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价值论传统及其复兴——论经济学与哲学联盟的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价值论论文,必要性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2101 （2000）01－0014－（07）
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学的萌生和支持，社会的转型同时也需要经济学为其先导和理论辩护，当代人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和理论来表述和论证、导引时代及其发展，将是民族和时代的不幸。反观今日，我们正处于这种尴尬和不安之中，面对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推进和实行，经济学及其相关的理论建设明显滞后于时代的需要。因此有人断言，中国本无经济学，实践在前理论在后也无妨，由此，重实用、重效率的急功近利之风愈甚，经济学尤其是基础理论被远远搁置起来。然而，事实已经证明，离开经济学及其哲学，社会的发展是无序和不健全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对经济学寄予期望和重视，虽然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是，恢复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威信，不仅事关经济学学科的存在和发展，而且事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得以建立和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关键。当代中国经济学应承担起时代的重托，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学的现状，找出自身的不足，重建作为价值学之经济学，让经济学与哲学再度联手，乃解脱经济学之贫困的前提，本文对此作一简要论述。
一、经济学的价值论传统
重建经济学首先须重新理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因此，考察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及其与时代的相关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经济学。
尽管历史上经济学学派更叠，林林总总，主张也多种多样，但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征：经济学自其诞生起就和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瓜葛；各派经济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论主张；价值论是经济学之核心和根基。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始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之前，虽然有关于货币交换等的经济思想，但其总量却是少得微不足道，这些不完整的思想构成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只有独立的哲学，而没有独立的经济学。在亚里士多德关于交换价值、货币职能和经济过程的论述中，始终具有伦理的形态。
配第开启了西方古代经济学的先河，他研究了财富和价值的来源，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是积极的因素，而土地则是财富之母。”由此，他专门研究了国家岁收的来源、公共支出的形态以及关于征集收入和分配支出的最好的方式。然而，配第学说的基础却是其所坚持的霍布斯的哲学观点和价值论主张，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私人的财产，人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秉性是最根本的因素，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都是以此为依据，为了实现个人自私的欲望，每个人都必须对国家的开支作贡献，以财产的比例交税，并在国家的保护下享受财产。因此，无论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还是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根植于个人自私这一价值判断。
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学派代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传统，其核心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型的分析，被称为“自由竞争”的经济学，或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一方面，它是关于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的经济分析，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哲学，它的经济分析包含着许多哲学的前提，而其结论又含有丰富的伦理和价值的内涵。
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特色就在于他对经济学的哲学前提和论点的解答，在他那里，经济学离不开哲学，斯密是以道德哲学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曾师从伦理学家哈奇逊（Hatchson），同休谟是莫逆之交。关于经济学的哲学意义，斯密首先赞同休谟的看法，把人性论视为一切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前提，经济学作为人与人关系的科学，是一门人性科学，它是从对人性的研究出发而演绎出来的。在他看来，交换及其分工是人的本性和“癖好”，交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利己观念”，正是出于这种利己主义，他才需要交换，并在与他人的利己主义的交往中，各取所需。人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利益为动机，一切经济活动均缘于这一“经济人”的假设，“经济人”对利益最大限度的追求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人从本质上是一“经济人”，当然，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利益的追求并不同时意味着就是损人利己，而是采取一种尊重他人利己心的态度，物物交换，互通有无。正因为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因此，为了实现人的这种天性，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斯密称之为自然秩序，所谓自然秩序，是指从人的本性出发而又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个人自发的创造性、个人利己心的秩序。由此，斯密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个人利己心的最好社会机制，市场自由主义是最合理的社会形式。
当然，斯密夸大了个人利己心的作用，否定了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社会制度的联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斯密学说之所以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为“经济学之父，是经济学领域的乔治·华盛顿，甚至还可以称为经济学界的托马斯·杰弗逊、本明杰、富兰克林及艾萨克·牛顿”，是因为“他的经济理论在推动资产阶级秩序的形成上起了作用”（注：[美]保罗·A·萨缪尔逊：《充满灵性的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版，第10页。），在斯密那里，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始终是统一的，经济学不只是研究经济运行这一纯经济领域问题，而时刻对哲学、伦理和价值给予关怀。由此，了解斯密及其学说，“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注：[英]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5页.）因此，我们看到，在斯密那里经济学所具有的形态。
新古典主义用边际效用论取代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虽然仍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在学说、理论上有别于古典学派。在解释经济现象时，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从消费和欲望出发，门格尔就认为“一切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人类的欲望本性。没有欲望，就没有经济活动，就没有社会经济和以它为基础的科学。对欲望研究（对它的承认和理解），是经济学的关键。”（注：《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第5页.）因此，他们从个别消费者在其欲望满足中所得到的那种满意的感觉，作为考察经济过程的出发点，消费、需求和效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重心，消费者被视为一个追求欲望满足的“经济人”，价值就是对能否满足欲望的主观评价，这一建立在人性自私和原子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分析了英、法两国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共变过程，指出“我们在穆勒的学说里可以看到，功利论与政治经济学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83页.）
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互为因果，同时，自由放任经济学本身已内在地包含了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以对个人功利的理解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理论合理性来自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辩护，既然人的目的是追求最多数人的幸福，因此，凡是能增加个人福利和财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伦理学上就是正当和善的；另一方面，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要得以实现，需要与之相应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克服人性中固有的懒惰、浪费等因素。这样，边际革命及其理论自然成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经济学注释。
在批判吸收古典经济学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的鲜明特点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及人的解放的揭示和阐述。
首先，马克思认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8页.）他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相互作用，分析了由异化而产生的“拜物教”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这一形式把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物的形式，把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拜物教”的结果是，人被物化了，不但人成了物、商品、货币、资本、机器的奴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被物的自然属性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真实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抽象的物和商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历史命运。
因此，马克思首先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历史演变作为其经济学的使命。他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不只是纯经济学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哲学的。通过其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人是他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者，社会生产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其性质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程度，这些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理解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就必须研究产生它们的经济结构，经济学就是研究构成经济制度的社会生产关系的。
与古典学派一样，马克思也非常关注经济学的哲学前提和价值论主张，而且将其作为其经济学说的中心和归宿。
首先，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人的本质，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私为己是人的本质的看法。为此，马克思从多种角度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性质；人的本质是劳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本质在于其主体性；人的本质是人的需要，等等，这些论述不仅具有人本学的意义，而且具有价值学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主体要实现人身独立，但没有客观条件，只能出卖劳动力，产品和剩余价值都为资本占有，劳动主客体因果关系被颠倒和异化。因此，必须恢复人作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这一过程中的主客体的统一。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学紧紧围绕以“人”为中心展开，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是区分劳动的两重性，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实质上把握人的劳动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以此为基础，揭示出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等范畴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本质。再次，马克思时刻将实现自由个性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学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所要探讨的不光是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经济过程的探讨研究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而应采取何种经济制度及运行机制。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将经济分析、政治哲学和政策综合为一的体系。”（注：[英]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第281页.）
马克思之后，凯恩斯经济学所带来的冲击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凯恩斯不是一位哲学家，更不是一位伦理学家，然其经济学却时刻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倾向。首先，凯恩斯注重社会总量的分析的控制，有别于原子主义的社会观；其次，认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反对并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和自然主义，强调心理规律，认为“我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的一点知识，其基础异常的脆弱。”（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7页.）因此，以往经济学关于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以及经济行为是理性选择的假说，都是成问题的。第三，凯恩斯承袭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中的人性自私论，认为“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注：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第319页.）同时，鼓励消费主义，反对传统的节俭伦理，试图为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寻找良方。
通过以上对经济学史上几个学派及人物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大凡能称学派并对当时及以后的经济思想发生影响的经济学，都与同时代的哲学理念相结合，如果说哲学是从精神、思维等抽象领域回答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己的看法，那么，经济学则使这种思考推向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作出理论答复。同时，一定时代的经济学又总是以对价值论的关注作为其理论的前提，价值论是经济学与哲学联结的纽带，哲学通过价值论为经济学奠定前提和基础，经济学则以对价值论的回答表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哲学观点，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价值论是双方的汇合点。
二、当代中国经济学之不足及其与哲学再度联手之必要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人们思想的深入，使传统的经济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有同志认为传统中国经济学已经终结（注：杨欢进：《经济学向何处去》，中国物价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为此，80年代出现了“体系热”和“对策热”，90年代出现了“新学科热”，然而，“体系热”带来的是体系的不稳定、多变和短暂，“对策热”则因新问题的大量涌现弄得无策可对，“新学科热”的背后却只能是介绍西方经济学为主，而对国内经济问题缺乏根本性的说明和解决，新学科越多，越是使人们无法掌握经济学的要领。
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寄予了厚望，没有经济学的有力洞察和深刻把握，没有经济学的规范和设计，光有热情和抽象空洞的解释，市场经济只是空中楼阁。因此，现实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有力辩护和支持。然而，近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我们缺乏这样一种经济学，缺乏能与世界对话，能对现实加以范导的经济学，经济越是发展，经济学却越是令人失望。因此，检讨经济学的历史与现实，迫在眉睫。择而要之，当代经济学存在以下根本性的问题和缺陷。
第一，见物不见人。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被预设为经济学的前提，然而，纵观全部理论，却找不到人的踪迹，从商品的两重性开始展开的论述，只有物的流动及其关系的展开，物与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是经济规律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规律，在客观的规律面前，人这一经济的主体被忽视了。在现实的经济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问题的研究，甚至经济发展被视为最终目标，人被简单地视为劳动者和消费者，追求物质被认为是人的根本，以为解决物质和财富的增长是人的唯一的需要，因此，经济学只需围绕着财富增长而展开，即囿于客体，囿于人之外的物质层面，失却对人的关注，忽视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近年来，金钱至上和拜金主义就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的社会结果，人被置于第二位的地位，然而，根据人们需要而从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行为，是以人类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因此，必须认识到，“人类是经济的主体”，“经济的确是为人类服务的”（注：[日]山本二三丸：《人本经济学——经济学应有的科学状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这样两个信念，由此而展开的经济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经济学，与此相反，则是物的经济学，而这与经济学以人与人关系且以人为中心的宗旨相反。
第二，当代经济学处于失范阶段，失范现象是经济学贫乏的表现。经济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具有公理性的规范，它关注的是一个时期经济学得以存在的基础理论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是计划的经济学，它以“计划”、“产品”等一些基本概念作为其核心概念，以政府对生产的计划和调节作为思维方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是根据市场而是根据政府来制定。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实行，自然宣告作为经济学体系的计划经济学的终结，同时，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学理论及体系。由于当前经济改革所走的是实践在先、理论在后的路子，加上新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很难一下子提出并建立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经济理论，存在着理论滞后的局面。一方面，旧范式的打破需要假以时日，另一方面，新范式的建立缺乏相应的条件和气候，范式的转换更是艰巨的工作。因此，当前经济学的失范也就无法避免，而正是这种失范，直接带来了经济学的乏力及混乱。（注：关于经济学范式的性质及转换，陆家骝先生发表了精彩的见解，请参见陆先生“经济学的范式与范式转换”，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
第三，经济学日益实证化，缺乏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传统经济学除了政治经济学以外，极少其他学科。然而，现实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以前所不曾有过的行业和问题，证券、贸易、投资等新兴领域的不断出现，促使了证券学、贸易经济学、消费学、价格学、市场学等学科的出现，而且成为热门的学科，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然而，在经济学空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引进介绍的多，有独立见解的少；其次是解释政策的多，经济学成为制定和解释经济政策的工具；第三是实证研究多，理论建树不够。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生活的联系，摒弃学院式、书斋式的抽象理论研究，近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被忽视，拿不出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说服力的理论，经济学正陷入日益“失根”的状态。事实上，基础理论之所以成为各分支学科之基础，就在于它是各分支学科之母、之综合，它能给予分支学科以理论基础和指导。分支学科本身只是对某一分支领域的研究，一方面，某一特定的分支领域总是与其他领域相联系，要很好地说明和研究它，必须把它放在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之中，另一方面，经济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的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而经济学基础理论，就是经济学联结其他学科的共通点。因此，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作为“学”立足的根本，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持，分支学科的繁荣只能是短暂的局部的，从长远看，经济学基础理论是经济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经济学对人的忽视、失范及偏重实证化的不足可归结为一点，即当代经济学失却了对价值的关注，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技术性的学科，而技术性学科在当代学科群的划分上只能是二级学科，这与经济学本应享受的待遇和地位是不相称的，亟待改变。当然，我们这样认为，无意否定或贬低实证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及经济学二、三级学科的大量涌现为时代之必需，同时也是经济学发展之应当，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为着更好地推进这种实证研究和经济学的繁荣，为了更好地发挥经济学所具有的规范和设计功能，经济学该如何摆脱其不足和危机，重振经济学之雄风，更好地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以及引发的社会转型，迫切需要对此作出理论上高屋建瓴的把握和概括，这也是时代赋予的理论使命，经济学当在其列。然而，现实中的令人失望一再证明经济学目前还缺乏这种能力，由此，使得当前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屡屡出现盲目性甚至走弯路。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被置于生活的中心，“利益”观念日益突出，然而，由于整体经济决策及导向上的失策，金钱至上、拜金主义日显泛滥，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越成为社会大舞台的中心，经济学越显得乏力，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悖论。要解决这一难题，光是经济学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社会科学这一学科整体上加以努力，而经济学与哲学的再度联手便是首先被要求的。
经济学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弃哲学于不顾，而是保持着与哲学的特殊关系，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经济学以价值关怀的形式贯通了两者，并以价值论作为经济学之基础和前提。当代经济学的贫乏就在于失去对价值论的关注，从而最终失去对哲学的兴趣，失去经济学之为“学”的价值论传统。因此，恢复经济与哲学的联系，让经济学与哲学再度联手，有三方面理由：首先，是为了恢复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实现经济学真正辉煌的需要；第二，是现实之需要，诚如上述，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高度把握和概括，克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无序盲目性及拜金主义，不光是经济学的课题，同时也是哲学研究中最迫切的课题，没有哲学的参与及其与哲学的联手，经济学对此所作的解答只能是片面的；第三，是哲学发展之必需，当代哲学与经济学一样，也陷入了矛盾和贫困之中，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哲学如果不关心经济问题，只作纯思辩的推论和书斋式的抽象，就无法把握时代精神，因而也就无法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然而，哲学关注经济，并不是要去研究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以哲学独特的方式和视角，这一方式和视角就是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联手，对价值问题给予研究，而价值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交汇点，自然决定了经济学与哲学再度联手之必要性。
三、作为价值学之经济学
面对同一个经济事实，不同的经济学家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结论和看法，正如萨缪尔逊所指出的，“任何一个由三个经济专家组成的评判团都可能合理地提出3个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而且， 这种分歧并不反映一个学者的技术上的才能。”那么，合适的政策建议究竟靠什么产生的？这类政策建议的选择最终必须根据全体公民中的多数人的价值判断。（注：[美]保罗·A·萨缪尔逊：《充满灵性的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5页。）因此，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注：琼·罗宾逊：《就业理论引论》，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7页.）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问题只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价值判断，相对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价值论是决定经济学性质的根本，因此，经济学首先是价值论，一种经济学说能否对时代发生影响并具有生命力，首先是看这种学说是否具有独到的价值论。
既然价值论对经济学具有基础和根本的作用，那么，经济学的价值论意指什么：我认为，它应该是一般价值论，而不是经济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
有同志认为：“以主体需要的不同（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价值可区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物质价值内部，又以客体是天然的自然还是人化的自然，可区分为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注：李连科：《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同时，精神价值则亦可称人文价值。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除天然的价值外，基本上存在两种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由此，决定了哲学研究人文价值，经济学研究经济价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首先，经济学作为价值论，不只研究经济价值，而且也关注人文社会价值，经济学的价值论与哲学价值论是合一的，其基本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其次，否定经济学具有一般价值论的意义，就会导致将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分裂开来，从而使经济学失去规范的意义；第三，如果撇开经济与政治、文化、伦理等因素的联系，就无法正确把握一定时代社会的性质及其经济对象，就无法以经济学对社会作出规范和设计。因为“经济学本身，一方面总是作为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另一方面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注：琼·罗宾逊：《经济哲学》，伦敦英文版，第2页.）经济学本身“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混合物”。（注：琼·罗宾逊：《经济哲学》，伦敦英文版，第4页.）因此，作为价值论的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解答是一般价值论，而不仅是经济价值论。
正因为经济学是一般价值论，因此，价值学是经济学的元理论，经济学的价值论所要解答的是首先是对经济学自身的审视和回答。经济学研究一般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如何理解经济学？经济学有何意义？经济学如何才是有用的？第二个层次是理论主张，如对货币、分配的理解观点。第三个层次是实际的主张，如怎样搞活企业等。第一个层次即是经济学的元理论，是对经济学自身合理性即价值论的回答，第二、第三个层次贯穿了第一个层次。因此，前者是经济学存在的基础。
经济学的价值论或作为价值论的经济学在当前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社会主义经济学必定具有自己的社会哲学观，以其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市场经济这一社会、经济形式给予现实的和理论的辩护、论证，使这一制度形式深入扎根于我国的社会土壤和人民心中，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成立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的首要任务。
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正确的社会发展目标和道义原则，为此，经济学应该深刻揭示人的发展这一社会目标，提倡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协调发展。
三、为社会主义市场制定科学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充分发挥经济学对社会的规范作用，在当前，尤其要反对对经济价值的片面追求，把实现物质与精神、经济与人文、人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并贯穿在实证的经济学研究中。
传统经济学对人和价值的失落使当代中国经济学忽视了作为价值论之经济学的建构和研究。价值论被置于经济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基础和前提，而且，更严重的是，把经济学之价值论仅理解为劳动价值论和经济价值论，从而否定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论的存在，似乎对一般价值论的解答只是哲学、伦理学的事，与经济学无关。事实上，价值是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前者是指事物对人自身的意义，后者意指对人和社会在经济上的意义。（注：潘于旭、李德顺先生在《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论区分两种价值的理论基础和意义》（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7期），对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笔者曾受其启发，谨致谢意.）因而，经济学在关注劳动价值和经济、物质增长的同时，必须重视由劳动价值而引起的道德、审美和认识等对人自身的意义，实现人文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调和贯通，只有这样，经济学才彰显出其存在的意义和有用性，使经济学真正成为服务于人的经济学。所以，必须超越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反对将马克思的经济学仅理解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回到马克思，即回到马克思将社会哲学、价值论、经济分析等综合一体的伟大传统上，从而实现经济学的再一次腾飞。
经济学作为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展开，反对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人的做法，人的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时代课题，人不仅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学作为学科的被提出和重视，已经超出哲学而延伸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则首当其冲，经济学当然也具有人学的意义；人作为价值的核心，必定贯穿在经济学中并以人为主线。离开人的需要和发展，离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价值论和经济学是无意义的。因此，恢复和重建作为价值论的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同时也意味着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本经济学。
要建立与时代发展和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学，建立中国学派经济学，必须对经济学自身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反思，同时，紧紧把握经济学之所以危机的根本和关键，对作为价值论之经济学之探讨就是这种尝试之一。
收稿日期：199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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