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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新分析的推手何在
重新分析是语法历史演变的重要机制。语法化、词汇化和其他一些语法历史演变都常经历重新分析。例如，“把”在所在句中由连动式的前一动词重新分析为给后面动词介引受事的介词（杜甫诗“醉把茱萸子细看”，参看王力，1980:412），“破”由连动式之后一动词重新分析为前一动词的结果补语（《史记·项羽本纪》“为击破沛公军”），这是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而“的话”由跨层组合变成一个虚词（参看江蓝生，2004），这是词汇化中的重新分析。再如古汉语“是”由指示代词发展出系动词的用法，演变前后很难说孰虚孰实，至少不是典型的语法化，但也经历了重新分析，如(1)所示：
(1)a.［话题 龟者］［［主语 是］［谓语／表语 天下之宝也］］。（《史记·龟策列传》）
b.［主语 龟者］［谓语［系词 是］［表语 天下之宝］也］
唐钰明(1993)认为例(1)中的“是”处于由指示代词到判断动词的“两可的过渡状态”。重新分析以双重分析为前提，所以此例正可拿来作重新分析之例。在(1a)中，“龟者”是判断句话题（或称大主语），“是”是复指话题的小主语，“是”后面判断谓语——这里是无系词表语——的直接成分。在重新分析之后的(1b)中，“龟者”是判断句主语，“是天下之宝也”整个是谓语，其中“是”成了系动词，“天下之宝”是系词后的表语。这里的重新分析不但影响实词的层次结构，也影响虚词的层次结构，(1a)中“也”是加在判断谓语“天下之宝”后的，(1b)中“也”是加在“是天下之宝”后的。
对于重新分析的性质，国际历史句法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Harris & Campbell(1995:61)在Langaker 1977年定义的基础上将重新分析定义为“一种改变句法结构的底层结构却不涉及表层表现的任何直接或内在的调整的机制”。Heine et al.(1991:215-216)也表示多少认同Langaker式的定义，只是认为里面还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如对底层结构的理解。上举汉语“把”字句、动结式和“是”字判断句的演变过程，都符合这一机制。
至于重新分析的动因，我们注意到了历史句法学家们的一些探讨，其中不乏精辟之见。
Harris & Campbell(1995)没有专门分析重新分析的动因，但分析了句法演变的总体原因。该书认为句法的历史演变机制不外乎重新分析、扩展和借用三项。至于句法演变的原因，该书认为语言接触、表层歧义、类推等都可以成为演变的原因。该书后面还给演变原因进一步分了类，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包括生理原因（如发音器官的生理属性）和涉及语言感知、处理和学习的心理／认知原因。外部原因包括语言的表现性用法、对语码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评价、识字教育、教育政策、政治规定、语言规划、语言接触等。这些原因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或叠合、或竞争。在更具体的层面，Harris & Campbell(1995)讨论了语用和风格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句法创新，即利用现有要素的迂曲式(periphrastic)组合造成一种新奇的临时表达式，其中多数稍纵即逝，而有少数会被社团重复和扩散，经过语法化后产生新的句法要素。迂曲式组合的途径往往是各语言共同的，如用表示“一点儿”一类意思的词语来强化否定义（试比较汉语：一点儿不好），用表示来源的虚词表示领属关系等，区别在于有没有机会固化为新的语法要素，如法语pas（一步）重新分析成了否定词。英语的a bit也能帮助否定，但没有朝否定词语法化。这些是很符合语言事实的概括。以上解释可以概括为“多元互动说”。
Heine et al.(1991)分析语法化的动因，赞同“解决问题”的解释，即在表达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常需用既有手段去表达新内容，特别是借表具体实义的手段去表达抽象空灵的内容，从而促成语法化。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有时以“此”手段表“彼”内容并非因为缺少专表“彼”内容的手段。对此，Heine等以人类永恒的表达求新动机来解释，这也是很可信的。由于语法化与重新分析存在很大的叠合，因此这一解释也可部分视为对重新分析动因的分析，可以概括为“旧瓶新酒说”。
然而，对于重新分析动因的上述直接间接的分析，没能完全消除我们的疑惑。
1)Harris等的多元互动说难以很好解释重新分析的单向性。单向性在语法化中的作用已被语法化学界普遍接受，虽然有人提到一些疑似例外的现象，但都是可以解释的，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单向性假说（见吴福祥，2003)。单向性其实还表现在许多不属于典型语法化的重新分析现象中。如上举“是”所体现的由指示词到系词的演变，并非汉语独有的重新分析。查Heine & Kuteva(2002:108-109、94-103)，由指示词变成系词的除汉语外还有古埃及语、Vai语和Sranan语，而系词到指示词的则未见实例。可见“指示词→系词”也是一条单向性的演变路径。按照“多元互动说”，不同的因素在不同语言里作用力不同。这意味着有时A压倒B，有时B压倒A，则重新分析的方向应当也是多元的，这就难以解释重新分析尤其是语法化的重新分析中所体现的强烈的单向性。Heine等的“解决问题说”，特别是用表具体实在语义的手段表抽象内容的观点，对单向性的解释力略强一些，但仍不能回答下面的问题。
2)重新分析的前提是在特定语境中真值语义不变的双重分析。既然两种分析语义可以无别，那为何不能长期停留于前一种分析？即使出现了双重分析，为何不长期停留于双重分析，而是像我们常见的那样由新的分析逐渐取代原先的分析？上面介绍的两种解释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一点。“旧瓶新酒说”的前提是表示具体实在的手段能够被用来表示抽象空灵的内容，Harris等也认为可以用现有要素新创迂曲式组合来表达新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旧瓶新酒说”。既然旧瓶可以装新酒，那么理论上它可以一直用下去，是哪一只“上帝之手”将旧瓶点化（重新分析）为新瓶呢？上引诸说都没有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3)“旧瓶新酒说”承认酒的新旧和瓶的新旧并不严格对应，旧酒新酒都能用旧瓶装，酒味（语义）不变，则从逻辑上推，新酒旧酒也都能反过来用新瓶装，酒味也应不变。这样，就不会出现单向性限制了，至少是虚实程度不相上下的成分，如指示词和系词，就不应有单向性，而是可以互变。可为什么人类语言的实际情况却是如此强烈的单向性？
在注意到某些现有解释的局限之后，我们重新审视了文献所研究的诸多现象并进一步观察语言材料，结果发现，真正推动重新分析发生的动力来自语言的标记性特征。那只无形之手，就是人类语言向无标记状态演化的强烈倾向。我们将这一解释称为“无标化”(demarking)解释。本文第2节将从理论上阐述无标化解释，第3节将分类例示和验证无标化解释。
二 无标化解释述要
语言单位的有标记、无标记属性，是现代语言学不同流派普遍采用的概念，在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和优选理论等领域尤其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采纳的标记性观念，基本上就是沈家煊(1999)第2章所系统介绍和阐述的新的标记理论，包括判断有无标记的标准。我们特别重视语言要素间的单向性蕴涵关系。例如，P蕴涵Q，显示P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同时有Q的存在，而Q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P的存在。换言之，Q的存在更无条件，是优势项，即无标记成分；而P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是非优势项，即有标记成分。
我们也借鉴孕育于音系学领域的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OT)对有无标记性的重视，尤其是其语言单位的生成模式对重新分析的研究有直接的启发。优选论将语言单位的生成看作输入输出过程中几个因素竞争的结果，占优势的因素使符合它的单位胜出成为实际的输出项。决定输出的根本原则有两个：一个是忠实度原则，它要求输出尽可能与输入一致；另一个是标记性原则，它要求输出尽可能为无标记项（参看Kager,1999:8）。
将优选论描述的共时输入输出过程引入到历时领域，前代的结构和后代的结构分别对应输入和输出，就可以很贴切地描述重新分析的标记性解释。在语言的历史进程中，忠实度原则要求输出和输入一致，标记性原则要求输出尽可能无标记。假如忠实度原则占优势，语法结构和单位就会保持不变，语法的延续性就体现了这一面；假如标记性原则占优势，就可能出现跟输入不同的更无标记的输出，重新分析等历史演变就体现了这一面。
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观察标记性在重新分析中的根本性作用。
在真值语义相同、结构上可以双重分析的条件下，语言结构的理解会自然地朝着更无标记亦即更优势的方向倾斜，其自然的结果是重新分析，即无标记的那种分析取代原先的更有标记的分析。正是这种力量，阻挡了逆向的演变，使重新分析具有了单向性。
仍以“是”的演变为例。在判断句中，指示词“是”所在的结构，比系动词“是”所在的结构，至少在下面三点上更有标记：1)用指示词“是”复指的判断句让判断句主辞出现两次，一次作话题，一次作复指话题的主语。而“是”作系词后，判断主辞只出现一次，更加符合经济性原则，是更无标记的结构。人类语言的判断句一般都避免主辞两现，即使在古代汉语中，大部分判断句也不采用判断句主辞两现的策略（如《论语·颜渊》：“政者，正也”）。主辞两现是高度有标记的结构。2)“是”作为指示词的判断句，不管主辞是否两现，都是一种名词谓语句，而名词与谓语是有标记匹配。动词是在任何语言中都跟谓语最匹配的词类，即使在古汉语中，更常作谓语的也是动词。其次是形容词，但形容词后面不能再带宾语表语。因此，在须有表语的情况下，重新分析为系动词（判断动词）能使语类和句法成分达到无标记的匹配。3)以上两点都基于语言普遍性。还有一个与特定语序类型相关的标记性问题。根据Dryer(1992)的大规模统计，VO语言和“系词＋表语”语序高度和谐。先秦汉语是SVO为主的语言，有少量有条件的OV语序。按理说“A（者），B也”判断句不用系词，也不算违背这条共性。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汉语中无系动词判断句后的语气词“也”基本上是强制性的，不用“也”是“很少见”和“比较特殊的”（王力，1980:348），这使“也”在功能上有了联系主语和表语的作用，接近虚词性系词。世界语言中系词并不都是动词，如日语的desu（是）就是个虚词性系词。“A，B也”实际上是某种“表语＋（虚词性）系词”语序（“也”与藏缅语句末系词是否同源尚待研究），跟日语“表语＋desu”语序一样。而这与VO语序是不和谐的，即有标记匹配。当然在先秦汉语中尚有几种有条件出现的OV语序（疑问代词宾语和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前置于动词），“表语＋系词”的不和谐尚不明显。汉代以降，有规则的OV都因VO的类推作用而消隐，统一为VO，而“是”在汉代重新分析为系词（王力，1980:353），汉语由此转化为“系词＋表语”类型，从时间上看也未必是巧合。
前面简要提到的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例子都符合无标化的属性。从连动式到“把”字句的重新分析（其他在连动式中虚化的介词类此）和由连动到动结式的重新分析，都实现了从连动句到带介词短语或结果补语的单动句的转化。连动句比单动句有标记，虽然连动句说不上汉语特有，但毕竟只是世界上少量语言所特有的现象，而单动句是任何语言都有的普遍现象。即使在有连动句的语言中，单动句仍是更基本的句式。从连动到单动，是一种显著的无标化。事实上，正因为连动是一种相对有标记的结构，所以其句法地位不很稳固，常常引起学者们做出不同的分析，而且也易致演变，演变结果通常是消除连动结构（参看高增霞，2006:43-44、114）。
以上诸例都显示无标化是重新分析的主要推力。假如没有这一推力，有关结构尽可以停留在双重分析阶段或重新分析前的阶段。不过，这里存在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疑问：既然重新分析之前的单位是有标记的，那么它们怎么会在语言中存在？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语言要素的原生状态都应是相对无标记的。但是，由于需要表达的内容愈益丰富或抽象，加上人类对新奇性表达的永恒追求，语言始终面临瓶少酒多或瓶旧酒新的矛盾，即语法手段少于或旧于想表达的语义内容。对此，如前所述，语言的应对策略通常是旧瓶装新酒。但旧瓶相对于新酒毕竟不是最匹配的容器，所以旧瓶一般不是原封不动的旧瓶，通常会有某些方面的功能扩展。而既有语法手段的扩展用法，往往使原来无标记的现象变得更有标记，从而带来有标记现象。
例如，语言要表达对一个已然事件的确认而缺少合适的手段，就可能起用动词“有”，以此肯定事件的存在，如广州话（及闽语、温州吴语等南方方言）的“我有去”“我有打网球”。“有”作为领有／存在动词以带NP宾语为无标记搭配，“有＋VP”则是有标记的结构，是“有”的扩展用法。正因为这种扩展用法较有标记，因此会促发重新分析，就是将动词前的“有”重新分析为表示确认、已然这一类语气或时体意义的助动词或副词。用助动词、副词等对已然事件表示确认是人类语言的常见手段，是无标记的（注：表“有”动词重新分析为助动词等在人类语言中很常见，很多都跟时体有关。有些“有”义动词的重新分析不一定直接由带动词性宾语而来，但都与扩展的有标记化和重新分析的无标记回归有关。如印欧语的罗曼语族和日耳曼语族都使用表“有”动词作完成体（在罗曼语族中还作将来时）助动词，但诱发重新分析的结构不是“有”义动词带VP作宾语，而是“有”义动词带一个实义论元结构中的受事作宾语，而语义上支配该宾语的动词却以过去分词的形式充当宾语补足语，并且还与受事保持一致关系。经过重新分析，宾语成为那个实义动词的宾语，而表“有”动词重新分析为表示完成的助动词，实义动词则成为主要动词，不再与受事保持一致关系，但保留了其分词形式，因而使这些语言中的完成体形式定型为“表‘有’动词＋过去分词”的形式。如后期拉丁语的例句（引自Hopper & Traugott,1993:57）：
Metuoenim ne ibi voshabebamfafigatos.
担心－I人称单数 因为最少那儿你—宾格复数有-I人称 使累－宾格复数
‘因为我担心我已经累着了你们’
此例还包含了与本文无关的篇章连接词语等，这儿不必关注。请注意最后的voshabebamfatigatos（累着了你们），其中主要动词是habebam（有），其人称与主语的第一人称保持一致，vos（你们）是habebam的复数宾语（拉丁语OV语序占优势），而fafigatos（使累）作为过去分词与宾语vos保持一致，是宾语补足语。在稍后的文献中，分词不再与宾语保持一致关系，因而有条件被重新分析为主要实义动词，而原来作为主要谓语的表“有”动词则重新分析为表示完成体的助动词，原来的过去分词则重新分析为主要谓语，但保留了分词形式。重新分析前，句子主要谓语是“有”，但此处并没有“有”的意思，其宾语是“你们”，而“你们”在意义上并不是“有”的受事，反而真正支配“你们”的“使累”却只充当宾语补足语。这样的结构显然存在句法关系与语义关系的错位，是有标记句式，是为了用现有手段表完成体而造成的。重新分析后，“使累”和“你们”成为句法上的动宾关系，而“有”只是完成体的助动词。这使整个结构无标化。）。其实由名词性论元扩展到动词性论元造成的有标记性，是很多实义动词重新分析的起因，通过重新分析为助动词、副词而变成无标记。如：
(2)会：懂得（+NP：会意）→能够（+VP：会游泳）→可能（+VP：会下雨）
(3)解：懂得（+NP：不解风情）→）会、能（+VP：一朝儿郎偷得高皇号，还解捉你儿郎母。（《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若能时习，将次自晓得。十分难晓底，也解晓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学而时习之”章）
(4)得：得到（+NP：丁氏掘井得一人）→能够（+VP：得偿夙愿）
(5)be going to将去（某地），动词组合(+NP)→be gonna将，助动词(+VP)
回过头再看前面举的“是”字判断句和连动、动结等结构的重新分析，也能看到其重新分析前的有标记现象是为了表达效果而功能扩展所造成的。“是”作为指示词，本来就可以作判断句主辞，无须采用主辞两现结构，如（转引自李佐丰，2003:247-248）：
(6)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7)吴将伐越，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唯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左传·哀公十一年》）
例(6)，“是”独立指代一个人，作判断句单一主语，是“是”最基本的无标记用法。例(7)句法上“是”仍单独充当判断句主语，但语篇上这儿“是”回指上文的“王及列士，皆有馈赂”这件事，说明“是”有回指事件性命题的功能，但句法上仍是单独作主语的无标记用法。正因为“是”有此回指功能，所以当判断句主语由小句甚至复句充当时，为了表达和交际的有效性，说话人就可以用“是”来回指小句内的主语，从而出现下面这样的句子：
(8)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9)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这种句子在三个方面更有标记：1)主语由小句甚至复句充当，而主语的无标记匹配是名词语；2)表语主要由谓词（“可忍也”“知也”）充当，比名词性表语更有标记；3)一个判断句内主辞两现，比主辞单现的情况如例(6)更有标记。不过这种标记性是为了应对主语、表语的复杂化而取的策略，扩展了“是”的功能。“是”复指名词性判断句主辞是复指句子式主语的功能的类推。可是，这种类推的情况早期极其少见，请看下面的例子：
(10)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
(11)凡八极之支，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凶寒暑。（《淮南子·地形训》）
例(10)是王力(1980:353)所举的指示词“是”复指主语的例，但这里“富与贵”不是典型的名词。我们检视了先秦和西汉文献《左传》《论语》《孟子》《庄子》《战国策》等，没有发现一例“是”复指的判断句主辞是典型的名词性成分。这是因为这种有标记结构比复指句子式主辞的句子缺少表达和交际的动因，严重违背经济性原则。到西汉著作《淮南子》中才发现了(11)那样的少数例子，到《史记》中这类例子才比较多（前人已多有例证），而此时也基本到了“是”可以重新分析为系词的阶段了。由此可见，“是”因为表达的需要而功能扩展，才导致较有标记的句式出现，但这种有标记性一旦扩展到交际动因不强的句法环境中，标记性原则就会战胜忠实度原则，通过重新分析输出新的无标记结构。
至于前述“把”字句和动结式的源头连动式，是比单动式有标记的结构，它显然是由表达内容的复杂化需求而促成的，因为它能容纳比单动句更多的信息。这里还有一个类型上的相关因素——汉语缺少谓语限定非限定的形态。在存在限定范畴的语言中，除谓语并列的情况外，其他单句范围内的多动同现都通过不定式、分词等形态手段来实现“去谓语化”，从而无须起用较有标记的连动式了。
本节的分析，可以简单图示如下（箭头代表历时性的输出）：
从(12)可见，重新分析是对功能扩展造成的有标记现象的反弹，最终是回归无标记状态，但这是一种新的无标记现象，已经不同于初始点的无标记现象。所以我们可以把重新分析的全过程描写为因语言单位的有标记扩展用法而引发的无标记回归。（注：Harris & Campbell(1995)也很重视“扩展”的作用，但她们说的是重新分析之后相关成分以新的句法身份扩展其适用领域，这样的扩展是无标记性的推广，与重新分析之前的导致有标记性的扩展是不同的。例如“会”“解”一类动词在开始带VP时，VP都是一些需要一定技能的行为，如骑马、射箭、游泳、吟涛等，而一旦重新分析为表示能力的助动词，就可以扩展到各种动词，所以出现了例(3)中的“解晓得”（会知道）这样的组合，而作为“助动词＋动词”的组合这样的结构是很无标记的。）
三 重新分析无标化类例
本节将用更多实例来验证第2节所提出的重新分析无标化解释，并展示无标化的具体类型。我们尽量选择已有较成熟的成果的例子，以免费力论证该现象本身的重新分析性质。
观察显示，重新分析无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简化，包括结构层次减少，语法单位降级；二是自然匹配，即形式和语义达成更无标记（更自然）的配置。
3.1 结构简化（注：吴福祥教授赐读本文初稿后告知，国外近年有些研究已经注意到，语法化的重新分析常常涉及结构简化，从形式学派的某些历史句法学观点看，结构简化是一种为参数定值所偏爱的演变。本文将结构简化提升为重新分析的根本动因——无标化的主要体现之一，并用大量汉语实例来显示其力量。）
在句法层面，层次少的简单结构是无标记的，而层次多的复杂结构是有标记的。因为复杂结构内含简单结构，有复杂结构必然有简单结构，反之则不必然。而重新分析的条件是分析前后真值语义基本相同，在同义情况下，结构简单、层次少的语法单位比复杂结构更无标记。我们看到，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总是沿着句法结构简化的轨迹发展。常见表现如下。
3.1.1 包孕复杂句变成简单句：主句弱化、从句“转正”
包孕复杂句是内部含有小句结构的句子。重新分析之后，主句的主要部分（通常是谓语动词及某些连带成分）弱化为某种虚词，而被包孕的从句则升级为主句，整个主句回归为简单句，即不再内含小句（暂不计多重包孕句的情况）。这是重新分析极常见的效应。
如“我说”“你说”（关于“你说”的语法化，参看谷峰，2004）、英语youknow（你知道；虚化后弱读为y' know）之类言说动词组合在许多语言里虚化为话语标记。在重新分析之前，这些组合都是主谓结构，但其功能主要是语篇连接方面的，而其动词所带的宾语从句，倒是主要信息所在。重新分析后，该主谓结构虚化为话语标记，而从句则“转正”，升级为主句，句子不再有包孕成分。如(13)所示，括号层次的减少清楚显示了这一结构简化过程：
(13)［［主语 我］[谓语［动词 说［宾语从句 你去吧］］］］。
→［［话语标记我说］，［主句 你去吧］］。
这类话语标记不一定在句子的前部，弱化之后也常出现在宾语从句之后。而主谓式的话语标记还可以进一步脱落主语，只剩下一个言说类或感知类动词（OV语言中则V本来就在宾语从句之后）。这类后置的无主语的动源话语标记容易进一步虚化为语气词，如西宁回民方言中的“说着”（参看张安生，2007）、廉江粤语中句末的“讲”（参看林华勇、马喆，2007）、广州粤语的语气词“”[
]（张洪年(1972:178)描写为“重述所闻的助词”，并提到赵元任认为它是“‘话啊’复合的结果”，“话”是相当于“说”的动词）。
以上是宾语从句随着主句弱化为语气词而转正为主句。带主语从句的句子，主句谓语也可以弱化成语气词，同时主语从句转正为主句。近代汉语颇多此类例子，如“罢了”“休”“不成”，都经历了从主句谓语到语气词的重新分析：
(14)［主句［主语从句 你给他些钱钞］[谓语 罢了］］
→［主句［主句主体 你给他些钱钞］[语气词 罢了］］
(15)（十五年间一转头，）［主句［主语从句 人生放下］［谓语 休］］
→［主句［主句主体 人生放下］[语气词 休］
(16)［主句［主语从句 让你吃亏］[谓语 不成］］
→［主句［主句主体 让你吃亏］[语气词 不成］］
冯力(2007)证明，北部吴语动词后表近将来的“快”（“火车开快了”相当于北京话“火车快开了”），本是整个句子的谓语，而其前的部分（上例中是“火车开”）则原为主语从句。重新分析后，“快”成为表近将来体的虚词，而主语从句升格为主句的主体。刘丹青(2007)分析了苏州方言从近代到当代一种与此同类但更曲折更深刻的重新分析，即主句谓语干脆脱落，由主句的话题标记“末”和谓语后的语气词“哉”跨层组合成一个复合语气词“末哉”，而原来作为话题的从句则升格为主句，择要图示如下：
(17)［主句［话题从句［话题主体 你放心唱］］［话题标记 末］［谓语 是哉］］
→［主句［主句主体 你放心唱］［语气词 末哉］］
以上所有的重新分析例子，都导致包孕句变成简单句，从而变得更无标记。
3.1.2 复杂谓语变成简单谓语
这类重新分析主要发生于谓语位置。而上面的包孕句变简单句，主要体现于主语和宾语位置。所谓复杂谓语，对汉语来说，主要指连动、兼语这类包含多个谓语的情况，也可以包括动词支配动词性宾语的情况，如“我想看书”。对有些形态丰富的语言来说，可以指谓语动词带各种非限定动词短语的情况，如谓语动词带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作状语或带动词性宾语的情况，这时从属的动词仍可能要取非限定形式或动名词形式等。所谓简单谓语，就是一个谓语动词之外没有其他动词形式（不考虑动词的并列结构）。
很多由动词语法化为虚词的重新分析都属于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把”字（及古今汉语和方言的“将、持、捉、取、拿、担”等）处置式由连动式（复杂谓语）而成单动式（简单谓语），就属此类。其他在动词前由动词重新分析为介词的，如“在、对、为、因、管（管他叫大李）、论（论斤卖）”等也都属此类。在形态语言里跟由连动动词到介词相近的情形是由分词形式重新分析为介词，如英语regarding NP、concerning NP本来是分词短语，与谓语动词一起也构成了一种复杂谓语，重新分析为介词短语后，就不再是复杂谓语了。汉语由连动式到动补式的“击破、刺杀”等，也归此类。由于动结式已经词汇化（参看董秀芳，2007），在句法层面就由复杂谓语变成简单谓语了。
复杂谓语变简单谓语的另一种常见情况是带动词性宾语的动词重新分析为情态或时体类助动词，原来的宾语成为主句的实义谓语动词（“实义动词”比“主要动词”的叫法准确些，因为助动词往往仍然承担小句的形态部分——在汉语中表现为正反问形式，而实义动词可能仍残留部分宾语的属性，因此被一些学者分析为助动词的宾语），从而实现复杂谓语的简单化，如前面举过的“会”“解”“得”，英语的have等。现代汉语“想看书”的“想”正处在实义带宾动词和情态助动词双重分析阶段。情态助动词还可能进一步重新分析为纯粹虚词，使谓语部分的句法结构更加简化。如景颇语有发达的句尾词系统，承载了情态、语气和一致关系形态诸项功能，有点像汉语的语气词（参看戴庆厦、徐悉艰，1992）。根据梅广(2004)的意见，它们是由表示情态的动词虚化而来的，所以承担着限定动词的各种形态。由于今天的句尾词已经成为一种纯虚词，因而谓语部分的句法结构就更加简化了。
主要谓语动词与非限定式动词之间的另一种非动宾式复杂谓语，也可能经重新分析变简单谓语，其结果也是主要谓语动词虚化为情态虚词。这方面的一个熟悉例子是英语be going to VP（参看Hopper & Thaugott,1993:1-4）。be going to本是表“正在去／即将去”的现在进行或近将来时的位移动词，但重新分析后be going to成为一个表近将来时的时态成分（口语中弱化为be gonna），与“去”的行为可以无关，如I'm gonna buy this（我会买这个）。
3.1.3 小句结构简化为名词性短语
在句法中，名词性短语是比小句结构层次更低、更简单的结构。常规的小句结构内要含有NP，NP内却不必有小句，可见NP是更无标记的单位。有些语法化过程将主谓结构内的谓语重新分析为虚词，只剩下主语NP保留实词性并充当整个结构的主体，从而使小句结构简化为NP，句法层次减少。如“
也好，
也好”（老王也好，老李也好，……），本来是两个以“好”为谓语的分句，重新分析后，只表示“还是”，本身不能成句，必须另加谓语（老王也好，老李也好，都已经同意了），“也好”成为后置性连词(postpositional conjunctions)（参看周刚，2002:18-20）。“也罢……也罢”情况与此相同。
3.1.4 句法现象变成形态现象，简化了句法结构
由句法现象到形态现象是语法化的基本路径之一，也是重新分析的常见现象。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句法结构的简化。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一致关系。谓语动词上的一致关系形态常来自人称代词的某种弱化缩略形式。Givón(1976)分析非洲班图语言的一致关系形态就来自复指话题的人称代词在动词上的附着化，不同的语言处在附着化的不同阶段，有的代词语素接近独立代词，有些接近一致关系词缀（Creissels(2005)对整个非洲语言此类状况有全面分析）。我们在藏缅语中看到类似的过程。据孙宏开(1994a、1994b)，很多藏缅语言的一致关系前缀或后缀就取该语言单、（双、）复数人称代词的元音或辅音，也有基本采用代词原形的，而祈使句的相关词缀总是与第二身代词词形相近。其(1994b)文引了罗常培所举的一组独龙语的例子（第三人称用动词原形
，此略）：
可以设想在重新分析为前缀、后缀前，这些弱化代词应像班图语那样曾可以作为独立代词复指主语或话题（也常复指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也许是话题化的宾语（注：比较汉语代词复指话题的功能：“老王，他不同意”“这头猪卖了它吧”，再如例(10)的“是”。））。在原来的句法结构中同一个论元可以先出现为先行词，再出现为复指代词，是一种不经济的有标记结构。在复指代词弱化、附缀化并重新分析为谓语动词的一致关系形态后，话题相应地重新分析为单一句法主语，句法结构得到简化，不再有同一论元句法上两现的状况，实现了无标化。再如汉语里有“小军他妈”这样的说法，这儿的“他”是复指领属语“小军”的，也是同成分两现的有标记用法。在有些语言里，这种复指成分也可能附加到核心名词上成为与领属语保持一致关系的形态，从而简化句法结构。例如，鄂伦春语带领属语的核心名词上要加人称一致关系后缀，其形式显然来自三身代词，如（引自胡增益，2001:77-78）：
核心名词上表示领属语第二人称单数的后缀j与人称代词
in（你）有关，而第一人称复数后缀
与代词mun（我们）有关。成为后缀后，句法层面就不存在同一成分两现的有标记现象了。更重要的是，领格代词（如例中的
、
）可以省略，只剩下带一致关系的核心名词就可以表示领属关系，如
就表示“你儿子”，这实现了句法的再简化。再如介词（前置词、后置词）有可能进一步语法化为名词的格形态(Lehmann,2003,§3.4.1.3)，这可以使表达相应题元的手段从介词与NP的句法组合转化为单纯的带格名词，简化了句法的层次结构。汉语中形态虽不丰富，但也有这类现象。汉语动词的重叠式（如“打打”）就是由“动词＋同源动量补语”（如“打一打”）重新分析而来（范方莲(1964)指出VV式的动量式来源并认为其至今仍是动量式，刘丹青(2001)肯定其已重新分析为重叠形态），成为重叠这种形态现象后，原来的动量结构就简化为单个动词了。
3.2 自然匹配
语言内的研究和跨语言的比较都可以揭示形态一句法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自然匹配。自然的匹配在语种内通常是最常见的，最不受限的，在跨语言比较中则肯定是优势高频的匹配，因而是无标记匹配（关于“自然组配”的关联模式及其在词类研究中的应用，参看沈家煊，1999,2.2.4;10.4.3;11.3-4）。同时，语言也允许在表达的需要下使用不同于自然匹配的形义组配，它们的使用在语言内往往是更受限的，在跨语言比较中往往是较少见的弱势形式和有标记匹配。例如，用动词谓语表行为事件、用名词表示做动词论元的具体事物，是无标记匹配，如“他卖假货”。反过来，用动词谓语表事物，用名词作陈述，在表达需要时也可能存在，如“卖假货，他”（在特定语境中表达“买假货的是他”），但这是高度有标记的形式。上面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实际语言中存在的大量形义匹配主要是自然度的差别。如在英语中，动词和名词两端之间还有分词、动名词、由动词派生来的名词等中间状态，用于非谓语位置。用它们表行为事件，比用名词自然一些，但比直接用动词，则自然度略低些。就是这种相对的自然度，对重新分析的作用不可低估。重新分析的一种强大动力，就来自人类语言对语义和形式之间自然匹配的强烈追求。由表达需求促成的非自然匹配如果长期大量出现，就会产生重新分析的压力，使之回归更自然的匹配。
例如，在汉语里，用“Q（量化修饰语）＋NP”的形式表达整体量、全量和存在量（部分量）的事物，这是自然的匹配，可以用在适合名词的句法位置。此外，汉语中也存在“V+O”（动宾）式的表达同类意义的格式。如：
(20)整体量：QN全身、全国、全城、全世界 ～ VO 满身、举国、倾城、满世界
(21)全量：QN所有地方、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 VO 遍地、随地、随时
(22)存在量：QN一些人、一些货、某些地方 ～ VO有些人、有些货、有些地方
我们知道QN用于论元位置是自然的匹配，其中表时空的QN用于处所状语位置也是自然匹配；而VO的自然匹配是谓语，但这些VO也常常甚至更常用于论元或时空状语的位置，如“满身都疼、举国欢腾、倾城出动、遍地是宝、随地丢弃、有些人走了”等，这就是非自然匹配，它们是为了追求生动等目的而形成的表达式。这就产生重新分析的推力，要将右边的VO重新分析为跟左边一样的QN结构。其中搭配面广、使用频率高的“满”已基本完成了重新分析（参看储泽祥，1996）。《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满”字条有义项
“
使满”，义项
“
全；整个：满身油泥｜满屋子的烟”等。“满身”“满世界”这类整体量表达来自其“使满”义，现在词典承认其表整体量时是形容词，实际上是确认其已被汉语使用者分析为QN结构，即实现了无标化。而“遍”的形容词义项尚未被该词典承认，但从词典“遍”的动词义项所举“满山遍野”这一例并列式就可以看出，“满山”和“遍野”结构趋同，语感一致，“遍”至少已到VO和QN双重分析的阶段，正向无标记的QN发展。“有些”则经历了词汇化的重新分析，原来是VO“有／（一）些人”，现在是QN的“有些／人”。在“他被有些人骂”中，“有些人”用在介词“被”后，肯定是QN，不能再分析为VO。
再看正在发生的“中”的重新分析。“中”的一个主要义项是方位后置词，如“湖中、花园中”。由于空间到时间的隐喻机制，其前的成分也可以由NP扩展到表行为事件的VP，如“讨论中、僵持中”，这时，其作用更多在于表示“正在进行”的体貌意义，而方位后置词与体貌语义之间不是自然匹配，体貌标记与体貌语义才是自然匹配，于是“中”也就在回归自然匹配的推力之下被重新分析为体助词，实现无标化。一旦重新分析为体助词，它就可以偏离后置词短语作动词的时空修饰成分的“本份”，进一步扩展到主句的主要谓语的功能，而在来自台湾的一些语料中并可以脱离“在”，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体助词（参看张谊生，2002:36-58。本文的分析框架与张著不尽相同），例如（引自张谊生，2002:45、49）。
(23)此刻他正在沉思中。
(24)专案人员全力查访三人下落中。（台湾报刊）
其他语言中也有与此类似的例子。阿尔泰语言的动词形态，本来往往是某种静词化形式（名词和形容词在阿尔泰语言中语法属性相近，合称“静词”），以这种形式来表示动词的某种范畴，如时态等。力提甫(2001:132-133)指出，“维吾尔语的现在一将来时成分-i～-y(du)也是最初的以-A结尾的副词化形式加作系词用的tur和再加形容词化成分-ur而形成。……过去时成分-Di最初也是名词化成分……即谓语里出现的信息不是‘谁做了什么’或‘谁将要做什么’，而是‘谁处在做某事的状态中’或‘谁是做完了某事的人’”。这就是说，阿尔泰语言要表示谓语动词的某些范畴意义，首先要将动词“静词化”，将动作行为在句法形式上转化为某种状态，类似于用“他处在吃完的状态”来表达“他吃完了”，“他正在调查（的状态）中”表示“他正在调查”，与汉语“中”表时体的策略相近。但汉语“中”只是个别例子，而维吾尔语则是系统性采用这样一种策略。然而，“静词”的形式和动作行为的语义毕竟不是自然的匹配。实际上所谓“静词化”，只是从其历史来源说的。在共时平面，力提甫及其他学者都将这些本来用以“静词化”的形态成分分析为动词的时态，也就是承认它们早就重新分析为动词带时态成分了，而这正是与动作行为的语义自然匹配的形式结构。在这一重新分析中我们再次见到了形式和语义无标记匹配的推力。英语也有类似的情况。英语进行体后缀ing本也是动词名词化的标记，而进行体动词V+ing前要加系词be也表明结构上视后面的V+ing为名词性表语而不是动词性谓语。但它毕竟表示的是动作行为而不是实体状态，因此英语早已将这种名词化的结构重新分析为动词的进行体形态，从而回归了动词谓语和动作行为的无标记匹配。
以上讨论的自然匹配和3.1讨论的结构简化是两种不同的无标化策略，不过在我们所观察的材料中，两者总体上是共谋合力因素，而不是相竞因素，这就大大强化了无标化的力量，增强了重新分析的单向性。
例如，上文分析古汉语“是”由指示词到系词的重新分析，有三点无标化的表现，其中第一点是结构简化，第二点是形义的普遍性自然匹配，第三点是类型和谐。它们的合力促成了重新分析的发生和完成。再如前面分析的汉语表情态的动词谓语由“实义动词＋动词性宾语”重新分析为“情态助动词＋实义动词”，一方面避免了动词带VP宾语这一复杂的结构，另一方面由助动词表情态、由行为动词充当谓语中的实义动词，比起由实义动词表情态、而行为动词却只充当宾语，是更加自然的匹配。两种无标化力量加起来促成了重新分析的发生。其他例子大多存在这种合谋关系，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细析。
我们也注意到这两种无标化有时看似不一致的情况。例如，“之所以，是因为”中的“之所以”作为配套的两个因果复句连词之一，来自“NP之所以
，是
”这样的判断句结构，该结构本属单句（其演变史参看肖奚强、王灿龙，2006）。“之”是结构助词，“所以”是关系代词短语，引导VP的原因，略近于英语why，后面的“是VP”是判断句的系词加表语，对原因作答。重新分析后，“之所以”词汇化为一个释因式因果句的结果句连词，整个“NP之所以VP，是因为VP”由单句结构变成了复句，看似在结构上复杂化了；从形义关系看则匹配更自然了，因为其所表达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释因句，用复句连词表达匹配得更加自然。不过，重新分析前的单句结构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简单句，如“项羽之所以败，是……”，“之所以”所在小句是一个无核关系从句，“所”是无核关系从句的关系代词，代替“项羽败”的原因，整个小句作为包孕句充当主句的主语（参看刘丹青，2005）。重新分析后，该小句由包孕句充当的主语变成一个简单句形式的结果分句，小句内形式是简化了。两个简单句的复句在结构层次上并不比由包孕句充当主语的单句复杂。因此仔细的分析显示，这儿主要由自然匹配起作用，简化未起明显作用，但也绝没有结构的繁化，两者并不矛盾。当然也能找到只有结构简化起作用、匹配自然度无变化的例子。这些都不是两者的冲突。
本节以实例验证了本文提出的重新分析的无标化解释。为了以更加客观的方式来验证本文的解释，我们特别考察了三份独立的材料。第一份是Heine & Kuteva(2002)的《语法化的世界词库》，特别是其中所列举的作为语法化源头最多的那些词语和范畴在词典中的虚化路径和实例（由Maisak统计，见吴福祥所作的国内版导读）。这代表了人类语言最常见的重新分析路径。第二份是该书所列的汉语例子（由龙海平、刘云统计，也见导读），含40多个汉语词50多条路径（有些只是语义范畴变化、不涉及结构的重新分析）。第三是吴福祥(2005)所总结的汉语中的多种语法化路径。后两份材料代表了汉语中已被研究的主要的重新分析例证。从三份材料中我们没有发现跟无标化方向明显相反的情况。
四 小结
重新分析是形态一句法历史演变的常见机制。以往几种研究语法化理论或历史句法学的主要著作虽然对重新分析的机制和动因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但仍未完满回答重新分析为什么要发生、特别是为什么具有单向性的问题。
本文提出“无标化解释”，认为促使重新分析实际发生并且具有单向性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语言对无标记状态的追求。人类表达需求的无限拓展和表达方式的新奇性追求使得语言总会出现有标记的现象，主要是通过现有手段的扩展而发生，可称旧瓶装新酒现象。针对这种有标记现象，语言会产生回归无标记状态的推力，于是通过重新分析来实现无标化，产生新酒塑新瓶的效应。无标化的路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结构简化（包括几种具体情况），一种是语法形式和语义的自然匹配。两种因素总体上是合力共谋关系，有时主要由一个因素起作用，但目前尚未见到两者明显矛盾冲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