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的物化与翻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原文”？对于学习外语或做翻译的人，这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英文版的莎士比亚；法文版的巴尔扎克；德文版的歌德；俄文版的托尔斯泰。研究翻译的人还会告诉你，原文也叫“出发文本”(source text)，由此衍生出译本或“目的文本”(target text)，是对原文的再现，比如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等等。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然而，英美人面对莎士比亚不会起“原文”之念，法国人面对巴尔扎克，德国人面对歌德，俄国人面对托尔斯泰，也不会起“原文”之念，除非都分别相对于其改写或翻译的形式而言，一如我们面对《红楼梦》不会起“原文”之念，除非也相对于它的改写或翻译形式而论。如此，则一部作品成为“原文”只能发生在它被改写或翻译之后：《哈姆雷特》因被劳伦斯·奥立弗搬上银幕而成“原著”；也因朱生豪的翻译而成为我们的“原文”。换言之，翻译或改写产生原文，原文只随翻译或改写而来。具体就语际交流而言，原文其实只产生于两种文化历史际会的时空下——“疆界乃某物显形开始之处”，（注：Martin Heidegger,"Building,thinking,dwelling,"qtd.in Homi K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1.）或在普拉特所说的“接触区域”(contact zone)——其间“原本地不相连也素无往来的民族彼此发生接触，建立起不间断的关系”。（注：Mary Louise Pratt,Imperial Eyes,London:Routledge,1992,p.7.普拉特以"contact zone"特指“通常含有各种遏制状态、极度的不平等以及棘手的冲突”之关系的“殖民遭遇的空间”。我是在广义上借用之。）原文就是这种接触而生关系的结果，是翻译之需、翻译实践的效应(effect)。没有这种文化接触和联系，便没有“原文”的产生之场。可说翻译之外无原文；原文只在翻译中。这即意味着：原文不是客观先在、恒定不变的成品，而是历史的、取决于接触文化间之关系的一个变数。传统翻译研究的困境即在于对于原文的物化和误认。
让我们首先把原文与外语作品区别开。我们在此或可借鉴罗兰·巴特对“文本”(text)和“作品”(work)的甄别界定（注：Roland Barthes,"The Theory of the Text",in Robert Young ed.,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p.31-47.）来分辨一下“原文”与“外语作品”在性质上的不同。外语作品恰似巴特所说的“作品”：一个固定的“完成物”(a finished object)，是数量可计(computable)且占据一定空间的书本。它外在于接触区域，是完全属于外异文化的部分。对于接受文化而言，它其实只是视域之外混沌不清的一种物理形态。原文则不同，它是外语作品进入接触区域经接受文化的投射而呈现出来的相关意义，但这个意义却决非有形可感、恒定不变的东西；相反，外语作品成为原文即意味着其封闭物理形态的丧失和语言的混杂播撒，套用巴特的精炼表述，我们可以说，外语作品是手中所握，而原文则在语言里。原文正像巴特的“文本”，是个能指永恒不断生产和阐发(enunciation)的过程，它构成了相关语言和文化、历史和社会以符码形式交织渗透的互文之场，是原语作者和读／译者以及具体历史情境共同致力于其间的一种表意实践(a signifying practice)。这即意味着原文的作者或意义之源并非外语作品封面上署名的单一个人，而是包括读／译者在内的一个多重阐发主体(the plural enunciating subject)，或如福柯所说，是一种能够提供任何阶层之人都可前来占据其间的“一系列主体位置”的“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注：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in Donald F.Bouchard,ed.,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131.）要之，原文不是原生态的单一纯粹，而是一种混杂的异质结构；不是语义的封闭之仓，而是语言流动的生产力。这样说自然意味着原文自来已然是翻译，但这样说却决非意味着原文的异质或衍生性单是源于德里达所谓语言在表意上的绝对“差延”(différance)，更不是说原文由于这种先天性的“缺失”(absence)，不够充分、圆满、同一，而超验地要求翻译给予补充（注：Jacques Derrida,"Des Tours de Babel"in Joseph F.Graham ed.,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88.）。我想指出的是，原文作为翻译在本质上的混杂异质乃是由于它并非给定、先在的外语作品，而是接触区域的属性，是接触文化间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是其为关联文化进行历史对话、协商意义的过程使然。换言之，原文是翻译实践的具体过程，而译文就是这个过程结出的特定物理形态，是原文而非外语作品的一个具体形象。故而，有什么样的原文，便有什么样的译文；只有不同的原文和译文，而没有不忠实于原文的译文，更没有绝对的原文和译文。如此一来，传统翻译研究对于“忠实”和“等值”的执迷关怀便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原文与译文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而要缩小的差别，而是统一于翻译实践的一体两面，都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翻译实践的效应。《天演论》的原文不是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而是在产生《天演论》的过程里，在《天演论》的文字中。
在一篇被福柯称为论述其著述“唯一最见鞭辟入里的文章”（注：Arnold I.Davidson,"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Discourse:Remarks Towards a History of Foucault's Philosophy of Language,"in Arnold I.Davidson ed.,Foucault and His Interlocutor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15.）里，保罗·维尼(Paul Veyne)说，福柯所论与其他史学家所谈并无差别——都是所做何事所说为何，即实践问题，不同只在于，福柯要给实践以“精确的说法”，努力要“看清人之实践的本来面目”。比如，他通过“话语”研究实践，就是旨在揭示人们口中所说却全无意识的是什么。福柯要让我们明白，词语令人以为自然存在且不变的客体对象，实际是受历史决定的多样实践所带来的对应关联物(corresponding correlatives)或被对象客体化的东西(objectivizations)；事物并不外在于实践，而是由实践的结构关系所决定。故而保罗·维尼说，福柯的哲学其实不是“话语”的哲学，而是一门“关系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relations)，即关系是首位的，事物只是通过关系才存在，也只有通过实践关系才能得到解释。人们的错误却往往是把实践所投射的客体化的东西或关联物物化为自然客体，从而遮蔽了形式多样的实践，结果不是以一定历史时刻下促成事物的多样实践去解释事物，反而以为可用事物去解释实践。（注：Paul Veyne,"Foucault Revolutionizes History,"in Arnold I.Davidson ed.,Foucault and His Interlocutors,pp.146-182.）
不难看出，传统翻译研究犯的正是这种错误。常识里以为原文的，其实是对翻译实践关联物或效应的物化，从而误把一个历史对话的动态阐发过程自然化为发生文化接触之前的外语作品。而在如此遮蔽了翻译的欲望和功用之后，翻译研究的对象便只剩下被自然化的原文和译文；多元决定的翻译实践便也被形式化为用一种语言符号转换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技艺；翻译理论或研究遂成了探讨如何传介一个给定、先在的所谓原文意义的方法论。于是，尽管有人声称，翻译理论是一门“如巴别塔一样古老”（注：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ltedge,1993,p.1.）的学科，但面对西方源远流长且大多出自饱学之士之口的关于翻译的论述，乔治·斯坦纳上下两千年地梳理下来，却道其间甚少“新颖独到而意义重大的见解”，（注：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38.）因为所有翻译理论，在他看来，横竖不过是变换花样说着可以怎样忠实或应该怎样忠实这个“单一的老问题”（注：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61.），而且“一模一样的论点，熟悉的步骤和反驳在论战中反复出现，从西塞罗和昆提连至今，几乎概莫能外。”（注：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39.）
斯坦纳说这话是在70年代，此后翻译研究在西方的发展让人对两千多年来纷繁迭出的译论又有了一个提纲挈领也更加明晰的共识：传统译论的执迷关怀不外如何译(how to)的理想标准设定以及译得如何(how good)的现实价值评判，翻译活动在这里一直是一门换易言语的技艺，（注：参见Douglas Robinson,Translation and Empire,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p.8;Tejaswini Niranjana,Siting Transl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49;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1,p.xviii.）所谓“能以同样优雅之笔传递同样思想，且当翻译之时但易语言舍此而秋毫无犯者……堪当最高赞誉”。（注：Johnson in Tejaswini Niranjana,Siting Translation,p.54.）约翰逊博士的这句话堪称是对传统翻译观及其崇俊职业操守的最佳写照。
由此反观，我国所谓“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其实并无什么根本独具的特色。虽有论者指出中国千年译论结出的那四大影响深远的概念——“案本”、“求信”、“神似”和“化境”——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古典美学思想，（注：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张柏然、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辩》，见张柏然、许均编《译学论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但无可否认，这些所谓相互联系又“独立”、“间断”的概念，在“渐次发展”而将翻译纳入美学范畴形成体系终而推至艺术极致的过程中，却是一步也不曾偏离过规范译者笔触的路数。中西传统译论千百年来竟然走在同一条道上，（注：罗新璋对中国经典译论四大概念的“追本溯源”其实正是斯坦纳评价西方译论的一个生动注脚，因为倘若“化境”的精神姿态依然“故我”就是“案本”的“趣不乖本”，就是“求信”的“信”，也就是“神似”（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19页），那么我们据此也可说这样的发展轨迹画的乃是一个囫囵圈，说的还是“忠实”二字。）这大概是令坚持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之人（注：张柏然《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见张柏然、许均编《译学论集》。）感觉失落的事。而我们现在当能明白，那其实是一条封闭而狭窄的物化遮蔽之道，路易·凯利的一句话可谓道尽其徒劳：“翻译要是靠理论才能生存，早在西塞罗之前它就玩完了。”（注：Louis Kelly in Willis Barnstone,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219.）但问题还不在于这种实用价值取向标准的无用或用处有限，而在于这种源于把原文物化、把翻译实践形式化而没完没了的无益纷争又进一步把翻译实践的历史性遮蔽起来，从而也没完没了地使翻译研究陷在一个企图以自然化的事物解释乃至规范历史性实践的怪圈之中。我以为中国近代以降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再生动不过的例子。自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继往开来地感叹“译事三难”后，数代译家学人便将这《译例言》与严复“目击同种阽危”欲以“自了国民之天责”（注：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142页。）且终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天演论》剥离开来，不是奉“信达雅”为万世不移的翻译大法，便是对“信达雅”作修补穿凿，一面续唱“信达美”、“信达顺”、“信达切”、“信达化”这样的三字经，一面则把深具历史意味的“雅”字弄成了“似乎人人能解，但是解各不同”，但是大多只有词典意义或一般修辞意味一个字。（注：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总结的不同解释有“雅驯，典雅，文雅，优雅，优美，文采，风格，讲究文笔，注重修辞，强调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他认为“信达雅三字的意义和内涵，随着译事的昌盛和研究的进展，已有所扩大和加深，部分脱离严复的命意而获得独立的生命。”我则以为这些形式化的比附穿凿恰是“信达雅”的死亡。“信达雅”只能是严复的“信达雅”，其生命和意义就在它与大“雅”却大不“信”的《天演论》之间形成的张力上。这是一个脱离了历史情境便无法解释更无法加以形式化规范的事件。无怪乎对于严复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最富成效的探讨不是出自把“信达雅”狠狠发扬光大了的中国译学界，而是见于其他领域，比如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a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以及刘桂生、林启良、王宪明编《严复思想新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80年代西学再兴，语言学当红，大洋彼岸顺势漂来传播福音悟道有得的奈达借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而精心包装的“动态对等”说，大大刺激了中华译界学人的科学精神。（注：关于这种科学精神的实质，Emile Benveniste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erale(Paris:Gallimard,1974)里作了精湛的辨析：“说语言学有科学倾向，并非单是强调一种严谨之需：一切学科莫不有此需要。问题首先在于对研究对象所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特征就是努力要把对象形式化”(1:p.6-7)。此外Edwin Gentzler在对他所谓关注点“太过狭隘”的西方翻译学所作的系统评述里，也指出了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和矛盾，见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hapter 3,The'science'of translation.）而就在“编码”、“解码”、“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类现代语言学的严肃语汇逐渐置换闲情逸致的“杂感”、“漫谈”进而生成精确等值翻译法则的同时，审美情趣盎然的人，也开始了翻译研究的“美的历程”，对翻译这一所谓独特审美实践所涉及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标准、审美期待、审美感受等诸多审美要素进行着有别于传统一字半词式审美习性的高涉恢弘的审美观照和审美界定。十几年下来，中国译学界自觉已到了建立现代中国翻译学的紧要历史关头。然而，这个要建立在对翻译的性质和规律等作跨学科、全方位深入探讨基础之上的翻译学又是怎样的一门新兴学科呢？下面这段话或许可给我们一个清晰的交代：
总而言之，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注：张柏然、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见张柏然、许均编《译学论集》，第29-30页。）
虽然时代不同，语汇有别，表述亦日渐复杂缜密，但翻译实践在我们代代译界学人的认识里却始终只是一门有规可循更须严加规范的换易言语的技艺。可以说，为翻译实践订立一个全面而完备的指导原则一直就是中国译论研究的首要目标和终极关怀；而有无翻译标准的提出，有无可以致用的语言转换模式，自然也成了衡量一切译论译说有无价值或价值大小的首要标准。（注：如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对马建忠“善译”说的评价：“其中谈到对原作的态度，译书的方法，行文的要求，和翻译的效果，颇能道出译事的精义要旨，只差没有提出核心的翻译理论——翻译标准。”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一书中认为，明清之际徐光启等人关于翻译目的和功能等的论述非关“翻译本身的方法，理论方面的深入探讨”，因而“深感遗憾”，直到发现乾隆年间魏象乾就如何将汉文译成满文而提出的“不增不减，不颠不倒”的“正”译标准才“不禁为之大喜”（第75页）。）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幅非常奇特的景观：翻译作为一种语际实践，它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中国译学界百余年来却对此表现出非比寻常的淡漠，它孜孜以求的是要“建构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大有不弄出一本规范语言转换的万能操作手册便誓不罢休的劲头。且不论这种执着有无回报的可能，即使终而夙愿得偿，编出了这么一套翻译软件或操作系统，那么中国人离机器翻译这个美好理想的实现怕也就指日可待了。（注：“翻译学”里所隐含的机器翻译的理想在一篇题为《从学科学的角度谈翻译学的建立》（见张柏然、许均编《译学论集》）的文章中表露得最为充分。论者吕俊认为，在诸多学科的介入下，中国的翻译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成就与成果如果放在翻译学的框架中去，那么翻译学就如一台机器一样，很快就会被装配起来。”对于有人热衷于争论谁是“翻译学”这一概念的最先提出者，论者又批评道：“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尽快构建起这一学科的主体框架，完善各种机制，使它如同一部机器，其各部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协同工作，而不是相互碰撞，甚至彼此抵触”（第40-41页）。）这大概是要求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注：张柏然、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见张柏然、许均编《译学论集》，第29-30页。）的人未曾逆料也不愿见到的事。而更大的悖论还在于，这种隐含了机器翻译理想的翻译学的成功建立之时，恰也是其作为一门新兴人文学科的终结灭亡之日。因为翻译软件一经编出，剩下来的就是打补丁和升级换代的事了。不过翻译学果真成为这样一门科学技术，学科前景倒也一片光明，因为译界学人一变而为IT界人士，自然是机会多多，好处多多，起码再开翻译理论研讨会，都可以彻底戒掉抱怨翻译不受重视、翻译学级别不够（只是二级）、译家稿酬低下这种逢会必说已经让人很上瘾的话题了。或许因翻译学这门科学的建立而崛起我们的“微软”或“甲骨文”也未可知。
对于建立翻译学，中国译学界内部也不乏异议之声。90年代后期，有人即以文学翻译自身的规律性发难，要“揭破”建立翻译科学的“迷梦”，（注：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载《中国翻译》1996年第2期，第38-41页。）一石激起千重浪，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为此捉对厮杀，引来广泛关注。然而，两大主流派系相争不下的大是非却是“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只能说比巴别塔年轻许多而又徒劳无益的问题。（注：斯坦纳曾说翻译是一门“精确的艺术”(an exact art)(After Babel,p.295)，但不知这一理论能否令各方皆大欢喜。）何以操练了多年的洋枪洋炮却打了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何以科学进化了百年之后却一不留神露出了返祖的尾巴？我想沃洛希诺夫对语言哲学上两种思潮的辨证批判可以给我们一个极好的回答。沃洛希诺夫指出，抽象客观主义和个体主观主义虽然各执一端——对抽象客观主义，语言之本在规范同一的系统法则；对个体主观主义，语言之本在表达个人内心世界的具体言语行为——但两种思潮却共享了一个根本性的谬误，即都把言语行为——言说看成纯粹个人的东西而忽视了言说的社会禀性：
语言—言语的实质不是语言形式的抽象系统，不是孤立的独白式言说，也不是它所进行的心理—生理活动，而是一个社会事件，是在言说中实现的言语互动。（注：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见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92页。）
忽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而以技艺论处，进而把翻译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当作干扰意义透明传递的消极因素，这，在我看来，正是中国译界千年打驴干推磨的根本症结。语言学派是要把翻译活动拖进课堂；文艺学派则要把翻译活动锁进后花园。后花园里的营生自然有课堂作文法则所无法化约的景观，但在化约翻译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上，二者却有等值的功效。当然，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路数对实用翻译教学自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这种建立在遮蔽翻译实践社会历史性基础之上、以教人如何翻译为能事的翻译研究，却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深度体认，其实竟也是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真正获得理论深度和宽广发展前景的最大障碍。它形成不了可供后人继承发展、彼此进行富有成效对话的真正命题，能够带来的只有众声喧哗的自说自话，只有无谓的机械琐碎和理论上的肤浅幼稚。（注：陈福康亦有与斯坦纳的感叹类似的话：“当你就今天所能找到的中国历代译家理论……作了一番匆匆巡视之后，也许会产生一种矛盾的感觉。一方面觉得相当丰富，一方面又觉得相当落后吧？老实说，在我进行研究和撰著中，这种矛盾的感觉曾一直伴随着我。”不过作者又认为这是自己对“宝贵的遗产”发掘整理得不够，因为“在翻译理论问题上，不能作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第481页）。）英文“理论”(theory)一词源出希腊语的theoria，意指“看”(a looking at)、“审视”(contemplation)（注：Andrew Chesterman,Memes of Translation,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p.2.）或“明察”(clear-seeing)，（注：J.Hillis Milller,"Border Crossing,Translating Theory:Ruth,"in Sanford Budick and Wolfgang Iser,eds.The Translatability of Cultures,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但我们在传统翻译理论的名目下满眼看到的却是翻译技能的擂台赛，翻译标准的拔高赛，（注：罗新璋纵观一千七百年来中国经典译论而下的结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认为从“案本”到“求信”到“神似”再到“化境”，“翻译思想的发展呈螺旋上升，往往后发而前至，同时又有所扬弃，一层深于一层，一环高于一环”（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15页）。其实，与这一条螺旋上升的“标准”线同步发展的还有一条螺旋上升的“艰难”线：“求其信已大难矣！”——“传神云云，本谈何容易”——“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两相结合，我们也就看到了中国经典译论的经典句法，那就是在高悬一个无限美好的绝对标准后，紧接着便是一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式的哀叹。不过，罗新璋对“化境”说的一个解释倒在无意间说出了翻译标准其实也就是中国经典译论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悬出这样一个最高标准，对提高文学翻译水平，要求译本精益求精，具有更多的鞭策和激励作用”（第14页）。）以及为把一种局部有效的原则或模式推而广之所引发的真理愈辩愈不明的弥漫硝烟。译界学人身陷其间，似已无暇去辨析翻译实践的本来面目，更不用说去处理决定翻译实践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这类问题了。然而，翻译作为因文化接触而生且为不同民族或种族间权力关系所深刻作用的表意实践，自来就不是为求“忠实”或“等值”而做的语言游戏，自来就不是单纯语言转换的技艺展现。从我国译界学人难得关怀的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进行译介的丰富史实，到近年来后殖民研究对翻译与新旧殖民主义与非殖民化实践之关系所作的发人深思的探讨，以及女性主义对性别与翻译实践之关系的批判考问，无一不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接触区域的历史情境对它的决定和制约，并不是什么外在而强加于它的限制力；不是说在接触文化的权力关系之外可另有一种纯粹而透明的语言转换，而是说语际交流或文化翻译只能在接触而生的关系网中那样地发生。翻译实践不是被动地受到影响或干扰，而是对相关社会实践所蕴潜能的一种积极的实现，这也是保罗·维尼对福柯哲学的阐释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迪。（注：Paul Veyne,"Foucault Revolutionizes History,"in Arnold I.Davidson ed.,Foucault and His Interlocutors,p.162.）明乎此，我们便可意识到，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动机和社会功用的漠视，或仿效新批评，以总结语言转换规则，制定翻译标准为“内部研究”，而把翻译实践的历史情境当作所谓“外部研究”的对象，（注：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第3页。）实在是舍本逐末、画地为牢的举动。因为，正如伊格尔顿所说：“任何一套与人有关的意义、价值、语言、情境和经验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关于个人和社会之性质的信念，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权力与性的问题，对以往历史的阐释，对现在的描述，以及对将来的希望。”（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195.）简言之，政治问题是任何人文社科理论所不可化约的问题，也是终究无法超越的视界。如此，则考问一下翻译的动机或功用，探讨一下与翻译实践相互作用的历史情境和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非但不是什么翻译“本体”或“内部”研究之外的补充或另类野路，反而恰是问到了翻译实践的根本大端，也是翻译研究可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进行富有意义的交流，（注：最直接的如现代人类学、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对文化翻译的政治问题已有极富启发意义的探讨。此外，应用语言学领域对于普及英语教育与英语语言帝国主义之关系的批判反思亦颇多可以借鉴之处。）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门跨学科研究的契机，（注：译界学人谈及如何建立中国翻译学体系，往往习惯成自然地要一气呵出八九十门学科，仿佛不这样，翻译活动的规律便不能被一网打尽；不这样，翻译学便不能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然而有趣的是，在建立翻译学的语境里，这种表述却每每让人联想到“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这样的字眼，翻译似乎已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竟有社会顽疾的嫌疑了。）对于中国的翻译研究更是一个拓宽视野、走出误区和怪圈的转捩。如果说福柯的“关系哲学”让我们明白只有联系历史实践才能认清事物的本相，那么，福柯所倡导的话语分析则可说就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翻译政治的具体方法论。按福柯的界定，话语或知识的考古分析乃是一种“回避一切阐释”的“历史分析”：面对言说或陈述，它问的不是其间藏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而是它们的“存在形态”(mode of existence)：它们在某时某地的独特出现意味着什么样的条件和关联的场域？问的是“言语活动(langage)的事实”。（注：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A.M.Sheridan Smith,N.Y.:Harper & Row,1972,pp.108-109.）换言之，对知识的考古分析意味着不再把话语当作指代一个给定意义或实在的系列表征符号，而是视为遵循一定历史规则且“系统形成其所说对象”的话语实践。福柯认为必要予以揭示的就是语言的这种不能被结构主义语言观所化约的“额外”(the more)功能：（注：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A.M.Sheridan Smith,N.Y.:Harper & Row,1972,p.49.）话语作为系列事件的力量，话语的物质实在性。（注：Foucault,"The Order of Discourse,"in Robert Young,ed.,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p.69.）
传统翻译研究以一个物化的原文为圭臬，追求一尘不染的透明传介，在遮蔽了多元决定的翻译实践的同时，恰是以翻译话语加诸翻译实践的暴力抹煞了文化传介过程中的语言建构力，或曰翻译的实在性，这也是贯穿于形形色色的传统译论而在翻译学的宏大科学工程里达于极致的一个悖论：研究翻译，消弭翻译。有鉴于此，联系文化接触的历史情境，戳破一个先在、恒常、单一而纯粹的原文的虚幻，还其翻译实践效应的本来面目，或许就是我们凸显语际交流的物质性进而让翻译研究真正具有翻译意识、真正研究翻译现象的必由之路。如果说从翻译政治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翻译实践界定为塑造原文的话语事件，那么重要的就是“原文”在文化接触的权力关系中如何得以建构以及这种再现方式在制度层面上的物质效应问题。这样一种揭示原文的建构过程和翻译实在性的认知批评或许对我们深入考察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具有特别的意义。或许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在中西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下，我们建构了怎样的西方文化的“原文”形象？用的是什么手法和策略？有多少股阐发力量参与了建构？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样的“原文”形象和再现原则如何在相关的实践领域得以再生和再造，被制度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我们再现西方以及再现自己的翻译实践？又如何影响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一种“原文”形象和再现原则提供了怎样的主体位置，制造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又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社会、文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要之，我们是如何在西方“原文”的注视下翻译自己的？又是如何在“翻译”西方的过程中“改写”中国的？
中国译界学人面对外国的翻译理论每每爱强调的是翻译研究不能脱离本国的翻译实践，否则即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此语可谓确论。然而真正令中国翻译研究陷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境地的却不是名目繁多的外国理论，而是我们一以贯之地把中国的翻译实践狭隘地理解为汉语与外语之间进行转换的操作技艺，把翻译理论同样狭隘地理解为解决这一转换过程中独特技术问题的实用规则。中国的翻译理论需有中国特色，当然要根植于中国的翻译实践，但一个前提是必须把中国的翻译实践历史化，把中国的翻译实践放回到中外文化实际接触的情境中。因为回顾那段悠久而意蕴丰富的历史，再看中国译界学人四处搬来十八般“文”艺为搭建中国翻译学大厦夯地打桩的劳作，人总不免要生出手捧金饭碗却满世界要饭的喟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