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共“三大”的召开 *
苗 体 君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湛江 524088)
[摘 要] 中共“一大”、“二大”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而中共“三大”是在孙中山掌控下的广州公开举行的，会议的成功召开得益于孙中山把广东打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革命的氛围中，共产党在广东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广东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得到了迅猛地发展，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加上孙中山赞成支持“国共合作”，把苏俄作为革命合作的伙伴，这些都是中共“三大”成功召开必备的条件。
[关键词] 孙中山； 中共“三大”； 广州； 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中共“三大”召开前，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下工作，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都要受到反动势力的严密监视，中共“一大”、中共“二大”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中共“一大”召开时，甚至发生险些被法国巡捕一网打尽的现象，而中共“三大”是在孙中山掌控下的广州成功召开的，而“当时全国地方不受反革命军阀干涉之处只有”[1]212广州，孙中山对中共“三大”的召开都有哪些贡献？
一、孙中山把广州打造成了当时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
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出现了众多志士仁人，如洪秀全、康有为、彭湃等抵御外来入侵，反抗黑暗势力，立志变法图强，追求民族解放，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广州持续地、坚持不懈地高举革命大旗，和北洋反动政府做坚决斗争。可以说辛亥革命之后，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孙中山屡次领导的护法运动，依靠南方各派政治势力，以广东为基地进行的。当时南方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而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客、武人之间争权夺利、相互残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南方和北方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中心；一个是以北洋军阀政府为首的反革命中心。
1921年4月，孙中山利用当时的有利革命形势，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驱逐出广东，再次回师广州，宣布撤销军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广州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很快又统一了两广地区。两广地区的统一，使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革命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1921年10月，孙中山以两广为依托，决定实施北伐战争，以统一整个中国。后因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使这次北伐遭到夭折，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在广东深入人心，广东的南方革命中心地位已经形成，而且影响不断扩大。
二、在孙中山掌控的广东，共产党组织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正是由于孙中山扶持与支持革命，在广东营造了革命的氛围，所以广州才成为中国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城市之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17年11月23日，广州的革命刊物就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新思潮通过各种渠道在广州广为传播，并在广州涌现出了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1920年暑假，北京大学毕业的广东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回到广州，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同年10月，他们创办了《广东群报》。同时，一批革命知识分子还与无政府主义者合办了《劳动者》刊物。
1920年9月，两位俄国共产主义者来到广州，他们一个叫米诺尔，另外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二人以苏俄政府名义建立了俄罗斯通讯社，并与无政府主义者接触，于同年底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建立了广州共产党组织。不久，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纲，交给广州共产党组织讨论，无政府主义者无法接受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便宣布脱离广州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米诺尔、别斯林等9人重新建立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称广州共产党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后，广州共产党代表陈公博返广州传达中共“一大”会议精神，正式成立共产党广东支部。由上可知，广州是最早有共产党组织的城市之一，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领导人陈独秀亲自参与创建的。
离开桂林后，马林再次来到广州。广州是孙中山国民党的根据地，马林决定在广州做进一步的考察，他广泛接触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与他们进行深层次沟通后，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有所加深，随后，马林便有了让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想法。1922年1月，马林再次到广州，此次来广州的目的，一是对国民党再做进一步的考察，二是考察广州工人运动的情况。而这时的广东，恰逢香港海员大罢工，国民党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罢工的工人也非常拥护国民党，马林见此情形后，也对国民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广州，达林除了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外，还受共产国际委托，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会谈。孙中山向达林询问俄国的革命形势，并对苏联红军非常感兴趣，并详细了解了苏联红军的规模、政治教育等情况。随后，达林当面向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的建议，孙中山当即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不同意两党以党外合作的方式进行合作，这次谈判双方由于各种原因，未达成关于国共合作实质性的意见，而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国共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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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孙中山掌控的广东，青年团组织也得到了发展与壮大
孙中山掌控下的广东，因为革命气氛浓郁，产生创建了青年团，而且在短时间内也得到迅猛发展，1920年11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谭平山担任负责人。因为该团体从成立开始其宗旨不明确，出现了团员的思想混乱，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加上工作又缺乏具体计划，一时间，团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1921年11月，受上海总团的委托，谭平山在广东筹建分团。同年12月，谭平山恢复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并特别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团员队伍迅速壮大。到1922年3月初，团员人数就发展到了400余人。1922年3月14日，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谭平山报告了广东建团的筹备工作及将来的工作计划，在致答词中，谭平山说：“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但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全社会的人们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的，而且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2]243大会还通过了团的章程等几项决议。同年4月，又以通讯选举的方式进行了选举，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书记一职由谭平山担任。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后，他们吸取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的工作，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并出版了《青年月刊》，刊登《马克思主义浅说》等文章，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对广大团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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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孙中山掌控的广东，孕育出了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由于社会政治斗争错综复杂，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混进了一批封建官僚和投机政客，使它蜕变成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懈的政治团体。在广东的孙中山可谓是孤军奋战，面对北方强大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屡遭失败，但愈挫愈勇。
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特别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影响下，广州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921年2月，广州已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工会联合会。1922年8月，广州爆发了土木建筑工人大罢工，2万多广州的土木建筑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同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冯菊坡等创建了领导广州工人运动的合法机构“爱群通讯社”，通讯社社址在惠福中路22号之2的二楼，该通讯社主要是联合广东总工会、盐业工会、轮船工会、革履工会、纺织工会等工人团体组织而创建的，并出版了《星期报》，以指导工人的正义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广州的酒业、米业、柴炭、碾米、手车夫等行业的工人也开展了经济斗争。
正是由于广东青年团工作开展得好，所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决定在广州召开。1922年5月5-10日，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会议由张太雷主持，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及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做了重要讲话。谭平山就广东团组织情况向大会做了报告。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与广州地区的党团组织认真做好会务及后勤是分不开的。1923年5月，阮啸仙召集广州各团小组会议，对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造，成立广州地委，阮啸仙任书记。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发挥了团组织的领导和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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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广东党组织重视工人运动，所以广州地区工人运动开展得较好，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州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做了许多会务和后勤事务工作，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当时的上海《新申报》报道说：“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各处派代表赴粤者三四十人，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百六十余人，代表工人三十余万，不可谓非我国劳动阶级一大觉悟。”[3]大会还通过10个决议案，以《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为尤有关系”[3]。“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本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大会也接受了这一政治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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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孙中山掌控的广东，被苏俄作为在华联合的重要对象
当时的苏联政府，也同样把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力量，看作苏俄在华联合的重要对象。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到广州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不仅熟悉广州的情况，而且对孙中山寄予了很高的期望。1921年12月，在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他的翻译、助手张太雷一起来到广西的省会桂林，当时的桂林是孙中山北伐的大本营，这一次，马林共在桂林待了9天。这期间，他与孙中山作了3次长谈，马林提出进行国共合作，孙中山当即表示“待北伐胜利后，可立即实行，并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同时，孙中山还“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4]21。在桂林期间，马林还抽出时间，与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进行会晤。
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建立后，注重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建设。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积极分子阮啸仙、杨匏安、张善铭、冯菊坡、梁复然、黄裕谦、郭植生、陈适曦、王寒烬、罗绮园、周其鉴、刘尔崧等，也于1921年被吸收加入共产党。杨章甫、谭天度、杨殷、潘兆銮、余广、赖玉润等于1922年被吸收加入共产党。至1922年6月，中共广东支部已有党员32名。1922年春夏之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亦称粤区委)。
而就当时全国的革命的形势来看，政权完全控制在革命力量手里的，也只有广州，共产党可以在广州公开的、长期地进行革命活动，加上共产国际又极力扶持孙中山，并力主开发广州这个地区的革命力量。所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六、孙中山积极推动“党内合作”，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准备
广东党组织建立以后，效仿苏俄的“城市中心论”，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月，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海员们纷纷坐火车回广州，并得到广州各界的大力支持，广州各工会克服各种困难，为罢工工人提供住处和生活费用。2月9日，共产党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罢工工人，这极大鼓舞了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1922年3月8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罢工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香港海员大罢工成为党成立后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运动高涨的起点。
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可以说陈炯明的叛变给孙中山的打击很大。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美、英、日、德、加拿大等国身上，希望得到他们的经济与军事上的援助，但最终孙中山的幻想破灭了。在极度的困境中，孙中山陷入彷徨苦闷之中，他需要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途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在欧洲陷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包围中，为了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列宁提出东方战略计划，开始对中国示好，并把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定为合作对象，苏俄又经过仔细考察后，最终放弃了吴佩孚与陈炯明，把孙中山确定为唯一合作的对象。此外，还有中共成立后，共产党领导掀起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其发展迅猛，并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些因素促使孙中山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并决心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并下决心改组国民党，效仿苏俄的“以党治国”方法。
根据管线纵剖面图，拟在桩号2+769.16处设置1个双向调压井，直径为25 m，高为17 m,初始液面高度14.32 m。在桩号0+892.25处设置一个单向调压井，直径为6 m,高为10 m，液面高8 m。事故停泵后，泵出口阀的关闭规律为两阶段关阀：0～11.7秒关80%，11.7～90秒全部关闭。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之下，从1922年9月开始，孙中山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3个月内，孙中山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三次会议，会议参加人员有国民党中央成员和各省国民党负责人，还有共产党主要成员，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内。会议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改组计划起草委员会，这其中就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他们制定了国民党改组计划，审查、修改了改组方案，起草、讨论并通过了党纲、党章。1923年1月1日，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1923年1月2日，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孙中山积极吸收共产党人参与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同年1月下旬，公布了国民党干部人选，其中，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被推为参议，共产党员林伯渠被推为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张太雷被推为中央宣传部干事。孙中山的这些举措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开始，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经共产国际的说服与帮助，认识有了提高，但依然阻力重重。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此后，京汉和各铁路50多个工会被捣毁、封闭，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会领袖遭通缉逮捕，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要有各阶级地援助。”[5]23二七惨案的沉痛教训，使共产党领导人改变了不与其他政党合作的关门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并把广东打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革命的氛围中，共产党公开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加上孙中山赞成支持“国共合作”，把苏俄作为革命合作的伙伴，这些都是中共“三大”成功召开必备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2]谭平山.谭平山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全国劳动大会之见闻[N].上海新申报,1922-05-24(02).
[4]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共‘三大’代表研究”(项目编号：15YJA770014)。
[收稿日期] 2019-03-10
[作者简介] 苗体君，男，河南鹿邑人，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9)04-0015-04
(责任编辑 光 翟)
标签：孙中山论文; 中共“三大”论文; 广州论文; 国共合作论文;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