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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悖论
1964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突发奇想，首次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陌生而突兀的说法，甚至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强烈震荡，然而时至今日，“全球化”问题已经成为东西方人人争说的热门话题：各个国家、地区直至世界每一个角落之间所达成的高效、高速的全方位联系，已经将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缩小为一个小小的村落。
事情本身无疑要复杂得多。所谓“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恰恰包含着巨大的矛盾。“全球化”的基本特点是趋同，即不同国家、地区相互依赖、相互补益，采用相同的规则、标准和机制，通行的说法就是“按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接轨”。但是在这趋同的总体态势中又包孕着趋异的动向，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地区恰恰较之过去更多表现出对于本土传统的崇尚、对于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追求和在规则、标准和观念上的自行其是，这也就是所谓“地方化”。总之，全球化与地方化，这两者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既共存于一体，又相互对立。比如说通常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主要是趋同，不同国家、地区趋于经济的一体化，欧元区的建立是一显例。但恰恰有相反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也并非完全趋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特殊金融政策，就成功地抵御了这场金融风暴的冲击。
如果说经济的全球化表现为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共生性的话，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就更是如此。对此国外学者多有论述，阿里夫·德里克指出：“我们的时代似乎又是一个充满反论的时代。地方化与全球化结伴同行，文化的同一化受到文化多样化坚持不退的挑战，民族独立资格的丧失与种族集团的聚集彼此抗衡……”（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阿尔君·阿帕杜莱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文化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秩序”（注：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7、52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安东尼·吉登斯则将“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辩证法”作为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3-2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这种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矛盾共生的现象，也是国内学者讨论的焦点（注：这方面的论文有，孙歌：《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陈刚、李林河：《对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的辩证思考》，《江淮论坛》2000年第5期；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孟繁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霸权》，《钟山》2000年第2期等。）。
正因为有上述共生性矛盾，所以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各执一端的偏向。一个极端是普世主义，认为全球文化走向同一成为不可逃脱、不可抗拒的宿命，世界各国的文化势必为共同的标准、规则和体制所“化”，不过并非“化”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上去，而是“化”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上去。可见在这一观念背后潜伏的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普世主义）这个词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合法性”（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55-56，200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眼下好莱坞大片、摇滚乐、NBA篮球赛、《读者文摘》杂志、可口可乐、麦当劳风靡全球似乎正预示着一种普世文化的到来，以极其生动的形式演绎着这种普世主义的观念。另一个极端是民族主义，即在全球化时代固守本土文化的阵地，推崇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用各种文化与非文化的措施和手段构筑起一道抵御西方文化冲击的“防火墙”，其中的保守者甚至弃绝与世界的联系与往还，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例如东亚各国崇尚儒家学说，探求“亚洲化”的可能性，日本自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酝酿所谓“日本和日本人理论”，印度力图建立所谓“印度化”的社会政治体系，在穆斯林社会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而在俄罗斯，“斯拉夫化”的倾向也有所抬头。此前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事件即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毁佛行动”，正说明目前这股民族主义思潮是何等的冥顽不灵和不合潮流。耐人寻味的是，阿富汗塔利班声称他们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劝阻而一意孤行炸毁世界著名的“巴米扬大佛”，乃是出于对西方国家制裁的报复。
以上两种偏向均不足为训。我们认为，合理的取径在于将“全球化”与“地方化”结合起来。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地方化”往往互为因果，难以截然分开：“地方化”不再是那种孤立封闭的地方性，它是以“全球化”为参照而得以存在，“全球化”也不是那种强行推销的普世性，它必须对“地方化”保持应有的尊重。美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曾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方化”(localization)这两个词合并创造出一个新词；“全球地方”(glocal)，以概括这两者的混合杂交关系。他还用所谓“铁路模型”来说明这种关系。
一条铁路是地方的还是全球的呢？都不是。它整个儿都具有地方性，因为你总能发现在铁道旁睡觉的人和铁路工人，并且一路上散布着车站和自动售票机。但它又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把你从马德里带到柏林，或从布莱斯特带到海参崴。（注：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拉图尔的以上理解有较大的合理性。“全球地方化”是一种确切的理解，它恰当地概括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既具全球性又具地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走中庸之道，无原则地谋求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完全对等。它确认“全球化”是一个基本前提，一个基本参照，但“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将逻辑重心落在“地方化”之上。或者说它是从“全球化”的前提和参照出发，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界保持本土文化的个性和价值，谋求本土文化的变革和发展。
二、全球化时代的话语强权
“全球化”正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同步推进，人们将其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生态全球化、媒体全球化、资讯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思想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其实还应加上极其重要的一维：话语全球化。
如今西方话语正在挟经济力量与科技力最之重，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取同一趋势，从发达国家、地区向欠发达国家、地区漫流，从而在西方话语与发展中国家话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势差。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为西方话语的一种被动回应，西方话语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话语的参照系，而且成为发展中国家话语的内容本身，甚至事情正好颠倒了过来，发展中国家的言说者往往只是将自己的本土话语作为一种参照系，来考虑如何更顺便更熟练地使用西方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在回应西方话语时非但不成其为主体，而且只是成为一种“他者”。话语即权力，这种话语势差使得西方话语成为一种强权话语。总的说来，西方话语的强权表现为命名权、立法权、主讲权和划圈权。
首先是命名权。有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命名是一件要事，它决定着事物的存在，也决定着人们如何言说，如何行动，古人将“立言”与“立功”、“立德”并列为“三不朽”，这是有道理的。历史其实就是人们的“立言”之地，也就是人们争夺命名权的角力场，人们或者是沿用原有的说法来肯定事物，或者是推翻成说来否定旧事物，或者是通过改变名称来重建事物。布尔迪厄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制造了事物，改变话语也就意昧着改变事物本身，“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一事物存在的权力，这是最典型的证实行为之一”，“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因此人们常常“为夺取这一建构命名行为的权力而斗争”（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第138、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当今西方话语的强权首先表现为“正名”和“立言”，试看眼下文学理论中各种“主义”、“派别”的层出不穷，各种“新”、“后”、“超”之类名目的花样翻新，大多来自西方而为世人所仿效和因袭。
其次是立法权。俗话说：“言出法随”。如今西方话语往往具有法典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它不仅为事物正名，而且为言说者制定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它是将话语连带一套话语规则一同输出的，任何违反这套话语规则的言说都被视为非法，都将遭到排斥甚至惩戒。而这种话语规则的建立是通过与之关联的一整套概念术语的运用而得以实现的，包括这套概念术语的特定内涵、内在逻辑以及适用范围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性，不得违背、不得僭越。例如要谈论“后现代主义”，那就势必牵出一大堆相关的概念术语，如无深度性、不确定性、非中心性、无边界性、非系统性、可视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我性、非表现性、多重性、或然性、荒诞性、边缘性、模糊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过程性、游戏性、矛盾性、悖论性、不稳定性、间断性，等等，而谈论者首先必须做到的事就是准确把握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按照其内在逻辑，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加以使用，否则就免开尊口。在这种场合下，西方话语往往一言九鼎，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则是人微言轻，后者必须做到非礼勿言，为强者讳。
再次是主讲权。这就好比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的报告会，在台上作报告的总是西方话语，在台下听报告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言说者，前者扮演施者的角色，专司话语的生产和输出，后者充当受者的角色，专事话语的消费和接纳。在这里由于报告人可以借助其角色地位和扩音设备，所以他的声音总是压倒广大听众的声音，而台下的听众则丧失了发言权，顶多只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叽叽喳喳。在这种情况下，台上的报告人也就有可能滥施话语暴力，甚至指鹿为马、强词夺理，而他的种种言说往往都被当作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平心而论，如今在文学理论的论域中所进行的言说，稍微新潮一点的，正不乏对于西方话语的生吞活剥、鹦鹉学舌，正不乏西方话语的寄生物和衍生物。
最后是划圈权。任何话语都有其适用的范围，都有一定的“圈”，因而总是有“圈内”、“圈外”之分，在这种话语圈中总是由强权话语主宰着局面，控制着高低主从各种话语所构成的关系结构，支配着话语资源的占有、分配和消费。将谁接纳于圈内，将谁摈除在圈外，以及将圈内的各方放在什么位置，核准权也全在于强权话语。如今西方话语就扮演了这种主宰者和核准者的角色，它不仅建立了种种言说规则，而且制定了种种语言禁忌，以此修筑起壁垒森严、不可逾越的话语的“柏林墙”，一旦有谁违反了言说规则，触犯了语言禁忌，便被视为异类，毫不留情地逐出圈外。就连持论公允一点的西方学者也觉得这种情况极不正常，希利斯·米勒指出，现在国外在“世界文学”课程中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本可以从《红楼梦》中选出一些片断，或从《古诗选》中选出几首抒情诗来代表中国文学，这就如同从《哈姆雷特》中拮取一些片断，再加上华兹华斯的几首短诗来代表英国文学一样，但是“这种以点带面的比率简直太悬殊了。用那么一小点儿代表那么大一片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因此“世界文学课程尽管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西方，存在欧洲中心主义或者美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在世界文学课程教学中，关于文学和阅读的理解几乎都坚持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注：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可见在文学理论的“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俨然横亘着一个难以逾越的“圈”。
三、作为话语策略的“反话语”
西方话语作为强权话语的存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构成了特定的语境。这是一种对比性的语境，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往往只是与西方话语相比较、相对照而存在，也只是在这种比较和对照之中才被赋予意义，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不成其为自在自为、独立自足的话语。由于这是在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之间所进行的比较和对照，是一种不对等的比较和对照，所以在两者之间所进行的任何话语交流最终都可能成为话语强权的体现，其结果往往不是弱势话语对强势话语的牴牾，相反地倒可能是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同化，从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潜伏着个性被泯灭、山头被削平之虞，最终丧失异质性和多元性，而趋于与西方话语的同质化和一体化。例如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东方主义”理论，其主旨并不在于阐扬东方话语的精髓、确认东方话语的价值，而是站在西方话语的本位上来论述东西方话语的殊异，用西方话语来重新建构东方话语。
在这种话语权力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具体话语的运用也容易发生畸变，转而移植强势话语的规习作为自己的操作规范。如今对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关键词”的辨正、分析和界定成为时髦，且不说其操作规范是对于西方话语的仿效，令人不解的是，这大多是对于带有大写英文字母的语词的辨析和诠解，哪怕是中国早已有之的语词，也似乎只有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去加以诠释，才算得其正解，只有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去使用，才算具有合法性。进而言之，强势话语对于弱势话语的压制，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逐渐习惯于像西方人那样去看、去听、去思考、去说话，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观念、情绪、意愿、欲望纳入西方模式，即使在反观自身的本土文化时也是如此，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西方的眼光、思维、观念和标准来对本土文化重新进行编码。笔者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因使用了“话语系统”这一说法，马上就遭到一位有出国经历的学者的反诘：“话语(discourse)”一词是后结构主义的概念，而后结构主义恰恰是不承认系统并致力于解构系统的，因而“话语系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不能成立。这真让人感到啼笑皆非。问题在于，“话语”乃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语词，《现代汉语词典》“话语”条的注释是：“言语，说的话”《现代汉语词典》，第477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那么，对于这种汉语中本来就有的语词，为什么不可以按照汉语的语法规则来使用，而是首先要考虑合不合外国人说话的习惯？如此咄咄怪事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少见，许多文章只要出现一个概念，便马上将外文注在它后面，只要采用一个说法，便要对它的外语源流考辨半天。如果这个概念和说法确乎是从国外来的，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对于汉语中已有的概念和说法也这样干，那岂不荒唐！即此一例，便可见出西方话语的渗透、同化之力的强劲和凌厉。
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往往面临着一个两难推理：要么站在西方话语之外说话，要么完全认同西方话语，但结果都不妙。如果站在西方话语之外说话，那就背离了中心话语，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也就意味着被排斥、被放逐、被淘汰出局，如果完全认同西方话语，那就必须对大举进犯、动地而来的西方话语表示臣服，将自己纳入西方话语，被西方话语所化，进而用西方话语来建立起另一套知识体系，但这又与中国的国情相悖。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命中注定要在夹缝中求生存。首先必须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话语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进行同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冲突和对抗也不可避免。关于这个问题，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的一段论述值得重视：“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2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受到西万话语的压迫和渗透、与西方话语形成对峙和冲突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何以总是不能避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作为言说者，总是自膺民族自尊和社会良心，自许负有警世、励世、范世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同意詹明信的这一说法：“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3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看来处于上述两难境地，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可以找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起而抵御和抗拒西方话语，使自己成为西方话语的“反话语”。福柯说：“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s)就是通过浓缩大众对从前的压迫形式和斗争方式的记忆，提供了政治抵抗的杠杆，也提供了阐发被边缘化群众之欲求的一种手段”，从而“反话语”可以被当作“抵抗的支点和反抗策略的起点”（注：福柯：《性意识史》，见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第7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可见“反话语”带有政治抵抗的性质，构成一种“话语政治”，它通过对强势话语的抵御和抗拒来表达弱势话语的欲求，这样一来反倒避免了被边缘化的危机，以批判性反思的立场介入了中心话语。因此对于当今文学理论来说，一条明智而可行的话语策略是，使自己成为西方话语的“反话语”，即以西方话语作为言说的起点和支点，从中寻得可供进一步发挥的话题，既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又借此进入了与国际对话的话语场，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了中心话语，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其独立的价值取向就在于，既反对强制的“普世化”，又不认同偏执的“地方化”，而是体现着上述开放、通达而又不失本位和个性的“全球地方化”理念。
四、当今文学理论的话语操作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建构文学理论的话语可说是别无选择，必须成为西方话语的“反话语”。这在具体操作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必须清理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总的说来，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我国传统的古代文论话语，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三是马恩、列宁的文论话语，四是苏联文学理论的话语，五是西方文论以及西方现代文论的话语。毋庸置疑，对于这些话语资源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应简单地加以偏废和排斥，而应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同时这些话语资源也不应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混合，应该确定一个基点，以此来整合所有可资利用的话语资源，使之成为一个有机而有序的话语系统。那么，这个基点是什么？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的古代文论话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马列文论的话语也需要适应当代现实，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联文学理论的话语已明显陈旧和老化，而归于西方文论以及西方现代文论的话语也是不可思议的。总之，以上诸种话语资源可以是要素和材料，但不足以成为基点。这个基点只能是从当下的现实问题和现实经验中提升出来的文学理论话语，也就是说，我们应立足于当代，立足于中国，立足于当今文化格局中文学理论的现实发展，立足于当代文学创作为文学理论所提供的生长点，从中发现和提炼新的话语，进而凝聚和整合所有的话语资源、重建当代话语系统。唯其如此，才能积极应对西方话语，在强势话语的压制之下争取自己的发言权。
其次，考察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机制。福柯曾将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如位置、移位、区域、领土、地区、地平线、群岛等引入关于话语的历史分析，认为通过考察话语在空间中衍生和播布的过程，可以发现隐藏在话语形式之下更深层次的权力关系，他把这种考察称为“知识考古学”。他说：“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的过程。”（注：福柯：《权力的眼睛》，第2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世纪后半叶我国文学理论中发生的两次大的话语迁徙都体现了权力的播撒：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理论话语输入我国所显示的是那个特定时代政治权力的支配作用，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向我国的漫溢则表征着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的权重一时。在政治的或经济的、科技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这两次话语迁徙都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中可以引出的思考很多。这里有一个话语生产的机制问题。福柯认为，话语生产牵涉到权力、权利、真理三要素，它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在这三角关系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执行了什么样的权利的规则？或者，什么样的权力形态倾向于产生在我们社会具备潜在效应的真理的话语”（注：福柯：《权力的眼睛》，第2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说，如何用权利的规则去限制权力，让权力在权利的规则的范围内得到实施，在保持合法性的前提下生产“真理的话语”。这里的要紧之处在于对所谓“权利的规则”的把握。在受到外部权力侵害和压制之际，坚持话语的自主性、独立性和个性，不轻易放弃自身的存在价值、人文意义和本土特色，这无疑是话语操作的至上规则。如果放弃了权利的规则，听凭种种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权力任意支配，那就无所谓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谈不上“真理的话语”了。值此全球化时代西方话语不择地而来之际，我们的文学理论必须守持这一规则，充分尊重和行使自身的权利，在此前提之下发挥当今经济的、科技的权力的话语生产功能，这才是不断创获“真理的话语”的良性机制，也才是使得文学理论话语从“失语症”、“无语症”的迷障之中超拔出来，获得辉光日新、与时俱进的嬗变的契机。
再次，充分发挥话语主体的创造性和原创性。宋人石介说：“今之文何其衰乎？……不有大贤奋袂于其间，崛然而起，将无革之者乎？”（注：石介：《上赵先生书》，《石徂徕集》卷上。）清人叶燮也说：“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注：叶燮：《原诗》。）这就是说，能够更新文学话语而开一代风气者，往往是那种有胆有识有才有力、富于创造性和原创性的人物，他们立定脚根，自我为法，言前人之所未言，发前人之所未发，方能凿开一片新天地。我们拥有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精彩绝伦的百家论说，披阅之间，往往与那些至今人们仍在广泛使用的话语不期而遇，令人油然而生“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和历史厚重感，不由得击节称赏。古人无所依傍，亦不拘格套，此种境界完全是其健旺的创造力和原创力所致。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相对于西方话语处于弱势，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缺乏古人那种自出己意、独辟蹊径的创造性和原创性，过分热衷于对西方话语的移译、介绍、注解、诠释和转述，过多对西方话语的仿效、尾随和因循。固然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国外文学理论成果的译介非常必要，但如果因此而掩盖和淹没了自身创造性和原创性的发挥，那就很难想象如何能够重建文学理论的话语，如何能够真正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有教训的，以往我们的文学理论大面积地照搬苏联人的话语，但忽视了一点，即话语的粘附性。就是说，一旦使用某种说法，日居月诸，习惯成自然，便会在其上附丽了许多学术的和非学术的附加值，哪怕这种说法是出于误读、误译、误用甚至误传，即便明知其不合理，也难以推翻和革除，一有触动，便马上会牵出一大堆问题，惹出一大堆麻烦。至今我们的文学理论也不曾完全走出苏联人的话语魔障，如“反映’、“典型化”、“形象思维”、“创作方法”等概念、术语和说法，尽管人们一直对此啧有烦言，但却难以完全突破。此例可鉴，如果今天在西方话语面前疏于创造和原创，而流于照搬和套用，那么又将陷入另一个话语怪圈。
第四，更新语词载体和言说方式。荀子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注：《荀子·正名》。）也就是说，更新语词载体和言说方式的途径不外乎二条，一是“有循于旧名”，一是“有作于新名”。所谓“有循于旧名”，就是上述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中那些涵义比较宽泛的概念、术语、命题、原则，并未被赋予某种特指内涵，仍具较为普泛的积极意义，从而基本上无须作较大更动就可以直接加以沿用。所谓“有作于新名”，就是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中有些概念、术语、命题、原则以往已被注入了某种特指内涵，而这些特指内涵如今已经过时了、失效了，那就不宜原封不动地加以搬用，而应有所限制、修正和改造。具体做法又有两种，一种做法是，在原有话语外壳中填进新的内涵，就像胡塞尔所说，“好像认识是一个到处都同样空洞的形式，是一个空口袋，在里面这次装进这个，下次装进那个”（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这也就是俗话所说“旧瓶装新酒”。另一种做法是，当以往使用的话语外壳粘附了某些观念意识的附加值时，一旦照旧沿用便可能造成许多干扰和噪音，这就不宜采用上述“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而必须扬弃旧的话语外壳，重塑新的话语外壳，这就需要从现实经验出发，融汇古今、打通中外，重新铸造出适用于当今现实的话语工具，达到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的相互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在建构新的文学理论话语时，唯有这种言说方式才是最具知识增长意义的，
最后，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之所在。目前国外学者也对文学理论的教学研究和课程建设予以高度重视。詹明信说：“目前的形势的确为重新思考我们的人文学科的课程而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重新检验我们传统的‘伟大书籍’、‘人文学科’、‘大学一年级文学概论课’、‘重点课程’的废墟和遗迹。”（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2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值此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嬗变是可以期待的，如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互融通，多学科整合的科际研究的升温，文学研究向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拓展，文学研究向大众传播媒介研究的延伸，重视文学作品的现象研究、当下研究和个案研究，理论形态和理论流派的多样化等，这必将大面积地刷新文学理论的话语。但这一新变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理论教学中仍有不同的表现，这两个领域既密切联系，又有各自的理念。文学理论研究的理念有这样几点：一是致力于发现理论上的空白点，进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二是形成解决某些重大问题的独特思路，带有明显的方法论色彩，三是全面掌握某一问题领域的材料，见出考证、梳理、辨析、鉴定的功力，进而从具体材料跳出来，作更高的理性腾跃，四是形成一些在研究中统揽全局、一以贯之的基本问题、原则和命题，五是提炼出一套网结所有基本问题的概念、范畴，六是掌握一套严密精当但生灵活泛、千锤百炼但平易如话的表述系统。而文学理论教学的理念则另有取向，一是制订具有指导性的教学大纲，二是编写具有时代特色、体现观念、方法和知识更新的教材，三是建成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课程教学规范，四是采用科学的考核办法，五是改善教学设备和教学条件，六是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二者相较，文学理论教学要比文学理论研究的体制化程度更高，更讲求规范性、整体性、可操作性，更多业务管理的性质。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所进行的话语变革，一旦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其探索性、创新性乃至新锐性、前卫性势必会有所衰减，教学活动总是更多一些讲究、更多一些限制、甚至更多一些忌讳。但是这不应成为墨守陈规、裹足不前的理由，文学理论教学也要适时应变、不断前进。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可望在勇猛精进的文学理论研究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之下，文学理论教学的体制规范将形成必要的张力，表现出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理论教学所提出的挑战，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向文学理论教学的转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得以实现，通过以上对于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理论教学两种理念的比照和衡量不难看出，文学理论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教材建设是这一转换机制中的关键，前者是总揽全局的思想指导，后者是体现这一思想指导的文本，文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展主要通过它们向教学层面投射。它们无疑也是当今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从文学理论研究层面向文学理论教学层面挺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