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货币调控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发展方向论文,中国论文,货币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周期与反周期管理：中国货币调控的历史经验
（一）多元目标间的权衡是中央银行的现实抉择
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目标在中央银行法的1995年版本和2003年修订中都坚持了“保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说法，这在事实上反映了中央银行的“二元”目标。且在30年的宏观货币调控体制改革中，我们的中央银行坚持了目标间的相机抉择。至少我们发现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体系稳定都是宏观货币调控的目标，当然，在不同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在各目标间进行了有效的权衡取舍。
在理论上，自Kydland和Prescott（1977）和Calvo（1978）关于货币政策的规则与相机抉择的规范性概念提出以来，主流观点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货币当局缺乏声誉，其结果是宏观经济变量的扭曲（Persson和Tabellini1999）。简单说，所谓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在实际操作领域具体体现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还是多元目标，即单一钉住通货膨胀还是兼顾经济增长（或就业）。当前中国的问题在于，工资、消费物价、房地产价格、资本市场价格指数、汇率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价格体系，中央银行是仅仅钉住消费物价（CPI）还是兼顾其他价格指数？这就演变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所谓“物价稳定”仅仅是一个部分经济主体的局部利益问题，而更为广义的价格稳定必然包括稳定劳动力价格、资产价格和人民币价格，甚至包括保持各类价格间平衡增长的协调问题。比如，通常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率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是一个警戒线，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在于由此造成的“负利率”，而是物价涨幅超过工资（或收入）涨幅所造成的宏观经济乃至社会不稳定。事实上，中国的货币当局把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其隐含意义在于保障公众的收益权，恰如凯恩斯所表述的：“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税收，且是公众最难以规避的、即使是最弱势的政府在没有其他任何财政收入工具时也可以运用的税收工具”，同样，根据Phelps（1973）的认识，通货膨胀税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税收并无本质区别。那么，如果我们的视野突破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发行垄断者的角色，进入更为广义的价格体系中，则各种价格间的对应关系实际上体现为收入的再分配关系，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于其他资产价格变化时造成的收入和财富变化——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有效地实现了多元目标间的权衡。
（二）根据通货膨胀类型实施货币调控
通货膨胀“类型”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1988年的通货膨胀体现为消费膨胀，1993年的通货膨胀则是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而在2007年，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更多地体现为成本推动和外部输入——食品和进口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成为主导力量。因此，在历次通胀中，中央银行采取了不同的工具。在1988年主要是控制现金发行，到1993年则体现为控制信贷总量和上调利率，在2008年则通过准备金政策调整确保金融稳定。这反映了货币当局针对货币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非货币因素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手段。
（三）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统一于宏观货币调控框架内
货币调控的一个现实出发点是金融稳定，中国的中央银行始终没有放弃对银行体系运行安全性的关注——恰恰在2003年，中央银行成立的金融稳定局就是对金融体系安全的系统性保障机制。理论上，即使按照新古典学说，中央银行对经济稳定的种种努力是徒劳，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最近发生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波中，美联储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并实行下调基准利率的放松性货币政策，其出发点是稳定金融体系。由于中央银行从来没有生活在真空中，于是货币政策也就不是单纯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一个先知的中央银行，一个具有威权的中央银行，一个遏制金融部门采取道德风险操作的中央银行，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得以连续健康运行的制度基础。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外币协调机制成为确立人民币稳定的重要政策方向
表面上，汇率体现的是本国与外国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问题，而由此引申的一系列问题则进一步体现为财产权利的实现和保护问题。自Mundell（1968）和Fleming（1962）把国际收支引入IS－LM分析以来，除了大量关于外汇市场的技术性实证研究外，关于汇率决定的宏观理论基本都与汇率制度研究挂钩。其中与当前中国对外经济问题高度相关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理论上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主要目的是钉住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以此维持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的信心（Calvo和Vèch 1999）。事实上，经典汇率制度理论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稳定通货膨胀永远无法通过名义汇率以建立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第二，中国所需要解决的更为本质的问题并非汇率机制，而是如何确保国内要素通过就业获得必要的收入，即劳动力作为财产的收益权保障问题。劳动力必须与资本相配合才得以进入生产函数，由此决定了作为资本稀缺经济体的中国在中期实行引进外资的政策。同时，产出必须通过市场实现才能演变为要素收入，于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是产权实现的一种必然。据此可以判断，汇率已经不再是Mundell和Fleming以来在需求面考虑的问题，而是决定了中国生产函数的供给面宏观经济问题。当然，这是一种有待论证的假说。
未来宏观货币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一）要素就业导致货币政策具有实际效应：货币政策很难单一钉住物价
如果我们忽略总量基本固定的土地要素，则社会经济要素就业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劳动力和资金，而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力就业。从要素就业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基本事实。
第一，在国有经济部门改革、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劳动力就业压力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压力，由此导致中国不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乃至经典意义上的过热问题。从2001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年度新增就业人口从789万人增加到1184万人，但登记失业率自2002年以来始终保持在4％以上。这反映了一个严峻事实，即使中国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的城镇就业机会，依然无法满足每年近500万人的下岗再就业、880万人的高中等学校毕业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研究生毕业生26万人、本专科高校毕业生377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76万人），以及接近1000万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需求。因此，从经典的学术定义出发，中国远远达不到自然失业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过热问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其中期职能并非调节总需求，而是通过推动要素就业形成总供给，而后推动有效需求的形成。
第二，从社会生产函数的角度看，必要的投资增长率是确保劳动力和资金两大要素同时实现较充分就业的前提。以2006年底的情况看，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4.8万亿元，增长16.0%；而当年GDP209407亿元，增长10.7%。存款/GDP的比重保持在1.2倍左右，这说明我国的金融资源同样处于相对丰裕的状态，这是一个与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和文化传统相关的长远问题，本文无意进一步讨论其成因，但作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短期问题，所谓流动性过剩和资金作为要素的充分就业同样构成宏观经济挑战。
（二）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稳定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自2006年第四季度以来，金融资产泡沫的出现成为金融市场的一个基本现象。2006年底资本市场市价总值比2005年底增加了1倍多，而2007年前5个月的市价总值又增加了1倍多，达到近18万亿元的水平。其间，上市公司数量却并无实质增长。而银行存款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虽然到2007年9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9.5万亿元，同比增长16%，但居民户存款余额仅为17.2万亿元，同比增长6.9%；仅比年初增加7621亿元，同比少增9710亿元。这说明大量储蓄存款进入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泡沫的形成一般被认为与短期游资的进入有关，但更为实质的因素是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无论怎样估计，2007年上半年的外汇储备比2005年底增加了5000亿美元左右，而扣除正常的经常项目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汇因素，短期游资充其量不过1500亿美元。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国内居民资产结构变化导致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职能延伸到资本市场：如居民以住房抵押借入短期贷款，并以此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短线投机交易。同样，在低利率背景下，与持续膨胀的股票市值相比，过低的贷款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造成了存款人和纳税人对投机者的补贴。一方面，存款人的金融资源被用于从事高风险操作；另一方面，即使出现资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银行不良资产累积，但基于中央银行通过基础货币发行以解决金融危机的一贯预期，则通货膨胀税的纳税人最终对金融风险负责。在这样的再分配机制下，资产泡沫膨胀是可以预期的，其结果将是更大意义上的不公平——有资产者进一步套牢缺乏杠杆套利能力的一般存款人。因此，货币政策必然面临结构性挑战：如何保护金融机构安全实际上体现为对广大存款人的保护，而这种保护首先体现为对高收入者（实际上可以控制更多金融资源者）的高风险操作的制约，以此避免外部性。
上述事实可以在王小鲁（2007）的一项研究中得以反映。该项目引述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风险课题组于2004年对北京、重庆、辽宁、吉林5000万个账户的研究，只有不到5％的账户余额在5万元以上，占有储蓄存款总额的59％；而95％的账户存款余额平均只有2500元，总共只占全部样本储蓄存款总额的41％。存款仅仅是金融资产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资产分布更为（或最为）均匀的一种金融工具；在更多的金融资产上，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分布不均匀状态。
（三）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对货币调控的结构性要求
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给出不同的经验总结，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市场机制的引进所导致的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配置。从理论上总结，所谓市场机制，是要素配置决策权的微观化。在劳动力配置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实质是劳动力不再由行政性的城乡分割所决定，农户可以根据相对收益和转移成本进行决策--其间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是一系列改革安排，从已经进行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到不断被提及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此类似，社会资金配置由行政力量主导到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决策也必然导致跨区域金融资源流动。
但是，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典型事实，金融资源的跨区域配置是一个非常有趣、但通常被忽视或误读的经济现象。我们经常会听到来自某些地方的抱怨——为什么本地区金融机构贷存比总是偏低？当然，一种解释是金融生态环境在地区间存在差异；另一种解释是金融资源在金融机构自主配置前提下发生的必然流动。可见，社会资金跨区域流动首先是一个微观现象。市场经济在金融领域的反映是金融供给主体自主配置金融资源，这必然导致在全局意义上的优化与结构上的倾斜，这必然促使我们对一些固有认识进行反思--如金融资源自发向某些地区和行业集中，是否必然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上的失衡。同时，宏观政策总是基于微观层面的某些微妙变化，由于跨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多渠道性质，导致我们至今缺乏对这一现象的准确定义和衡量，但整个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显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跨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影响。一方面，在宏观调控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必然有所倾斜，这就造成更大范围的金融资源集中；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资源流动具有微观主体对资源实施配置的最优性质，则宏观调控已经很难按照地区进行严格限定，最优的宏观调控应该更多地面向金融机构法人，在设置有效激励的前提下，引导金融总量（如信贷和广义货币）向调控目标靠拢。
第一，风险和收益的对比导致资金必然跨区域流动。恰如在一个货币区只能存在一种利率，汇率的利率平价理论也说明如果存在价格差，必然出现套利性资金流动。因此，我们不妨做一个理论猜想：不同的区域信用风险是否在定价或者在资金流动上得到反映？理论上，“一价原则”（或者称无套利原则）的逆否命题是：如果两地平均资金价格不一致，则两地的平均风险存在差异。作为一个推论：如果价格被管制，则一定会出现金融资源集中化趋势，即金融资源向低风险地区或经济主体流动。这样的例子充斥于金融业的日常操作。就居民个体而言，假定某人试图申请信用卡或个人消费贷款，一定会面临商业银行的信用调查。如果利率被管制（比如上限被管制），则信用程度差的个体一定会被挤出市场。那么，利率上限放开是否有效？很难发生作用。这是因为，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尤其严重，愿意接收明显偏高融资成本的人往往具有更高的欺诈倾向——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困扰商业银行的账外经营、高息揽存、高息放贷所导致种种恶果的理论根源。
在实证层面，我们的一些个案研究提供了关于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非常有意思的线索。比如，在近5年，广东省作为金融资源第一大省，其GDP和存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均处于12%～13%之间，这说明该省的居民储蓄倾向与全国保持一致。但是，就金融机构贷存比看，广东为60%，而山东和浙江超过80%，江苏在70%以上。广东省贷存比甚至低于四川（67%）、湖南（67%）、河南（75%）和安徽（73%）。仅就这一点看，广东省显然是一个金融资源输出省份。我们对比了相邻的广东和广西，广东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不浮动或下浮的占56.1%，而广西信贷上浮的占52.4%，这表明了两地不同的资金价格，也反映了一个潜在事实：如果两地风险相同，则社会资金“应该”从广东向广西流动。事实上，广东的金融资源的确在外流，但目的地却未必是广西。从全国看，资金目的地显然在向山东和浙江等省份集中。假如，在金融机构遵从17.5%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2.5%以上的备付金率，则超过80%的贷存比一定意味着当地存在外来金融资源。当然，鲁、浙两地代表了两种发展模式：浙江属于低风险的金融洼地，而山东属于大企业相对集中，投资需求旺盛且安全度更高的地区。
第二，需求或供给冲击导致社会资金流动。在一般意义上，正向冲击会导致金融资源流入，而负面冲击则导致流出。比如，2007年广东省出口占全国的30.3%，贸易顺差占全国的39.8%，但是，广东省的加工贸易因境外经济衰退、本币升值、劳动合同法等多因素造成的产业竞争力下降，客观上必然导致融资需求萎缩，由此形成资金输出动力。
第三，跨区域分布的银行体制推动金融资源跨区域配置。股份制银行在存款资源上的行政区划性与信贷的跨行政区划性导致“异地贷款”，即网点在所在城市吸收金融资源，而在异地运用金融资源。一个个案是，2000～2005年间的广东，广州、深圳两地输出企业信贷2780.3亿元，占全省异地授信的89.6%，这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主要集中于上述两个省市有关。证据在于：2002～2005年，广东21个城市异地授信3103.9亿元，年均增长65.8%；高于金融机构对本地授信增幅57个百分点。广东向外省市输出授信余额1092.6亿元（占全部异地授信的1/3），流入信贷409.2亿元，净流出683.4亿元。从分支机构看：政策性银行输出405.7亿元（2000年为24亿元）；国有银行514.3亿元（2000年为133.3亿元）；股份制银行1584.7亿元（2000年为60.7亿元）；外资银行455.2亿元（2000年为25.6亿元）；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165亿元（2000年为4.4亿元）。一个简单结论是：自2001年以来，至少在广东省，出现了信贷资源跨越行政区划的流动，而主体是股份制银行。
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跨区域配置金融资源的主渠道看，一是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二是银行间市场的机构间拆借；三是金融机构直接跨越行政区划实施资源投放。
（四）人民币崛起对本外币政策协调的要求
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调控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本外币协调成为极为棘手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负面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以及不得不依靠公开市场紧缩流动性。但是，其中蕴含的另一个正面结构性变迁却往往为人忽视——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人，而债权人地位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全球金融竞争力的崛起。在总结英国的崛起时，Dickson在《英国金融革命》（1967）中曾经论证道，自18世纪到19世纪，在总人口是法国的三分之一的劣势下，英国总能打败法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英国具有能为政府债务筹资的能力。这场金融革命使伦敦资本市场发展得更为成熟，伦敦也因此取代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18世纪末世界金融中心，英镑的国际地位由此确立。同样，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发展也与债权人地位相关，如Studenski和Krooss在《美国金融史》（1963：254）一书中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纽约市场成为向欧洲提供融资的主要场所，在1917年前四年间，美国从一个负债30亿-40亿美元的净债务人转变为一个拥有50亿美元的净债权人，而英国则经历了多个世纪才达到上述地位，与此同时，美元的国际地位逐步确立。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只是时间问题。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从股票市场开始，逐步向债券、货币和商品市场传染。我们的判断是，全球金融危机陷入谷底的中期体现为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泡沫的破裂，这是因为，总需求下降会直接导致实体经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下降；而在近期，美元因救市的货币投放会造成贬值并客观维持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会最终要求商品定价机制重组和以美元为核心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因此，当前的金融市场表现仅仅是初秋的寒意，而真正的严冬将在2009～2010年到来。但是，恰恰因为可能出现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反而会被动加速，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新组合。如果危机持续向深度发展，根据当前各国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统一的步调，依托财政或货币力量救助市场和机构是必然选择。由此，我们会发现美国与欧盟纷纷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而这将导致美元、欧元的贬值。由此，美元体系会出现分崩瓦解的局面，国际交易中会自发形成对新定价机制的要求，多元化货币体系格局有望真正形成。在中期，以人民币为代表的货币体系将可能兴起，这取决于中国在本轮危机中被传染的深度。尽管所有经济体在此次危机中都无法幸免，但危机必然意味着事后的重组。我们已经观察到，中国被邀请加入救市行列，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币和中资金融机构在本次危机中的作为。有理由相信，出于对危机发展态势的审慎考量，在最近1-2个季度，中国将保持谨慎救市态度，但在2009年，中国的本外币政策将变得更为活跃，而整个全球金融市场也将呈现新的局面。
宏观货币调控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货币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面临紧缩压力的背景下，在综合考虑金融稳定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后，2008年以后的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抉择。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必然，这在客观上促使我们对未来中国宏观货币调控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进行思考。
（一）货币调控应长期增长
从金融稳定角度和经济紧缩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货币政策是社会利益再分配的重要工具。如果货币政策仅仅看重某些总量性数据，则一定会忽视总量数据背后掩盖的结构性收益偏差。比如，在负利率背景下，利率上调是必要的，但单纯的利率上调一定会挤出资金成本承受力更低的中小企业，由此影响一般公众（特别是农民工）的就业，由此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因此，在近期的政策选择上，存款准备金政策优于利率政策。或者说，中央银行应该在短期进一步上调存款准备金，在全局上收缩信贷，但不宜进一步提高利率——提高利率的后果可能会助长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入，或者说会进一步推动信贷向某些投机性部门和行业的集中。这就是说，货币政策既要考虑宏观上的从紧，也要考虑结构上的优化。
（二）货币调控应面向城市化和工业化
同样，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其特点是城市居民占比的提高。为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考虑通货膨胀这一单一目标，而应该参考或关注汇率、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资产价格。在直观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真正前提是原有的农村居民最终可以成为城市居民和从事非农产业的经济主体，其必要条件是拥有城市居民所持有的“资产”。这在十七大报告中被称为“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因此，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不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必然在客观上成为经济结构调整重要工具。因此，当前的政策重点是实施本外币政策协调，采取灵活的信贷政策，做到有保有压。其具体策略是，严格限制投机性资产操作，继续通过价格（利率）和数量（信贷规模）管理保持资产价格增幅低于整体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幅度，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可能建立在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三）货币调控兼顾本外币政策和人民币国际地位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仍然存在部分国家采取货币局制度或联系汇率制度。当前，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在客观上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的可接受性。一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升值的后果是本币在境外的可接受性更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二次改革时机逐步成熟。一个可选手段是在实行对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由全球交易者决定人民币汇率，并以此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二是加速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与墨西哥、韩国和阿根廷的货币危机不同，人民币无论升值还是贬值，必然会对主要国家的货币和竞争力造成影响。因此，适时推动资本账户可兑换，通过理顺本外币供求关系发现本币的真实价格，有利于规避当前中央银行在国内银行间市场上平准汇率所造成的交易成本。
（四）货币调控应面向金融体系稳定
当前的金融稳定受到三方面的威胁；一是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经济周期下滑压力，二是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导致的金融部门资产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三是国内投资不足所导致的流动性再度丰裕的压力（贷存比将在未来出现下滑）。因此，货币政策是当前保持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工具，有必要实施更为灵活的差别化管理手段。一方面，本外币政策的有效协调仍然是保持中国在世界经济周期面前巩固竞争力的必要手段，面对发达经济体放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应该维持而不能再扩大相应的国内外利差水平，以此推动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避免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对投机性货币需求实施差别化管理，包括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中央银行法框架内，采取发行惩罚性定向票据对投机性金融机构实施管理，同时可以实行优惠利率再融资等办法，鼓励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弱势群体就业方面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五）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配置
一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特别是金融资源定价的市场化。在银行信贷仍然占国内非金融部门融资80%左右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确定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是关键问题，而现在更多依赖的是相对固定或扭曲的参照价格。比如，同业拆借价格、转贴现价格能否充分包含了不同区域的金融风险因素，将成为引导金融资源流动的重要决策变量。而这些都是在实体经济中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我们发现，如果在全国意义上，存贷款价格是既定的，即使信贷利率可以上浮100%，官定价格与均衡市场价格之间仍存在差距，这就形成一种“补贴”效应，或者存在超额需求。因此，有必要加快金融资源定价的市场化，使之真正覆盖风险。
二是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作用。这就需要引进和发展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一方面，多层次的企业债券市场有助于发现区域金融资源价格——比如资源稀缺地区企业倾向于按照更高的利率发行债务凭证。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密集型地区可以实施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转让，既有助于金融资源流入，又可以让金融资源丰裕地区分享当地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收益。
三是研究中央银行在调节社会资金流动中的作用。一方面，既然跨区域金融资源流动是市场化的必然后果，则金融宏观调控不应该立足于行政区划，而应该立足于金融机构法人，尊重金融机构自身在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上的自主权，通过中央银行调节金融机构法人的整体流动性，同时确保金融机构最优配置资源且金融总量得以保持在中央银行目标区以内。另一方面，在金融宏观调控中，金融资源向优势地区、垄断行业和大企业集中的趋势将不可避免，这就需要中央银行总分行共同研究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差别再贴现率等兼备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对不同地区金融机构实施利益导向，保证金融资源配置兼备效率性和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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