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体制的稳定及其瓦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也纳论文,体制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曾有过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时期。“19世纪 的人们把他们所处的时代看成是一个骚乱动荡的时代；但是在国际事务方面，它却出奇 地稳定，不但同20世纪的混乱相比是如此，就是同在它之前的若干世纪相比也是如此” (注：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 页。)。和平得以维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点则在于维也纳体制为欧 洲和平的维系提供了基本条件。相对于凡尔赛体制和雅尔塔体制，相对于建立国际体制 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追求来讲，维也纳体制的稳定性及其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尤为值得比 照和关注。
一
为规范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和平，维也纳会议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合并前后几 个国际签约(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 984年版，第259—348页。)，确立起了一个国际体制，史界约定俗成称之为维也纳体制 。
就这一体制的确立及其效用机理而言，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反拿破仑战争的众列强，尤其是英、俄、普、奥在新的 国际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 经历了20年左右战争的惨烈破坏之后，总的来讲，它们都不愿意为争夺战利品再发动一 场战争。各战胜国均力图建立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新的国际体制，以维持和平，防止再 度发生武装冲突。
其二，维也纳体制的核心结构是一个均势结构。这一结构的生成实际上是俄、英、普 、奥、法五国相互斗争与协调的结果。五国各自的目标和追求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会议 开始不久，英、俄、普、奥四强结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俄普为一方，英奥为另一方。法 国虽然没有多大发言权，但塔列朗的“正统主义”至少维护了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尊严 (注：芮内·阿尔布芮奇-卡里埃：《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外交史》(René Albrecht- Carrié,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纽约19 73年版，第12页。)。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及其他相关条约作为列强争夺和妥协 的结果，明确显示出，这个大陆均势结构是它们在不违背自身根本立足点的前提下，确 定的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目标。
其三，维也纳会议及维也纳体制拥有极大的广泛性。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国家几乎 无一例外地被包容在了一个共同的条约体系之中，包括战败的法国(注：克里斯·库克 、约翰·斯蒂文森：《朗曼近代欧洲史手册(1763—1985)》(Chris Cook and John
Stevenson,The Longman Handbook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1763-1985)，伦敦和 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6页。)。这在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不仅如此，维 也纳体制的参与国中没有一个对于整个和平结构特别不满到不惜以武力彻底改变现状的 程度。在当时的欧洲列强之间，尽管由于政治信念、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方面的种种 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因此便试图做出彻底打 破这一欧洲均势结构的尝试。
其四，维也纳体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运行机制，那就是“欧洲协调”(注：斯蒂 芬·J.李：《欧洲史概览，1789—1980》(Stephen J.Lee,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1789-1980)，伦敦和纽约1982年版，第37页。)。在当时的欧洲大国之间存在 着一系列为维持均势与和平状态所必需的国际政治与外交的行为规范与准则，诸如，任 何一个大国都不应在欧洲与世界上提出无限的要求，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试图在欧洲大 陆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被随意排除在既存的欧洲均势结构之外 ；对于大国之间的利害冲突，要尽量通过外交谈判与协商获得解决等等。这些规范与准 则并不具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力，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却得到了欧洲大国的 遵守。这种多边会议协商外交是对传统习惯的挣脱和创新。尽管它一直有些含义不清， 也无正式章程，没有常设机构，成员国也不负有举行会谈的义务，而在开会时，它们的 议程也不受任何法律义务的约束，但是，它作为一种外交方式，与18世纪及以前处理国 际事务的混乱情形相比，则是一大进步。它所创立的某些制度还被后来的国际组织的一 些活动作为依据(注：斯蒂芬·J.李：《欧洲史概览，1789—1980》，第44页。)。
19世纪的欧洲和平与“出奇的稳定”正是由具备这样一些特征的维也纳体制所规范的 欧洲均势结构来维系的。
二
如果说由维也纳会议所创造的欧洲均势结构是欧洲和平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的话，那 么，这种结构本身得以持续存在的基础又在哪里呢?人们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 就世界格局与国际体制而言，19世纪的欧洲均势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欧洲对于世界的统 治。
19世纪是工业化的世纪。从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年间，是工业化的 浪潮席卷欧洲与整个西方世界、科技与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在世界近代史 上的直接表现就是两次工业革命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对世界方方 面面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它使英国经济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英国的煤、铁生产和棉纺织业、机器制造业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在世界上的 绝对优势。185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占39%，在世界贸易额中占22%。世界将近 一半的商品额是英国同世界各国的双边贸易。在欧美各国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大大落后 于英国的情况下，英国便成为了“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的中心。英国成为了世界各国 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工业革命最 终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 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 世界各地消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 5页。)工业革命继而扩散到欧洲大陆，欧洲所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也随之而日益 突出，1750年是23.2%，1800年是28.1%，1830年达到34.2%(注：保罗·肯尼迪：《大国 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工业革命对各国生产力水平的推动 ，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在19世纪进入空前活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高峰期，物理学、生 物学、化学等领域都先后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为进一步的技术革新提供了条件，进而 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并更加直接 和明显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格局。欧洲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进一步扩大。1860 年增加到53.2%，1880年是61.3%(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86页。)。
同时，这100年间，也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将其统治以残暴的手段最终推向地球 每一个角落的时代。正是以先进的技术手段为基础，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世界原料产地 和产品销售市场的残酷斗争中，把整个世界瓜分完毕，建立起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从 而实现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世界其余地区和国家的统治，实现了西方列强对于世界 上其余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1800年，欧洲占领或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5 %，到187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7%，而到1914年则达到84%以上(注：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第187页。)。有学者称当时的世界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伞状结构”。这 一结构具有两重特点：一方面表现为欧洲各殖民大国对于欧洲以外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的统治、掠夺与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欧洲大国对于欧洲本身的均势状态以及与这 种状态相关联的种种国际行为规范与准则的遵从。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当时每一 个欧洲国家的发展总是会使这一国家要求得到更为广阔的原料来源与更为广大的市场， 因而总是可能造成欧洲大国之间的种种利益对峙乃至冲突的话，那么广袤的、经济上落 后的、尚未被占领的广大非欧洲世界的存在则往往使得欧洲国家相互间的矛盾不至于升 级并转而趋向化解。当某个欧洲国家扩展其海外势力范围时，不需要通过在欧洲自身与 其他大国的直接武装冲突、或通过对于“欧洲协调”的损害来达到目的。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说，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与欧洲均势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伞 形世界结构的。欧洲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殖民化余地的存在是欧洲均势得以维持的重要 条件。
三
但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欧洲对世界的统治结构开始面临一系列变化的冲击。首先 ，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维也纳体制中，德意志的分裂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表征，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两个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是生成和维系维也纳均势结构 的两个重要力量。但是，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意志在俾斯麦的“铁风血雨”中 走向了独立，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给维也纳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有人以德意 志的统一以及同期发生的意大利的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 新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为依据，提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继 维也纳体制之后的新的格局(注：陈启懋：《关于世界格局转换的历史回顾》，《世界 历史》1994年第1期，第13—19页。)。而笔者认为，此时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可 否认的，主要体现在德意志的统一对维也纳体制所规范的德意志分裂状态的冲击。但是 ，据此以为维也纳体制被取代，恐怕是不能成立的。世界格局与国际体制是相互关联的 ，但决不是一组两相等同的概念。世界格局，主要是客观性的，而国际体制，则主要是 主观性的。德意志统一的本质特征是“由并没有发生变化的普鲁士来统治新帝国”(注 ：E.S.帕森特：《德意志简史(1815—1945)》(E.S.Passant,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1815-1945)，剑桥1959年版，第85页。)，德意志走向统一相对于国际体制的 实际意义仅仅在于原来普鲁士的放大，奥地利并没有合并到新的德意志帝国中去，新的 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实际上是原来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延续。这里只有国际行为主体 单个力量的大小和强弱变化，并没有格局上的根本性转折，更没有达到改变国际体制的 程度。当然，经历了这一变化之后，尤其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以一个统一的、力量加强 了的国际行为主体的面目出现在维也纳体制中，势必对维也纳体制的持续稳定产生影响 ，这是可以想象的。后来的历史实际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数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展，欧洲对于世界的统治地位 开始发生动摇。欧洲列强对于非欧洲世界的统治的主要武器是工业化优势。工业化的扩 展过程也必定是欧洲国家的种种优势丧失的过程。有几个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其一， 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分布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870年占64% ，1881—1885年占59%，1896—1900年占48%(注：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第2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表4。)。其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 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频繁出现高潮，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越来越成为欧洲宗主国的包袱与 负担。其三，后起的两个大国——美国与日本也对欧洲国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形成了 强有力的冲击，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明确地表示出，这两个大国对传统的欧洲统治地位 提出挑战，战争的结局预示了欧洲统治地位的危机。从总体上看，欧洲再不能对非欧洲 世界等闲视之，欧洲再不能对非欧洲世界随心所欲，他们不能再忽视非欧洲世界对于国 际事务的发言权了。这既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结构开始瓦解的表现，又是欧洲本身的 均势结构出现严重危机的信号。
使危机变得难以克服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殖民化持续扩展的结果，即地球的 “无主之地”都已被瓜分完毕。由于殖民地成了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后方或生命线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抢占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活 动形成了高潮。英、俄、法、德、美国和日本6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领土由4 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801页。)。在这个时期内，亚洲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进一步宰割，非洲被全部瓜分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就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逐 步被英、美、德等国所控制。1900年，各个地区被殖民者占据的领土的百分比如下：澳 洲100%；玻利尼西亚各岛98.9%，非洲90.4%，亚洲56.6%，美洲27.2%(注：《列宁选集 》第2卷，第796页。)。
对欧洲均势结构的影响而言，这种新情况意味着一个重要的缓冲条件的失去。从此后 ，如果某个欧洲大国要得到新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的话，它将不再能指望从“无主的 ”非欧洲世界中去寻求满足，而只能从殖民大国的手中去抢夺，这种“世界被瓜分完毕 ”的现实势必使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还在于由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而导致的欧洲及世界经济与政 治状况的一系列变化。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垄断公司大量产生。“集中”成了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发展中的新趋势。垄断组织不仅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占 据越来越显赫的地位，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性所决定，它们日益渴望建立起对于国际 市场与原料来源的“独占”。这种“独占”的向往在国家政策上则是全力角逐区域与世 界霸权，追求对人口与资源以及一切交通要道与战略要冲的绝对控制。在这种情况下， 旧有的国际关系规范和准则便日益显得过时，从而造成整个国际关系的严重恶化与国际 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在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的时代，以争夺区域性及世界霸权为目标 的政策必定会导致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美西战争、日俄战争、英布战争以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都是因此而爆发的战争。
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在欧洲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不协调。主要表 现在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发展速度和既存的欧洲及世界格局的不协调。那些工业化起步 较早的国家，往往容易在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中固步自封、难以保持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展 速度。英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而那些后起的国家则易于创新，以跳跃性的发展速 度在短期内改变与先行国家之间的势力对比。德国则是这方面的典型(注：克里斯·库 克、约翰·斯蒂文森：《朗曼近代欧洲史手册(1763—1985)》，第225、227、229、231 、235、238页。)。这种不协调无疑对于旧的国际秩序的维护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意义。
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在起作用。1870年，工业生产在资本主 义世界所占比重的前四强依次是英、美、德、法，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四强的排 列顺序变成了美、德、英、法，而列强对资源和市场的殖民地占有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 。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最多，面积是法国的3倍，德国的11倍(注：E.S.帕森特：《德意志 简史(1815—1945)》，第115页。)。德国经济迅速增长，它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 瓜分世界。19世纪末德国外交政策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抛弃了“大陆政策”，开始推 行“世界政策”。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将领伯恩哈迪表示，“我们在各方面仍显示不出 世界大国的威望，德国只能在地球上少数几个地区……自由行事。……这种殖民地的占 有状况无论如何既不符合我们作为有文化的民族而具有的价值，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经济 需要”。“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英国、法国，甚至小小的比利时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我 们会清楚地看到，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狂热鼓噪对外 扩张的外交国务秘书伯恩哈特·冯·标洛1897年12月6日在帝国国会演说中声称：“德 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在理论上主宰着的天空， 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求在日光下的地盘。”(注：孙炳辉、 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6页。)后起的国家 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而已经拥有广大殖民地而经济实力地位又已下降 的先行国家则竭尽全力要保持住既得的利益，矛盾势必激化。工业化所造成的这种新的 不协调是维也纳体制走向瓦解的根本原因。
四
正是在这一系列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的基础上，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欧洲列强之间开 始了构建同盟体系的活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是这一活动的肇始者。1879年10月 ，德奥缔结秘密的军事同盟条约，1882年，意大利加入，结成“三国同盟”。俾斯麦自 称是“安定的倡导者”，他的体系是“和平的联盟”(注：A.J.P.泰勒：《争夺欧洲霸 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7页。)。其实他的直接目的在于 通过构建一个有利于德国的国际同盟体系，使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欧洲格局得以长久地 维持下去，要“在欧洲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中为帝国创立一个稳固的地位”。他想通过这 些努力确保欧洲和平，使邻国承担义务，并使大陆上最大危险的法国处于孤立(注：艾 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3页。)。俾斯麦从来就没有想 在欧洲列强间建立稳定的均势(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第241页。)。不仅如 此，当俾斯麦迈出了构建欧洲大国间同盟体系的第一步的时候，他也就打破了由维也纳 会议所创建的欧洲均势结构，并使得“欧洲协调”实际上成为过去。俾斯麦下台后，威 廉二世更是以俾斯麦所创建的同盟体系作为谋求“日光下的地盘”的重要手段。英法等 国为了维护自己既有的霸权地位与重大利益，不能不对此作出种种强烈的反应。1891— 1894年，法俄双方通过一系列协定结成同盟。1904年4月、1907年8月，英国放弃其传统 的“光荣孤立”，同法国、俄国缔结协约，英法俄三国遂成“三国协约”。于是，曾经 “协调”的欧洲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裂为互相对峙、随时可能因大国间的利害冲突 而走向战争的两大敌对集团了。
德国是“三国同盟”的核心，它的追求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三B”计划中：要修筑一 条直通波斯湾的铁路，要把柏林、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连接起来，以达到控制小亚细亚 半岛，在波斯湾建立阵地，直逼高加索，伸展势力于两河流域，威胁埃及，并在通往印 度的捷径上牢牢站住脚跟的目的。英国是“三国协约”的核心，它的目标集中体现在“ 三C”计划中：试图通过控制开罗、开普敦、加尔各答，控制非洲，独占东地中海，垄 断苏伊士运河，控制印度洋，进而建立“更大的不列颠”。“三C”与“三B”计划瞄准 的都是世界性的霸权目标。
从国际关系性质变化的角度来看，大国同盟体系的建立至少包含两项重要意义：第一 ，从属于不同国家集团或联盟的大国，既然同盟体系的存在已越来越成为它们维护自身 利益的主要手段，那么维护欧洲与世界均势结构的目标就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于是， 大国同盟体系实际上成为了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大国结盟的事 实又显然包含着一种在国际斗争中压倒对手的动机与追求，这是对维也纳会议后曾经构 成欧洲和平基础的谋求“协调”的思想及“均势”观念的否定，当然，也就不能不促使 传统的均势结构进一步走向瓦解。
“世界被瓜分完毕”动摇了维也纳体制的基础。大国同盟体系的生成冲垮了维也纳体 制的运行机制。但对于不懈追求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人们来说，维也纳体制给19世纪 的国际社会带来的“出奇的稳定”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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