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民族资产阶级心态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心态论文,民族资产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发展时期，作为新兴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其蓬勃向上的一面，具体表现为：走向世界和与洋竞争的时代意识；探索独立与寻求集结的聚合意识；排除困难与锐意革新的近代企业精神。但受时代和阶级局限，新旧杂陈与进退交叉的矛盾性、软弱性仍是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心态的重要特征。对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做客观分析，将会有助于更加正确深入地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品格和历史作用。
清末民初，此处尤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民族矛盾空前高涨的社会形势和清政府颁行“新政”、“振兴商务”的刺激之下，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在此时期得到了长足进展，随着阶级队伍的进一步扩大，作为新兴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担当重要角色，并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积极参与者。以下仅就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做一些尝试性探讨，以期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评价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 走向世界和与洋竞争的时代意识
近代民族资本是在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刺激之下产生的，世界工业技术的先进和企业的丰厚利润极大地刺激了资产阶级逐利心理的发展，而新旧两种生产方式的强烈对比也使他们迫切要求弃旧趋新，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走出往日旧式商人封闭保守的圈子，积极寻求向世界的开放拓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已呈“今昔殊形，远近异瞰，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之势，“乃是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已作为社会思潮汹涌而来，在此种情势的影响和冲击之下，近代资产阶级要求趋新务变，摆脱闭锁状态、学习西方的意识更加明显起来。有人早已尖刻地指出：“海禁大开，国势大弱，决非可手八股、口讲章（句）而得以治国利民、折冲强御者”，“稍识时务者，要先着祖鞭，借鉴欧西，步武仿造”，〔2〕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张謇也发出了如下急切的呼吁：“世界经济之潮流喷薄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3〕
在如此紧迫的时代危机感驱使之下，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为了学习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纷纷远涉重洋进行考察和学习：如时以“南张北周”著称的两大实业巨子张謇和周学熙都于1903年率先赴日本参观访察，归国后二人将其所感所得著成同名的《东游日记》，周学熙决心“以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欲以施诸我国”，〔4〕之后不久，周主持直隶工艺总局， 按日本商规制定《局规》5章46条，使得“一时风气丕变，人人思奋，颇有明治维新之象”，〔5〕周学熙还建议袁世凯，要求州县官吏一律赴日本考察三个月，考察合格后再行录用；张謇也深感于日本的繁盛和巨变，认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士大夫所当竞竞者矣”。〔6〕此后，出国学习考察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一种风气盛行， 例如著名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和棉业资本家聂其杰于1915年4 月以中华游美实业团正副团长名义赴美国参观巴拿马赛会并考察商务，旧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先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习化学，1912年归国不久后又赴德、法、英等国考察实业。
近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切感到：“际此十九世纪后工商业演进时代，纵竭毕生精力以与各国抗衡，犹虞弗给，而宁敢泄泄沓沓以自列于天演之淘汰”，〔7〕为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尽早摆脱落后， 与世界水平接轨，二十世纪初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踵先进国之跬步”，举办了如商品陈列所、劝业奖进会、劝工博览会等多种形式的商品赛会，在国内大兴劝奖竞争之风，如此“征集各省方物，陈列一堂，俾资比较而励观摩，复求改良而供参考，且遇外洋采运，既可作样品广告之场，欲求国货推销，尤当尽说明介绍之责”，〔8〕这些又从另一面显示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开放进取的心态。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开始积极热情地参加各种国际经济活动，他们曾多次参加了在全球各地举办的国际商品博览会，将之视为“国际之竞争，国度之表示，经济之发展，利权之恢复，胥在此一番聚精会神，勇猛精进之大事业也，”〔9〕正是由于他们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鼓吹，在1911 年的意大利都郎国际博览会上，中国的运展物品获奖者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2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 个纪念奖，〔10〕对经济落后的旧中国来讲，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的走向世界意识表明了他们在古老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奇变”的新形势下能积极顺时应变、锐意开放进取的果敢精神和胆识。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发展资本主义绝非易事，有人曾喟叹“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1〕创办近代企业的艰辛历程也使他们明智地认识到要求生存，必须竞争，“竞争者，实为立国之基础，而挽回国势之要务也”，〔12〕“有比较然后有竞争，有竞争然后存进步”〔13〕，而在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形势下，这种竞争意识尤集中表现为国货意识。国货意识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遭受外国资本强烈冲击下的产物。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在华投资设厂，对刚刚兴起而尚为稚嫩的民族资产阶级造成了强大的打击：“洋商得在沪设制土货之条，急起直追，来与我角……，各洋行运机造厂，先后开办，花价因争买而益涨，工价因争雇而益昂，在上海，华洋商厂皆聚于杨树浦一隅，互相倾轧，无不亏本，而华商魄力太微，与各洋厂驰逐于咫尺之地，不得智者而策其必败矣”，〔14〕如此激烈的竞争态势迫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做出迅速的反应和对策。张謇提出：“每年出口倡销之土货，加工精选之，扩充之，以广其销，进口多销之洋货，则加工创仿之，以敌其入”，〔15〕周学熙创立的直隶工艺总局“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各货，凡有可以仿造者，力为提倡保护”，〔16〕并附设劝工陈列馆，展品“凡是以与外洋物品竞争而扩张本国工业者，皆取之”，〔17〕这些倡导国货的措施对当时抵制洋货的大量输入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民族资产阶级整体来看，到二十世纪初，国货意识已日益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而深入人心，此时的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时机及时大胆地把国货意识付诸实际行动，取得了辉煌战果。如1905年由资产阶级领导了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他们敏锐地指出：“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对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18〕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本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此系“历十年来未有之好机会”，要求工商业者“运用其思想脑力”〔19〕扩展国货促销活动。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指出，“当此外货来路既穷之日，正国货销场渐复之机，时不再来，稍纵即逝……此时急起直追，犹恐后时失着”，要求“各制造工厂因并注全力，从事品质之改良，力图信用之恢复”，〔20〕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战期间我国民族资本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国货意识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激烈竞争和压迫之下力求生存的反映，它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可贵的民族意识，反映了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的拳拳爱国之心。以创办天津国货售品所而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宋则久，“面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流氓、奸商等，孤军奋战了三、四十年之久”，而他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初衷不变，他认为：“我作绸布洋货，于己有益而于国家有损，我干国货，干得好国家受益多，干得不好国家受益少，但总是于国于民有益的，我宁愿牺牲小我，舍私而从公，绝不半途而废”，〔21〕这种爱国精神的确是值得颂扬的。
二 探索独立与寻求集结的聚合意识
长期以来，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和贵义贱利的传统价值取向造就了中国商人委曲求全、甘受官府掣肘的自卑心理。脱胎于旧式封建商人的近代资产阶级在其产生之初自然也难以摆脱对封建政府的依赖，事实上，能否得到政府机关的庇护始终是近代企业发展、繁盛的重要关节。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不断扩展和新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民族资产阶级摆脱依赖、谋求独立的要求日益强烈起来。他们一面慨叹“我商人积数十年经历，可谓艰苦备尝矣……，官吏可上下其手，怨家多倾陷之方，此为何等世界乎？’〔22〕一面意识到，“有独立自治之力则可，无独立自治之力而徒欲依赖政府，以搏头等顾问官之荣名，则吾犹见其害而不见利也”，〔23〕他们公开宣称，与其依赖“国家乞为商人谋，不如商人自为谋之亲且切，此讨论商会之所以起也”。〔24〕
要求独立的意识首先反映为经济上的力求自主，即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尽量摆脱官府羁绊，以保持独立发展。如周学熙以官办筹建成启新洋灰公司后，“既然肯定可以获得厚利，投资的风险不复存在，周学熙遂决定尽早将启新转变为私人资本”〔25〕；张謇除在创办大生纱厂时用官股25万两外，以后很少吸收官股，而转赖于商股。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由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发展进而深入到开始争取政治上的民主权力。在1905年掀起的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中，资产阶级公开声称抵制美货“不必依赖政府”，而应“专恃民气”，以国民“自力抵制之”，他们认为“天下只有自立，决无依赖他人之道”，〔26〕继此之后，风行各地的地方自治运动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以苏州资产阶级创设的自治团体苏州市民公社为例，其创设目的便是希望借此“组成一公共团体”，使之成为“独立社会之起点”，并期待“异日者，合无数小团体成一大团体，振兴市面，扩张权利，不惟增无量之幸福，更且助宪政之进行”，〔27〕“振兴市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助宪政之进行”表达了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向往，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足以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在更高层次上要求摆脱依赖、进行自我塑造的独立意识。
谋求独立的另一面便是希图本阶级的联合。“华商之弊在散而不能聚，私而不能公耳”，〔28〕“我中国商人沈沈冥冥于无法之商人久矣”，〔29〕此时的资产阶级已开始认识到，正是旧式商人消极涣散的弊病导致他们为封建政府所掌握，而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也使他们深感“团体未立，势涣力微，有利不能兴，有害不能除，长此不变，恐有江河日下之势”，〔30〕而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畛域分明的行帮、会馆等狭隘的旧式商人组织已难以满足从商人阶层中分化出来并日渐强大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外人商务之竞争，转瞬万变，迫不容待，又何能以一陂一障之抵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31〕因而，伴随着阶级队伍和力量的迅速扩展，在共同的经济利益和集体命运感的驱使下，近代资产阶级开始发出“四方同志，联络成城，公益维持，和衷共济”〔32〕的呼唤，逐渐萌发并流露出其日渐强烈的阶级认同感和阶级集结意识。二十世纪初年，要求“结民力”、“合大群”、“团结团体”的呼声愈渐高涨，成为人心所向，有人疾呼设商会之必要性说：“欲兴商务，必以各设商会，始行之有效，各商会再联一大商会，庶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内可与政府通商之情况，外可与各国持商务之交涉，非设商会不为功也”，〔33〕在此情势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意志与要求、以商会为主的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显然成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阶级自我认同心理和阶级意识的外化表现。如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前身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其揭橥宗旨即是“为集思广益讲求商务起见”，希望这一组织能联合各界力量，“务使群策群力，众志成城”，〔34〕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也宣称“本会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发达为宗旨”，〔35〕据统计，从1911年12月到1915年11月，全国范围内共创设各种实业团体103个，到1912年，全国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合计已达1008所， 商会会董总数为21854人，商会会员总数为196636人，〔36〕这些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并且日益壮大的社团组织，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活跃于当时中国的社会舞台上，为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发挥了积极作用。1907年11月，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李云书在各省商会大会中宣称，“中国商情，向称涣散，从未有邀集各省府厅州县及海外侨寓之同胞欢聚一堂，藉巩团体而公益者，有之，自本会议始。”〔37〕，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数之多，代表性之广均为前所未有，它空前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阶级联结的愿望和已初步形成的阶级意识，并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 排除困难与锐意革新的近代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贯穿并支撑企业活动的一种精神力量，是企业家所必备的心志和精神品格，它集中表现为锲而不舍的事业心和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创办民族企业，还必须具备克服障碍、百折不挠的精神素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双重压制的罅隙中艰难不屈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在他们身上，已初步具备了这种近代企业精神。
“状元资本家”张謇便是一典型代表。创办南通大生纱厂是张謇从封建士人群体转向资产阶级群体的标志，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受到来自封建营垒和社会各层的重重刁难，并且随时有被外国资本吞噬的危险，但他投资近代工业、走资本主义之路的决心始终未变。作为众人仰慕的钦点状元，为了筹借资金，他曾求助于上海资本家，当他在“留沪两月，百计俱穷”之后，曾“以卖字给旅费”，险恶莫测的环境令他“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38〕但他仍然“忍气待时，坚志赴事”，〔39〕他曾描述自己可谓“跻危涉险之人，攀虎豹而踞虬龙，稍有错趾
睛，皆有齑粉之势”，〔40〕与他一同受命创办实业的苏州状元、苏纶纱厂创始人陆润庠却在不久之后便因眷恋于仕途的安乐而遗弃新办企业，“起补祭酒，擢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41〕回归到封建士大夫队伍里，而张謇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艰难险阻中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回首创办大生纱厂的历程，张謇感喟自己可谓“含垢忍尤，遭闵受侮，千磨百折”，〔40〕“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韧而夜
者， 不知凡几”，〔41〕其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由此足可以窥见一斑了。“人患无志，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成就之大小，虽亦视乎材能境遇及其他种种关系，然果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无论成就大小，断不至毫无所成”，〔44〕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的成功者们正是以此“强毅之力”在荆棘丛生的困境中顽强地奋起力争，从而参与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向前发展。
锐意革新是近代资产阶级企业精神在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表现。有人以“改良”和“发明”作为农工商实业家应尽的主要职业责任，他们认为：“人类技能，随时进化……，欲其职业之发达，须随时改良以求合乎社会生活之程度”，而“天下之事理无穷，而现今之法，则难于尽善，亟宜细心研究，发明精良之新法，以图占优胜于竞争之场”，这两点“对于其职业，有生存竞争之关系”。〔45〕革新意识反映到经营生产的实践中来便具体体现为质量意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为提高生产质量曾积极致力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技术人才的培养使用。张謇为提高大生崇明分厂的生产质量，曾“选派调查员，详考沪上各厂工，锐意整顿”，“并向通沪苏锡各处招徕良工，为之导师，日渐月摩，力求细致……，日省月试，力求节约”，这一系列提高生产质量的措施使得纱厂“气象顿易，销路浸广，价日提高”，“虽光复之际，辍工之久，是岁结帐犹余三万六千两”。〔46〕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民族资本家已开始注重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的完善或改造，这也应是其大胆改革创新意识的反映。譬如在人事管理制度方面，任人唯贤已成为多数民族资本家的共识，而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封建旧弊已开始被遗弃，张謇提出了“用人者唯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47〕的用人方针，民生公司创始人、著名资本家卢作孚的用人准则为“低级人员考，高级人员找”，由用人制度引深到对人才的培养上，民族资本家中投资教育，兴办学校者在这一时期更不乏其人。对先进人才的培养、起用犹如为企业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效应是不言而喻的。这些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及时顺应时代、勇于改革创新的生命力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态势。
四 新旧杂陈与进退交叉的矛盾心态
社会心态是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在社会主体中的精神内化，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个相对缓慢而稳定的过程。它既反映了弃旧从新的一面，也保留着保守滞阻的情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尽管伴随着欧风美雨的强烈吹拂和受历史本身发展的规律所限，心态的近代化已破土萌芽并成为势之必然，但是近代资产阶级滋生于封建社会这块土壤上，这使得其发展不可能不打上传统心理取向和价值观念的胎记，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压榨又使他们感到创业的艰辛备至，于是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呈现出新旧杂陈、进退交叉的复杂现象，积极向上的心理态势掩盖不了其消极晦暗的一面，此处试可归结为：
1、传统价值观念仍未褪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虽然重商之风盛极一时，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仍占主导地位，已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近代资产阶级依然难以摆脱封建功名的诱惑，借捐官衔、买功名以跻身“绅商”行列成为多数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而梦寐以求的捷径，于是出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资本家同封建官衔合为一体的奇特现象，清末的资本家大多身兼各种功名职衔，“就是外洋侨商组织的中华商务总会的成员，不少人也通过捐纳报效，以邀有各种封典、职衔为荣”，〔48〕这应是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尚欠成熟的重要表征。另据统计，1872—1913年间，近代企业的投资者和创办人中半数以上皆由地主、官僚转化而来（约占55.9%），这些受封建文化长期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在毅然投身近代企业，积极走向世界，接受先进科技知识的同时并未淡忘祖宗的封建之道，中体西用仍是不少人崇奉的做事准则，如周学熙直至1922年仍以“中国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辅以英文、数学及新知识之切于实用者”〔49〕作为其办学宗旨。由民族资产阶级自身体现出来的这种封建价值观和文化意识恰恰说明了其反封建的软弱性。
2、依赖意识仍然严重。尽管要求独立的呼声日渐强烈， 但艰难的生长环境注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多舛和羼弱，于是为了寻求较为安稳的发展环境，他们在摆脱依赖的同时又往往渴望得到官府的庇护和认可。早期商会均经地方官府给示保护才算是正式成立，商会总协理须由政府审核批准才准上任，这其中不无透露着此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依托心理。即使是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之后，稚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开始渴求新的政治靠山的保护：“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50〕这种渴望甚至迷惑了他们的视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并且作出了过早的许诺：“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致通过”，〔51〕他们认为袁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北洋实力为其带来稳定的国内市场及帝国主义的支持，继袁世凯之后又委身于各派军阀之间，这种政治目光的短浅狭隘恰好反映了这一时期乃至整个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都尚未具备和形成独立、健全的近代化人格。
3、“圆滑素性，多方敷衍”。〔52〕1914 年陈其美曾以此八字来评价上海周金箴、朱葆三等商界大亨，他恰如其分地刻画了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左右逢源于各派政治势力间的一种妥协心理。其实，自私性、伪诈性、软弱性、妥协性是命运短促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终其一生所固有的阶级品格，也是其难以担当起中国近代化领导角色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很难要求资产阶级本身作出自我牺牲和英雄行为，需要由小资产者（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工人以及其他下层群众挺身而出，履行那些本来应当由资产阶级自己完成的职责”，〔53〕为了自身狭隘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往往不顾大局，甚至破坏革命。如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固然体现了资产阶级爱国的一面，但这一运动也正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而走入低潮。在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之时，有些资本家却在背地里抓紧时间续订美货，一些商会会董则大唱反调，表示只要美国政府“将工约酌予改良”，对于美货“将欢迎之不暇，尚何别筹抵制哉？”〔54〕即使是运动的倡导者、民族资本家曾铸也私下表白，抵制美货实出于“无可奈何之下策”，在运动高涨之时，他却担心将来“收拾不易”，急于“收篷转舵”，〔55〕与美商谋求妥协，致使这次反美爱国运动在高潮之时急转直下而过早结束。
梁启超曾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56〕在整个中国社会处于新旧矛盾激烈交锋的背景下，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呈现出如上所述的复杂的软弱性和矛盾性。但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一“新陈嬗代”的历史转轨时期，作为新兴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毕竟以其蓬勃健旺的心理态势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带来了几许生机和活力，他们对旧中国社会近代化、心理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37—238页。
〔2〕转引自《上海总商会史》27—28页，徐鼎新、钱小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3〕、〔11〕、〔12〕、〔19〕、〔20〕、〔22〕《申报》1914年4月14日；光绪三三年八月七日；1906年1月3日；1914年10月18日； 1914年12月5日；1907年9月10日。
〔4〕、〔49〕周学熙《周止庵先生自订年谱》24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5〕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16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6〕、〔15〕、〔40〕、〔42〕、〔43〕、〔44〕、〔46〕、 〔47〕、〔51〕分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四，3508页；政闻录卷一，19—20页；实业录卷一，1104页；1119页；1119页；教育录卷三，1648页；实业录卷五，1333页；卷四，1268页；政闻录卷四，197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版。
〔7〕《商品陈列所重新启钥之回顾》，《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4号。
〔8〕《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第一次报告书）》，1921 年编印。
〔9〕《论赴美赛会与我国前途之关系》，《民国经世文编》， 第4575页。
〔10〕、〔23〕《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8卷， 第10期；《论商会依赖政府》，《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五期。
〔13〕《民立报》1911年3月5日。
〔14〕盛宜怀《愚斋存稿初刊》卷五，41—42页。
〔16〕、〔17〕郝庆之编《直隶工艺总局资料选编》，载《天津历史资料》16期，3页。
〔18〕、〔50〕《时报》1905年8月4日；1911年11月13日。
〔21〕、〔25〕《文史资料选辑》31辑，25页；53辑，第10页。
〔24〕、〔37〕《各省商会大会记事》第16页。
〔26〕丁又辑《1905年广东反美运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5期。
〔27〕《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5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8〕《江南派办处整顿商务洋文》，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
〔29〕、〔32〕《苏州商会档案》第3卷，57页；391卷，14页。
〔30〕《萍乡商会简明章程》，《华商联合报》第21期。
〔31〕《江汉日报》，光绪三四年五月十九日。
〔33〕《江南商务报》第5期，1900年3月11日。
〔34〕《上海商务总会历次奏案禀定详细章程》，45页。
〔35〕《民声日报》1912年2月29日。
〔36〕《中国年鉴》第一回，1543页。
〔3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下册，1027页。
〔39〕《啬翁自订年谱》卷下，48页。
〔41〕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五九。
〔45〕阙名《实业责任》，《民国经世文编》4558—4559页。
〔48〕《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版， 第127页。
〔52〕、〔53〕章开沅《辛亥革命和江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81年5期。
〔54〕、〔55〕苏绍柄辑《山钟集》，4册，497—498页；501页，上海鸿文书局1906年版。
〔56〕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张枬、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册，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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