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端论文,边界论文,中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穆立克知道他在军方和外交部的指责面前有尼赫鲁坚定支持的盔甲保护。
我们总是颇有信心：当（政府内部的）争执提到总理那里时，他会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是执行他特别下达给我的命令……。在陆军总部或外交部向总理状告我们时，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案卷返回时上面的批语是：既然我们已经建立了哨所，我们就毋需从哨所撤退，但我们应当仔细看看：我们没有侵入中国领土。
穆立克承认，在有些时候其巡逻队的确侵入了他勉强承认的中国领土，有一次深入新疆40英里；但是即使在那种“外交部非常恼怒”的情况下，总理的评语是：巡逻队必定是让有缺陷的地图弄迷了路。“就这样，（情报局）躲开了进一步的麻烦”。
但是西段的地形对印度来说是如此困难，而它在那里的边界主张是非常辽阔，以致穆立克得用好几年才能将其巡逻队推进到与这段的中国人接触。他终于到1959年10月获得成功，当时他特地组成的要在“国际边界”——穆立克这样称呼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上建立一个新哨所的远距离巡逻队在空喀山的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印度巡逻队吃了亏——死亡9人，其余被俘。那次冲突使尼赫鲁对穆立克行动的支持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情报局被军方和外交部的官员指责为像“侵略者和挑衅者”那样行事。军方坚持，不在事先得到军方的批准，穆立克的武装警察不得在边界沿线向前推进，“而总理只好同意军方的要求”。结果，穆立克遗憾地回忆道，“保卫边界的任务从此移交给了陆军，武装警察的一切军事行动要事先取得陆军司令部的批准”。（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42－244页。）在新德里那些日子编织的典型的骗局对现实性的不同寻常的转换中，陆军承担保卫边界的责任被说成是政府要认真看待“中国威胁”的证据。事实上它是一项保护中国不受穆立克在尼赫鲁支持下一心要继续挑衅的措施，陆军认识到这些挑衅在那时定会将它拖入一场它只能失败的冲突。
结果是，禁止印度巡逻队向中国占有的领土内挺进没有持续多久。在一个为政治干预和偏袒所败坏的陆军司令部进行的大换班，以奉承阿谀的军人取代了专业老战士（注：国防部长克里什纳·梅农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但是尼赫鲁也负有重大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的坚定庇护，使其心腹B.M.考尔得以升至远超过其能力的地位。）。这意味着到1961年夏季时，陆军本身已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并且不顾北京方面的抗议和警告，以及无视人民解放军在武器、人数和后勤方面的压倒优势，把军队推进到中国在西段占领的领土内以实现印度的主张。这一出自甘地萨特亚格拉哈（精神力量）的军事冒险主义所私生的轻率计划，其目的是想设法把中国人从印度声称是属于自己的阿克赛钦挤出去——实际上是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使他们离开。
由尼赫鲁启动其进程的碰撞彩排，或开始演奏，从1954年7月中国政府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入侵的措词温和的照会开始，来到被称为是边界中段的地区。在这段发生了什么事呢，看来是这样的：中国人支持西藏位于传统边界上的阵地，巩固了一条“科学的边界”。他们声称，这条边界不仅包括各个山口，也包括一些山口外面的地片，他们控制了它。在整个1954、1955和1956年间这个地区出现过巡逻冲突，外交抗议持续不断，直到两国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讨论。这些均无结果。1956年下半年印度的一项照会中出现了不祥的语调，它将中国军队出现在新德里认为是边界标志的一个山口的印度一方——北京否认这种断言——说成是“侵略”。（注：一个邻国进行的“侵略”向一个国家提供可以借以实行自卫权的基础——但不是“指一个国家所声称要保护的其主权存在着争议的领土，在边界争执中肯定会有这种情况……”A.O.卡克瓦拉：《国际法中边界争执的解决》(The Setl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第7页。）
严格意义上的边界争端，在中国公布建成一条穿越阿克赛钦联结新疆与西藏西部的公路后表面化了。中国人在刊载于1958年7月号《中国画报》上的一篇论述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的文章中描述了这项值得注意的工程业绩，并将它标明在一张地图上。这条公路的建设在其进展过程中曾引起情报局的注意，穆立克曾敦促建立部队和武装警察哨所去监视或阻止它。但是，据穆立克的说法，于1959年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在外交部的支持下驳回了他的要求。当时参谋长蒂迈雅将军所表达的陆军方面的看法是，这一条路对印度在战略上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哨所非陆军后勤力量所不能企及，总之，试图在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约束中国是愚蠢的。外交部的理由如下：
这片……领土对印度没有什么用处。即使中国人不侵入它，印度也不能将它派上用场。那里的边界并未标定，而英国人就变动过不止一次。这里有一条丝绸古道（穿过它），……中国只有将它改善（以开辟他们的道路）。就一些印度无法实施其主张的问题进行争吵是不得要领的（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04－205页。）。
当春天使之成为可能时，一支巡逻队被派出去探查这条公路的位置，然而在8月末以后没有听到它的消息。接着到11月3日，新德里得到通知：巡逻队被拘留，其人员被递解出境。中国要求不再发生此类“非法入侵”的保证，并且警告说，这些是不符合友好关系的（注：本书作者在《印度对华战争》中对此给予了充分详细和有文件根据的说明，大部分取自由印度出版的一系列《白皮书》中的外交通信。这里的引文除另行说明外均源自这些《白皮书》。）。
公路的建设和对巡逻队的拘留表明阿克赛钦是牢牢地处在中国的控制和行政管辖之下，并在实际上处在印度的权限之外。但是印度从1954年起发行的官方地图却将公路穿越的领土画为无可怀疑的是印度的。现在，印度政策从一开始便不可抗拒地要走向的僵局来临了。要么印度政府改变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绝对的单方面态度，要么中国政府从一块对他们来说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它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上撤退。这样，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总之是一项不可得到缓解的要求，遇上了一个岿然不动的物体。
大约与间谍巡逻队被派出去调查公路的同时，外交部一反几个月前它所提倡的态度，向北京发出一个正式照会——不是关于公路本身，而是关于地图所表明的国际边界及《中国画报》上有关它的文章。照会指出，这些同印度最新出版的地图所表明的印度边界不符。（杂志上小型示意图，象中国发行的大多数地图长期所表明的那样，将中国的边界画为西起喀喇昆仑山脉东至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边缘；现在所有的地图依然这样。）1998年8月21日的这一照会回顾道，尼赫鲁1954年访华期间在同周恩来讨论时曾婉转提到纠正此类地图绘制方面的矛盾，并且得到保证说：“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老地图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来得及改正这些地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存在了“许多年”，印度“相信这些改正会很快作出。”照会似乎是故意以一项令人不快的提议作为结尾：要赠送一本印度最新出版的官方地图以引导北京的制图人员。（注：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交换的照会在发出或收到的同时立即被印度政府公布，并定期收集起来以系列的《白皮书》出版。除另有说明外，照会和总理信件的引文来自这些《白皮书》。）
在那时的历史背景的政治环境下，这项照会令人感到惊讶。它专横的语调即使是写给锡金和不丹的统治者也是不得其所的，而它的政治含意非常巨大。实际上，它要求中国通过修改其地图，首先是使麦克马洪与西藏人的秘密交易具有事后的合法性，这样就使后者根据主权的含意拥有缔约的权利；其次，承认阿克赛钦地区是印度的领土，因而中国在那里的行政管辖的发展工作就无异于是“非法的入侵”。很快得到证明：这项照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决不是为在外交的讨价还价中留有充分余地而作出的公开报价：印度政府是在提出一项不可谈判的要求。
北京的答复只是重复周恩来对尼赫鲁说过的话：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国民党政府授权的画法为根据的，而且单方面修改对他们边界的画法也不合适。必须等待勘察和同有关各国商量的结果。1958年12月尼赫鲁以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亲自加入了贯穿于冲突升级期间与正式外交照会交换平行进行的个人通信往来。
尼赫鲁的语调是热诚的，尽管有某些段落是棉内藏针。在谈到曾经抱怨过的地图时，他伪装惊讶，声称他“在以前的任何时候从未意识到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任何边界分歧”。他回顾了他们在1954年会晤时周恩来关于复制解放前旧地图所作的保证，但是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权9年之后“继续发行这些不正确的地图”是“令人尴尬的。”关于麦克马洪线，尼赫鲁提醒周恩来，他们在当时中缅边界谈判取得进展的背景下于1956年讨论过这段边界问题，而周恩来向他们作过保证说，中国“建议承认与印度的这一边界”，犹如它正同缅甸所做的那样。尼赫鲁这封信的要点在于这句话：“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在中国地图上表明是在中国境内）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周恩来在1959年1月迅速地作出回答。简而言之，他的论点是：(1)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就是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和协定。(2)“中印之间存在着分歧”，因此它们各自的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3)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并且“一直处在中国的管辖之下。”(4)麦克马洪线作为国际边界线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中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和环境下接受它的走向，犹如它同缅甸在谈判中所正在进行的那样。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一项可能解决办法的轮廓：中国将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合法化，使之作为印度东北部的边界，印度则放弃或断然修正其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但是走向这一解决的道路只能是通过谈判。周恩来说，北京现在在准备谈判。
注意到近来在边界一些地方发生的巡逻队摩擦事件，周恩来在信的结尾建议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过这个范围。”在中国看来这种措施是进行谈判的必不可少的起码条件，否则，公众对在有争议地区武装冲突的反应将会破坏或毒化谈判。然而，尼赫鲁认为，达成这样一种协议是对中国通过“侵略”占领印度领土的默认，甚至是宽容，从而心照不宣地使它合法化。替代的办法是保留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维护印度主张的自由。（在将近40年之后才有一届印度政府对尼赫鲁的立场进行反思，并接受中国的建议。）
然而，尼赫鲁对周恩来建议的直截了当的拒绝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后果。它等于是明确宣布：印度要坚持将其部队推进到它主张的所有领土；可是确切地说，这正是尼赫鲁政策的中心意图。如果公开说出，会暴露同印度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和威信相矛盾的好战性，并激起中国立即采取防御措施。所以，在他3月间的复信中，尼赫鲁支吾其词，采用起日益成为印方外交论据特征的诡辩术。他写道：
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
这样，尼赫鲁乍看起来是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事实上是拒绝它。他的第二句话与第一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期望恢复在印度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原状，而不是周恩来所建议的现状。这预示着在不久之后印度会顽固地坚持，中国必须先通过从阿克赛钦撤出来以“取消其侵略”，才可能进行谈判。正如尼赫鲁在其（1959年9月26日）下一封信中所说：“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一侧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因此，（这）实际上是规定：中国将不得不改变其立场，至少是中止其要求，并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上撤出，然后才能进行谈判。尼赫鲁堵塞了一切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自那时近40年来，没有任何一届后继的印度政府得以——或者谋求——克服这一障碍。
真相一直是印度拒绝就维持边界现状达成协议，但是这种在实际上不对争端进行谈判的拒绝是不好公开讲明的，因为印度是以一贯主张在所有国际争端中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进行和平谈判而知名的。（注：边界战争后，周恩来在最后一封信中质问尼赫鲁：“在过去你总是劝说其它国家不设定任何前提条件，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为什么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白皮书》，第四卷，第13页。）所以，再次乞灵于诡辩术。印度的拒绝谈判的态度，实际上为用语义学上使人困惑的词句译成的外交照会所掩盖，给人以中国拒绝谈判的印象。（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端》，见《中国季刊》1970年7－9月号。）尼赫鲁亲自参加了最为重要的外交照会、备忘录和信件的起草工作。（注：霍夫曼前引书，第39页。）
空喀山口冲突在印度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穆立克颇为满意）（注：穆立克将他的书《中国的背叛》献给空喀山口的印度死难者，他们的“牺牲使国家认识了共产党中国的本性。”），这导致周恩来敦促立即举行高峰会议。尼赫鲁拖延了好几个月，然后才同意于（1960年）4月在新德里接待周恩来，对国内则清楚说明这次会见不是进行“谈判”，而只是举行“会晤”。（他明确划了一条界线，用它来抵挡那些怀疑他打算向他自己宣布的“中国侵略”退让的批评者。）然而，周恩来乐观地来到高峰会议，因为他最近与缅甸签署了一项协定，解决了比与印度的要更为古老和远为复杂的边界问题，并使那段包括中缅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合法化。（注：吴努从一开始即接受中缅边界没有划定，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建立国界的说法。他抵制了主张他的政府采取一种挑战和不妥协态度的普遍要求，结果缅甸在谈判中取得了一条同它一直想争取得到的非常接近的边界，并与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综错复杂情况及其解决的详细论述，见多萝西·伍德曼的《发展中的缅甸》（克雷塞特出版社，伦敦，1962），第5部分“边界问题”。）
在高峰会议上，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第一次明确地提了出来：“相互接受两段的现实并建立边界委员会”。（注：《印度对华战争》，第159页。）这意味着，如果印度放弃对整个阿克赛钦的要求并通过谈判在西段划定一条双方均可接受的边界，中国准备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正式化。1899年英国人向中国建议的一条将公路充分地留在中国境内并将印度拥有的领土明显向前推进的走向，本来可以成为印度谈判人员的一个不错的目标。但是尼赫鲁的立场十分僵硬：不妥协，不搞维持现状协定，不谈判。只有中国在外交上的退让并答应从阿克赛钦撤出才会符合印度的要求。
美国学者斯蒂文·霍夫曼关于印度的边界政策与前面提及的其精英的民族主义性质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尼赫鲁及其顾问们在接待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时的心态。他们——
认为中国的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是企图对印度民族的历史真实性抹黑。在印度看来，一个真正的民族是不能被要求就其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进行谈判的。这种要求和请求只能来自一个（象印度以前的英国统治者那样）将印度民族看作是人为创造的邻国。
这样，根据霍夫曼的分析，中国方面越是坚持要求谈判，印度人则越感到这是对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身份的攻击而愈益愤愤不平，因此他们的拒绝更加坚决。霍夫曼的解释来自与那些当时作为尼赫鲁最亲密顾问们的多年的交谈，听起来很古怪，却是真实的。
在高峰会议失败后外交往来依然不断，两国的官员对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论据提出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僵局现在走到尽头，1961年和1962年夏季印度的“前进政策”的加速推进，随之而来的对抗和后来的多次交火冲突，使战争日益临近。尼赫鲁在（另一种场合下，即印度对果阿的兼并）说他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的想法”的同时，却淡漠地和的确满不在乎地公开讨论同中国进行战争的前景。这种信心似乎反映了这一事实，即他最亲密的顾问们，特别是穆立克，直到最后都随时向他保证：中国绝不会对印度使用武力。而北京日益强烈的警告是喝叱和虚张声势。它似乎还表现了一位当代印度观察家所说的他的国家的“大国情结”。（注：A.D.戈尔瓦拉语，见霍夫曼前引著作，第50页。）在尼赫鲁的想象中，中印冲突预示着世界的末日，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加剧和持续会震动全世界。他将印度和中国看作是具有同样实力和决心的两个大国的前提，被印度在中国打击冲击下的立即全部垮台证明是虚妄的。
从道理上看，如果印度不考虑前进政策，那么相信中国决不会打击印度是有充分根据的。这种行动的确是北京所最为不愿采取的，当时——如同现在一样——很难看出中国希望会从与印度的对抗中得到任何可能的战略和政治上的好处。到60年代开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开始感到严重的威胁。同苏联的友好战略同盟已经破裂；在美国影响下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残余在加紧对大陆的武装袭击；中央情报局根据1956年开始的一项计划（注：霍夫曼前引书，第58页。），继续训练、武装和将各种判乱集团运送到西藏，以支持到那时一直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的事业。（注：《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6日。）中国人怀疑在印度不断进行的武装挑衅背后有同样的影响（穆立克当然与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的站长保持密切的接触）（注：J.K.加尔布里恩（当时美驻印大使）1993－1994年冬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对作者的谈话，引用经过允许。穆立克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远不止在新德里，看来他频繁地对华盛顿进行访问。）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也许会问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印度的这一政策呢？它不会给印度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继续下去至少必然会令人忧虑地分散中国的防御力量。于是，为清除来自印度的这一威胁的军事反应便不可避免地处在北京的考虑之中，接着开始进行预防力量的部署。
到1962年10月，前进政策在西段使局势变得极度紧张。无数小规模的印军哨所在中国人声称拥有和控制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并且全都为在兵力上总是占优势的解放军所近距离对峙。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中国人遭到伤亡。北京关于中国军队将被迫进行报复的抗议和警告变得愤怒和明确。当时，印度政府为中国领导人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对其意图的任何怀疑。10月6日的一封照会在北京看来是“最后断然地关闭了谈判的大门。”然后，尼赫鲁于10月12日在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公开宣称，印度军队已接到“解放我们的领土”的命令，即要发动进攻去实现印度的主张。尼赫鲁到那时为止对分歧的处置使得发表这一声明对他来说在政治上已成为必然：既然象他所说的那样，中国是故意侵入了印度领土，那么他的政府除下令进攻外还能干些什么呢？他的恫吓在印度政治阶层中引起了沙文主义的欢欣并使将这一声明当作是最后通谍、甚至宣战的西方感到满意（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标题为《尼赫鲁向中国宣战》的赞许性社论。在美国和英国，人们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中印冲突的发展。）——但是在其将不得不执行这一类似巴拉克瓦拉命令的所属部队战地司令官中间却引起了恐惧。
尼赫鲁的作为起因于在麦克马洪线上形成的一次对抗——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形成的对抗。麦克马洪所画出线的那张地图是基于初步的勘察，当印度行政管理人员于五十年代到达边界地区时，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麦克马洪线的某些地段应当放在向北数英里的地方。既然中国人认真遵守麦克马洪所画的线，将它看作是事实上的边界，并称它为“实际控制线”，显然不要让任何事情去干扰在这段的形势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中国遵守麦克马洪线每过一年，都有利于加强印度的主张。然而，一当他们能够这样做时，印度人却开始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几个地段建立前哨基地，认为他们有权作出这样单方面的“纠正”。既然北京阻止这种如邓小平后所说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结果是始于1959年8月朗久冲突的一系列长时间的武装对峙，持续直到现在。
为印度声称拥有的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线以北的唯一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位于其最西端，印度在那里最高处塔格拉山脊的阵地，可以使其前沿哨所观察到中国的基地和交通状况。1962年6月印度部队为执行源自穆立克的占领该山脊的命令，在流经其脚下的山间小溪南姆卡河(Nam Chu)建立了一个哨所——山脊则超出了其部队后勤供应能力所及。9月间中国人作出了他们正在西段进行的反应，以一支较强的抑制军力与印度的新哨所对峙。印度政府接着宣布是中国人派出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尼赫鲁则公开发誓要将他们赶回去。
印军即使要将轻装的步兵团队调往那个地区也得挣扎着克服种种令人烦恼的困难——所有的武器和供应都得靠人搬运越过许多陡峭的山峦，其高度对它的水土不服并且衣着单薄的部队来说是致命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武器和给养则通过卡车运到正靠塔格拉山脊的背后，然后用骡子驮过山脊。想靠袭击把中国人从山脊上赶走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印度人想方设法集中起一个旅的步兵——的确印度方面的任何规模的集中都会被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在数量上压倒。一个其部队将不得不遵从命令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攻击的师司令官在回忆他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声明时的反应说：
该声明好象是给我当头一棒。我简直难以相信任何人，更不用说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会公开发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的声明……其军事含义和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至少对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是清楚的。既然尼赫鲁公开宣布了他要进行攻击的打算，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等着遭受打击。（注：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退休）：“《塔旺的陷落》，帕利特出版社，新德里，1981，第69页。）
10月9日印度部队开始了对山脊攻击前的策略性预备行动。这次有勇无谋的出击在印度人还未给中国人造成严重伤亡前便迅速被赶了回来。几天后另一个营挣扎着下到河沿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印度人，使他们的人数达到约2500人。印度部队的部署是为了进攻，而不是进行防御。这样，北京没有理由怀疑尼赫鲁说的话是否算数，知道印度对中国阵地的进攻迫在眉睫。（注：关于印度军队如何勇敢地努力执行由政治领导通过腐败的陆军总部、西线司令部和第4军的指挥系统下达给其职责是发起进攻的师、旅司令官的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详情，见于以下两本书的令人惊叹的记述：旅长约翰·P.达尔文准将的《喜马拉雅山失策：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启幕人》（Himalayan Blunder: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of 1962、塔克尔公司，孟买，1969）和N·普拉萨德少将的《塔旺的陷落》。）毫无疑问，此种进攻能够被击败，使进攻者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遭受最低限度的伤亡。但是北京想必认识到，这样一个局部性的胜利只能使中国的问题变得更糟。印度人的失败会使他们加大报怨被作为牺牲品并指责中国人的侵略——这在西方是被人相信的——并使他们一旦变得足够强大时，要决心再次战斗。只有一次远为更大规模的惩罚性打击才能期望阻止印度继续通过武力实现其边界主张的企图。
10月20日黎明前，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预防性的进攻。边界战争开始了（注：北京虚假地指责印度军队那天在塔格拉山脊地区和西段发动了进攻，因而中国人进行了反击。中国军队对尼赫鲁已向全世界通告了的印度进攻先发制人，这一真相更对中国有利。）。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队在被打垮前战斗了约30分钟，其弹药即告罄尽，中国在东段向前推进，直到占领达旺。在西段“前进政策”中建立的最前沿的印度哨所也被清除掉了。这时中国军队停止了前进，周恩来亲自向尼赫鲁发出了呼吁。他建议停火，并将人民解放军撤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的阵地，作为回答，要求印度终止向前推进并开展谈判“寻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尼赫鲁立即拒绝了该建议。三周之后，中国军队在第二次进攻时只用了三天便摧毁了印度在东西两段所有争议地区的抵抗。惊慌失措中，尼赫鲁以如此歇斯底里的言词吁请美国的军事干预，以致印度大使在递交信件时因蒙受屈辱而眼泪盈眶。（注：B.K.尼赫鲁：《好人屈居第二》(Nice Guys Finish Second)，维肯公司，新德里，1997。）
人民解放军在到达中国所主张的界线后停止了前进。接着中国宣布从11月22日起单方面停火，并在一个月后将其武装力量撤退到麦克马洪线后20公里的阵地。
这就是瓦杰帕伊向克林顿所说的“中国对印度武装侵略”的始末。上述的记事和分析表明：1962年的边界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印度制造了边界争端，拒绝就它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武力回应是被强加到北京头上的，当它来临时，它得到恰当的估量。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说的，“（中国的）‘未经挑衅的侵略’这个警句在边界战争后广为传播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种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政治花样……”（注：R.C.艾耶尔：《中印争端》，前线出版社，加尔各答，1970。）但是，因为这种黑白颠倒可以抚慰印度政治阶层的深受伤害的自尊，它便被立即当作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为一种受到珍视的谬见。瓦杰帕伊在其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表明：印度政府依然想从昔日的虚构中谋图好处。
二、争端为何依然未得到解决
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胜利是完满的，印度的失败是绝对的，但是通过其它办法作为外交的继续，中国的惩罚性远征只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成功。印军的溃败导致对各总部的肃整。只有一两个阿谀奉承的军人保住了他们的前途：（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任军事行动处主任的D.K.帕立特准将，他是在陆军官员报告（仍未公布）中被指责为印军的溃败负有责任的4个成员之一，但是他却升为少将。自然，在他自己的记述中不会提及这一共谋：《在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1962年印军在危机中》（War in High Himalayan: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1962，赫尔斯特公司，伦敦，1991。）印军回复到由专业人员指挥，曾将它引向前进政策并导致溃败的政治干预宣告结束。边界恢复了平静，在25年中不再有印军在西段挑战性的刺探，或者越过麦克马洪线。但是政府在外交做法上没有变化。尼赫鲁的立场依旧僵硬，而现在还的确为一种想象中的伤害和背叛感，以及真正的羞辱感所加强。中国使用武力并没有决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两项政治目标中的任何一项：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来；并向印度人表明，在这种谈判前试图以武力将印度的领土主张强加给中国是徒劳的和在自我毁灭。
周恩来与尼赫鲁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使他感到颇受轻蔑和令人愤怒（注：1971年作者在北京同周恩来讨论中印冲突时，他仍怀有并表达了那些感情。）。1963年4月他认真起来，终止了总理之间的通信。他指责尼赫鲁采取了“一种表明印度根本不打算举行谈判的不诚实的做法”，并以更糟的结尾收场：“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的政治需要，暂时不准备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愿意耐心等待”。36年之后，它依然在等待。
中国的态度自周恩来在1960年高峰会议上首次阐明以来从未改变。自那时以来一次最为明确的阐述是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一批印度评论员时简结地作出的：
中国从未要求归还为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侵印度的全部领土。中国建议双方都在实际控制边界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中国在东段，印度在西段，以使中印边界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予以解决。（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在《中印关系：还事实真相》中予以引用，《政治家报》，新德里，1981年5月11日。）
尼赫鲁所采取的曾使其政府无所作为的立场，使得逆转、甚至是调整，都非常困难。除了他自己和其他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外，在边界战争期间议会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及其后继者——“收复”全部被中国占领的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1954年发行的官方地图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致将印度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而且是不可谈判的——这可以用来作为论据，说明任何与北京的妥协解决方案将会牵涉到割让印度领土。宪法没有赋予行政机构割让领土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一项条约能得到执行前，需要对宪法进行修订，而要做到这点，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政治环境里都将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即使某一届印度政府准备迎着政治风暴同北京展开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努力仍然会遇到尼赫鲁设置的路障。
不过历届继任政府都谨慎和缓慢地跨着步子，同北京走向关系正常化。作为其父尼赫鲁贴近继任者的英迪拉·甘地在1976年将外交代表恢复到大使级。在1979年人民党政府当政时，当时的外交部长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在这次访问后，重新开展了就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低级别官员的讨论，结果是立即在基本矛盾上触礁——北京建议要谈判的内容新德里认为是不可谈判的。尽管这些会议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进行的，到八十年代中期，关系却得到稳步的改善。接着在1987年边界争端突然再次变得尖锐起来，重新走向武力仲裁，第二轮印度对华战争。
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样，陆军总部的变革将另一位具有“拿波伦情结”（注：这些判断是一位十分了解该将军的老资格印度官员同作者交谈时作出的。）的军人安置在最高指挥的地位。早些时候，尼赫鲁的亲信考尔将军，一个低层公关官员，由于总理的偏爱被提拔到崇高而极为需要的参谋局长的职务，接着担任负有将人民解放军从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上请除掉之责的军团司令官。在八十年代，K·森达尔吉担任了陆军参谋长，他也是个雄心勃勃的军人，但是同考尔一样，在其履历上没有战斗的经历。他拟定了一个印度式的鲁登道夫计划，期望出现一次能让印度利用其军事优势使巴基斯坦沦为一个“断了脊梁的国家”的机会。1986年印度在巴基斯坦边界实施了直到当时为止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黄铜平头钉行动——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其目的是“制造一种巴基斯坦将被迫进行攻击的局势”。（注：拉维·里克耶：《从未有过的战争：印度战略失败的故事》，（Ravi Rikhye,The War That Never Was:The Story of India's Strategic Failures,西纳克亚出版社，德里，1988），第35页。）森达尔吉没有得到将其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镇定自若，不为挑衅左右。于是他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将陆军的重力转到在麦克马洪线地段针对中国。
东段的局势通过另一次爆发的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以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的地点命名的“朗久综合症”而变得再次燃烧起来：印度人坚持有权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那些他们认为当地地形说明麦克马洪将线画得太过靠南的地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将线画得太过靠北的地段）。正如自1959年以来所证明的和在1962年10月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样，中国不允许这种单方面调整，总是勇敢地面对它们。然而在1985年，当春天冰雪融化，印度人的巡逻季节再次开始时，特别服务局（SSB,1963年成立的一个边界侦察和情报机构）派出了一个分遣队，在桑德洛河(TheSumdarong Chu)上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所。那个地点使哨所对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一览无遗；而且这个新哨所不仅是位于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一边，还由于它曾是边界战争的爆发点因而是个具有特别意义和敏感的地区。1962年人民解放军单方面撤军时提出的条件规定:在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间三角地带的领土要成为非军事区，并且保留“反击”的权利，如果印度进入该地区。
然而，中国人对新哨所的建立没有立即作出反应，直到冬天降临时特别服务局分遣队撤离前它未受到挑战。在察看撤走的地点时，中国人注意到已经开始工作要把这个地变成一个长年性的哨所：他们捣毁了那些结构，并建立了自己的哨所，还开辟出一个直升机场。在1986年7月特别服务局的人员返回要重占阵地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牢牢地把守在那里。中国人预料到的那些言词很快地披露给新闻界，官方发言人同往常一样将它说成是未经挑衅的对印度领土的入侵；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谴责中国故意派出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桑德洛河地点先发制人和不让印度占有它一事被森达尔吉将军利用来作为陆军必须采取行动的一次挑战，接着一次新的演习，猎隼行动，在一次例行的地图演习棋盘行动的基础上被很快组织起来，后者原来曾计划大约在那个时候实施。猎隼行动是要同中国对抗以在其边界显示巨大的进攻力量，如黄铜平头钉之对巴基斯坦一样。
1987年初印度陆军逐渐收缩黄铜平头钉，开始从西向东和从南向北部署重兵。作为开端，三个步兵师，尽管由于它们在黄铜平头钉中担任的角色弄得紧张而疲劳，还是穿越印度被调往麦克马洪线地段。到1987年4月，印度军队已以巨大的兵力据守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在那里其几个营在边界战争开始时曾被打垮过。印度人在桑德洛河建立了两个很强的威胁中国哨所的尖兵哨，中国人立即在距其7至10米处部署与其对峙。印度人在七个分得很开的尖兵哨所，都跨过麦克马洪线向前作了少许移动，这立即引起中国人的反应，形成对立的两军之间的紧贴接触对抗。于是，森达尔吉放弃了交火。
到此时为止，印度陆军经过几十年的重新武装和扩军，与1962年勉强集中起来要将人民解放军从其在塔格拉山脊居高临下的阵地上赶走时的装备不良、衣着单薄的军队大不相同，后来尽管有牢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将领无能，没有进行战斗即告崩溃。现在印军不仅对在这种地形中作战很有准备，装备精良，而且有多条公路通达靠近关键的边境地区，并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提供给养和支持地面攻击。在演习的高峰时，印度部署了12个师和好几个附加的独立旅来反对东北方面的中国人。印度空军的地面支持和战斗轰炸机都被调到阿萨姆和北孟加拉的机场：据来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有5个空军中队。
森达尔吉将军的计算是，如果中国人象他们1962年所干的那样被招引作出反应，使用轻装步兵开展迅速移动，猛烈打击扫荡周围的印军阵地，他们可以被从准备好的防御基地进行攻击的优势印军所制止、包围和消灭——一种被森塔尔吉称为“围歼”的策略（注：1993年11月在哈佛与森达尔吉将军的谈话。）。如果中国人以武力作出反应，他的战略还要求对西藏实行有限的反攻，伴随着印度空军对步兵起支援作用，必要时扩展到确保制空权，轰作中国在西藏的空军基地。森达尔吉的战斗方案似乎以越南成功地抵抗中国的入侵作为范例：不久前他曾率领一个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过河内。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象他们在1962年所干的那样作出反应。他们对西藏大大地进行了增援，包括来自成都和兰州的野战军，伴随着战斗轰炸机和适于在高原上行动的战斗直升机。北京的领导人无疑知道在新德里官方圈子里所表达的观点——公正地说，是在他们异常偏激的时候——即印度应当将其边界推到藏布江（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30页。经同意引用。当时一位著名议员拉姆·马努哈尔的观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边界扩展到西藏的布拉马普特拉（或藏布）河（江）”。穆立克争辩说，只有到了这个地步，“印度部队才能就有关地形和适应水土而论是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同中国人会战”。），因此慎重行事。5月间，北京正式警告印度它坚持“侵略”的严重后果。当时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印度陆军计划并准备以一个师的进攻来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区的中国人；但有两次，据这些报道说，在最后一分钟撤销了攻击令（注：拉维·里克耶，《印度时报》，1987年4月16日。）。此种行动无疑会重新点燃一次全面规模的边界战争，或许有更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北京没有被一些刺耳的话挑动起来进行报复。
印度政府将这次对抗看作是中国借故生端侵占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的另一结果的说法淹没了北京比较真实的陈述，犹如曾经匆忙走向边界战争时发生的那样。但是考虑到这一对抗的潜在爆炸性，令人吃惊的是在国际上却很少公开对此予以关注（注：作者在《南方》上的文章：《走向印度的第二次对华战争？》（伦敦，1987年5月）是个例外。华盛顿官方的知情人士使他对印度挑战的规模和严重性一直保持警惕。）。然而，卫星观察使华盛顿可以看到所发生的一切，行政当局从大约1987年3月起便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看来美国人在4月间中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将军访美时向他提出了此事，引起的反应是：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将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使华盛顿的官员想起邓小平在去年10月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期间对印度所进行的激烈批评，据《远东经济评论》消息十分灵通的通讯员称，当时邓“指责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说，如果不停止这种行动，中国将不得不‘教训一下印度’”。在1987年3月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去北京时，邓再次就印度行动的潜在后果发出警告，并劝告美国政府考虑美国计划向印度提供高技术防御装备在印度的各邻国所造成的忧虑（注：纳廷·昌达，《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6月4日，第42－44页。）。
美国人全然不喜欢看到任何一种情况。在印度与中国发生争吵中华盛顿的最高希望（和最深远的计划？）得到满足的欢欣鼓舞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现在此类冲突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得到过这样的通知。从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即清楚表明，苏联希望看到新德里和北京之间恢复良好的关系，自己还采取了为开始解决同样棘手和显然难以处理的中苏边界争端所需要简单的——但有预兆性的——步骤。
1987年夏末对抗以惊人的速度缓和了。这一巨大逆反大概反映了印度总理或内阁在回应美国的警告中对权威的一次过时伸张。新德里在其声明中把调子放低了；还接着伸出一个橄榄枝：寻求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的邀请。
沿麦克马洪线对立两军的地方司令员之间的会见得以安排，这导致在某些地区的脱离接触。然而在塔格拉山脊的4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在整个东段，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森达尔吉学派的另一位将军在1995年发表意见说，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注：阿肖克·K.梅塔将军：《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土？》("Why Are WeQuitting Our Territory?"),《印度斯坦时报》，1995年9月13日。）此后不久森达尔吉的任期结束。他退了休，但强调说：他曾提出挑战，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这恢复了印军在1962年丧失的斗志，“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注：1993年森达尔吉在哈佛对作者的谈话。）
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对北京的访问并没有出现什么突破，但是正在进行的边界问题的讨论被提到较高的级别。两年后李鹏总理对拉吉夫·甘地进行了回访。就边界争端来说，这次高峰会见还是没有提出什么可以显示的东西，但是在幕后却取得了进展，因为在甘地的访问后，印度方面的做法有了变化，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也是在官员一级。变化的一个因素也许就是森达尔吉玩弄边缘政策的余波。将也许6万人的部队（有些估计认为人数要翻一番）部署在位置遥远、条件极为艰苦的边界沿线，给国防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对士气有破坏作用。但是单方面撤退部署在中国边界上的大部分部队，甚至对其作出有意义的减少，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家和反对派作为退却和投降而对政府进行攻击。如果要纠正印度的紧绷的和被歪曲了的军事态势，那就得在同中国签订一项提供相互对等的协定的掩护下进行。
接受北京40年长期有效的老建议，开展目的在于划定边界并接着联合将它们标定的谈判，在新德里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能悄悄地绕过尼赫鲁拒绝维持边界现状的立场，某些官员好象作过论究，陆军的苦境便能得到解决；在边界上的实际控制线如果在几十年或几代人期间不予触动，最终也许在印度被认为是可以进行谈判的。但是，认识到企图同中国达成允许使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带有高度的国内政治风险，所以不得不谨慎地、试探性地进行处理。因此作为第一步，外交部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
1991年7—8月，中国的副外交部长齐怀远访问新德里，与一些官员进行了会谈，接着会见了总理V.P.辛格。在齐离开后，印度官员向外交通讯员暗通消息说，会谈取得了突破——根据达成的一项协议双方将保持中印边界的现状。这一泄漏展示在9月2日的精英集团的布告栏，即各主要英文报刊上（注：《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政治家报》。）。这一协定并没有使人想起，用尼赫鲁的说法，其含意是有效放弃了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这条新闻被政治家和报界平静地接受了，甚至以满意的心情。但是事实上声称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是虚假的。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的全部内容是促进在边界上对抗的两军之间通讯的各种措施（注：这在一年后被参加新德里会谈的中方一位成员对作者所明确确认，并后来在与北京外交部的几位官员进行的讨论时得到确认。强调了那时的现状在事实上对中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它包含着与印度部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贴近对峙：印度部队应先行撤退以实现脱离接触然后才能达成维持现状的协定。证明这曾是一个试探气球，1991年的报道，纯属故意编造，到1993年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才真正得到谈判，并表现在一项条约之中。）。但是试探气球没有引来敌对的火力必定鼓励了散布这一消息的印度官员，去坚决推进，去努力使陆军能脱离接触，并在走向边界问题解决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这些努力在前外交部长P.V.纳拉辛哈·拉奥成为国大党政府的总理时得到加强：他可能感到比其紧挨的几届前任政府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因为国大党在1988年决定，印度应当在“相互利益”和“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同中国寻求一项解决办法（注：苏尔吉特·曼辛格：《中印关系》，见《亚洲概览》，1994年3月。）。再者，一位阅历很广而活跃的外交家J.N.迪克西特出任外交秘书，集中注意并给予外交部派往北京的触角以新的推动。到1993年6月，已与中方拟定了一个初稿。总理批准它作为预定9月高峰访问期间要在北京举行的最后讨论的基础；但在间歇期间，他和迪克西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向政治领袖们说明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并解释说，达成一项协定符合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批准，甚至从反对党方面——而且坚持在这一过程期间不要向外泄露，这次也得到遵守。（注：1995年3月8日在赫尔大学与J.N.迪克西特的会见。北京坚持的一点是希望加入象征中国拒绝承认印度1975年兼并锡金的措词，而在1993年9月拉奥赴北京时的初稿中有这样的含意。印度人坚持要删去，中国人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一要求。）结果，在北京会谈结束后宣布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时，公众感到吃惊。
该协定三页九条，是一个示范性文本，简洁而明确。熟悉中印争端过程的人没有人在阅读它时不会联想到，如果1959年尼赫鲁政府同意了周恩来的正是这样一个维持现状协定的主张，该会避免了多少冲突和破坏。对印度方面来说紧要的段落，一个也可使尼赫鲁得以解放的段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提到实际控制线……不妨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各自立场”。（注：引自来自印度外交部的一份抄件的原文。）
总之，协定作了如下规定：
——双方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双方严格遵守和尊重实际控制线。
——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兵力将减少至“与……友好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水平……”。
——双方将建立一个加强的工作组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的。
纳拉辛哈·拉奥对政治基础的仔细准备产生了效果，在印度没有发生反对该协定的叫喊。这在实际上在不事声张中消除了尼赫鲁边界政策的两个支柱之一。
这个协定象1954年协定一样在开头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意将沿边界线的危险摩擦排除在争端之外，开拓中印缓和的道路，顺便使印度陆军得以在战略上重新部署。但是障碍存在其执行之中，因为执行得从协定的实际控制线的确切走向开始。印度方面坚持要保留在森达尔吉的冒险主义演习期间取得的在战略上没有意义的小片领土，这意味着执行变成了一个令人烦恼而拖长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在1993年的高峰谈判中双方都认识到：协定此后要抓紧的第一个任务必须是使在桑德洛河附近危险地近距离对峙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中国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印度人应当首先撤（这样便使得原来作出反应的中国哨所成为多余，然后让它们撤走）。北京争辩说，所有的哨所都清楚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因而处于有争议的领土之外，在中国本土上。但是在印度方面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有争议的领土”，印度所主张属于印度的，便是印度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由印度部队启动从桑德洛河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的问题。中国人必须首先撤退，以此承认有关的领土是印度的。在1995年8月在新德里举行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达成了妥协——相互同时撤军（注：这一背景是从1996年10月在北京外交部的讨论中得来的，后来又与印度的有关官员进行了讨论。）。
被当时任印度外交秘书的萨尔曼·海达尔欢呼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的这一协定的迅速宣布，并没有象前几次那样被平静地接受。在印度的政治意见中，言词和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撤军，那怕是从一丁点的领土上撤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协定及其随后的从桑德洛河附近的两个印度哨所的撤退受到一些政治家和记者的强烈批评。一个最温和的典型是一位前任外交秘书A.P.文卡特斯瓦兰的的抱怨，他认为这个协定是印度“俯首屈从、放弃优势而没有确保一种补偿……”。（注：
1995年9月3日《先锋报》（新德里）。）没有后继的从前线阵地上的有意义的脱离接触，尽管有报道说有大量的印度部队从中国边界调往巴基斯坦。
1996年12月，又一次在新德里，进一步签署了一个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承担义务不进行攻击，并采取措施减少或限制其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对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地点制定了限制，并对迅速的通讯联系作了规定。在由于对实际控制线的定位出现不同看法而引起对峙时要求自我克制，并要加速对实际控制线的澄清和确认的过程。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例行会议继续举行，但它们已从原来求得渐进的战略性脱离接触而不妨基本的边界要求的目的转向，回到争端的核心——哪些领土属于哪方？
情况就是这样，如瓦杰帕伊总理在写信给克林顿总统为其政府的核试验进行辩护时所说的，中印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确，它距离解决，甚至距离谈判仍然很远。最近印度政府的多位部长公然把中国称为主要的战略敌人表明：纳拉辛哈·拉奥行政当局在实际控制线上实现安定的意图不适合占统治地位的印度人民党的想法，并且暗示只要它在当政，就有可能在边界上出现新的对抗。因此，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确认：首先，它（不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除非印度政府方面通过无理性的政策制定予以创造；第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第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而且，如果继续，还可能重演。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边界战争看来是减少了，甚至是无足轻重了。但是冲突却不仅对印度和中国，而且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有着深远的和有害的影响。假若尼赫鲁能表现出缅甸的吴努那样的智慧和政治勇气，并且象他那样，大约在1959年，同北京谈判出一个相互满意边界解决办法，并以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条件签署了它，世界政治该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情景。那么，中国就不会遭受冲突和印度诬陷带来的憎恨，代之的是其国际威信的极大提高。北京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许会提早好多年。印度可能不会走向导致巴基斯坦1965年战争的扩军备战。中美关系可能早就得到修补，并很可能对华盛顿对越南的做法产生影响。还有，印度的核试验的唯一借口自然不会存在——不过那时，事情就成为双料虚伪，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自独立后不久以来，即一直保证要使印度拥有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