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本土化研究的限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文学论文,本土化论文,限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都提出了本土化研究的要求。在民间文学研究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和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呼声不断。（注：例如，刘锡诚：《发展我国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学》，1984年，第7期；王松：《关于建设中国式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4年，第4期；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尽管这种呼吁和本土化要求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同样体现出急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在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迫切心情。在西方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观念引进中国近百年之后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研究的要求，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细想起来，这一口号的提出，多半并非出于学理的缜密考虑，而是出于近代以来我们一以贯之的情绪化与本土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和要求。（注：这种呼声和要求之中可能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早在1988年11月的一次座谈会上，乌丙安就指出：“我们的基本理论的建设，应在一些基本的观念上、民俗科学最核心的点上下功夫。……在最初建立我们的民俗理论时，我们似不应强调老喊‘中国特色’的口号。扎扎实实地进行微观研究，理出一条线，不能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套用在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上。建设‘中国特色’的，很可能是保守的遁词、封闭性的表现。……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带有政治色彩。学术界在争中国特色之中有许多人是带着感情色彩的——排它性。”见《中国民俗学的现状与展望》（著名学者五人谈），《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1期，第94页。）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潜台词是，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已过于西化，应该回归中国特色，回到中国本土上来。可是，当我们认真回顾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理智地分析近年来的研究现状时，就会看到另一幅图景，它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完全不同。
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分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起步的。早在清末，一批文化先驱在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和承认先进西学的国际背景下，用民间文艺去激发本民族的竞争精神，作为实现新国家学说的思想工具。他们当时阐释民间文学所用的概念、方法，也借鉴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多数是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通过认识西方的启蒙科学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民间文学。到了“五四”时期，民间文学研究者一方面借助现代媒体、渠道出版民间文学报刊丛书，创设专业机构和制度，另一方面开展多角度的民间文学研究，归纳出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尽管他们的研究是初步的，可是，他们把民间文学纳入理论研究工作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学术事件。其直接后果，一是把民间文学从传统的国学各门类中遴选出来，二是证明民间文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从“五四”时起，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开始寻找适合本民族的专业方向，并且召集人才，造就职业的民间文艺研究者。（注：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史》，《北岳论丛》，1999年，第3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史，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和西方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一样，自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紧密纠缠在一起，只不过其中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同。在西方，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于18世纪晚期就首次提出了不同民族的根系(strains)必须在民俗中寻找的看法，并号召人们收集普通民众中流传的口头诗歌。后来，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响应这一号召，于1813年出版了欧洲第一部口头讲述的传统故事汇编《家庭故事集》。农民的所有口头文学，无论散文还是韵文，都被他们看成是自然诗(Naturpoesie)，他们也明确提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重构德意志民族值得骄傲的过去。格林兄弟对欧洲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启蒙与推动，也树立了一种典范。在挪威、芬兰、匈牙利、西伯利亚等地，学者们在各自的历史、文学、语言和民俗中寻找本民族的特质，并从中获得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迷信、落后的民众也变成浸染在淳朴道德之中的自然之子。可见，在西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发轫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目标和实证主义方法之间的这段浪漫主义插曲就构成了一种危险。（注：Dorson,Richard M.,History of British Folklore,Vol.1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1968),91-92.Dorson,Richard M.(ed.),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 (Mouton Publishers,1978),12,42-47.）欧洲学者对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拉开了传统与现代的距离。他们认为真正民族的传统虽然正在消逝，但其碎片却以化石的形式保存在边缘或乡村的民众（民间）之中，它们曾经为全民族共同拥有。这种认识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催生出人类学民俗学家的“遗留物说”，其代表人物是泰勒(E.B.Tylor)和安德鲁·兰(Andrew Lang)。该派对民间的浪漫想象正好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情感需求不谋而合，因此对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和西方一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从一开始也渗透了情感因素，是民族自救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在初期的研究者眼里也曾经被理想化为同封建上层文化判然有别的一个“他者”，如董作宾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中国两千年来只有贵族的文化，二十四史，是他们的家乘族谱；一切文学，是他们的玩好娱乐之具；纲常伦理、政教律令，是他们的护身符和宰割平民的武器。而平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垂青。但是平民文化也并不因此而湮灭，他们用口耳相传来替代汉简漆书，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艺术、礼俗、道德及一切，都尽量的储藏在他们的文化之府——《民间文艺》的宝库里，永远的保存而且继续的发展着。”（注：董作宾：《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民间文艺》第1期，1927年11月1日。）在中国早期研究者看来，民间文学正可以肩负启迪民众、唤醒民心的重任，其中蕴涵着反对封建上层文化的潜力，用樊縯的话说就是“因为摸清了一切被大人先生们所不屑道的文艺形式，倾出那里边的已发恶臭的内容，是可以灌入以新的内容，使其成为唤起民众的绝好工具的。”（注：樊縯：《再论民俗学书》（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九日），见王文宝编《中国民俗学论文选》，第3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可见，尽管中西民间文学都对民间精神做出浪漫的想象，但西方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则起步于现代民主革命。民间文学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命定式地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中的内涵却有不同。正如吕微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中国古代有关民间文学的认识（从汉代以前的“观风俗、知厚薄”到明、清时期文人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曾经对中国学者理解和接受西方民间文学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为了使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学成为真正的现代性力量，使传统的“民”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对其核心概念——“民间”做了不断的阐释，这个过程正是将西方或外来的概念不断本土化的过程：
由于中国现代性方案中的民间内容，使得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始终保持了与传统的深刻联系。就此而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确呈现出内在理路(inner logic)，尽管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在西方冲击下才由知识精英明确提出的，但现代性目标的实现只能诉诸本土现实的社会力量，而无论这种力量是否已经成熟得足以承载这一目标，况且本土现实的民间社会似乎已表达过朦胧的现代性要求，“五四”的功绩就在于将这种朦胧的表达发掘出来，并解释和转换或者说将其激活为真正现代性的力量（如胡适之于白话文学，周作人之于平民文学、民间文学，胡、周在发掘、解释白话、平民、民间文学时都诉诸本土传统)。站在内在理路的立场，我才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民国时代的结束和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人民国家”理念已经在革命实践中彻底战胜了“民族国家”理念，从而完成了19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东渐后本土化的一次最重要的创造性阐释与转换……从传统文人的“俚俗”，到“五四”学者的“民间”，再到共产主义者的“人民”，正是一个本土的传统话语向着蕴涵民族、民主观念的现代话语的生成过程……（注：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可以说，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一直有着自觉不自觉和时隐时显的本土化倾向。从“五四”的歌谣收集到20世纪80年代规模空前的“三套集成”，其田野调查的方式，主要是继承了《诗经》的采风传统，与西方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多有不同。
二、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自一开始就是在西方思想和学术的启蒙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直摆脱不了一种“影响的焦虑”情结。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或民俗学派的主张，更多地是西方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的焦虑”的自然后果，是我们情绪防御和本土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必然姿态，它包含着对文化身份和国际学术地位丧失的一种担心或忧虑，而不是基于对学科发生、发展的内在过程的考察。
本土化研究无所谓对错，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或民俗学派的主张也无可厚非。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立足全球视野的本土化研究很可能是产生创造性研究的一条必由之路。笔者写作此文是为了提醒当代民间文学研究者，应该多从学理出发，尽力摆脱研究过程中的情绪化和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干扰，同时也指出，从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的要求或本土化的研究，至少受到三方面的制约和限制：
1、研究现状的限制
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尽管受到外来的影响和启发，但在实际操作和使用的过程中，大多已经被改造或者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系统的梳理，许多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概念和方法时往往各取所需，缺乏统一的规范。这是造成我们难以同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专业化、规范化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著名学者阿兰·邓迪斯在1989年为他编的《世界民俗学》(The Studies of Folklore)中译本写的“中文版序”中指出：“民俗学研究已逐渐形成为一个科际的(interdisciplinary)和国际性的学科领域。遗憾的是，中国的民俗学家们对中国以外的情况却知之甚少。中国的民俗学家至今为止还没有参加民俗学研究的国际间协作，中国的学者们不了解欧美民俗学家所采用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欧美民俗学家也不知道中国民俗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人们希望中国民俗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以英文、法文、德文或其他国际学术语言出版。当然，同时也应以中文出版一些欧美学者的著作。”（注：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可见，在技术操作层面，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数过不了外语关，同样，西方学者懂汉语的更是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中西双方都需要相互了解，但双方的能力都不足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研究的中国特色或本土化色彩，只能使封闭的局面更严重。
2、理论的限度
主张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研究的学者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似乎我们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先在的本土，可以用它来“化”外来的东西。实际上，所谓的本土或中国特色，只有在相对于外来文化时才有意义。从历史来看，正像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一样，也不存在一种纯而又纯的所谓“本土”文化。所以，如果说“本土化”就是要回到一个本质主义式的过去，获得纯粹的文化身份，这种主张恐怕不仅仅在理论上行不通。
3、时间的限度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对于民间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的细部特征和性质还远远没有认识清楚；很多古代民间文学文献资料还没有经过现代眼光的审视和研究，因而有不少仍然是有待开垦的荒地；上个世纪采录的“三套集成”，虽然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绝好材料，但我们的理解和研究还明显滞后。尽管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是一项现代性的事业，可是，与国外的研究进展相比，我们还没有对自己的研究进行现代性反思。我们的田野考察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采风的情调；有不少研究，或者是为了抢救正在消逝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为了到民间去寻找现代性在过去的影子，更多的是为了改造传统，力图从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主位来研究和理解的情况并不多见。现代性给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赋予的很多观念——如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非理性与理性的简单二分的历史观——都被我们当作不证自明的论述前提。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和澄清。至少我们需要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与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经验做充分的比较，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走向世界并与国外同行对话创造条件。由此看来，要真正提出中国特色或建立中国学派，还有一段长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全球历史来看，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根本没有本土化或多样性这样的概念，因为那时的文化本身就充满了差异，用不着去论证自身的特色或不同。现代性和全球一体化使差异性成为一个问题，使本土化成为人们确定自己文化身份的一项迫切要求。根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中，大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都把本土文化说成是“外人”文化的反面，与现代文化的对峙为本土文化界定自身的特殊性和要义提供了一个场合。而且，如果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西化”越深，他就越是急于界定自己的认同对象。（注：〔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第22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提醒我们，提出本土化或中国特色研究的设想，很可能有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知识背景，本土化或中国特色不应该是全球化或西方文化的反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外民间文学的相同和相通之处远多于其差异，我们要警惕为了辨别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急于“标新立异”的倾向。
在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百余年来体用之争的无谓循环。我们与其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不如积极投身其中，对新的学术对象和生存环境做出积极有效的解答或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中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野都需要做出各自的调整。就民间文学研究来说，仅仅看到或了解本国本民族的民间文学的那种研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了，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间文学现象、理论和研究成果纳入视野，成为对研究者的一项基本要求。中外民间文学研究即将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新情况是世界范围的民间文学整体，当双方都真正把对方纳入知识的视野并以此反思自我时，必将产生一种换位思考的效果。
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理念、范式和方法都需要接受现代性的反思，这可能是我们进入国际研究界不得不经过的一场“入会仪式”。我们还需要充分而主动地学习和借鉴国外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以此来认真整理和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资源，寻求中外视野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会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逐渐清晰和凸现出来。只有在这种跨文化的互认、互识和相互矫正逐渐深入的过程基本完成之后，只有在与国外同行的不断交流和开放性对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逐渐清楚自己的位置，才能真正构建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的（即在新的全球视野关照之后的本土化，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或固定不变的“本质”。）理论和学派。否则，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或远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出本土化研究的要求，将过早地封闭自己，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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