边销售产品，“张顺兴号”生产的麻饼、烘糕、寸金、白切，“镕昌号”生产的方片糕，都是“合肥名点”，工商并举的“洪远记”号受洋货启迪，生产毛巾、丝光袜等产品而迅速发迹[12]1230-1231。到民国时期，“合肥民间个体手工业仍是个从业人员最多、个体作坊和匠铺最多的一个大行业”[12]406。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机器工业，如合肥三河镇是仅次于芜湖的米市，该镇和附近农村有几百家砻坊，有机器米厂7家，其中有5家从德国进口碾米机，并配有柴油机发电；2家米厂有国产碾米机，由人工带动机器[18]109。商业发展，产生了商业资本家，再由商业资本家兼营近代工业。
另外，在抗战时期，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满足群众需要，增加财政收入，针对农村集镇只有不多的手工作坊而无机器工业的局面，办起了许多工厂，发展了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如在淮北津浦路东的半城和淮南津浦路西定远的藕塘镇设有兵工厂，藕塘地区还设有被服厂、卷烟厂、肥皂厂、造纸厂、土膏站等，定远朱家湾设有香烟厂；滁县沙洼设有纺织厂，路西大赵家设有榨油厂；来安有新张家纺织厂、南半城被服厂[14]101。皖江抗日根据地在汤家沟等镇也兴办了造纸厂、印刷厂、榨油厂、军服厂、香烟厂等[19]581-582。这些工厂除兵工厂外，很多是招股集资，公私合营，如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天长铜城镇创办的“群众烟厂”是以天长铜城镇黄雅庭等几个商人合办的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为基础扩大发展的，新四军二师供给部也投资了1500元[20]186-187。这些商人也是在集市贸易中有了资金积累才创办企业的。
因此，没有集市贸易带来的商业繁荣，中国近代工业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学术界研究城市化，多注意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本国封建主义压榨使农村自然经济破坏，迫使农民流入城市务工问题。其实，集市贸易对城市的发育和规模的扩大意义更为深远。它是城市发展的发动机，因为近代城市商业性大于工业性。
首先，传统集市发展孕育了近代城市。由于口岸经济的刺激和近代交通的出现，一些传统集市很快发展为近代城市。在安徽，由商业发展推动而形成的近代城市最典型的例子是蚌埠。蚌埠由凤阳府北边的小集发展为皖北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集散地，发展为近代商贸经济城市，是皖北和豫东地区集市贸易支撑的结果。蚌埠兴起于交通，发展于商贸，以盐粮贸易著名，津浦铁路通车后，城市工商业陆续兴起，“商埠形成，一时冠盖云集，车水马龙。淮河上游涡阳、颍上、亳县、蒙城、阜阳、寿县、霍邱、凤台、六安及豫东固始、息县等地的粮食及土特产，多通过淮河舟运至蚌埠，再转运火车，分运南北；淮河下游板浦、海州食盐运至蚌埠，再分销上游各县；南京、天津的京广杂货也运至蚌埠，多为粮商带回淮河上游”[11]。这对促进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商贸重镇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蚌埠的成长也是它本身集市贸易发展促成的。蚌埠开埠前有10多个集，淮河北岸小蚌埠称正街集，淮河南岸有老大街集，另有河两岸的仁和、定庵、中井寺、陶店、双庙、吴小街等集。老大街集仅有一条土路，称油盐小集，有油盐店数家，小饭馆三家，药店一家，茶馆两家，十天逢两集，集盛时三四百人，集闲时百余人[11]410-411。1909年淮河铁桥动工，为适应两万民工生活需要，摊贩随之增多，其中，大部分从事小商品售卖和饮食业。津浦铁路全线贯通后，市面渐成，小商小贩和商店日渐增多。这时，从一个市场发育成多个市场，出现了米坊街粮市、盐巷子盐市、淮珠菜市场、东菜市、西菜市、水果街、麻袋街、烟草收购市场、柴草场、纬二路布拉条市、篾匠街竹器市场、华盛街杂货炒货市场等。集市已变成了长市，并有早市和夜市。众多市场奠定了蚌埠“以商立市”的基础，1930年全埠有48个商业行业，仅盐粮交易一项，全年就达50多万吨。至1934年，蚌埠人口发展到10余万，居民25 000多户，其中注册商户4443户，占总户数的17.8％[11]411。1946年，蚌埠商业曾出现过短暂复兴，有商业60余类，大小商店8000余家，淮北20余县及邻省土特产的输出和沿津浦线城市工业品的输入均在蚌集散[11]411。在变成商业性城市的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除了蚌埠之外，合肥、安庆、芜湖等安徽大城市，众多市场在城市发展中都起重要作用，特别是芜湖米市和十里长街贸易对芜湖近代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
其次，集市繁荣促进城镇人口增加。近代交通方便的一些集镇都比较繁荣，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淮北的界首市场于咸丰年间形成，抗战期间，铁路中断，工业品依靠颍河运输，界首就成了进入内地的第一门户，东南、华中一带沦陷区的商人涌入，界首、皂庙、刘兴集三镇商行如林，店堂密布，货物齐全，生意兴隆，时有“小上海”之称。界首鼎盛时，市区街道70多条，较大的商店、行、栈657家，摆地摊或沿街叫卖的小商贩近万户[21]481。亳州到清代发展成为苏鲁豫皖4省的物资集散地，被誉为“小南京”[22]234。临淮关在津浦铁路通车后，虽然地位逐渐为蚌埠所夺，但是在1920年代镇上仍大小商店林立，河街一带货栈栉比，商户以行号居多，整个商业仍颇为发达[8]170。正阳关当淮河、淠河汇合点，为淮河中游之关锁，全镇约3万人口，镇上米行等商店很多，码头也多。20世纪初，正阳关继续为皖西北的商业中心[8]170，素有“皖北秦淮”、“小上海”之称[23]。淮南市田家庵，民国年间已是淮河中游舜耕山以南一带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合肥三河镇，为“水陆通衢，万商云集”[18]140，“为皖中米粮集散市场”[24]528，建国前有米行130多家。《肥西县志·三河镇》载，抗战时，合肥、芜湖等沦陷区居民大量涌入，三河人口达七、八万人，日夜开市，形成畸形繁华，号称“小南京”。皖东，天长县铜城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最大集镇，人口近万人，店铺里生意兴隆，市面十分热闹，当时叫铜城市，称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小上海”[25]。民国初期安庆城有商店1100多家，一些重要集镇也逐渐繁荣。如桐城县枞阳镇为县之首镇，百货攸集，桐城县青草塥为皖西、鄂东土特产的集散地；怀宁县石牌镇为潜山、太湖、宿松的通道，常年商贾云集，贸易兴旺[26]763。皖南如九华山化城寺广场集市、屯溪茶叶市场、石埭县广阳镇集市等都很繁荣。
集市贸易发展，使行商增加的同时，也使行商向坐商发展，使城镇人口增加。1930年代安徽城市化趋势已很明显。蚌埠在清末人口只一两千人[9]170，1914年约有3500人左右，1928年已达8万余，1934年达105 237人。而且，蚌埠的人口仍持续快速成长，1936年6月人口达115427人，与1934年相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841％[4]496。1936年，人口226 690人。1947年蚌埠正式建市，户数52 365户，口数231 057人[11]99。其他集镇人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如清末民初，临淮关人口约2万，正阳关人口约在2万至2.5万之间，1934年临淮关为21 130人，正阳关为29 981人，1936年据建设委员会的调查，临淮关人口约2.5万人[4]495。
再次，集市贸易发展也促使城镇等级提高。各城镇商业优先发展，也使城镇本身获得发展。光绪时安徽全省已有468个集镇，民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规模扩大。城镇人口的增加，使一些集镇变成了城市。研究中国区域现代化者对近代城市等级的人口数量，并无一定标准，谢国兴把1-3万人的城市称为小城市，3-7万属中等城市，7万以上为大城市，把安徽在1930年代城市也划为三个等级(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安徽当时有四个大城市，除蚌埠为纯粹工商性质市镇外，芜湖、安庆、合肥均为行政中心兼为工商业中心。合肥位居皖中，为长江支流的大米市，米粮行业繁兴，1936年淮南铁路通车，人口渐多，带动附近新式手工织布业的发达，发展为大城市。抗战前人口达7.7万左右[4]518。
在中等城市4处中，正阳关为皖西最大集市，其余三处均属县城所在，都因交通方便，成为重镇。小城市表列共33处，“实际上或许超过此数(例如固镇及明光镇至1930年代人口应在万人以上)，其中为县城所在者共22处，为纯市镇者11处。各地县城原多居交通较便利之区，加上作为行政中心，比较容易发展为城市，其他纯为商业市镇者，多有便利的水运交通，且为农产集散中心”[4]519。上举属于城市级的41处城镇中，人口总数约120万左右，1930年代安徽人口以2200万来算，则城市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5.45％左右[4]519-520。这个比率与当时全国平均数范围符合，但比江苏、浙江落后(各为19％与14％)，这反映了安徽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要慢一些。
中国传统的市镇是在农业经济结构中发展的，即使像蚌埠和芜湖这样都市化的城市，也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其发展离不开集市贸易特别是广大乡村集市贸易的促进。
四、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集市贸易发展，使农村经济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使农村生产和生活商品化程度提高，并促使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首先，集市贸易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集镇的兴起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27]360。具有输出和输入功能的近代集市贸易，使农业生产与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集市贸易输出农副产品，促进了粮油作物和丝、茶、烟草、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商品化生产。如芜湖米市和各集镇粮油贸易的刺激，每年输出大米都在几百万担，“清末，安徽年产稻米3000万石左右，约有10％作为商品粮运到省外”[28]234，到民国时输出量更大，也使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如1931年安徽全省有2322.1万亩，产稻651 757.2万斤，这是安徽近代产稻最高纪录[29]156。蚌埠盐粮贸易带动了皖北和豫东以小麦为主的商品粮生产，仅淮北平原种植小麦约占全省的1/2[29]156-157。近代丝茶贸易也促进了丝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的发展，19世纪后期安徽茶叶输出量占全国总量的2/3，到1875年祁门红茶诞生时，“安徽茶业进入极盛时期”[30]166，使皖南和皖西茶业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丝的生产也受到重视，光绪时全国许多地方引种湖州桑，鼓励种桑养蚕；烟草、棉花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清末鸦片更是广泛种植。这些作物种植，都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其次，集市贸易使农民生活商品化程度提高。近代农民生活，与市场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市场势力和货币权力对农民已经有了统治作用了”[3]328。安徽农民，一方面由于从外国输入的玻璃器皿以及“五洋”商品等日用杂货价廉，农民乐意购买，一方面由于高利贷、赋税的逼迫和交换食盐的需要，不得不出卖农副产品，换钱交税，购买生活资料。农民对集市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了，必然促使自然经济解体。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沿海和沿江地区因为商品经济发展快些，自然经济解体也快些，而内地或偏僻的地方，自然经济解体要慢些。安徽处于内地，自然经济解体较慢，南北又有差距，如来安县1921农家农产物有54.9％出售，1922年增加到56.8％，农家经济商品化程度在提高；1921-1925年怀远农家农产物有35.2％出售，而芜湖达55.7％[31]207，说明长江流域商业繁荣些，农业商品化程度也比淮河流域要高。
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得越充分，自然经济解体得越快。“商业资本的侵入，农村经济日渐破产，因为他们的用费增加”[32]13。特别是大量洋布流向安徽各城镇，冲击着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末民初安徽农村有不少人穿洋纱布，如怀宁县、“乡人衣着，大半仰给于洋纱布”[33]。皖西的霍山县，咸丰、同治以前，“乡民多有制机织布者”，生产的土布在安徽很有名，但是，洋布畅销以后，冲击了霍山的土布生产，到19世纪末，“名家机布，今已无传”[34]。在这种情况下，以旧式生产工具织造的土纱、土布，在新的形势下，受到了洋纱、洋布的挑战，农村土布业逐渐衰落，家庭纺织业与农业开始逐渐分离。集市贸易在商品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近代集市贸易的发展，虽然曲折，但是对近代社会转型的促进作用却是无疑的。在今天，集市贸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重视小集市和城镇的集市贸易的发展，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理顺各种关系，发展小城镇，发挥集市贸易对工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