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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实践和理论的主题。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于我们坚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的模式困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和兴起，首先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碰到了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先后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15个国家获得胜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以后，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是如何对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如民主德国)；有的是在本国人民武装配合苏联红军的进军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如波兰、蒙古、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有的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武装斗争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如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巴尼亚、中国、古巴、老挝)。因此在建国初期一般都仿效苏联的体制，把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等同于标准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4个多小时《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世界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这件事也暴露了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各方面体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这就迫使社会主义各国不仅要重新审视苏联的经验，而且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当年，围绕着如何对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思想政治上极大的混乱。
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的过程中，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如南斯拉夫在50年代开始进行工人自治的探索)。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发起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后，从苏联开始，东欧和中国都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改革的初步尝试。但是，由于传统模式积弊甚久，旧的习惯思想和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加上苏联仍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阻碍各国独立自主地推进改革，到60年代前期，大多数国家的改革尝试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挫折，有的国家甚至恢复了原有的体制。其中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就是对于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能多样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针对这种状况，从1976年开始到1985年，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察夫塔特组织了10次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从事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专家和南斯拉夫的学者一起，围绕着“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1976)、“社会主义和政治制度”(1977)、“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家”(1978)、“社会主义的主观力量”(1979)、“参与、自治、社会主义”(1980)、“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和发展战略”(1981)、“今日马克思主义思想、目前的形势、争论和前景”(1982)、“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今日世界”(1983)、“社会主义与和平”(1984)、“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1985)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一讨论，最后逐渐地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即：社会主义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在第8次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但也遭到了苏联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义多元化。在第10次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按照或低或高的利率进行借贷和租用，但也不能把它封闭起来，排斥其它概念和思想。假若不实现这些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受到自身的危害”；“由于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所以也将存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它显然正在脱离这个单一性和一元性的模式”。当然，也有专家提出：“因此也存在一个相关的危险，社会主义可能成为什么?可能已经在变成什么?”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已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严肃的理论家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这样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弄得不好，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80年代在东欧和苏联曲折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最终失败，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三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20世纪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实行国际联合，在几个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论断；二是突破了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思想。从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都是在一些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先获得胜利的。这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尽管列宁早已察觉，并制定了新经济政策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从斯大林开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许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包括在察夫塔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上，大多数专家对此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也摆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这些问题不可能绝然不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和江泽民，坚持依靠自己的实践，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终于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探索脉络，可以用“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这样一个朴实的语言来表达。
“始于毛”，指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就已经开始，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以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进程，由于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特别是由于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改变了正确的方向；从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重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但自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期提出所谓“反右倾”问题，中断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面对着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决定从1960年起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我们的探索再一次回到实地上来，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逐步好转；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探索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经历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由于这一过程非常复杂，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不能照搬苏联经验的科学论断，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在曲折探索中起步。
“成于邓”，指的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始了新的探索，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以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为鲜明特点的，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其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起步；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改革的纲领，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三阶段，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始到十五大，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发展于江”，指的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经受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不断开拓进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13年。其间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底，我们党和国家在经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考验的同时，努力搞好治理整顿，为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二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21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这13年新的实践为基础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在党的十六大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被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严重挑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长期探索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选择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中国客观的社会矛盾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在1982年9月18日曾经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还说过这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实行转折的。比如1985年8月21日，他说：“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是客观的社会矛盾，迫使我们党实行历史大转折，迫使我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这个客观的社会矛盾，主要就是当代中国内在的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过：“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从党的八大开始，我们党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认识过程。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认识并明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内在的社会矛盾，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党的治国理念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正确反映这一矛盾的时候，主客观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党就要因自己的失误而付出历史性的代价；当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地反映这一矛盾的时候，主观符合客观，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我们提出了哪些基本要求呢?
第一，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要求我们不断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及其经济体制和其它各方面体制，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第三，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还要求我们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大胆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坚持不懈地推进对外开放。第四，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最终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其它各方面工作，都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基本要求，已经集中地体现在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正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内在的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选择。联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其历史必然性即在于此。
问题是，事物的发展有内因，也有外因。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有条件的。当代中国在各个发展阶段面临的一些重要条件，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抓住机遇，正确把握。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及由此而在世界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波动。1958年3月，毛泽东曾经在成都会议上说过：“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事实上，这件事对毛泽东和我们党震动很大，一方面推动我们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研究苏联的教训；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提高警惕，防止出现像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和平力量的影响上升。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1955年4月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提出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4月至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实现印度支那停战，标志着世界正在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我们党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期间，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国际形势，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所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起步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偶然的。内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外部的条件，即是苏联提供的教训和当时出现的和平的国际形势。同样的道理，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苏论战；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党内思想认识分歧，又使得我们党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正确的探索，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一世纪70年代末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四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二是上一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经济迅猛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不是一个科学家，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敏锐地发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而且由此使得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因此，他明确地提出“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提了出来。三是上一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扩军备战，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战争威胁。进入80年代中叶，邓小平注意到“美苏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因此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他把东西方之间出现的和平态势和南北方之间面临的发展问题，作为“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两大问题提了出来，并且领导党实现了对外政策的战略转变，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四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及其对我们的压力。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自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邓小平以非常鲜明的语言道出了这种压力的严重性。他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所以他常常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还提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由此可见，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发展规律之使然；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有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还有一点，即我们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中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有四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上一世纪8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风波中遭受严重挫折，我们党也在这场风波中经历了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这场风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执政党建设问题、两个文明建设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关系问题、反腐败问题等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新的“生长点”。二是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盛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但是到80年代，凯恩斯主义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兴起以及“第三条道路”的回应，把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私有化问题、福利主义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这场所谓“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争论，提出了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深化改革，也引起了新的思考。三是上一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江泽民敏锐地注意到，愈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保持清醒的头脑，趋利避害。这样，既坚持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国策，又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中推进改革的深化，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上一世纪80年代盛行的“第三次浪潮”及其提出的信息革命、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邓小平在70年代末阐述的新科技革命，在8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现实。《第三次浪潮》这部未来学著作在中国引起的轰动，预示着中国社会不可回避地要经受信息革命的洗礼。我们以勇敢的姿态经受了这场挑战，抓住了信息网络化的机遇，接受了“信息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学习型社会”等新观念，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牢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牢记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而且在经受国内外政治风波考验以后，更加清醒地研究和把握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经过这样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既不是少数政治家主观意志的作用，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内因的推动和外因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必然不等于自然而然，而要靠我们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因此，我们的经验是：第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牢牢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始终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要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点特别是时代特征，善于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始终顺应时代潮流；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符合民心。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理论创新使命
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它是继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而且，这样的理论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必须千百万倍地加以珍惜。
我们知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又知道了把握这种历史必然性必须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但是这种主客观之间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那么，邓小平是怎么领导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并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呢?
历史告诉我们，邓小平领导的探索有两个起点：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二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过去，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强调不够，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国农村区域广大、农民人口众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作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受到很多束缚；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贫困主要也体现在农民贫穷上。因此，农村的改革牵动全局，影响深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原有的农村经济，总体上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农村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还不完全是现代社会化的生产力。而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我国的生产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包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力，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艰苦奋斗逐步达到，也可以通过借鉴、利用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和经验来实现。因此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提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后来又提出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即在对外开放中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思路的创新意义和历史贡献，直到现在才被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但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辅助手段。邓小平这个思路，首先就体现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创办上。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决定将这四个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邓小平把这些特区看作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同时又看作是一个“基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地，培养人才的基地。实践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试验是成功的。因此，从实践上考察邓小平的探索过程，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邓小平领导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两个起点，是实践的起点，因此影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历史特点：
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它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注意到，在农村改革起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决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的时候，即开始全面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标志着我们的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科学结论的鲜明特点，就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就要承认落后，不能重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错误。但是，我们承认落后，并不是要固守落后，而是要改变落后。因此邓小平不仅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且提出要改革，要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就包含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和改革发展这两方面意义。十四大报告对此有深刻的阐述：“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因此，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及其经验，首先要认识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它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二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兴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我们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一步一步走上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开放与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特别是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我们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作出对外开放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是因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有这个需要，而且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看到了我们对外开放有这个条件。他在1978年9月最初提出对外开放问题的时候就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的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确实，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出现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全球化”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T·莱维在1985年提出来的，但是他概括的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出现的新走向。可以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抓住了我们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的机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到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鲜明的特点。当时，全世界4万多家跨国公司，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的70%，世界技术专利的80%。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经济金融组织和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与这种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势头相对应，9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反全球化的潮流，而且也在不断发展。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开幕，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地的4万名反全球化人士集会抗议，与警察发生冲突。这起抗议事件标志着拉开了世界范围反全球化的序幕。现在，有两个世界性论坛在对抗着，一个是总部设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1971年成立)，是经济全球化声音比较集中的场所；另一个是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成立)，是集中反映反全球化要求的场所。这就给我们党出了一个难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参与反全球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剧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加剧着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因此，我们作出了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抉择。从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到江泽民决策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走出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集团对抗来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因此又叫做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研究这两个历史特点，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中所强调的，要“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这两个历史特点形成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和困难。这就是不断有人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碰到了这个问题；创办四个经济特区时，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邓小平首先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与此同时，他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因为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有许多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比如把“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吃“大锅饭”，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都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难免会发生观念的冲撞和意识形态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像过去的一些理论家那样，拘泥于一些具体特征的描述，而是更多地从宏观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问题。
第一，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他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他还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社会主义是一个同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制度。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此同时，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并不是不能再变革了，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内在地包括改革的要求。他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深刻的理解。
第三，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力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他明确地说过：“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第四，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最终集中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鲜明特点，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并把它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联系起来，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这一论断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民主法制，弘扬精神文明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的新内容、作出的新贡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而且是因为，我们要巩固和发展这个伟大事业，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党的纲领问题时，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里，既指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又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长的历史过程。这样提出问题，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坚持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当年，苏联在新经济政策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斯大林宣布新经济政策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结果在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搞了一个后来被称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要记取这个教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以后，包括我们有些省区市率先实现现代化以后，仍然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问题，一定要确立起长期性的观念。由长期性带来的，就是艰巨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造性事业，来之不易，承之更不易，一定要确定起艰巨性的观念。
从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巩固和发展中围绕着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面临着一系列亟需我们研究和解决的复杂课题。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迄今为止，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建立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邓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在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要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但是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艰巨的努力。因为我们在告别20世纪时建立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特别是“三农”问题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社会发展滞后，以及人口众多而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一切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个统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问题是怎样正确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怎样正确地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的关系，怎样正确地对待“五个统筹”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怎样正确地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平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建立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制定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发展市场经济有两个问题，是各国都碰到的难题：一是市场失灵，在社会生活中包括一部分经济生活中，市场不能发生作用，必须依靠行政的、法律的等其它手段来治理社会；二是市场经济只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而不保证竞争结果的公平，容易拉大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社会主义又是以公平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的。这就要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时候，努力通过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中外的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这两个问题，是十分不容易的。至于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解决国有经济的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庞大的就业人口的压力的问题，更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三是参与经济全球化与防止“西化”、“分化”之间的矛盾。我们找到了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了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要防止被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特别是要防止他们的意识形态渗透，包括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的各种各样思想理论的渗透，也包括宗教渗透。我们决不能放松这种警觉性。因此，如何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争夺人心的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是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与遏制腐败蔓延之间的矛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都要执政。而我们又知道，权力对于执政党有着很大的侵蚀作用。恩格斯说过：“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因此，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拒腐防变、遏制腐败蔓延的重大课题。面对着执政和改革开放双重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拒腐防变是执政党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但是，如何以改革的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进行长期的探索。
此外，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加强研究。
在世纪之交，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些重大课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把执政党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统一起来，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把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与坚持执政为民统一起来，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观点，是我们党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就一定能够提高执政能力，驾驭复杂局面，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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