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刘少奇的知识分子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刘少奇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同时以理论指导实践，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形成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建树。本文试图以刘少奇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论述作为出发点，对其知识分子观作一简单论证和评价。
首先，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人中，刘少奇是第一人。
建国初期，我们党的一般提法是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知识分子不像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那样，能按照通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的标准来划分，无论知识分子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只能算是一个社会“阶层”或“分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因而被当做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刘少奇认为，应当确定知识分子属于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这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活动方式和经济地位。他们是脑力劳动者，靠工资收入为生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剥削他人，所以，他们属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剥削阶级，因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他在1949年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讲话时指出：“现在的工厂是国家的工厂，人民的工厂，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是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注：见《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第42—43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编。）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职员是什么人呢？也是工薪劳动者，也是出卖劳动力的，这一点职员和工人是相同的。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是血统的体力劳动者，是基本队伍；此外还有许多职员脑力劳动者。”（注：见《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第91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编。）在谈到关于工程师的成份与能否加入工会的问题时，刘少奇认为，工程师虽然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资产阶级较接近，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并且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他们基本上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都是劳动人民，同是劳动阶级。不把他们当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很错误的，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危害性，就会分裂工人阶级。（注：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其次，在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方面，刘少奇是为之大声疾呼、鞠躬尽瘁的先驱者。
1949年5月，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去解决开滦煤矿的问题。 当刘少奇提出是否应该吸收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和高中级职员加入工会时，军代表说，这些人工资待遇和普通工人相差很大，要他们加入工会，怕工人会有意见。刘少奇听后意味深长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知识不行。”“他们待遇虽高，也是靠薪金生活。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工人如果不服气，要向工人做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开滦，并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要记住这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便不能胜利。”（注：转引自《刘少奇佳话三百篇》第18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1版。）1954年9 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他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除开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并进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活动的知识分子外，国家必须注意团结一切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能力，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时隔两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做政治报告时再次强调：“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队伍，”（注：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0 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并提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必须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八大”以后，全国知识界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当年我们党开始提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知识分子是种什么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一片衷心的拥护，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涨，学术探讨空气也很浓厚。在那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出成果、出人才。”（注：见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518—5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后来，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出现了曲折，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知识文化界也经历了反右扩大化的严重波折。为了克服困难，统一认识，加强团结，1962年1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在谈到1949年以来的12年，特别是从1958年以来的4 年的经验教训时，他指出，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注：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正确指导思想在工作中的执行由于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打断，知识分子被冠以“臭老九”的称谓。刘少奇也未能摆脱厄运，在经受残酷的迫害之后，于1969年11月12日含冤逝世于河南开封。
再次，在提倡知识分子“红”、“专”结合方面，刘少奇的见解有独到之处。
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认为：在毛泽东看来，“红”高于“专”，刘少奇则不以为然。刘少奇注重“专”而忽视“红”，提倡“关门办学”。例如他在1948年劝学生们说：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窗外事可以问一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注：参见[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197页，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对于迪特默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但确有证据表明刘少奇对知识分子的“专”是特别强调、相当重视的。他在1941年就曾说：“技术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将来把敌人消灭掉，不打仗了，就要以技术工作为中心。……我们将来建设新中国，要大家管理国家，那时技术工作就要占首要地位，而今天的军事指挥员到将来也要到工厂去做工。到那时技术工作就要决定一切。”（注：见《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44—45页，中共中央党校1981年6月编。）我们今天可以想象， 在当时能说这样的话，该是何等了不起！当然，这并不代表刘少奇只注重“专”而忽视“红”。在刘少奇看来，党的干部以“德”作为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而知识分子则应该以专业的“才”作为主要标准。1952 年7月29日，刘少奇对留苏学员讲话时说：“希望你们到那里搞好关系，学好一门技术。革命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建设，是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注：转引自上官天保博士学位论文《刘少奇的“修养”研究》（未刊稿）第91页。）1955年9月20日， 刘少奇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题词：“学好本领，建设祖国。”（注：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此处的“本领”， 即是指“建设祖国”所需要的各种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在1956年1月20日给其子刘允若的信中， 刘少奇写道：“不管你将来干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不论干什么都有好处。”（注：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63年11月13日， 刘少奇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把“红”与“专”的相通之处揭示了出来，他说：“凡是不畏艰苦、努力钻研，不怕犯错误，又勇于改正错误的人，不论是党内的党外的，都能在斗争中得到提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在学术上作出更多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注：转引自上官天保博士学位论文《刘少奇的“修养”研究》（未刊稿）第76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是相通的。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没有把“红”、“专”割裂或对立起来，而是认为“红”能够促进“专”，“专”又能够反映“红”，两者是相辅相承的。
最后，在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方面，刘少奇的认识更具鲜明特色。
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忧患意识”而自豪，虽然历尽磨难，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这种责任感。（注：参见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247页，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页，1991年6月第2版。）然而，由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 受教育过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知识分子中存在轻视工农、鄙视体力劳动的现象，对此，刘少奇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例如，他在1949年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讲话时指出：“人民宝贵知识分子。因此，养成知识分子自大的缺点。因为知识分子有文化程度，地位高，便轻视体力劳动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注：见《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第47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编。）在天津工商业资本家座谈会上，他更是深刻指出：“一般知识分子常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身份，工农没有身份。这和民主精神是不合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对敌人而言，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注：见《刘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第67页，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编。）1957年，刘少奇对知识青年提出了三个“不应该”的要求，他说：“新中国的知识青年，不应该只满足于书本里的一些知识，不应该以不参加体力劳动为荣，不应该再是那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了。”（注：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总之，刘少奇对知识分子自傲自大、轻视工农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深刻的教育。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刘少奇没有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提到“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 页，1991年6月第2版。）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而只看作是否进步，是否能促进自己的提高与发展。他认为“那些能吃苦，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又取得人民群众拥护和信任的年轻人，就是说，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当然最有可能来接替老一代的人。”（注：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如果不愿与工农群众结合，就不会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就不能算是德才兼备的人，也就不可能、或很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第二，当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之间闹矛盾时，刘少奇认为双方都有错误，但责任主要由受党的教育多的一方承担。他在1941年曾指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关系不好，是由于双方都有毛病，都有错误观点。……如果双方有‘冲突’，则老干部应当多负责，因为他们有经验，受党的教育更多。工农分子常说：‘你只会讲漂亮话，打仗时就要出丑’。知识分子又说：‘你没有知识，我不佩服你。’这种隔阂都是不应当有的。”（注：见《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52页，中共中央党校1981年6月编。）按照当时流行的提法， 知识分子被当做“教育”、“团结”、和“改造”的对象，那么在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矛盾时，担负责任的只能是知识分子，怎么可能由受党的教育多的老干部承担责任呢？这是否因为刘少奇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而采取的“宽容”态度呢？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如此直言，确实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
总之，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也是刘少奇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大力倡导“科教兴国”的今天，我们重温刘少奇同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精辟论述，愈加觉得亲切，觉得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