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媒体对王小波身份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身份论文,媒体论文,文化论文,王小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王小波的热切接受，从其离世前一段时间算起到2002年“五周年祭”，前后五年时 间过去了。时间并未使问题及其关联的种种结症得以解决，甚至连那些问题本身也未能 一一呈现出来。重新阅读王小波就是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将其中牵连的关系抽出来，以使 一个完整画面的轮廓能较清晰地凸现出来，而不是被时间轻易抹去。
王小波生前落寞身后繁荣的整个过程中，知识界(注：王小波身后受到思想界的极大重 视，他们反复凸现王小波的“自由撰稿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家”、“ 启蒙者”等等形象和身份，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被有意无意的“遮蔽”掉了。)和媒体 一直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参与了对王小波种种身份的想象和书写，本文将着重考察“ 媒体”对王小波的塑造过程。先将这里所说的“媒体”做一个大致的范围界定。照理说 ，一切旨在传播各种信息的中介手段都可简约地称为媒体，包括知识精英发表学术文章 的专业刊物也应属于“媒体”范畴。但总的说来，这类专业性“媒体”，其作为媒介的 性质、信息传输者的身份以及所要面对的传播受众等诸方面的特性，都与我们通常所说 的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大不一样。具体说，前者的主要功能在于知识生产 和精神传承，传播主体主要是一些学院和研究机构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传播对象也大都 集中在相对狭小的专业领域中，属一种“小众媒体”。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大众媒体” ，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居民的构成成分不断变化等因素带来的必然 选择，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天然的商业属性。
本文所要论述的“媒体”主要是指都市里的“大众媒体”。当然，事情并不像上面分 析的那样泾渭分明地摆在我们眼前，知识分子借助他们手中的“媒体”参与了对王小波 神话的建构，在接下来梳理大众媒体对王小波的想象书写过程中，我们还能不断看到精 英知识分子们的影子在那里闪动。
一、王小波之死与媒体的暧昧态度
王小波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百家媒体对王小波逝世及新书出版予以评介或 报道，但很大一部分属对外宣传媒体或者港澳台、国外的媒体，而且所发消息基本上都 集中在对事件的客观陈述和报道上。根据这种情况，大致可以判断，各媒体对待王小波 逝世这件事都还显得比较小心谨慎，与后来对王小波的“过度阐释”中“传媒批评”的 热闹和自信比起来可谓大相径庭。这种姿态的前后巨大差异缘何发生?这可从所谓的“ 传媒批评”(或“媒体批评”)的特征说起。
“媒体批评”主要指“以大众传媒(包括杂志、报纸等传统的印刷媒体和电视、互联网 等电子媒体)为载体、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媒介与受众的限制也规定了这类批评 内在的商业属性”(注：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 》，第2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对于那种甚少与其他力量纠结在一起的纯 商业性文化事物和现象来说这一过程容易得多，但对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某种复杂 的纠结关系的文化现象，媒体通常缺乏判定信心，往往先要观望一段时间，根据其他方 面对该事物的反应适时适地地做出态度的调整，采取继续沉默或变本加厉的迎合的策略 。正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传媒批评”常常“有必要请出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来加盟 ，利用他们的精神资源，同样达到进入传媒宣传、制造利润的目的”(注：陈思和：《 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收《谈虎谈兔》，第3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01年。)。知识分子的加盟对传媒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利润”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此外，若从“文化生产”的“筛选”机制来看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美国人戴安娜·克 兰曾论述过，“精英分子”对于某部著作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书将会引起 激烈争论”，“为了跻身于声名远扬的畅销书行列，一部小说至少得赢得其中一些批评 家的赞许”。意味深长的是，克兰也将之视为一种“把关”的过程，“实际上许多把关 系统是由一系列阶段组成的，在这些系统中，文化生产者在前一阶段的成功对于以后阶 段的成功至关重要”(注：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76、78 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
媒体一段时间内对待王小波之死的小心翼翼或暧昧的态度也可作如是观。“学者”、 “自由撰稿人”、“文坛外高手”这些在王小波生前就已获得的还显粗糙的概念(称谓) 是如何统一在王小波身上的?它们之间通过怎样的平滑过渡才能顺畅地用来解释王小波 的种种身份?这些问题当初还没有机会展开，但这几种概念——“能指”之间隐隐包含 的矛盾和相互消解的解说方向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王小波及其写作不能单纯的被纳入 到“文化商业”的范畴中，概念群隐含的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背离因素使媒体很难在一 瞬间做出适当的反应，它们必须借助另外一些解释手段完成其“传媒宣传、制造利润的 目的”，于是通过专业角度进行先期解释就成了一种必要的途径，知识分子的介入也就 顺理成章了。
由此，1998年5月，由学者王毅(国林风书店策划人)主编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 王小波》一书的面世，才真正算得上“王小波热”的开始。确切的说，这是图书策划人 与人文学者合作完成的一次带有“事件”性的活动，既是一种为王小波在专业领域的“ 正名”，也是首次将王小波推向市场的商业操作活动。图书策划与“媒体批评”不太一 样，但在追求“商业利润”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机能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图书策划针对特 定对象有时更加需要借助专业知识分子的力量罢了。《不再沉默》收集的稿件绝大部分 来自非文学界知识分子的论述，在这个时候，“专业性的研究”(文学)不如研究者的“ 专业身份”(人文知识分子)来得更有商业价值。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人的专业 研究与文学无关，但他们的“对王小波的‘思想评价’远多于‘文学评价’”(注：黄 集伟：《从暧昧到狂欢——小波流传史》，《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第17版。)的做 法也许更容易为王小波的“思想”作出一种带有“专业”面貌的解释，从而为其最终能 在市场上找到某种“合法”空间作出一定的铺垫。按理说，知识分子的解释、研究在专 业领域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去蔽”性质，但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纠结的格局中， 为了确立传播的合法性，有时恰恰造成了对解释和研究对象的“遮蔽”。
二、网络上众多“特立独行的猪”(注：王小波有一篇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 猪》，借一只猪的命运讽刺现实社会对人生有违天性的强硬设置现象。这只猪后来就成 了众多网上青年借以夫子自道的“原型”形象。)
从1999年开始，各种有关王小波的“文集”、“文选”、“写真”等出版物接二连三 涌入图书市场，王小波已经彻底被改造为货真价实的“商业秀”。与此同时，各种媒体 似乎也恢复了言说信心，有关王小波的话题不断出现，并逐渐掀起了“狂欢”的高潮。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网络这一电子媒体上对王小波思想和人生道路的热烈讨论和对王小波 文体的竞相模仿上。
王小波在网上“大流行”始于2000年，很快他就成了中文网络中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2001年10月，“新浪”文化频道举办“您最心仪的作家”评选活动，王小波作为特例 列出，并在评选中名列前茅。大多数思想文化类网站都有他的作品集，其中的BBS中都 有相关讨论。模仿王小波小说成为一种网上时尚，各种王式“原创”作品层出不穷，还 有一些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的王迷汇集在专门的网站上。每到王小波的逝世纪念日 前后，网上总有大量纪念活动。有关王小波的专门性网站也越来越多。
浏览众多的网上文章、讨论“帖子”和仿王式小说，会发现在有关王小波身份的众多 界定中有一种是大多数人乐于以不同方式确认并认可的，那就是“导师”(“老师”)的 身份。所谓“导师”，大致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思想上对后来者的启示意义；二 是文学青年写作时的模仿对象。
所谓思想启示者，网上有众多说辞，但都不脱此前知识分子对王小波的种种身份定位 ：“启蒙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自由思想家”等等。这充分说明了网上在进 行文化讨论时对知识分子叙述的依附。确实，从网络消费的主体到网络自身独立性的建 构等各方面看，目前网上都无法完成创造一种独立话语的能力，也即无法确立自己“独 立的意识形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个话语和概念系统中，不同的言说者有时 也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来。同样的“启蒙”、“自由”这些概念，网络青年的解释常常 偏离知识分子的“专业”理解思路，透出某种倔强的个人“理路”。比如对“启蒙”的 种种理解：“用如此浅显、幽默、甚至玩世不恭又铁肩担道义的文字将这些东西(指‘ 美、智慧、理性、科学、民主、平等、思想、思维，这些值得我们一辈子去追求的东西 ’——引者注)写出来，又写得如此透彻。”“小波先生文字的意义也许不在其达到了 怎样的水准，而是让很多和我一样读到他文字的人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理性和思维去思考 、判断，这无疑有着启蒙的作用”；“王小波的贡献在于他的启蒙价值……他能够把这 些道理讲得清楚和有趣。”是“我们亲切的哥们儿”……(注：以上所引材料分别来自 《网络王小波》一书，见第7—8、167—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一个总的 思路是：王小波用最浅显的能给人带来“极简单极纯粹的幸福”(注：“南方不下雪” ：《写给另一个世界里的王小波》，选自“西祠胡同·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后收 入《网络王小波》，第10页。)的语言给我们讲述常识，这些常识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对 世界的看法，因此对我们来说他是具有启蒙意义的。
参看这些表述，可以获得一个印象，网上青年对“启蒙”的理解前提都与自己的切身 经验有着或多或少的相关性。这与知识分子从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谱系中论述问题 的思路相比，带有某种“向下拉平”(注：“向下拉平”：四十年代英国受到美国通俗 文化的影响时，社会学家用这个概念说明这一过程“给传统知识分子精英及其趣味的判 断所造成的威胁”。见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第31—41页，商 务印书馆，2001年。)的意味。这种“向下拉平”对知识分子有意识的“专业”化解读 王小波造成的“遮蔽”在效果上构成了一种“去蔽”。之所以说是“效果上”，是因为 这种“去蔽”的主动性、自觉性都很让人怀疑。王小波笔下让众多青年心旌荡澜的关于 “美、智慧、理性、科学、民主、平等、思想、思维，这些值得我们一辈子去追求的东 西”，早就不是新鲜的概念，整个八十年代十年间，精英知识分子都在围绕这些概念建 立自己的言说途径。那十年的启蒙尽管有诸多值得检讨的东西，但毕竟在一代人心灵间 种下了文明的种子。只是历史在某个点上的令人错愕的“断裂”使得这些本该生根发芽 的文明种籽淹没在黑暗的土层中，有一天，王小波用嬉笑怒骂的语言再次说出了一些“ 常识”后，却引得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网络青年们(他们还常被称为“另类”、“无厘 头”、“白领”、“中产阶级”等等，后文会详细论述)趋之若鹜，惊为“天人”。历 史对一代人的巨大嘲弄!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向下拉平”确实是网上接受王小波时的一个普遍的方式，包括 那些专以模仿王小波小说的人也如此。一个现在已体会到王的小说并不容易写的青年回 忆说，“记得当年读完《白银时代》后的惊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于我而言那真 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继而是自信：这种看似零乱和缺乏主题的小说自己也可以尝试着 写的”；另一个也说：“我最初读到王小波时的感受是，文章居然可以这样写，居然可 以写得这样舒服，这样有趣。”这使他“找到了一种适合的舒服的表达方式……一坐到 电脑前，小波式的语句便不自觉地蹦了出来”……(注：见《网络王小波》，第111、14 6页。)无论是“舒服”、“有趣”还是“零乱”、“缺乏主题”，都是对王小波小说的 误解。王小波小说承接的传统，他小说中表现出的拒绝、质疑权力机制的精神，对有趣 有活力有生机富有美感的文学创造的追求等等，这些写作者最可宝贵的精神素质，在众 多仿制的“小波体”小说中，在油滑、“搞笑”、哗众取宠中遗漏殆尽。他生前开辟的 包含着丰富可能性的个人写作之路被向下拉平到了网络上集体性的时尚写作狂欢活动。
这一切“向下拉平”的过程，要从两个方面看才显得全面，一是考察王小波本身具有 的多重“涵义”；二是考察接受者——网络青年——本身在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位置和角 色。关于王小波的多重“涵义”，在生前，媒体对他做出的粗略评价——“学者”、“ 自由撰稿人”、“文坛之外的高手”——中已经显示出了某种身份和意义的含混性。他 去世后，经过人文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解释，含混中又加了一层遮蔽。当然，这也许 恰好说明了王小波自身具有的多重复杂的内涵吧。一位学者也曾说过，王小波生前最后 一段发给朋友的邮件，即那段有关“沉默的大多数”的著名的话，既可视为王小波的“ 精神遗漏”，又充分展示出两种姿态向度：“一个强者的姿态，一份弱势的认同。”( 注：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绪论”，第5页，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0年。)如果说在“学者”、“启蒙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这些名目下 ，知识分子更多地看到了“强者”的姿态和“文化英雄”的身影的话，那么在网络青年 那里，“弱者”的认同和“反英雄”的快感就成了有意无意间的选择重心。这方面的情 况必须考虑到这些青年人在九十年代语境下的文化定位才能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同一位 学者分析说：九十年代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其反英雄的表述，而且反英雄的姿态更 多的是与标榜“另类”的“网民主体”的渐次浮出水面联系在一起的。此前他们已经有 过一次对周星驰的狂热戏仿了，无独有偶，恰恰是这同一批“网民主体”几乎同时构成 了王小波网上热的主体(注：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绪 论”，第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他们在理解、阐释王小波时常常会拿周星 驰来作比(注：如：“周星驰一定会喜欢他的，比如说吧，《2015》里的小舅子，…… 很有周大人的感觉。”(见《网络王小波》，第201页。)网上另一篇较清醒的批评文章 也说：“我从来不认为那些人在模仿王小波，他们是在模仿无厘头周星驰。”(见《网 络王小波》，第168页。)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网上青年作家胡坚(网名“刺小刀”)出 版的一本仿“小波体”小说集《愤青时代》，封面上印着“韩寒出道的年龄 + 周星驰 无厘头大话 + 王小波关怀的味道”的宣传语。)。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在九十年代 已经是众多青年人中普遍认同的一种生活姿态、一种时尚的文化消费观念，他们的“另 类”追求负载着戏仿权威亵渎神圣的意味，但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时尚表演。他们成长经 历中历史感的缺失和九十年代整个文化气氛对他们的培养，都使他们在理解接受王小波 时，更充分地挖掘了蕴含在王小波思想中的对边缘性弱势群体的关注热情(在今天，网 络青年、另类生活也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变本加厉的模仿、运用王小波的戏谑的语 言风格，夸大他的“反英雄”的那一面姿态。就这样，网上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对先前知 识分子的“专业”化解读造成的“遮蔽”做出一番“向下拉平”的“去蔽”，但又在夸 大和曲解的过程中形成了另一重“遮蔽”。很滑稽地，王小波及其笔下的带有浓重“现 代”意味的“启蒙”和“自由”思想，在世纪之交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后现代主义” 式的集体消费。
三、印刷媒体上的“五周年祭”
从媒体的角度看，印刷媒体在王小波的传播过程中表现得远不如网络媒体更持久、狂 热。但是到了2002年4月，王小波“五年祭”却成了某些媒体的一个时间极短的闪光话 题。其中尤其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是《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两家报刊都在 该月用大幅版面组织了纪念专辑，且似乎都有一种要出来总结什么的意图。这从它们各 自的纪念版的设计上就可看出：《南方周末》通过让不同群体的作者同时出场，意在“ 忠实记录”“文学青年们”与“文学批评界”两方面对王小波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三 联生活周刊》意在辨析“自由知识分子”与“自由分子”间的差异并努力挖掘后者之于 王小波之死的意义，因此也在同一总题下组织了不同身份作者的文章。
但仔细考察，还是会发现其中的某些有意疏漏。在《南方周末》上，网上青年和媒体 作者都正面面对了观众，惟有“文学批评界”的声音是经过记者的嗓子转述的，这大概 可以叫做“在场的缺席”吧!在那篇《依旧沉默——“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法 》中，记者记录了最新采访的几位作家对王小波的两种态度：“1.王小波的东西我没怎 么看过，就别在他的忌辰胡说了吧。……2.现在他已经这么热闹了，我就不说了吧!” 记者对此的解释是：多数人对王小波“没有看法，因为‘不感兴趣’。……对他不感冒 ……”(注：“本报特约记者”李静：《依旧沉默——“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 法》，《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第17版。)在我看来，作家们对王小波的态度不失同 道者之间的真诚，没看过就不说，说的人太多了我就少说点，这都是极正常的反映；对 于已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来说，对其他写作方式“不感兴趣”也无可厚非。这些回答既 真实、谦逊还有对对方的尊重，此外还有一些说话的谨慎，远说不上“不感冒”。记者 在步步升级的词语转换过程中将一个正常的评价问题引到了一个立场问题，并暗示出两 者间存在着的价值高下。对待王小波，文坛中人如果不发表态度鲜明的立场性的判断或 评价大概就算是对王小波所代表的良知、智慧、“启蒙”、“自由”等等的冷漠，就仍 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而与此同时，在更大的版面上，有网络青年的自由交 谈，充分表达他们对王小波的崇敬，也有媒体批评家们虽无新意但仍然热情的阐释。《 南方周末》虽有“忠实记录”的愿望，但根据其版面设置、文章语调、作者群的来源等 诸多方面看，仍然透露了某种倾向，在“沉没与狂欢”的两级间，一贬一褒的态度(或 立场)仍十分明显。在第十七版页眉上有一段不显眼的文字，正可看出其中的妙处：“ 狂欢的人群试图开启沉没的阴霾，然而众峰无言，各据一方，天际仍没有雷声滚过…… ”
在这一取向上，《三联生活周刊》似乎和《南方周末》不谋而合。不仅在版面大小的 安排上表现了同样的态度(年轻的“自由分子”们现身说法和媒体批评家的文章篇幅占 十多页，非文学专业知识分子的观点在一篇采访文章中囊括，只占两个版面)，更重要 的是，在“主笔”的开篇文章中，先是认定王小波死后“没有别的自由知识分子能填补 空白，而精英嘴脸与世俗生活之间的鸿沟在加剧”；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许许多多因才 华、职业所限没能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成了自由分子，他们渴望过自己能支配、主宰 自己生活的日子，对任何希望影响别人的意识形态把戏失去兴趣”。“自由知识分子” 虽然去了，但还有“自由分子”们在。“自由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身份 特征是什么?文章有很详细的说明：
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 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敌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 基本原则。过上自己日子的人更珍视自由，在这个时代，做一个自由分子意味着社会地 位提高，可以从质量生活中品尝滋味；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想点儿别的，反对“无趣”。 (注：苗炜：《一个自由分子》，《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4月15日，第15期，第19页。 )
这就是“自由分子”，当然，更确切地不如说是这个时代能为我们想象出的最经典的 “中产阶级”形象。
到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两报刊的总结性的言说都含着鲜明的价值判断。本文第一部分 提到过媒体批评对知识分子话语的依附性，这里却在知识分子与“自由分子”(也包括 网上青年)之间做出态度如此鲜明的取舍，看上去像是一种背离，其实不然，这要从这 两家媒体本身的性质说起。《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都属于“都市文化报刊” ，他们主要的读者对象是所谓的“小资”或“中产阶级”或“白领”。媒体面对这样一 群特定的消费对象，需要“不断地形塑一些具有文化义涵的流行符号如罗大佑、周星驰 、王小波、卫慧等构造其消费主体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注：见鱼爱源《试论关于 王小波的文化想象》中有关这两家报刊的分析。该文载《世纪中国》网站，上网时间20 02年9月6日。)。其中个别形象先前可能具有某种言说的“危险性”，需要专业人士为 其建立言说合法性。但当专业话语太过浓密厚实，以至遮挡了它作为“具有文化义涵的 流行符号”的那一面，媒体就会重新改造加诸该符号上的意义成分，使之朝着更有利“ 白领”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那一面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背离或舍弃已有的知识分子专业话语的遮挡。“新型中产 阶级”“对一致性认同、伪装、表象、生活方式及无止境的新体验，都感到非常神迷” ，而这在以前都“只是为知识分子所独有”。他们模仿知识分子，“创造着一种生活的 艺术，以使他们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惬意与满足，获得知识分子的特权：以向‘禁忌’开 战和根除‘变态’的名义，他们选定了最为肤浅也最易借鉴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风格：自 由散漫的态度、装饰性或风暴式的装扮、开放性的姿态与动作，等等”(注：迈克·费 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67、133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在《三 联生活周刊》上那些“中产”者现身说法的文章中多可看出如上种种现象。一个是大学 毕业后“不愿去当老师换城市户口，想要自己安排生活”，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到深圳、 上海、北京求职；一个原先在单位痛苦地混日子的女孩，现在辞职当自由撰稿人，非常 坦然地剃光头，和朋友“喝喝咖啡”或呆在家中睡觉；另一个是专栏作者，看“佛教电 视台，系统地看自己计划的书，泡功夫茶，和朋友聊天喝咖啡”，很“清凉”地活着； 此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但与王小波无甚大关系的生于七十年代的诗人讲述自己的另类“ 成长史”……几个年轻人在其成长过程——特别是求职过程——都受到了王小波的影响 。在这些青春叙事中似乎都传达出一个共同感受：个人是人生道路选择中最重要的因素 。他们从王小波那里获得了一种自立、自主的生活意识，同时还引申出一些成长的道理 ：“青春的逆反只是一个朦胧的主张，当它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重新标记后，便成 为一种疯狂的力量。它象征着个人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以实践自己的计划和主 张”。“他们打定主意，遵循日常生活简单化、追寻快乐的原则。有些时候人们表现得 很随便，因为他不匮乏了。当人们的匮乏感消失之后开始表现出一种自由精神。”(注 ：见《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载《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 4月15日，第15期，总188期。)对他们来说，王小波因启示了他们做出某种行动选择而 具有人生指南的意义。王小波的精神、思想在此完全转化成一种我行我素的行动力量。 如果说在他们改变选择之前的那种生活方式都具有某种世俗约定性、规范性的话，他们 弃之而去的举动在社会生活中确实也带有“向‘禁忌’开战和根除‘变态’”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有某些文化“偶像”借鉴，对世俗的陈腐观念的冲击最有力的 当属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因此“中产阶级”在选择“偶像”时自然而然趋近那 些从其自身中较容易解读出明显的“知识分子生活风格”的人物来，哪怕这些“偶像” 在不断的被反复涂抹中已经变成空荡荡的“符号”。这一切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要的也 仅仅是——“自由散漫的态度、装饰性或风暴式的装扮、开放性的姿态与动作。”王小 波不幸或很有幸地被他们选中了!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知识界到媒体，在对九十年代“文化英雄”的“书写”过 程中，何以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王小波、顾准、陈寅恪等人?关于顾准和陈寅恪这两个 形象在九十年代话语中的崛起，各自都有不同的背景，兹不赘述。关于王小波，至少可 以发问：知识界和媒体许多时候都以“非体制”写作强调王小波的“自由”姿态，但是 从“单位体制”中解脱出来的“专栏作家”还有许多，为什么独独王小波显示了“自由 ”身姿?事实上自由撰稿人的身份选择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还有一个更庞大的“市 场体制”束缚着写作者自我精神的张扬。如果论解脱的彻底性，有些既不依附某一“单 位”又不按照“市场”原则写作的作家(如张承志)应该是更充分地体现了自由精神的， 何以无法进入九十年代“文化英雄”的书写行列，也难以成为“中产阶级”的效仿对象 呢?
此间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这一意符本身的混杂特征。首先，他能被选中，与他成为自 由撰稿人后与相关媒体一直保持的亲密关系有关。其次，他的写作主题与主流意识形态 有一种暧昧的纠葛，因暧昧而生神秘，因神秘而生商业价值。这从八十年代后期“领袖 ”题材读物到九十年代都市女性“隐私”读物的发展就可窥出堂奥。再次，大约也与王 小波的死亡有关吧!回想一下当年顾城“弃城”、海子卧轨、路遥英年早逝等一系列死 亡“事件”就明白了，每有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必有文化界、媒体和图书市场的狂热反 应跟随其后。就是在这些合力的共同作用下，一个“英雄”才能合理地诞生。说得简单 点，一个作家依附在文化市场的运作中才能获得媒体的青睐；此外，他的写作与主流意 识形态构成暧昧含混的关系，有利于知识界和媒体从不同角度造势；加上人生中的意外 经历——如突然死亡……这些因素都具备了，他才能成为文化焦点，才能成为知识分子 (或“另类”人群)的代表，不断地被书写、塑造，也被那些盲目狂热的“中产阶级”们 看中，并不断以扭曲变形的方式效仿(上面提到的罗大佑、周星驰、卫慧等人不是“知 识分子”，但其被塑造过程与此或多或少都有相似处)。相反，只具备其中的个别因素 都很难符合这种“合力”塑造原则。如张承志，他的坚执的与社会世俗相对抗的姿态、 他的精神世界的虚妄性、他的抽象的宗教情怀……都使他身上折射出太过坚硬的质地， 缺少一种与各种力量周旋的通融性。这样的人特点太明显、突兀，各种话语都无法遮蔽 、改造他的原形，他无法变得“含混”“暧昧”，这样的作家在自我精神上可能更“自 由”，但缺少在各种话语中和商业运作上的“自由”伸缩度。故而在“文化英雄”的书 写活动中他们只能被忽略掉。
当然，“合力”的作用并不一定将一个人托举到一个真正光辉的位置上，“合力”的 作用有可能在互相牵扯中将各种真相抵消掉，意义会在各种解释中慢慢流失——这是很 拙劣的“象征”的必然命运。
王小波在九十年代正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象征化的过程。象征化既意味着判断的不确定 性，又暗示了意指范围的无限广阔，而后者走到极端就会变成意指的随意流溢和无限泛 滥。王小波和他的写作在此意义上被不断误解、扭曲，各种言说主体都在那一具抽空的 躯体上涂抹着意义。王小波已经是一具假象了，有时候他是启蒙斗士，有时候他是自由 主义“学理”的实践者，有时候他是另类青年的精神导师，有时候他是九十年代中国社 会苦苦期待的中产阶级的先行者……他什么都是，就是不是他自己。王小波一生追求人 生和文学的有趣，他站在文集的扉页上憨厚地笑着，看着我们活着的人和这个热闹的世 界，他翻看着我们案头时尚读物上的自己，像看一尊怪诞的泥像一般，此刻，他会不会 说：这一切，多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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