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知识的记忆创新——钱中文的学术思想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记忆论文,思想论文,知识论文,钱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最具名望的学者之一，钱中文被人谈论和研究得如此之少，多少有点令人诧异。这与时下学界稍成气候的人物就被捧得沸沸扬扬，其对比显得过于强烈。这是因为钱门弟子过于木讷，或是先生过于清高？二方面问题都有。作为钱先生的学生已有十多年，直到今天才来写篇东西谈论先生，我确实很有愧疚之感。我知道谈论先生颇不容易，廉价的喝彩或平庸的解读都毫无必要；我知道先生从来只管默默耕耘，不问收获，视虚名如过眼烟云；但我也知道，谈论先生决不是简单重温师生情谊，也不是了却一项情感的债务。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来说，钱中文先生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段持续书写的动态史，一种概括、总结和诸多矛盾的统合体，一项未竟的现实主义事业。
钱先生早年留学苏俄，这决定了他后来的研究事业与苏俄理论传统结下不解之缘。钱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起步，也是新中国文艺理论打基础时期。可想而知，苏俄的知识背景，使钱中文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历史中，会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尽管他的同代人都熟知苏俄文学传统，但钱中文却是少数几个能把它化作自己的理论血脉的人——有谁像他那样对苏俄文学与理论如数家珍，随口而出？有谁像他那样把苏俄文学传统当作一种信念，一种永不磨损的个人记忆？几十年过去了，钱中文对苏俄文学依然保持明镜如初的情感。
钱中文多次表示过，不管是做文艺理论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都要有二个熟知，即，其一，熟知一门外国的文学史或某个作家，其二熟知本国的一段文学史或某个作家。这正是钱中文先生的本领。在钱中文一生的理论立场和文学观念选择上，俄苏的知识背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钱中文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泛接触并深入研究西方现代及后现代文艺理论，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理论立场和文学观念的根本原因。当然，钱中文也多次表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重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无庸置疑，但在这里，我想就他的主要的（或主导的）知识来源与他的理论选择构成的内在关系作一简要梳理。我试图更进一步指出的是，钱中文的理论立场的选择在他那一代的理论家中，具有某种特殊性，这就是他深受他的知识背景的影响。对于钱中文来说，理论立场的选择并不是像他的相当多的同代理论家那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可以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随时改变；钱中文不能，他浸淫于俄苏文学传统，他的立场观点和信念，在最初的时候就被决定了。这当然不意味着钱中文在他后来漫长的研究道路上就没有变化，恰恰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提出一系列崭新的命题，这些命题是他对当代中国的理论困境，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作出的回应——令我惊异的是，他的回应，他的理论的深化，又都是从俄苏传统中再次吸取精神养料作出的反应。我这样说，可能连钱中文先生都未必首肯。
什么样的俄苏传统构成钱中文的知识基础？什么样的知识记忆使他如此难以释怀？就从钱中文不断引述的那些思想资料来看，从他不断探索的艺术的表现形式，从他始终关注的历史诗学方面来看，他的知识传统主要是别车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以及后来的巴赫金、加契夫、柯日诺夫、什克洛夫斯基、洛特曼以及托多洛夫等作家和理论家，也可以说是在俄罗斯文化中受法国文化影响的那种传统。他较少提到普列汉诺夫、日丹诺夫等人。当然，说钱中文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没有密切关系，当然也不完全。我想指出的是，他发自内心对那种知识和理论的欣赏，那种与他的天性和兴趣相契合的知识记忆到底是哪些？我想后者不是主要的，而且到后来，他几乎把那些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式的理论从写作中清除出去。钱中文后来在一篇题为《苏联文学理论走向》的文章里提到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写作的三卷本的《文学理论》，1971年出版的《艺术形式问题》等著作，这些理论著作也为他所推崇。由此可见，钱中文对俄苏文学及理论传统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艺术形式、语言和风格。他看重俄罗斯文化中的那种深厚的人文精神，宽阔的思想视野和胸怀。而那种在压抑感下产生的坚韧的气质品性，也与钱中文以及部分他同辈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相符。
钱中文是一个专业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而钱中文成长于那个年代，如果说他身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是不客观的。只不过钱中文的知识记忆与意识形态烙印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虚构关系。钱中文生性内向理性，沉静而有韧性。他不喜欢对抗，不喜欢冲突。对于他来说，某种意识形态的界限是不可超越，也不必超越的。它是一种假定性的存在，就像是艺术虚构一样。虚构不过是一种前提，在这种前提之下，可以讲个人真实的故事——谁解其中味呢？多年来，钱中文从来不正面与意识形态构成冲突，相反，他天然就能够适应。这除了他对俄苏文学及理论传统谙熟于心——他在谈论这种知识的同时，也在强化这种知识的领导权；反过来，这种知识也把他作为生存的基础。但这一切不是他追求的目标，不是他的理论的结果，毋宁说是他的理论一个必要前提，一个潜在的或隐含的边界罢了。在这个界线之内，他守望着他的内心，守望着他的知识记忆。这就是他从过去到现在，既保持理论的一贯性，又有思想不断更新的缘由所在。
“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反映论”是钱中文先生最重要的理论创造，也代表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所达到的新的高度。“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观念层面上，第一次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作出明确的理论区分。这一概念的提出，重新确立了现实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钱中文最早阐发这一问题，见于1984年他写作《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中的几个问题》，后来以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为基础，重新写作最富创见的论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后收入他的论文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中。数年之后，英国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美学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esthetic,1990,Blackewll)，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这本书和钱中文的理论当然没有直接关系，但钱中文的理论却因这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而再度引起重视（钱中文先生对此有过反讽性的说法）。在国内，广西师大王杰教授将伊格尔顿的著作译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受了钱中文先生的影响。当然，伊格尔顿与钱中文的立论并不一致，伊格尔顿是把美学本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钱中文是指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二者似乎要反过来说。这种区分在外人看来可能并不重要，但在钱中文先生，或者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实践中，却是意义重大的。把文学艺术看成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贯作法，也是后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所秉持的观点。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要把文学艺术强调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要把它从政治的直接组成部分剥离下来，而成为一个单独的自主性的存在。这显然是文学的自主性思想在作崇，多少有些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潜在诉求。这也是那个时期，文学理论试图摆脱政治从属论和庸俗社会学的直接反映。钱中文后来并没有在审美的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论述，他更侧重于在“审美反映”这一概念展开他的理论探讨。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钱中文先生年富力强创造力旺盛时期，这一时期是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经受现代主义冲击时期。文学界对现代主义的急迫寻求，理论界大量涌入的现代主义各种思潮理论，以及知识界一触即发的思想斗争等等，都预示着当代思想和理论急待突破的强烈愿望。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意识形态状况，整个文学共同体的知识准备和思想敏感性，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理论变革向现代主义发展的难度。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应运而生，它有效地打破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僵局，它使现实主义理论突然具有了主观（主体）能动性的含义——而这一点，正是开始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作家和理论家所迫切期待的。无庸讳言，现实主义长期占据了当代中国的审美领导权地位，现实主义对历史本质规律的强调，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强调，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统治文艺界，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反映论，被看成是对权威意识形态认定的“历史”与“现实”的本质规律的机械反映。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审美创造被压制到最低限度。很显然，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准确而恰当地纠正这一偏颇。
有必要注意到的是，在钱中文建构审美反映论的过程中，一直隐藏着现代主义／俄苏文学的对立互动结构，并且这个结构逐步走向互渗开放。我们有必要注意到，1983年，钱中文先生就写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很显然，钱中文对现代主义的探讨与其他的引介者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是带着现实主义的问题去探讨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成为他思考反省重建现实主义的一个思想参照系。与年青一代的理论家另起炉灶的做法不同，钱中文并不试图从理论根基上怀疑现实主义，相反，他始终警惕现代主义对问题的虚假解决。如果对他的引述作一分类探讨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关于现代主义的引述总是带有探讨、怀疑、反思的特征；而所有关于俄苏文学的引述都具有正面论据的意思，他用俄苏文学经验不断质疑推敲现代主义的那些立论。在这表面的二元对立紧张关系中，我们同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一种潜对话。这种对话之所以是一种活生生的理论活动，就在于更具有现实实践功能，更具有理论的现实生命力的知识获得了增殖。在钱中文后来的一系列理论建构中，他实际非常广泛深入地吸收了现代主义的理论成就。最突出的就表现在他的审美反映论上。
审美反映论最基本的动机可以说是试图把现实主义从机械反映论的模式中解救出来的尝试，而在它的具体立论中，审美反映论实际超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界域，它最大可能地强调了主体能动性。钱中文先生解释审美反映论说道：“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命体的艺术反映，反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变化。”“审美反映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思想是抽象的观念，而在审美反映中，它却成了一种具象的、充满生活血肉的‘艺术的思想’，即对现实生活的、事物特征感性的总体把握、认识而出现……。”他对审美反映进行三方面的约定：其一，审美反映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反映。其二，审美反映通过感性的认识层面而获得深层意义。再次，审美反映是通过语言、符号、形式的体现而得以实现的。（注：参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75-76页。）
如果说钱中文先生的这些规定主要是就表现主体着眼的话，那么，在他对艺术表现客体进行规定时又如何呢？关于审美反映中的客观性特征——钱中文先生解释说——通过事物、现象的描写与内在精神的表现而得以体现。他认为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主体可以把全部客观特征，加以全面主观化，把主观特征全面对象化，形成审美反映中主体侧向主观的全面倾斜。他写道：“心理现实是一种不断改变自己特征的动态统一体。主观性既然可以消灭存在和观念之间的绝对界限，赋予客观因素以主观形式，并不断使之获得主观的特征，那末在充满变幻的审美心理现实的实现过程中，原来的主观因素可以不断对象化，获得客观性特征，而原来已经获得了主观形式，渗入了主观精神的客观因素，可以进一步被主观化，从而形成不断进行着的双向转化过程，展现出审美主体的能动的积极性来。”（注：参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84页。）很显然，钱中文不管是对审美主体的规定还是对客观性的阐释，都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对反映论的基本规定有很大不同。经典现实主义的反映论，强调客观真实性，而客观真实性则是事先被认定的历史或现实的本质规律。现实主义的反映本质上是一种同语反复，它也要求同语反复，以此才能获得政治的合法性。是否真实地反映客观真实，根本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对已经认定的本质规律作出一致的反映。现实主义的反映论又是一种普遍主义美学，它要表现的是一般、普遍与规律性，所有的个别与特殊都要导向这个被认定的普遍规律。而审美反映论则把主体的审美感知推到最重要的地位，它是心理的、感性的和符号学意义上的反映论——在这一意义上，审美反映论更像是审美表现论。
钱中文广泛涉猎欧美现代派创作与理论，他显然不是简单地修复和捍卫经典现实主义，而是在与现代主义的顽强对话中，他既看到现代主义的种种问题，也意识到现实主义的某些局限。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把艺术表现的主体能动性最大可能地注入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使之重新获得生机。
当然，我们也许会追问，钱中文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我们考察钱中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活动，就会发现，他花费大量精力研究现代主义，持续不断地用俄苏传统与现代主义展开对话，在这场潜在而坚韧的思想交锋中，经历着现代主义的洗礼。他的知识背景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现代主义的那些观念深刻而有力地影响到他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这一点正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他们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持续对话中，他们不知不觉也成为这一知识场中的对话者。尽管钱中文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他依然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但他的知识体系却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他开始转向欧美现代文艺理论。钱中文在1998年为他的《学术文化随笔》所写的“跋”中，曾详细描述了他的理论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他不仅介绍俄苏文艺理论，同时也在介绍欧美文艺理论。韦勤克那本《文学原理》就出自他的推介，这本书几乎是当代文艺理论界知识转型的启蒙读物。钱中文在叙述自己理论思想观念变化时，他强调了他接触的那些欧美文艺理论体系。观念的转变在于知识的转型，这也许是钱中文与他的同辈理论家最不相同之处。他的观念转变也许有点滞后于他的知识转变，也正因为此，他的转变才是真实的转变。他的同代人不少都是观念转变的先锋，但并没有真正完成知识体系的转变，因而转变并没有带来理论的深化和前进。而钱中文的观念扎根于他的知识记忆，尽管他始终怀恋执著于他的俄罗斯知识传统，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他所接受的欧美现代文艺理论，使得他的观念立场和方法都发生深刻的变更。作为一个试图修复现实主义理论的末路英雄，他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文艺理论的前行者，这二者生动地集中于他身上。在立场与知识的落差之间，钱中文作为一个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跋涉前行。
20世纪90年代中期，钱中文先生的思想又有一次拓展，钱中文先生始终不渝的探索精神，在他那一辈人当中是少有人可以望其项背的。这一时期，钱中文先生对西方现代主义以后的知识体系研究得更加全面透彻，作为一个坚持现实主义的理论家，确实少有人像他那样，对西方当代理论怀有如此孜孜不倦的热情。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突出表现在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失落。由于市场化来势迅猛，以娱乐消费为目的的大众文化迅速占领了普通民众的精神空间，这使传统用于教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文化难以驾驭民众的精神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上海的王晓明、陈思和等人提出的人文精神讨论，对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化形势作出某种判断，这种判断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处于一种人文精神失落的状况。现在要倡导人文价值，以振民族精神。很显然，钱中文先生对这种状况也作出他的思考，他提出“新理性精神”的观点。1995年钱中文先生写下《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回应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该文后来收入《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集，并放在头篇位置。看得出，人文精神构成新理性精神的内核——“它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注：参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他认为新的人文精神的确立，“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总之，钱中文先生指出：“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注：参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就学理的意义而言，新理性精神也是与西方现代主义对话的结果，不过明显加重了对当代中国现实关切的情感分量。倡导新理性精神可以看出钱中文先生依然保持的理想主义信念，那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已经发生多元分离，代表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专业思想不再相互依存，民众的利益期待与价值取向也与前二者产生严重的分歧，因而，重建社会统一的价值信念系统已经相当困难。当一个社会已经出现明显的利益分化，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再只有一个共同目标——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家庭和个人，不同的职业群落，都有不同的想法和爱好。在某个阶层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看来，却未必如此。对于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提出某种高度的道德自律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必要的，而普通民众却未必能上升到思想高度去思考人生。寻求短暂的快乐和感性娱乐也未必就是堕落，只要民众遵纪守法，相安无事，他们自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娱乐业和传媒的迅速发展，民众不再追寻精英文化，而知识分子文化也越来越专业化，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普遍意义，知识分子文化与民众的趣味爱好相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社会的进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现在，知识分子做着自己专业内的事，学术就是学术，它只在学术圈内交流；民众不必要聆听知识分子的教诲，因为社会分工不同，都按照本行业的游戏规则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实际的道德自律。职业道德代替社会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价值尺度。因此，我以为，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是一次及时的警醒；而同时，如何尊重民众个人的意愿爱好、趣味情调，也是社会向民主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要考虑的问题。
关于新理性精神，是钱中文理论思想中显得比较带有情感因素和现实关切的命题，也显示出宏大叙事的特征。为了回应现实，钱中文先生几乎是突然试图用一个命题概括一个时代的最高理念，也试图把他的一贯理论思想作一个总体性的提升。尽管我能理解他的那种历史紧迫感，但我还是感到在他一贯的理论思想中出现的某种断裂——这种断裂不是发生在理论内涵构成方面，而是它的形式，它的产生方式，它与理论主体自身构成的关系，它与时代构成的关系——有一种反记忆力量在起作用。然而，这次提升是一次断裂，一次总结，也是一次过渡——真正的断裂就是告别，就是再生，也就是强行超越。经历过这次过度的理论抽象，钱中文的理论思想又面临再度开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钱中文的思想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它几乎是站在当代思想的前沿，回应当代最尖锐、最前沿、最时尚的理论难题。
对于一个思想丰厚的理论家来说，有些思想长期潜伏在他的精神深处，只有在某些机遇出现时，它才跃出历史地表。观察某个理论家的活动轨迹，也如同观察历史一样；历史并不是直线式地运行，它经常是曲折地交叉式地甚至折叠式地运行。在考察钱中文先生的思想轨迹时，我也试图给它重新编码，把那些交叉和折叠的地方理清，给出更清晰的地形图。1999年，钱中文出版文集《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部分更靠近最近几年，更重要的是，更靠近最近几年钱中文的思想。“交往对话”——这就是又一次深化的钱中文，它必然更加开放，更具有包容性。这是一种理论立场、思想态度，更是一种精神境界。我注意到本书收录的题为“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这篇论巴赫金的论文。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对钱中文后期思想的影响是极为深刻深远的。尽管钱中文在1983年就写下关于巴赫金的论文，但巴赫金的潜在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充分释放出来。
据说钱中文研究巴赫金与钱钟书有关。1983年在北京举行了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首次举行的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讨论会由钱钟书先生点将。钱钟书先生早已洞察国际学术风云，那时国人少有人知道巴赫金，但钱钟书知道巴氏正在美国走红。而钱中文的俄苏学术背景及理论功底，都足以和美国人较量。据说在那次研讨会上，美国人对钱钟书早已五体投地，同时也对中国的学术水准有了新的认识。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钱中文的贡献。也许1983年，钱中文对巴赫金的研究还带有紧急应战的特征，他随后似乎是放下了巴赫金，主攻方向依然在重建现实主义理论方面。但巴赫金的生平、他奇怪的理论思想无疑是有穿透力的——它对任何一个接触过他思想的人都会留下痕迹，都会在他们原有的思想结构中打开一道缺口。苏俄专制时代居然创造出如此众多的思想大家和艺术家，这确实令人奇怪。这要归结于俄罗斯深厚的文化传统，还是俄罗斯那种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同样的情形在其他的国家就难以发生，例如在东欧国家。巴赫金命运多桀，早年因开讲康德唯心主义哲学而遭逮捕，原定流放西伯利亚，后经高尔基夫人等友人奔走改为流放条件略好些的库斯塔奈地区。贫病交加，又遭迫害，43岁那年（1938年）因骨髓炎发作，截去一条腿。刑满释放后也没有稳定的职业。直到65岁那年，才被前苏联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青年人发现，这几位见到巴赫金不到20分钟，其中一位叫加契夫的当场就跪了下去。经历过如此深重磨难，他能建构如此辉煌而震憾人心的理论，除了下跪，人们还能说什么呢？这类遭遇，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家所见多矣。我想最能打动人的还是巴赫金的理论。在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巴赫金的多声部对话理论，给现代文学理论以强有力的冲击。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在这里无法就巴赫金的思想与钱中文的理论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描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巴赫金的理论化入钱中文的理论体系中的成分似乎并不明显，散见于他在讨论具体理论问题时作为论据的多处引述。但钱中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断走向开放对话的理论姿态，明显与他研究巴赫金理论相关。巴赫金打动他的不只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遭遇（例如，他经常把他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与巴赫金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一种对待文学理论的精神。钱中文在强调“多声部”，强调“对话”中来完成他与巴赫金的对话。他近年来在更具包容性的立场来看待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这都是巴赫金的直接影响。1997年，钱中文为巴赫金全集在中国出版写下长篇序言，这篇序言全面论述了巴赫金的生平、版本以及理论思想体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钱中文从巴赫金的理论体系中提炼出文学理论建构的未来方向——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把“交往对话”提升到“主义”的高度，这在钱中文的思想构造中是一个重要的飞跃。如果说钱中文依然代表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某个阶段的话，那么，“交往对话主义”则表明中国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可能的开放势态。钱中文注意到巴赫金强调使自我意识成为主人公的重要方面，为此“要求一种全新的作家立场”，才能去“发现”人的完全性，发现人身上的人性，发现另一个主体，另一个平等的“我”，并由他来自己展现自己。巴赫金说道：“思想意识、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因而多少有些联系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注：参见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交往对话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更是巴赫金的理论发现，也是钱中文继往开来的理论支点与动力。
事实上，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的文章中，他最后提出：“在中西文论的研究中，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在于使中西文论产生新的交融。从整个理论形势来看，一种在科学、人文精神思想指导下具有当代性的中西文论交融研究，将会在下一阶段、新世纪得到极大的进展与兴盛。双方交流的研究是一种最具生命的研究，是一种走向创造新理论的研究，是文学理论建设的大趋势，中西文论会以各自的优势比肩而立。”（注：参见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20世纪90年代后期，钱中文的提问和解释方案都更具前沿性的特征。面对新的知识发问，并构铸理论视点，他始终站在重要的理论层面上。近年来，钱中文开始关注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在青年一代研究者中也属于崭新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使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与国际学界保持了同步。作为一个理论大家，钱中文当然不是赶潮流的人，他对这些新鲜的理论命题，尽管保持了谨慎认真的态度，相比较当年对待现代主义，他的处理方式显得宽松得多，批判性是他一贯奉行的理论方式，他决不轻易肯定什么，正如他也不彻底拒绝什么一样。他的批判是梳理、理解和阐释。他的探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起点、界线和方向。作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显然不能和政治家、社会学或文化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研究直接等同，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学科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他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注：参见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
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导源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现代性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密切相关，也与资本主义原创性的价值体系和社会体系如出一辙。因而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重新清理。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大学的母语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也纷纷转向反省现代性的文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趋势有增无减，大有使传统的文学研究全面转向文化研究的趋势。正如某些文化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超学科。文化研究一方面倾向于当下的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同时对当下的媒体、流行文化、消费社会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又重新审理现代性的历史。确实，在后工业化社会，传媒已经控制了人们的想象和精神需求，文学这种虚构的意识形态已经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理论研究或者寻求直接面对的文化现实；或者去探究思想含量的更厚重的历史本身。这确实给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纵观国内学界，不少年轻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也纷纷转向了文化研究，或者正准备转向。提前转向的已经获得重大的影响，站在各个学科的交汇点，向历史发问，对现实说话。确实具有相当强劲的思想穿透力。一些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刊物纷纷出版，在学界和出版界都引起相当积极的反应。
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钱中文先生依然怀抱着文学理论的信念，他不肯放弃。在当代中国，钱中文可能是对文学理论最为一往情深的人，对于他来说，文学理论就是他的命脉，就是他的日常呼吸。钱中文依然在思考着文学理论的元命题，文学理论的自我更新和未来。我说过钱中文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那辈人当中大部分是或者曾经是意识形态型的知识分子，但他是知识型的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可能很令人费解，他的那些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决不是意识形态先验地给定的，而是植根于他的知识，他的俄苏知识背景。俄罗斯文化的深厚底蕴，决不会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俄罗斯悲怆的大地依然会生长出顽强的理论之树。俄罗斯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影响之深远，这也许并不难理解。它不仅渗透进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中，渗透进国家制度和价值体系；更重要的在于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以及美学趣味的塑造。但俄苏文化渗透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的资源和范式，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动，那种观念、知识和趣味的认同也逐渐发生变异。但对于少部分真正领悟到一种知识的真谛，并且自始至终是把这种知识作为一种信念来接受的人来说，却真正把这种知识化作他的精神，化为他心灵的一部分。知识是一种记忆，一种与个人的生命融合为一体的趣味情感和思想。尽管钱中文确实在改革开放后长达二十多年的理论活动中——这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时期，实际接触更多的是欧美现代主义的知识与理论，但他始终没有背弃他的知识传统，他的思考、质疑、追问与再创造，都扎根于他俄苏知识基础之上，这一切对于他是如此顺理成章，因为那些知识已经化作血液，流淌于他的思想之脉。而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理论转型，也同样是他所挚爱的新理论知识所起的作用，当那些理论化为他的知识记忆时，它们凝聚成他思想和观念，他的立场与精神。
不管怎么说，苏俄的文化传统与知识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转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正面或负面的意义如何，人们自可评述；但作为一段历史，作为一段与民族／国家，与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个人记忆密切相关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它，用我们的手和良知去抚摸它。不如此，我们何以能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那种精神品格，中国现实主义美学的那种深厚持续的力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蕴含着变革的力量，就像钱中文这样怀抱固有知识记忆的人，也经历着新的理论知识体系的重构，他是真正深入到知识的精髓之中，持续地追问、探究拥抱一种知识，真正把知识对象转化为他自己的血脉。知识就是理论的精神本身，这句话听上去像是令人费解的常识。很多被称之为理论家的人或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并不是生活在知识中，更少人生活在一种纯粹的知识氛围中，他们游走于各种说法之间，因而也在本质上与知识的真谛相游离。能怀抱一种知识的记忆，能对一种知识怀有永恒的冲动，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至福境界。
岁月如歌，精神可泣。我知道先生一如既往关注着新的命题和挑战，他也一如既往地走着他的路，这条路并没有穷尽，还有更新伸越的力量。因为他怀着知识的记忆创新，过去、现在与未来，既变异又统一，因而他是一个真正有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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