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东[1]2003年在《生产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文中指出风云变幻的中美关系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其战略支点。尽管如此，中美贸易仍然磨擦不断，其中除了政治因素外，还有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就是中美贸易的平衡问题。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额不断扩大，但其对外贸易逆差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999年，美国对外商品贸易逆差达到346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总贸易逆差为262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中。1999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687亿美元，达到9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最高点。1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呢？这成了学界尤其是美国决策者们经常争论的问题。中方普遍强调，美中贸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贸易统计的原因造成的；美方则经常指责中国市场开放度不高，以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控制进口，破坏自由贸易。在研究了当前美方和中方对美中贸易逆差产生原因的各种不同解释的基础上，笔者试图找到另一种解释，以消除中<WP=5>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误解，减少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分歧与磨擦。进入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全球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转向海外，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和规模，以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美国尤其如此。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广阔的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来华投资建厂，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分公司将部分产品和服务返销美国，大大增加了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与此同时，在华投资经过与美国公司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整合后，也提高了中国许多相关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相反地，对美国来说，由于部分生产转向海外和相关产业竞争力的相对降低，美国对华出口必然要受到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研究美国公司向中国生产转移和直接投资对美中贸易平衡的影响为目的，文章由前言和五个论述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前言部分，介绍了对美中贸易平衡问题研究的起因，本文的观点，研究方法，主要资料来源和研究目的。第一章，亦即概述部分，以1999年为例，对比了90年代中美两国的基本国情，经济发展形势；回顾了90年代美中贸易的基<WP=6>本情况及其全球化背景。第二章，简要总结介绍了学界已有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释。重点介绍了美方对贸易逆差的解释，并说明了中美两国对进出口统计存在差异的问题。在美国，对贸易逆差的解释基本上分成两个学派，其中共和党派认为，9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是由美国相对高收入和强势美元造成的，同时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国内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出口，但这并不是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民主党派认为，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是由贸易关系的不平衡造成的，造成这种不平衡的长期因素主要有进口倾向、市场开放度、掠夺性贸易政策、美国生产商竞争力下降、美国公司把生产移向海外等，同时民主党派认为诸如原油价格升高、美元汇率升高和其它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等短期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9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第叁章，主要通过“网络跟踪”的方法对美国跨国公司生产转移活动进行网上追踪研究。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美国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转向中国国内，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通过研究发现，在美国那些生产转移比较集中的产业，存在比较大的逆差；同样从对外投资的角度考查，在中国投资额比较高的那些行业也存在比较大的逆差；从历史的角度来考查，中国吸引外资额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额都从1995年开始发生比较<WP=7>大的增长。本章同时也提到了其它国家向中国生产转移的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美中贸易平衡的影响。本章首先介绍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分公司的产品销售方向，并指出在华分公司很大一部分产品被返销美国；然后详细论述了美在华直接投资分别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美对华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同时减少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第五章，为结论部分，再次强调了生产转移和在华直接投资与美中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继续研究的建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生产和投资在全球进行配置，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无疑对美国投资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贸易存在逆差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第叁章和第四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文章结尾强调，本文研究的目的仅限于找出跨国公司生产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平衡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并非针对美国在华投资进行政策建议。因为一国对外贸易逆差对本国经济的利弊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焦武[2]2009年在《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反映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国际收支账户呈现出愈发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国际收支两大基本账户：经常帐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同时、长期、持续出现顺差，即，所谓的“双顺差”，尤其是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经常帐户的顺差规模更是快速飙升，成为对中国这一问题最集中、真实的写照。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大额“双顺差”，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加深的。因为，有着特定的国际经济大环境和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这种“双顺差”现象的产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暴露出中国经济“内部”所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对这种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外部”不平衡问题，如果我们不加以关注、调控的话，事情的发展就可能走向其对立面。本论文，紧密联系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现实问题，通过对中国国际收支历史数据进行仔细的梳理与剖析，以期找出这种失衡的内在原因。我们的分析、研究是建立在主要针对中国这一现实问题的国际收支相关理论基础上的。同时，我们采用多种时间序列计量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对影响中国经常帐户收支中长期变动的宏观经济变量因素；中国经常帐户收支的长期可维持性；中国经常帐户及其主要子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相关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动态冲击响应关系；中国经常帐户收支在不同经济变量冲击下，向不同顺差状态转换的概率大小；中国经常帐户收支动态模型在可变参数不同设定状态下的变动路径、合意的逆转路径等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实证研究。最后，在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内在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总结，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控建议。为了具体化我们的政策调控设想，便于其实践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我们构建了一个建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综合IS-LM-BP模型和Swan模型特点的政策调控与搭配模型。通过该模型，我们阐释了化解当前中国“内”、“外”经济失衡问题的政策解决方案。总之，我们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外”经济结构失序、失调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内部”失衡。当然，“外生”因素也很重要，它们对这种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交互放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应。因此，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失衡，带有较明显的阶段性。我们认为并相信，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得到逐步缓解直至解决的。当然，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自身的积极应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某种程度的国际协调与配合无疑会加速这种纠偏的进程。
申宏丽[3]2009年在《我国外汇储备变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01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开始出现持续快速增长。分析我国外汇储备变动的原因,它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运行和内外均衡状况有关,更与全球生产格局和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总体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既是全球外汇储备格局变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与全球外汇储备变动共性的方面,同时也有我国自身的特点。从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与储备分布格局变动的原因看,主要与全球分工方式的发展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带动下,产品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模式。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参与全球分工的国家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凭借其在知识密集型环节的优势掌握了众多产业价值链中的主导环节,并将其不具备要素优势的产品加工环节转移至海外,从而成为生产性服务的主要提供商,越来越少地从事产品实体的生产。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凭借其在劳动力成本和其他资源上的优势,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与加工制造环节并因此成为全球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全球贸易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日益依赖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来满足,贸易账户进而经常账户长期存在逆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面向全球市场生产并出口工业品,使其经常账户长期存在较大规模顺差并成为其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来源。进一步看,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参与全球分工的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主导全球分工的美国来看,其国内物价水平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再取决于国内生产成本和国内货币供应,而是由国际市场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决定,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在极大地提高全球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有效保持了全球工业制成品价格的长期稳定,所以,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货币政策持续扩张的情况下,国内物价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此外,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美国产品制造环节的对外转移使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投资规模增速减缓,在其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由此,在失去通货膨胀约束的情况下,美国为追求经济增长,可以持续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充裕的流动性在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并带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带动商品进口,并拉动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的出口和投资增长,制造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又会使其对美国生产性服务需求增加,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增加对资源性产品的需求,使资源出口国外汇收入增加,产出扩大。由此,消费需求不仅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而在这种循环模式中,由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形成大量的美元对外输出,持续输出的美元成为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和重要资源出口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来源。从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内在机理看,则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一方面,我国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主要从事产业链终端的产品加工与生产,成为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基地,大量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使我国经常账户持续保持顺差。同时由于我国的制造业是在承接发达国家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经常账户顺差的同时,资本与金融账户下也因外商直接投资而始终保持顺差,双顺差成为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使我国产业的整体附加值偏低,经济增长的同时国民福利改善缓慢,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与美国相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利地位和我国对于发达国家产业的依附性,使我国汇率变动的政策风险加大,因此,在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国只能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替代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以确保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尤其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我国通货膨胀变动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明显减弱,外汇储备增长的物价约束放松,所以,储备变动成为我国这一时期平衡外部失衡的主要手段。这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的内在原因。总之,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全球生产格局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我国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低端环节的地位决定了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现实,在我国全球分工地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将始终保持增长,即使是现在全球面临较大的衰退压力时,我国的贸易规模会下降,但依然会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因此,我国对于外汇储备管理的重点就不应过分集中于对适度储备规模的研究,而应该引入外汇储备的分层次管理,尤其是对基于政策配合因素形成的外汇储备资产,将其功能定位于发展性储备,其资产的管理与运用应该强调与国家全球化战略的配合,发展性储备的运行应该有利于从根本上确保我国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孟祥智[4]2006年在《从日本经验透析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策》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贸关系日益加深,同时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加。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11547.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叁大贸易国,并带动世界经济10%的增长。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的多发阶段。其中中美的贸易摩擦最为突出,而目前中美之间的情形与20世纪70至80年代日美的贸易摩擦极其相似,日本在这二十年中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同时日美在纺织品、汽车、家电机电产品等方面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每当日美贸易摩擦激化之时,日本总能采取灵活对策,避免贸易摩擦的升级,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利益。因此,对比日美和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把日本经验借为己用,是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一条捷径选择。本文首先对日美贸易摩擦进行了系统研究,按照摩擦焦点的不同,把日美贸易摩擦分为微观、宏观、投资、制度摩擦四个阶段,并针对每一阶段日本采取的对策及其效果进行评价,同时总结出日美贸易摩擦的动因和特点;其次采用类似的办法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进行分析。在大量的统计数据基础上,通过宏观描述与微观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中日遭受来自美国的贸易摩擦的原因和特点进行比较,为了力求全面,本文加以其他因素比较作为补充。最后,本文在总结日本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
杨红[5]2007年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利益的分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是利益产生和分配的过程。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利益的分配是在主要作为投资国的发达国家和主要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本文在对金融全球化的涵义、发展过程以及主要表现形式等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与特征。然后分别考察和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和国际借贷等叁种形态的资本在跨国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投资的成本或危机中的损失以及利益分配的状况。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形态的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利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同的;总体来看,发达国家获得了大部分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承担了大部分的损失。本文继而对国际资本流动利益分配现状所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这一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其中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导及其跨国企业的垄断经营起了主要作用。本文最后提出,发展中国家改善境况、提高地位的现实出路在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李尉华[6]2009年在《经济相互依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通过对已有的经济相互依赖概念进行梳理,综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的合理内核,对经济相互依赖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经济相互依赖概念的两个维度:敏感性、脆弱性。并在每个维度选择了考察的指标,给出了经济相互依赖水平的评价方法。在贸易、投资、金融叁个领域分别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了衡量。在中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的敏感性要大于美国的敏感性,中国的脆弱性也大于美国,因此,中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是非对称的,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具有可以操纵的权力,但是中国在中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地位在上升,美国的地位在下降,换言之,中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具有对称性变化趋势。中美直接投资关系同样具有非对称性,美国处于优势地位,从变化趋势上分析,中美投资关系也具有对称性变化趋势。中美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中国持有美国巨额国债的情况,认为,中美金融关系并没有形成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经济相互依赖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本文讨论了经济相互依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摩擦,分析了经贸摩擦政治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以2000年为界把中美关系分为冷战后和新世纪两个时间段,分别考察了经济相互依赖在这两个时段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分析了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变化趋势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本文讨论了在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走向和平的必要条件,一是,保证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美经济未来的走向更加重要。二是要实现战略稳定。实现战略稳定的前提是建立战略互信。要使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互信,除了要有机制这个交流和保障平台外,中美还要不断的加强合作,拓展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空间,在良性互动中培育新的共识,实现新集体身份的建构,在新的集体身份中,中国是美国的朋友,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这样,美国才会其在台湾的利益重新界定。中美关系在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有了保障,中美才会走向持久的和平。
张瑜[7]2012年在《人民币汇率、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结构特征》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1990年至2010年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累计吸引FDI超过1.12万亿美元。在吸引外资的初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我国的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201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国内外经济失衡，产业结构亟需调整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不仅仅是用亿、万亿表示的规模或数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吸引可以促进科技创新、提高附加值和增加效率，有助于提高我国产品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发展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的变化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和政治层面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虽然汇率的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但由于制造业发展的特性和我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贸易收支状况一直是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关键因素。从2003年开始，由于我国的贸易顺差额和外汇储备的不断扩大，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了第二次重大汇率制度改革，由此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2005年7月21日至2010年末，除了美国次债危机期间，我国为应对危机采取稳定汇率政策，汇率呈窄幅波动状态外，人民币汇率水平一直是以单边升值的状态出现，这种持续升值的状态对我国的贸易和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汇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学中一个比较传统的话题，人民币汇率水平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问题也有许多学者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总量数据或不同来源地的FDI，分析汇率的变化对总量外商直接投资或不同来源地的外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有“促进论”、“阻碍论”，也有“无关论”，在上述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基础上，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系统地分析人民币汇率对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和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和渠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给中国的经济结构带来的重大影响。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回顾了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和汇率变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文献；第叁章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民币汇率水平近几年来的变化情况入手，分析二者的特征及关系，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人民币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内在关系；第四章在测算了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基础上，分别从国别和行业的角度估算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汇率的动态关系和弹性系数；第五章以我国的经济结构为出发点，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我国贸易顺差、贸易结构、房地产价格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第六章为结论、展望和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有一个负向调整，但调整的速度较快，长期内起到了促进作用，且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这种结果是稳健的。第二、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明了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和汇率预期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跨国企业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利用相关的数据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主要是预期在发挥作用。不仅如此，人民币汇率预期也解释了为什么2005年左右，商务部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管理局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流入（贷方）的数据统计差额越来越明显，为什么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形式的外资大幅增长，为什么呈现出对欧美国家顺差同时对东亚国家或地区逆差的贸易结构。第叁、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外商直接投资和房地产价格循环上升，汇率和房地产价格促使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流入的同时，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进一步抬高了房地产价格。第四、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两头在外的特征，东道国货币升值对进口中间产品和产品出口皆有影响，而且这两种影响的作用是相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但是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导致了我国增加值率徘徊不前、而且吸引的这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关联度较小，溢出效应有限。
侯德贤[8]2003年在《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文中指出冷战后，国际关系调整不断加快。其中大国关系的互动变化，对全球和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形势的变化，影响日益突出。 中日关系之间互动过程中，除了中日自身关系互动外，是否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值得探讨。中、日、美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其相互之间关系的互动，对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的影响十分重要。 本文从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背景，探讨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以了解大国关系互动的一些特点。 本文主要从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叁个方面，探讨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论文结构分为：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结束语。 导论，主要阐述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及其环境的互动关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由此提出本文论题及其研究思路、方法。 第一章 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特点。 论文从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现状，分析亚太国际关系形成的特点。强调了中、日、美相互关系互动，对地区稳定的影响。 第二章 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经济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论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平衡关系的角度，探讨中日产业结构互补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影响。论文同时分析了美国亚太地区经济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关注。探讨了中日产业结构与中美、美日产业结构及其贸易关系特点。说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因美国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 第叁章 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政治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探讨了中日政治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别以几个突出事例，阐述了中日政治关系中，合作与摩擦并存的特点及原因。论文分析了美国亚太政治战略调整的意图及其特点。并探讨了中、日、美相互间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协调发展，及其与地区利益协调的意义。 论文分别分析中日共同利益、中美共同利益、美日共同利益，及其相互影响，强调中日政治关系中，存在的合作与摩擦，美国因素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特点，以及中日应对待美国因素的立场。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内容提要 第四章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军事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论文从日本军事地理诸因素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的需要，阐述了中日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论文表述了中日军事关系中，合作与摩擦以及潜在冲突的特点及原因。同时探讨了美国亚太地区军事战略的意图及其特点。阐明美国关注中日军事关系发展的目的。 论文从经济利益安全保障角度，分析了中日军事关系互动，对地区安全稳定的意义。同时也强调，美国关注中日军事关系发展，所采取的策略，与美国关注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关;并强调，中日军事关系中存在合作、摩擦与潜在冲突，而美国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 结束语，论文强调了中日经济互补关系发展的重要性。 论文探讨了中日关系发展中，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方面的现状及其考验;论文重点分析了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美国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强调了中日关系发展，宜把握、处理好与美国因素的影响。提出中、日、美设立常设结构，处理相互间事务的必要性;并且阐明，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影响的良胜互动，对地区安全稳定和世界和平意义重大。
刘卿君[9]2007年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均衡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FDI和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对我国对外贸易均衡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并得到显现。一方面我国国内投资和外商在华投资飞速的增加,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贸易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顺差。本文将这两种经济现象联系起来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索外商在华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均衡是否产生影响,如果外商在华投资能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均衡,那么主要通过哪些途径产生影响呢?本文建立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以及汇率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均衡数学模型,并通过了扩展VAR方法、和方差分解等技术。在研究数据的选取上,考虑到FDI的数据差异性,本文选取了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而国内投资的数据则是根据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减去利用外资的数据。时间段选择1982年至2005年。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等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为:(1)将FDI对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以及贸易失衡的贡献度进行比较发现,FDI对我国贸易的贡献总体上较高,但是出口贸易贡献度高于FDI对我国进口贸易以及贸易均衡的贡献度;(2)在分析FDI对我国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时,由于FDI企业的外向性,FDI对我国的进口贸易呈现一个负相关的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口贸易则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3)在研究FDI对我国贸易均衡的影响时,我们发现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FDI是造成我国贸易失衡的原因;(4)FDI对我国贸易失衡造成的影响主要是通过FDI对我国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造成的;(5)在FDI对我国贸易依存度的实证分析上,发现FDI对我国的进口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大于我国国内投资对我国进口依存度的影响,且FDI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FDI对我国进口贸易依存度却成负相关的关系。(6)在分析FDI对我国贸易份均衡的实证分析时,发现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通过对FDI对我国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贸易均衡、进口贸易依存度、出口贸易依存度以及我国贸易均衡依存度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国的贸易非均衡主要是由我国FDI引起的。本文最后针对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有(1)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2)提高出口商品的劳动成本;(3)提高出口商品的资源、环境成本;(4)调整出口退税政策;(5)完善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的有关政策。
曹春兰[10]2008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文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快速发展,很多国家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纷纷参与了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东亚地区是目前世界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之一,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而言,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但潜力巨大。中韩是东亚地区最具活力的两个国家,两国地理位置邻近,发展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近几年来,随着两国间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加快区域内制度性合作的呼声不断出现。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APEC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韩国总统卢武铉共同宣布要进行经贸的联合研究,并在2005年3月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开始实施可行性研究。事实证明,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必将给中韩两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在这个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形成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统一市场,也将会为中韩两国带来互利双赢的局面。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其今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以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的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结合计量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分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现实基础,系统考察了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对中国产生的经济效应,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全文共分为六章,现将各章主要内容归纳如下:第一章前言,简要对研究背景、研究内容和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不足点和创新之处作了相关说明。第二章是文章的理论基础,介绍了与论文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的国际贸易理论,为全文的研究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第叁章研究了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从两国的贸易、投资角度分析了两国的经济贸易现状。指出中韩两国经济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尚存巨大潜力,从而得出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从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个方面分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对两国带来的经济效应,静态效应包括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动态效应包括投资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两国都得到了正的贸易效应,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同时,本章也简要分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五章是对中国应对中韩自由贸易区构建的政策建议,主要从中国应该如何发展产业内贸易,如何缩减贸易逆差,如何开放敏感产业,如何发展投资,如何加强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六章为全文的总结。本文在吸收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首先,以往对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建立的可行性上,本文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分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的经济效应。其次,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产生的静态经济效应,并运用局部均衡法测算了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给两国带来的静态贸易创造效应的具体数值,从而使得分析结果更具说服力。再次,本文在自由贸易区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从而实现了理论运用方面的创新。最后,本文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韩双边贸易发展情况以及自由贸易区建立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层次剖析,提出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加强合作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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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D]. 焦武.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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