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共产国际论文,战线论文,代表团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关于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众说不一。笔者认为，虽然中共代表团及其负责人王明在指导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存在某些局限性，但是并不会抹煞他们的积极贡献。应当指出，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国的和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先后起草的《一一七宣言》、《一二六指示信》、《八一宣言》、《六三指示信》的基本精神和吴平被派到东北指导工作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东北这一局部地区实现策略方针的转变，以及促成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的早先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北抗日统一战线，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创造，它的制定和形成，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策略方针的转变和对东北地区党的工作的指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制定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策略方针的转变，为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制定打下初步的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约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1〕。“九一八”事变后， 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统治，东北地区迅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由此而引起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反抗和不满，使中日民族矛盾在东北地区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东北地区这一特殊的历史状况，为地区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极大的现实可能性。中共东北党组织如果因势利导，采取正确的政策，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由于东北地区地处中国的一角，由于整个国内阶级关系和民族矛盾的变化还处在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蒋介石国民党置民族危机于不顾，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就使不少人，对于中国这种阶级关系与民族矛盾的新变化不能予以及时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同时，又由于敌人的阻隔，中共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受阻以至最后中断，得不到中央的及时指导，致使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缺乏处理重大问题的经验和能力。于是，这种特殊的形势格局为中共代表团就近制定和调整在东北的工作指导方针提供了契机。
人所共知，由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派出自己的代表团，是共产国际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新的工作指导方式和工作程序。由于中共代表团居驻莫斯科，靠近中国东北，因而能比国内中共中央较早地了解和适应共产国际、苏联政策的变化以及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后，中共中央、中共东北党组织虽然及时地向全国发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提出了结成下层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却将党的主要任务确定为武装保卫苏联与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临时中央政治局并且不顾东北的特殊情况，通过1932年6月的中共中央“北方会议”， 强制推行“左”倾关门主义方针，要求将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各地组建的抗日游击队一律改称“红军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与抗日要求相脱节的土地革命政策。结果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为开展抗日而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形势迫切要求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上级领导机关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并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客观形势，实行必要的调整，提出不同于内地的策略总方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名义和中共中央名义，于1933年1月17日和26日， 分别起草和发出了《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前者适用于全国，后者主要局限于中国东北这一特定区域，它们都提出了武装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其中《一二六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环境，首次在东北地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即“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信中明确指出“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2〕可见， “宣言”特别是“指示信”内容与中共中央“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政策有重大区别。尽管它还是一般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却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虽然仍主张反对各个反革命派别，但却指出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立场。无疑这是一个真正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它放弃了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红军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突破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因而具有了广泛的全民统一战线的性质，标志着中共代表团在东北这一局部地区开始实行策略总方针的转变，这在党的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诚然，中共代表团的上述作法，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不无关系〔3〕。但是，应当指出， 中共代表团在这一重大策略方针的转变过程中，并非简单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有它自己的贡献的。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地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情况和东北党组织的要求，以便共产国际对东北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且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只是提出了“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政府的捐税和命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4〕一般的和较为笼统的口号， 并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方针。相反，中共代表团却结合中国的和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先后起草了《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即不但提出了首先在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而且明确了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以及所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要求一切愿意联合抗日的武装必须遵守抗日、民主、不反共的三项基本条件等等。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还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一文〔5〕。该文章的基本观点与《一二六指示信》内容大体相同。 所有这些，对于东北抗日斗争发展势必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影响所及，1933年5月，中共东北党组织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民众政府当作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6〕，之后， 在党直接领导的红军反日游击队基础上，各地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人民反日联合军等6个军（后来发展到7个军），同时以各军为核心，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的“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或总司令部）等反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一时期，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至此，在中国东北这一特定区域内各地反日统一战线业已初步形成，这就为全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二、中共代表团成员吴平到东北指导工作和《八一宣言》的发表，促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如前所述，1933年春，《一二六指示信》在东北传达贯彻后，各地成立了一些小范围的地区性的反日统一战线组织，但它还不是东北地区统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随着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国际法西斯势力的逐渐崛起，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国共产党支部开始着手政策的转变，以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此，1934年5月28日， 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组织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参加了筹备委员会。可见，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无疑会对中共代表团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中共中央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而且通过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年2月22 日在《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中，便着重指责东北党组织一年来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方针过程中出现了所谓右倾错误，批评东北党组织在反日统一战线中用“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统一战线”，重申要“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9月，中共代表团首先写信给中央指出， 由于代表团与中央过去在东北地区工作的指导方面对许多主要策略问题“时常有不一致的意见”，因而提出了此后中央不必再管东北工作，而由代表团直接负责的提议。此后不久，吴平（杨松）即被中共代表团派到东北指导工作。吴平到东北后，重申了党的巩固与扩大反日统一战线和“积极实行游击战争”的主张。他在吉东各地和写给东北各地党组织的信中，反复论述了东北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它已由半殖民地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从中也阐明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及其必然性〔7〕。同时， 吴平还论述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执行策略灵活性的关系，上层联合与下层统一战线的辩证关系。他一再强调“和其它反日队伍建立共同的总司令部不是上层勾结，而是上层联合战线”〔8〕。在总结各地建立的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经验的基础上， 吴平提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不难看出，吴平的上述观点与主张，是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已有的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对于中共过去反复提出的“下层统一战线”框框的更为明显的突破。它虽然与后来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原则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但这毕竟是早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理论而提出的，并且适用于东北地区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对于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
1935年6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 中共代表团正是根据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东北地区开展反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这同时，中共代表团以王明、康生名义又发出了《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同《八一宣言》的思想是一致的，要求扩大全国当然也包括东北的抗日统一战线，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精神传达到东北后，东北党组织立即响应，加速了筹建统一的东北抗日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步伐。1936年2月20日，经过充分酝酿之后， 中共代表团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它抗日武装参加这一抗日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从1936年春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11个军，东北抗日救国会和反日会组织在各地也有了迅速和广泛的发展。而各地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会的建立，标志着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由此可见，中共代表团派吴平到东北指导工作及其起草的《八一宣言》、《六三指示信》，对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中共代表团在指导上的某些局限性，影响了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
中共代表团在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由于中共代表团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环境，他们对于业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东北的实际情况也并非十分了解；由于中共代表团刚刚建立不久即与中共失去联系，代表团中许多成员缺乏在艰难条件下处理重大革命问题的斗争经验和能力；特别是由于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王明等人，对共产国际指示所持的一贯的教条主义态度，使得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指导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影响了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
前已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开始了。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很快就对中国党提出了“三位一体”的任务。〔9〕应当指出， 它并没有具体地反映出民族矛盾与阶级关系变化这一基本的中国社会实际，反而过分强调了苏维埃与红军的作用，否定了中国其他社会力量抗日的可能性。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下，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理解和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不相信当时的旧东北军的一些官兵会进行一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提出“在反帝斗争中特别要注意广泛地灵活地应用与广大小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10〕这种孤家寡人的“左”倾关门主义方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影响可想而知。受其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东北党组织代表参加的“北方会议”，会上极力批评了所谓“满洲例外论”，其结果严重地限制了党对东北地区其它抗日武装的领导，使得党在东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几乎毫无成效可言。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共产国际从保卫苏联的安全考虑，不得不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指导策略。于是，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召开和中共代表团《一二六指示信》的起草。尽管指示信的基本精神方面是正确的，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局部地区策略总方针的转变，但是信中仍然存在许多“左”的错误提法和阴影，如要求“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基础”等等，这显然与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相矛盾。它表明中共代表团对于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实际还缺乏透彻的了解，以至于在共产国际政策影响下，在指导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多次出现反复，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勿庸讳言，共产国际“七大”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包括东北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重要贡献的，但是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滋长了某种右倾情绪。其表现在对中国革命及统一战线工作指导上，就是过分轻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红军的力量，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这种右倾观点也影响到中共代表团的政策转变。1936年10月，中共代表团继续在中国内地提出“抗日反蒋不并提”的要求后，又向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提出了所谓“抗日反满不并提”的口号，理由是“避免关内与东北的对立。”这就再一次暴露了王明等人在指导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严重局限性。如果说当时在全国的“抗日反蒋不并提”是正确的，那么在东北主张“抗日反满不并提”就是大错特错了。这种错误就在于，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业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与内地仍由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相混同；把已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伪满汉奸和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与尚存在一定抗日要求的蒋介石国民党相类比。因此，这种无视东北地区的现实和脱离实际的口号，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东北党组织和不少党员干部的怀疑和不满。
总之，在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虽然中共代表团在对于东北党组织工作的指导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会抹煞他们的积极贡献。作为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机构，中共代表团不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机构，执行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他们又获有经过自己的判断，得出必要的结论，具体地指导中国革命和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责任，在某些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因此，对于中共代表团的历史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估价，不能因为当时担任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在党的历史上犯过机会主义错误，就全盘否定或低估中共代表团的成绩。何况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克服“左”倾错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理论只能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在总的政策和理论上仍然是“左”倾的前提之下，不可能设想中共代表团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共代表团能够在东北这一局部地区首先实现策略总方针的转变以及促成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的早先建立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所以，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指出：中共代表团“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极大的帮助。”〔11〕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第190～191页。
〔2〕〔11〕《六大以来》（上）第323，897页。
〔3〕〔5〕《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第18页。
〔4〕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第288页。
〔6〕李鸿文《东北大事记》（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年出版，第789～790页。
〔7〕〔8〕《吴平给陈亚的信》1934年12月8日。
〔9〕《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68、213页。
〔10〕《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第302 、 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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