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鹰爪鸽派”人物——拉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鸽派论文,以色列论文,鹰爪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9月13日，以、巴代表在美国白宫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历史留下了这一值得纪念的镜头。
埃及前总统萨达特1977年的耶路撒冷之行常被说成是戏剧性的。批评者指责他举止轻率，哗众取宠。但中东事务的特点就在于常需要有人出来搅动，否则僵局难以打破。拉宾宣布与阿拉法特议和之举也有类似效果：它迫使反对派接受既成事实，以直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来带动整个中东和平进程。正因为如此，世界新闻媒介紧紧盯着他，每天对他进行追踪报道，期望他再有惊人之举。
其实，拉宾以往多次表现过这种善抓机遇敢于决断的特点，只是人们不甚了解而已。这主要是因为有关他的资料太少，即使在熟悉他的本－古里安、梅危和达扬等人的自传中也找不到涉及他的几句话。此外他的性格内向，不爱张扬且不善交际，也妨碍了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但对于他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不多加了解不利于中东研究，特别是当前他对中东和平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打算从温故而知新的角度概述他的经历，夹以一些评论，以展示他能成为中东风云人物的必然性。
坎坷的军旅生涯
伊扎克·拉宾1922年3月1日出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耶路撒冷市，当时这个地区处于英国人的委任统治之下。他的双亲都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家庭出身及文化素养截然不同，他们组成的和谐而且热衷政治的家庭对拉宾影响很深。
拉宾的父亲纳赫米亚·鲁比佐夫出身于乌克兰的一个贫穷犹太家庭，幼年丧父迫使他在14岁就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此情况下，他很自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并很快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上了沙皇密探的黑名单。在1905年沙俄屠犹浪潮中他侥幸摆脱了鹰犬们的追杀逃到美国，先在街头当卖报的小贩后来成了一名裁缝。但他不满足美国的小康生活，盼望能到巴勒斯坦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把力。一次大战爆发后这种机会来了。英国人要在美国为犹太军团招募兵员，他急忙前去报名。但他那双平脚板坏了事，人家不要他。情急下他偷偷把自己名字改成“拉宾”，又到另一位招兵官员前闯关。那位军官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名堂，盯住他看了半晌，然后大笔一挥让他过了关。那位有意放了他一马的人便是本－古里安。
拉宾的母亲科亨·罗莎则是另一种情况。她出身于一个多子女的富有家庭，聪明能干但个性极强。她很早就脱离了家庭，原因是为坚持去一所基督教女中寄读而与父亲闹翻。后来她跟祖父去彼得堡学作生意，很快就成为一名生意兴隆的女老板。十月革命后她的处境逐渐恶化，在与当局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后离开了俄国。起初她根本没打算去巴勒斯坦谋生，但后来被一群热情的犹太青年移民吸引到了那里。但她极不适应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半途退出了基布兹到耶路撒冷去投奔叔叔。1921年耶路撒冷发生了反犹暴乱，她在那里遇到了前来弹压的老拉宾。两人一见钟情结为伉俪。生活稳定后她的政治能量开始发挥出来，很快当选为特拉维夫的市政委员。这时她已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了。
他父母都非常热衷于政治活动，住所也就成了工党上层人物经常光顾的沙龙。拉宾从小就为那些高谈阔论的客人端茶送水，深受工党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薰陶。出于这种背景，有的名人录便说他出身一个“工党望族”的家庭，暗示他从小便有通天之路。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他双亲与工党领袖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就曾提到过这种关系。一次他当众拿拉宾开心，“伊扎克，你知道你为什么生在耶路撒冷吗？告诉你吧，是我把你父亲招进了犹太军团，这才使他能来到巴勒斯坦，也才使你能生在圣城耶路撒冷。”另一位工党女强人果尔达·梅厄夫人也披露过这种关系。一次拉宾在闲聊时谈到他母亲在索莱尔·博尼赫建筑公司当过出纳，在场的梅厄夫人当场纠正了他的记性。她放下咖啡杯正色地说：“不，你记错了，我是那家公司出纳，而你母亲是坐在我对面的会计。”但在以色列光靠关系是爬不上去的，小庇护可以大提拔很难。实际上拉宾的职位主要是靠他自己拼来的，并且他在这两位大人物手上都栽过跟头。
拉宾最初的志向是当一名农业技师，为此他1937年考进了加利利的卡多里农校，并在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获得留英奖学金。但他出人意外地放弃了这个令人羡慕的机遇，转而去农村创建基布兹。在选择人生道路时他显得很早熟，父母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定投身复国大业要比赴英学水利更重要。这种表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就表现不凡，不仅担任过犹太武装的通讯员，还当过犹太辅助警察。于是便有人在1940年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帕尔马契”，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殊不知这一点头便定了他的终身。
帕尔马契是犹太自卫武装“哈加纳”中一支专打硬仗的常备部队，也是后来组建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心骨。但加入这支部队，既给拉宾带来了荣誉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他能吃苦而且作战勇敢，因此提升很快。21岁时被提升为排长（当时帕尔马契能作战的仅有9个排），23岁升为副营长，24岁时任营长，25岁时当上了帕尔马契的副司令兼作战部长，26岁时被任命为该部队“哈雷尔旅”的上校旅长。其间，他越界破坏过黎巴嫩境内法国维希部队的通讯，率部从英国集中营救出过大批“非法”的犹太移民，颇得上司赏识。但他也倒过霉。当排长时因贪图部队一发哑弹受过处分，骑摩托侦察敌情时撞伤过膝盖，英国人大镇压时他又拖着瘸腿被关进了集中营。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他受命打通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交通线。这个战役他打得很艰苦，部队伤亡惨重。另一支参战部队的沙龙（当时为排长）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但交通线上卡脖子的拉特隆据点始终没拿下来，耶路撒冷老城中的犹太区最后也失陷了。后期他打得顺手些。在夺占内格夫地区战役中他露了一手，而且参加了以、埃罗得岛和谈。但总的来说，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的战功没有达扬等人那样突出。
当了旅长后他与本－古里安有了较多的接触。他很钦佩本－古里安的献身精神和政治才能，但对后者的一些作法很不以为然，以至后来与这位最高统帅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首先他对本－古里安长期忽视军队建设颇有微词。他认为历来很有远见的本－古里安在这个问题上相当短视，致使建国时以色列武装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其次他对本－古里安排挤帕尔马契的作法极为不满。帕尔马契不是本－古里安的嫡系部队，其高级军官多为与他政见相左的“巴勒斯坦统一工人党”的成员，因此他一直想法收拾帕尔马契。作法是限制帕尔马契的扩展，极力提拔没什么战功的非帕尔马契军官，并且还在战争过程中撤销了帕尔马契的指挥部。最露骨的是本－古里安在战后立即遣散帕尔马契部队，将其绝大多数将领赶出了军队，这使拉宾极为反感。在离开部队前被遣散官兵要搞一次集会，本－古里安闻讯后立即严令禁止，并尽力设法使拉宾无法参加。但拉宾还是坚持参加了集会。尽管他在会上没有发言，但还是深深地得罪了本－古里安，后者曾对他咆哮“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随后他被传讯并受了处分，而且也被列入遣散名单。接着本－古里安的红人达扬又给了他一个打击，以不敬之罪革除了他南方军区司令之职。
在危难关头总参训练部长拉斯科夫拉了一把，以请他主办营长训练班的方式把他留在军中。他干得很出色，有人为他说情，但本－古里安不表态。然而，，不表态实际等于表了态，权贵们没有再对拉宾下手。在办训练班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他的计划、组织才能非常突出，于是1950年总参谋长雅丁把他调来当总参作战部长。他不失时机地在救助灾民行动中表现了一番，于是1951年又被派到英国进修参谋业务。但回国时他遇到了麻烦：总参谋长换成了达扬，他俩以前关系不太融洽，他又可能被迫提前退役。好在惜才的达扬没那样作，仍让他当了训练部长，并在关系融洽后于1956年把他提升为北方军区司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身在北方未能参加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1959年新总长拉斯科夫又把他调回总参任作战部长，这离他梦寐以求的总长职务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这一步漫长得似乎没了边儿。拉斯科夫任满后拉宾认为该轮到自己了，但没想到本－古里安却把总长给了茨维·佐尔，拉宾对此极为不满，公开大发牢骚。本－古里安在抚安他时流露出父辈的偏爱，拉宾趁机使小性子得到了当下一任总长的许诺。1964年初42岁的拉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总参谋长，攀上了军队最高职位。但此时中东局势已变得十分紧张，阿以双方都在准备着摊牌，他面临着新的考验。
上台伊始他就用猛烈的炮火粉碎了叙利亚的约旦河改道计划，接着又拿出了全面开战的方案。但开战之事不由他作主，复杂的情势捆住了他的手脚。第一，苏联已公开站在阿方一边，但美国对以的态度很暖昧，美国不默许此仗不好打。第二，军队求战心切，但内阁意见分歧，总理艾希科尔表现得优柔寡断。第三，以军要三面作战而无防空的把握，结局难料。三个问题当中最棘手的是美国的态度，1956年苏伊士战争就是由于美国翻脸而白打的。但当时的约翰逊政府还不想公开站在以色列一边，一再警告以色列不要开第一枪，以色列内阁也就一直作不出开战的决定。底下要打，上面拖着，美国又反对，无可奈何的他感到压力极重。因为他虽不是内阁成员，但得拿出战与和的意见，而且要为战败或平民伤亡负责。
更使他思想负担加重的是大人物们的责难，他最崇敬的本－古里安除了泼冷水外还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的总动员令把国家拖到灾难的边缘，并警告他要承担开战的严重后果。到5月23日内阁还作不出决定，他被拖垮了，由于连日来不停地抽烟而尼古丁中毒，服药后在24日休息了一天。殊不知这一病休造成了大麻烦，因为作战部长魏茨曼到处宣扬他是被吓倒的，后来他的政敌一直揪着这个把柄。内阁到29日还在扯皮终于引起了公愤，在艾希科尔发表了一篇“口吃讲演”后爆发了政治危机。最后，达扬被公众推上来当了国防部长，这才把拉宾从欲战不能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6月5日开始的“六天战争”打得很漂亮，他的周密策划和达扬的果断指挥使以军获得惊人的胜利，他们都成了举世闻名的战争英雄。
波折的从政之路
1968年他退出现役出任驻美大使，先后与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打过交道，积累了丰富的谈判经验。任职期间他深刻地体会到外交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熟悉了以色列的决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他从政的开端。
他首要的目标是谋求以美结盟，依靠美国更坚定的支持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优势。从经历和个人气质来看，他都不是当大使的合适人选，他甚至连许多应知应会的外交礼仪都不懂。早先他在罗得岛和谈时就出过不会解领带的洋相，因为他当旅长时还不会打领带。到美国后他又闹过看不懂白宫请柬及不会跳舞的笑话，有时还要基辛格帮着解围，更要命的是他外交风格相当鲁莽，动辄红脸拍桌子，在华盛顿被称为“一头闯进磁店的野牛”。但怪就怪在美国人买他的帐，温文尔雅的外长埃班办不到的事情他能办到，很可能正是这种作风再加上他那战争英雄的背景起了作用。
他很早就主张与美结盟。这并非仅仅是他那亲美父亲的影响，而是他早就意识到只有美国才靠得住。50年代时以美关系还谈不上亲密，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者是英、法、西德，其中法国的作用最突出。在此情况下多数军政要员主张与欧洲结盟，当时的国防副部长佩雷斯及空军司令魏茨曼是这批人的代表。但拉宾等人主张改换门庭投靠美国，原因是三国不愿与以结盟而且军售条件苛刻，此外法国武器的价格和性能也比不上阿方的苏联装备。为此他多次与佩雷斯进行激烈争论，成为亲美派的代表。为另辟蹊径，他曾越级要求本－古里安从美国搞一套雷达预警设备。有同感的本－古里安在访美时争取到了这套装备，美国军援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六天战争前他又要求艾希科尔从美国搞些飞机坦克大炮，美国有条件地同意了这一要求，这些武器在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才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当驻美大使，以加强双边关系。但没人相信他能办到这点。
六天战争后以色列的“亲欧派”消声匿迹了，但美国在阿以间搞“平衡”的政策没有改变。战前卖那批武器时美国就提出过附加条件：可以卖给以色列，但也得卖给约旦同样的武器。以色列激烈地抗争了一番，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条件。更糟糕的是，在法国戴高乐总统断绝武器供应之后美国也关上了军售的大门，以军频频告急。拉宾心急如焚，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经一番摸底后他决定把宝押到尼克松身上。在任参谋总长时他曾两次隆重接待过尼克松，尼氏因此在戈兰高地上发表过赤裸裸的亲以言论，现在是“讨债”的时候了，况且竞选中的共和党急需美国犹太人的选票。果然，尼克松一点就通，在竞选中对美国犹太人大献殷勤，保证如上台则卖给以色列50架“鬼怪式”飞机。在选票的压力下民主党的约翰逊政府也被迫作了同样的保证。这一炮打响了。他不仅为以军搞到了急需的战机，而且打开了美国单方面援以的局面。
接下来要作的是把以色列与美国拴在一起。他发现尼克松虽然亲以但仍不愿对以一边倒，而且要求以方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阿拉伯人。此外还存在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那就是以色列政府曾同意过撤出阿方领土，并于1968年6月通知了美国。但到8月份又反悔了，而且既不通知美方也不告诉他这个大使。他虽对此很恼火，但捍卫国家安全的本能驱使他坚决捍卫政府立场，为此与罗杰斯、基辛格及西斯科等人多次进行过激烈交锋。他有美国犹太人这张王牌，但他明白不能经常使用，得找其它出路。后来他发现有空子可钻，那就是美国特别担心苏联扩大影响，只要使美苏在中东冲突以色列的份量就加重了。于是他建议梅厄政府把消耗战升级，把苏联引进来。果然，苏联防空部队一进入苏伊士运河区，尼克松马上把大半个屁股坐到了以色列一边，承担了保证以色列安全的义务并提供所需的武器。就这样，他调动了各方面因素使美国的“腊斯克的七点方案”、“罗杰斯计划”等倡议泡了汤。在美以紧密配合解决了“约旦危机”之后，两国关系已超过一般的美国盟友水平。他提前实现了任内的战略目标。到后来他的作用如此突出，以至尼克松、基辛格通过他直接与梅厄夫人打交道，外长埃班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1973年3月他卸任回国，满以为凭着资历和功绩至少可当个内阁部长，梅厄夫人曾三次许过这个愿。但他错了。他在工党中还排不上号，而且梅厄夫人也没实践诺言，回国后他成了一名平民百姓。他不甘被冷落，决心从头干起。经卖力为工党拉选票他被元老们定为第20位候选人，51岁时才当上了议员。但鸿运很快降临，10月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使他在党内的名次飞速向前跃进。战争初期他当了几天总参谋长的“参谋”，随后被工党元老、财政部长平哈斯请回为战争紧急筹款。他干得很出色，给平哈斯留下良好的印象。战后竞选中工党大受挫折，但梅厄夫人仍固执地要把已成为战争替罪羊的达扬弄进内阁，加深了政治危机。为达到目的，梅厄夫人加竟然用他作钓饵引诱达扬入阁，戏称要任命拉宾为国防部部长。当这一激将法露馅后，他恼羞成怒地顶撞了梅厄夫人。在四次许诺之后，梅厄夫人最后才让他当了个无足轻重的劳工部长。
但他这个部长只当了一个月就下台了，原因是梅厄夫人因达扬受辱愤而辞去党政职务。接着就是工党领袖兼总理职位的竞争，在平哈斯谢绝了提名后他与佩雷斯成了候选人。论资历功绩他们各有所长。佩雷斯长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头两次中东战争中因搞到大批法国军火为以色列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党内的地位比拉宾高。但最后还是拉宾以微弱多数击败了佩雷斯。这主要是由于元老们认为工党需要一个新领袖来振兴，他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这一要求。另外在关键时平哈斯也拉了一把。就这样，1974年6月3日，52岁时的拉宾成为党的领袖及以色列第五任总理，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向权力顶峰的攀登。
但他这任总理当得并不出色。从客观方面来说，多党联合体制束缚了他的手脚，他甚至连自行组阁的权力都没有，更不要说独断专行了。从主观方面来说，他不善于抓经济，外交政策也缺乏新意，老百姓没得到什么实惠。因此，尽管他从美国福特政府那里搞到了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取得了以埃第二阶段脱离接触协议的成果，并通过救回以色列人质重振了士气，但人们认为他很平凡。到1977年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工党腐败终于引发了政治危机，工党统治的根基动摇了。最初是他的一些部属被揪了出来示众，随后便轮到了他本人。可悲的是他在大难临头之际竟毫无防备。
1977年3月，以色列最有影响的《国土报》把拉宾在美国银行中有存款的消息捅了出来，立时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尽管存款数额不大，只有2000美元，但在当时这是一种非法行为。反对党及历来有成见的新闻界立即把它鼓噪成以色列的“水门事件”，司法部门也展开了调查。后来他看到越辩解越被动，反对派是借他来搞臭工党，便于4月7日宣布辞职下台。佩雷斯接任了他的党政职务。但这未能挽救工党垮台的厄运，5月17日利库德集团在大选中结束了工党数十年的统治。
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一次挫折。他是以个人品德污点而被赶下台的，今后的政治前途成了问题。更使他痛心的是多年经营的和平成果被人轻易摘走，同年11月萨达特的来访给贝京脸上贴足了金。在随后的年月里他作为一名普遍工党议员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才逐渐地恢复了工党中的地位，1984年出任过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闲暇之余他总结了经验教训，观测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时来运转，1992年他看到了自己重振雄风的希望。当时沙米尔僵硬的外交政策已使以色列在国际上处处碰壁，经济形势的恶化也使民众丧失了对利库德政权的信心。拉宾此时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存款丑闻已不再影响他的仕途。更重要的是他在竞选前调查了民意，摸清了广大公众希望内外政策都有个较大转变的底，这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于是他同年2月重新从佩雷斯手中夺回工党领袖和总理候选人的职位，随即打出实现和解及改善经济的旗号。在6月份的大选中多数选民支持了他的政纲，工党以明显的优势击败利库德集团，摆脱了必须与后者分享政权的局面。在忍受了15年屈辱之后，他在70岁高龄上再次出任以色列第九任总理，被誉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典型的“鹰爪鸽派”
在阿以关系上拉宾长期持强硬立场。作为军人他在战场上对阿军从不留情，作为大使他强调要以优势迫使阿方就范，作为部长及总理他坚决主张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表现出十足的“鹰派”色彩。对阿拉伯人（包括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他甚至不如达扬那样豁达，仅比仇阿的死硬派沙龙稍微温和一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鹰派色彩逐渐减退，主张和解的鸽派特征日趋明显，到第二次出任总理时已变为一个“鹰爪鸽派”。这里应注意的是“鹰爪”二字，表明他并没完全变为一只和平鸽，仍具有一双随时会伤人的利爪。
水滴石穿，他的转变是逐渐形成的。除大势所趋外，他的一些经历也起了促变作用。
在国外任职期间，他深刻感受到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很不得人心。他赴任时正值美国处于反战及民权运动高峰，多数美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强烈反对以色列欺压阿拉伯人的行径。他作为战争英雄和以色列政府代表，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在此情况下他在全美各大专院校的讲演常被嘘声和质问打断，学生们怒斥他是“杀人凶手”。起先他还想硬顶下去，毫不退让的学生们就用冲会场、拉火警及投炸弹的威胁来封他的嘴。当时他对美国青年如此反以很想不通，因为“凶手”一词正是历史上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称呼。他企图把此解释为青年人容易受人煽动，但他无法解释智商很高的名牌大学学生示威行动更激烈的原因。在上层他同样也遇到这种局面，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害怕美国犹太人。他曾遭到过美国议员和官员的围攻。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以色列不能与巴解谈判？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从事了反以斗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英国可以与犹太武装谈判，法国可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美国也能与越共谈判，为什么偏偏以色列不能与巴解谈判呢？以色列到底怕的是什么并且想得到的是什么？他虽然用巴解的目的是要消灭以色列的辩解把质问顶了回去，但不能说这些责难对他毫无影响。
在国内，广大民众越来越强烈的罢战言和愿望也触动了他。他历来仇视和鄙视巴解组织，称之为“极端主义组织”及“恐怖组织”，主张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1982年6月沙龙率军围攻贝鲁特巴解总部时，他还给沙龙出过对该地区断水电食品的馊主意。但以色列人民并不感激他们把巴解组织赶走的“功绩”。相反，当贝鲁特难民营发生了大屠杀惨案后，35万以色列人自发走上街头抗议示威，高呼“现在就要和平”的口召与军警激烈冲突。在看到一名死硬派分子往人群里扔手榴弹之后，他明白这样搞下去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这种要求和解的转变甚至出现在高层领导人之中。他当总参谋长时的作战部长（即揭发他被吓倒的那位）、后来的国防部长、如今的总统埃泽尔·魏茨曼，就是这类人的代表。魏茨曼原先也是著名的鹰派人物，但自他的儿子在前线受重伤后就变成了鸽派，并且由于主张与巴解和谈而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这种状况使拉宾明白，在阿以关系上继续坚持强硬立场在国内也行不通了。
还有一件事情使他很感慨。他第一次出任总理时，美国的基辛格博士以著名的“穿梭外交”来促动以阿和解。他作为以色列安全的捏卫者是寸土必争，对方的萨达特和阿萨德也不含糊，同样寸土不让。这可苦了基辛格，日夜兼程来往奔波，自嘲为“为每一寸地毯激烈地讨价还价的小地毯商人”，有时他们的助手都累得睡着了，他和基辛格还在地图上为每平方米土地争执不休。这时他往往觉得自己有些过份。因为作为一名军人他知道，即使是一公里的距离，也只是踩一脚坦克油门的事情，不值得斤斤计较。后来他让了步，临时协议达成了，双方的敌意也减少了。这使他懂得了没有退让就不会有妥协的道理。
当然还有形势的压力。在冷战结束及海湾战争之后的新格局中来自美国的压力加重了，他很清楚沙米尔是因为什么下台的，也明白失去美国支持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
但他同样清楚不能作过多的让步，因为至少40%的以色列人不同意那样作。他只能作多党制政体及多数选民可以接受的事情，而且还得为减少阻力表现出些强硬姿态。下野期间他总结出两条经验：一是政治上要敢于决断出手快，二是经济上要让民众得到实惠。
1992年7月13日的就职演说是他鹰爪鸽派形象的大展现。演说中他向阿拉伯邻国领导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们来以访问或他去那些国家和谈。对巴勒斯坦人他也作出了同样的姿态。他用最诚恳的语气说：“听我们说，那怕就这么一回。我们从目前的立场向你们提出最公证和最可行的建议——自治，一种有利的和有限的自治。你们不会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们也不会。不要失去这个可能一去不复返的机会！”但在挥舞橄榄枝的同时他也扬起了鹰爪，警告巴勒斯坦好斗分子在议和期间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他将进行严厉的镇压。
这回他动了真格，在呼吁和解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表明诚意。上台伊始他就宣布冻结100多个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建设，包括为新移民盖的6000套住宅。他还派军警阻止犹太移民“自发地”建房行动，驱逐强占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住房的犹太人。他吸收了两名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人任内阁副部长，允许巴勒斯坦温和派领袖侯赛尼重开他的“阿拉伯研究中心”。9月10日他跨出了突破性的一步，首次表示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是可能的事，并拒绝保证不拆除戈兰高地上的犹太定居点。
他的这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和平攻势，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了剧烈震荡。阿拉伯世界首先乱了套，各国的外交部长们走马灯式地你来我往，协调对以立场。但他们发现要作到这点很难，因为拉宾随时可能用根大红萝卜把其中的“萨达特”钓走。看透了他们心思的拉宾随即在12月6日进行了敲山镇虎。他弦外有音地说：“我认为，我们会在1993年达成一项协议的。即使不能与所有的阿拉伯代表团达成协议，也会与某些代表团达成协议。”
以色列国内也有反应。被赶下台的沙米尔咬牙切齿地痛骂拉宾“廉价地拍卖了”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戈兰高地。数百名戈兰高地定居者9月14日在议会前举行了抗议示威。在抗议活动可能扩大之前，拉宾对国内反对派也露了一下鹰爪。他在9月17日声严色厉地说：“以色列是一个民主、主权和法制的国家，有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政府的决定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尊重，因为我们不可能使人人都感到满意。”他这样讲时心里有底，因为据调查71%的人同意把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人，76%的现役将领认可与巴勒斯坦人和解。
但他还是走错了一步棋，那就是一开始没选对进行和平交易的对象。
他最初挑选的对象是叙利亚。这一来是因为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同意归还戈兰高地，与叙成交阻力小。二来是由于阿萨德总统是中东强人，黎巴嫩也听他的，一举可以两得。他并不担心约旦，因为侯赛因国王早就放过他那里没多少问题的话。于是他上台后就放出了准备向叙利亚购买或租借一部分戈兰高地的试探性气球。但阿萨德不好对付。他不同意以方提出的先议和建交后归还领土倡议，而是把条件反过来，要求以方先归还领土再谈别的。这样一来他在叙利亚那里碰了钉子。他随后把目光转向了约旦，企图在那里打开缺口。在谈的差不多的情况下，6月6日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喜形于色地声称只要能找到一支笔就可以签定以、约和平协议。但侯赛因国王不愿当萨达特式的出头橼子，在与阿拉法特会晤后8日否定有这回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10轮的中东和谈没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连连碰壁使拉宾焦燥不安。更使他恼火的是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不断扫他的面子，到10月份至少杀死了6名以色列军警，多人受伤。反对派趁机鼓噪起来，振振有词地指责他的软弱与空想。他沉不住气了。在12月13日发生了绑架并杀害以色列边防警官事件后，他扬起铁拳砸了下去。17日他下令将抓捕的16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中的415人驱逐到以、黎之间的无人地带，并命令军警对敢于武装抵抗的巴勒斯坦人格杀勿论。为显示鹰爪锐利，他公然摆出一副与国际社会对抗架势，一再声称绝不改变驱逐决定，并有一阵子不准国际红十字组织借道以色列为那些被驱逐者送药品食物。
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决心搞出一些成果来证明他是有所作为的。他还有本钱，那就是广大群众还允许搞下去，因为他已使老百姓感到日子好过了。由于他改变了沙米尔顽固的定居点政策，布什政府立刻宣布100亿美元的援以贷款解冻，随后的克林顿政府也不断地给他加油打气，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安置新移民及发展资金问题。他的私有化政策也产生了成效，1992年以色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5%，人均值达到1.3万美元，投资额增长了8%。外交形势一好转，经济又抓了上去，利库德集团的捣乱活动也就不足为惧了。在有恃无恐的情况下他的胆略又增长了几分，遂把目光转向了人们最难以想象的对手——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作为一个谈判老手，他深知一个最没本钱的对手也是最容易成交的主顾。
自驱逐事件发生后，阿拉法特同拉宾一样不好过。海湾战争之后他的巴解组织已窘迫到出售房产来维持开支的地步，哈马斯的活跃使他的声望大降。在此情况下他以种种方式向拉宾表示议和诚意。但拉宾不想与他谈，对他积怨极深，直至1992年11月24日还骂他“我认为阿拉法特是和平的障碍”。阿拉法特听了很生气，反驳：“我认为我并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拉宾也是中东和平的一个障碍。如果我们俩人都是障碍的话，那我们就有责任会晤，共同来排除这些障碍。”尽管拉宾拒绝与他谈，但阿拉法特并不灰心，因为他看到了拉宾发出的信息。拉宾在骂他时没关紧与巴解和谈的大门，特意强调的“我没说巴解组织。因为我认为那些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人比他（阿拉法特）更讲实际一些。”此外，拉宾还解除了不准与巴解接触的禁令，并在1992年12月26日通过电台发出了2/3议员同意与巴解直接谈判的信号。
因此，当外长佩雷斯在1993年1月底向他汇报以、巴已经在挪威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时，他虽然没表示出热情但也没有加以反对。到5月15日佩雷斯请示他派谁去进行实质性谈判时，他接过了密谈的主导权，并从8月份起直接指挥谈判进程。8月20日深夜以巴代表在挪威外交部大楼里草签和解协议，29日拉宾对内阁成员通报了和谈过程及协议内容。他又一次以自己大无畏的胆略给中东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波。
当9月13日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时刻来临之际，他表现出一流政治家的风度，但也流露出一些内心矛盾的情感。阿拉法特向他伸出了和解之手，一时间他显得有些迟疑，手好像有点抬不起来。这时克林顿总统用胳膊把他往前推了一下，他的手才与昔日不共戴天死敌的手握到了一起。路透社形容拉宾说：“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被强拉去看晚间歌剧的体育迷，而不像是个和平缔造者。他仿佛不愿意被人们看见他在鼓掌，因为以色列与巴解纷争了几十年的痛苦太深重了。”
在阿拉法特发表了讲演之后，他走近了麦克风。一时间他的嘴唇似乎都在颤抖，但他还是克制住了激动把感情倾泄了出来：
“……我们今天用响亮而又清楚的声音对你们说：血和泪已经流够了。够了。我们无意报复，我们对你们不怀恨在心。我们，跟你们一样，是正常的人，是想建造房屋、种植树木、谈情说爱与你们一起生活的人。今天，我们正给和平一次机会，并再次对你们说：够了。让我们祈祷，当我们可以说‘永别了，武器’那一天，和平的日子就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