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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阶段改革重点及其推进方式
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就是第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
一旦将这些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难点和热点集中起来，可以发现，它们无不与微观经济体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如果说90年代上半期，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是发生在宏观经济体制领域，那么到90年代下半期，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便集中于微观经济体制领域，特别是国有经济领域。微观经济体制改革自然就成为改革的重心。而只有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才能推动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
应该说，微观经济体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始终是改革的热点问题。自1978年起，中国学界和理论界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中国政府和企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各方面的努力使国有经济改革经历了从简单的放权让利到承包制，进而到目前的以公司制改造为中心的改革的过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到目前为止，热点还是热点的状况，说明了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集中反映在国有经济状况的恶化上（见表1、表2），特别是1996年1—5月份，国有工业企业第一次出净亏损现象，它不能不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表1 1995年与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状况比较
年份国有资本金 亏损总额 实现利润
1994年（亿元） 10154.00 482.59829.01
1995年（亿元） 11168.15 540.61665.60
1995/1994(%) 109.99 112.0280.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
表2 1995年与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比较
从目前的直观情况看，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赢利能力低。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1995年，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本金的比重为51.82%，资产总额比重为59.91%，而同期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只占47.21%，实现的利润总额仅占40.71%。国有资本投入产出率明显地低于非国有资本（见表3）。
表3 1995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投入产出情况表（亿元）
2.企业负债率高，偿债能力低。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71%（不包括土地估价和价值重估因素）。其中，作为国有企业基地的重庆、哈尔滨、齐齐哈尔都超过85%。而对1994年国有经济39个行业的分析表明，所有行业的流动比率，均未达到经验值（按经验值流动比率应大于或等于2，企业才有偿债能力），流动比率最高的行业为1.15，最低的仅为0.87。流动比率在1—1.5之间的有18个行业，占39个行业数的46%；低于1的有21个行业，占行业数的53%。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状况调查也说明同样的问题，30.2万户国有企业平均流动比率为1.04，比经验值低0.95。流动比率小于经验值的企业户数，占总户数的78%；其中流动比率小于1的企业，占总数的70%。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必然导致利息负担重。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息支出相当与实现利润的104%。它成为当前国有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用企业资金利润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比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的话，则会发现其比值为1时，企业的获利水平还仅够偿还银行利息，而无力还本；若其比值小于1时，则表明企业连利息都无力全部支付，更谈不上偿还本金。国际上一般认为比例为3时，企业才有充足的还本付息能力。而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的此项指标仅为1.4，经济效益较好的省份也仅达到2.05。国有企业负债水平远超出了企业的偿债能力，不仅造成国有经济的困难，而且造成银行的困难，致使金融运行的高风险高。使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底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又使其局面雪上加霜。1995年国有银行应收未收利息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造成银行信贷资金周转过度减慢，国有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下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5天才周转一次。其结果是国有银行经营困难，1995年上半年甚至出现了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亏损。
3.企业产业分布不合理，社会负担重。我国现有国有企业30.5万户，几乎遍布所有的行业，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没有突出其主导作用原则。从工业内部39个行业看，行行都有国有企业。1994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比重最高的行业达到99%，最低为11%，平均行业比重为61%。在一些国有经济没有必要进入的行业，如第二产业中的食品加工、服装、家具文体用品，第三产业中的理发、浴池、饭馆、旅店、日常用品店，单个企业规模小，却都有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处于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大都缺乏竞争优势，既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也不能取得社会效益，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的意义（见表4）。与此同时，传统的国有企业是集生产经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于一身的社区单位。尽管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进展不大，一方面造成了企业过重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又使职工难以流动，而企业的富余人员又加重了这一社会负担，企业更加步履维艰。
表4 1995年不同规模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的比较 单位：亿元
上述状况实际表明，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产无论是运营效率，还是资产质量和配置效果都较差，近年来又呈现下降的趋势，依此下去，会直接导致国有经济的发展后劲不足，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但是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依照传统的办法向国有企业“输血”，状况并不能得到改善。1995年，国有企业资本金投入比1994年增加了9.99%，但亏损却增长了12.02%，亏损额增加了58亿元，利润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利润额减少了163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象早已被人们反复讨论并尝试解决，然而却至今未果。看来除常常被人们所述及的表面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事实上，上述现象是相互联系的，其实质问题在于背后隐藏的一个具有利益关系的三角结构，即多数国有企业的运行依赖于政府和银行的财务扶持和政策支持；多数的政府部门现有的权力和利益也有赖于对银行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而银行的业务维持也依仗于其对金融业务的垄断使企业依附于它，并依赖于政府的支持，特别是中央银行的资金供应。由上，要使国有经济走出现在的困境，不仅要求企业转换机制，而且要求银行和政府同时转换机制，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实际上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调整，它包含以下几个含义：
1.改变国有企业改革是企业自己的内部事务，企业外部仅仅是配合和协调的看法和做法。相反，应将国有企业改革提到全社会的高度，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创造条件，组织实施，其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是题中应有之义。
2.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的一种形态。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实际上是讲从整体搞活国有资本，而其基本要求是增殖保值。从这个角度出发，国有资本可以不仅仅拘泥于企业之中，可以从企业实物资产中退出，转向别的资本形态。与此同时，搞活国有资本的关键是切断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父子关系，国家仅以出资人的身份出现于企业，仅以自己的出资额对企业负有限责任。国有资本可以采取包括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存在于企业，并不完全拘泥于独资这一种形式。
3.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还应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充分考虑其产业和行业的分布情况。从一般情况看，需要国有经济进入的领域是：具有显著外部性的领域，如大型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以及环境保护工程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领域，如城市供水、供电、煤气、通讯以及某些严重稀缺的自然资源生产部门；具有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如部分金融和医药生产部门；仅靠市场力量难以筹措大量资金的具有较高风险的某些幼稚工业、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等。对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可参与也可不参与，视实际需要而定，而对在这一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国有资本可考虑以适当的方式退出。
由上，可以认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核心是要从全局出发，从总体上谋划。在有些行业，国有经济要继续保留，有的还要进一步加强；在有些行业，国有经济要改变独家经营的局面，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有些行业，国有经济则要基本退出。与此同时，要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区别开来，即使纯粹的国有企业也应采取公司的形式，以适当的方式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在大多数情况下，国有资本将以股份的形式出现于多元化的企业产权结构之中。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将由以前的管企业转变为主要管资产。
依照上述分析，第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重心是：
1.以提高国有资本质量为出发点，通过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本向高效益领域转移，更为有力地放开小企业。这是因为与国有资本总体质量状况相比，国有小企业的资本质量更低，明显低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从其资本负债结构看，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5.6%，小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1.5%，比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比大型企业高出10个百分点；国有小型工业企业的债务资本比为2.49，比国际标准值高1.49，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1.92高0.57，比国有大型工业企业1.65高0.84；国有小型工业企业的流动比率为0.78，比国际标准低1.13，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0.09，比国有大型工业企业1.03低0.16。从其赢利能力看，国有独立核算小型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为34%，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4.6个百分点，不及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1/2，比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低6.6个百分点，比国有中型工业企业低2个百分点，比小型工业企业全国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在产值利税率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国有独立核算小型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为4.5%，比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6.6个百分点，仅为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1/2，比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低近10个百分点，比国有中型工业企业低近3个百分点，比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近5个百分点，比全国小型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见表5—6）。从亏损程度看，在全部亏损企业中，国有小型亏损企业占全部亏损企业总数的近90%，占全部国有小型企业总数的60%。国有小型企业亏损额占其资产总额的比重为22%，占其净资产的比重为67%，占其户均净资产的比重为12%，分别比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指标高出13个百分点、45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
表5 1995年不同规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水平的比较 单位：亿元
企业类型 工业总产值利税总额 产值利税率（%）
大型企业 21827.62 3072.72 14.1
中型企业 9077.53
645.92
7.2
小型企业 24041.71 1322.69 5.5
全部企业 54946.86 5050.33 9.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
表6 1995年不同规模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水平对的比较 单位：亿元
企业类型 工业总产值利税总额产值利税率（%）
大型企业 15907.27
2276.21
14.3
中型企业 5302.35385.43 7.3
小型企业 4680.31212.52 4.5
全部企业 25889.93
2874.16
11.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
上述情况表明，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对提高国有资本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比“抓大”更为迫切和重要。而由于小企业数量多，分布面广，自身条件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放开、放活小企业不能搞统一的模式。同时国有小企业改革成本低，社会震荡小，这就为小企业采取包括公司制改组、出售、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兼并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创造了条件。根据全国各地的改革实践经验，通过上述多种形式的改革，一是增加了小企业的资本来源，由单一的国有资本改为多元投资主体并存，并为调整国有股权比例提供了条件；二是理顺了小企业的产权关系，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个人关心企业长远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促使国有产权单位关心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三是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状况，稳定了职工队伍，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
2.从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入手，以优势企业为生长点，以产业重组为核心，通过收购兼并，带动国有资产的改组，有针对性地抓好大企业。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结构急剧转换的历史时期，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国民经济的先导部门将逐步转到汽车、住宅、新型家电等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整个经济能否上一个新台阶取决于一批能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在国际国内有竞争力产品的大型和特大型的企业。着眼于产业升级，以培育一批世界级的大企业为目标的企业重组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目前国外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国际国内竞争激烈化的今天更成为一个紧迫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以那些近年来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的基础好、潜力大的优势企业为生长点，通过收购、兼并、联合来带动那些经营不善企业的改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以产业重组为核心，以资产为纽带，以城市为中心，主动退出一些行业，积极进入一些行业就成为重大战略选择。依此，打破条块分割，打破产权界限，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资产联合就成为“抓大”中改革的中心内容，而政资分离，重塑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成为其微观体制的必要基础。在这一进程中，下述几点就成为体制和制度建设必须贯彻的原则：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的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3.以建立资本金制度为中心，以降低资产负债率为重点，协调财政和银行关系，发展资本市场。这是因为：
80年代初实行“拨改贷”以来，国家基本上停止了对已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而以银行贷款的方式维持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这样一方面造成了产权关系的混乱（其突出表现是在企业用银行贷款投资所形资产归属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资产结构中负债比例过高，企业还本付息的负担很重。不仅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难以为计，而且即使那些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也因沉重的利息负担而变得艰难起来。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相当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且扭亏无望的企业，依赖于银行贷款的“输血”得以度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贷款已属于“政策性贷款”，因为这些早应破产却不能破产的企业实际上起了稳住一部分就业人员的作用，成了一种特殊的保险公司。对这些企业来说，向银行还债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用一般的商业原则处理这些债务，不仅对许多企业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还可能触发银行信用危机。
上述情况表明，需要找出一些适应转轨时特殊情况的解决办法，一是协调银行和财政的关系，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资产债务结构。一方面，通过产权转让等方式，调整国有经济的行业分布和企业分布，将调整收入以资本金形式注入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有优势、有潜力的大公司中去，同时通过授权经营等方式将国有企业的利润以资本金的形式返回企业，以扩大企业资本金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扩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停息挂帐或免息挂帐来冲消一部分企业债务，特别是企业的利息负担。二是创立和发展金融中介组织，用多种方式，例如托管、债务拍卖等方式，探索和解决企业中债权转化为股权的问题。三是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这不仅为企业筹措资金提供了新渠道，减少了对银行的借贷依赖，进而减少了银行的风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企业上市等，确立了企业的资本金制度，改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这方面，与国际经验相对照，中国金融资产结构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而且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都存在着很大的偏差。银行资产占GNP的比重明显偏高，而其他金融资产占GNP的比重明显偏低（见表7）。因此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的，而且它也是减少金融风潮发生可能性的重要措施。
表7 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1993年） 单位：10亿美元
4.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依托，以再就业工程为中心，制定积极的国有企业援助政策，分流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重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是因为：
一般而言，目前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占职工总数的30%。显然，如果继续维持这些富余人员，依然人浮于事，不论实行何种企业制度恐怕都难以提高效率。然而，也不难设想，即使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此大规模的富余人员都流向社会，也会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和政治问题。此外，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处于某些特定产业和特定区域的国有企业产生了特别的困难，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也会引发社会矛盾。
上述情况表明，为了搞活和搞好国有经济并保持社会的稳定，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需要承担一些特别的责任，制定和实施一些特别的企业援助政策。一是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它除了对缓解目前国有企业的困难有意义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建设，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外部条件。因此，应当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并成为各级政府转变职能的入手点。二是对再就业工程制定和实施特殊政策。例如，由政府设立和资助就业介绍机构和就业培训机构；对录用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可享受贷款和税收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优惠；对已再就业的人员的工资或社会保障金可在一定时期按一定比例由政府资助等。三是要采取多种措施，广开就业渠道。其中发展第三产业，发展非国有经济对再就业工程具有特殊的意义，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四是对那些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区域要制定和实施成套援助的方案和措施，帮助企业退出和转产。例如，设立产业和区域调整援助基金，实行新老帐户分立的特别的会计制度，转产特别折旧率等，以帮助这些行业和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缓解社会矛盾。五是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的步伐，即尽快把存在于国有企业内的实物性非生产性的资产从企业中剥离出去，尽可能使学校、医院、体育设施及其他福利设施改由社会经营和管理，进而使传统企业的社区功能社会化，真正成为政府的职能和责任。
四、若干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表明：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的依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存在脱离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其动力只能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实践，那种为改革而改革的所谓追求某种经济体制完美目标模式的努力是不足取的。
2.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上述实践，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呈现为一种渐进性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为是一个体制创新的过程。由于这一体制的创新，使中国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共性的基础上，具有了其自身特色。
3.中国经济体制的上述演进，使每一阶段的经济体制都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质，其典型特征是双轨并存。由于这一内在矛盾运动，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不断转移。在90年代上半期，改革的重心是宏观经济体制，在90年代的下半期，改革的重心转入微观经济体制。
4.改革重心的这一转移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围绕着搞活国有经济，从整体上再造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微观经济的体制基础，从而是配套的，是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5.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包括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社会以及政府管理体制在内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其他各项改革已经出现。
6.经过近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已积累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与社会稳定相协调的经验。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化方向转变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这一经验的总结。将这一经验用于指导未来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会使未来中国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摄影：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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