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杨东亮，李朋骜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键词】 人口集聚；经济效应；人口结构；人口疏解；工具变量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生态环境、商业条件、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地域差异，我国逐渐形成了人口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格局。早在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根据对我国各地区人口密度的对比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指出我国的东南部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① 指从黑龙江省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的东南方在43.8%的国土面积上居住着94.1%的人口，人口高度密集；而线的西北侧恰恰相反，地广人稀。 。改革开放后，在区位优势和政策倾斜的作用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吸引了大量的区域外人口流入，导致东南部地区的人口密集程度进一步上升，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大城市的表现更加突出。在全国范围内，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集聚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地区。截至2017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 170.7万人，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 418.33万人，广州常住人口达到1 449.84万人，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 252.8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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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一个地区的人口聚集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人口在大城市的过度集聚也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城市在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出现了问题。加强人口调控，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人口疏解成为北京的重要规划。上海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指出，到2035年上海的人口要控制在2 500万左右，即保持在现有的人口规模水平上。Henderson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城市作为收益递增作用下的产物，既存在着随要素不断集聚而产生的正向经济效应，也存在着负向的拥挤效应，在经典的城市均衡分析模型中，最有效率的城市规模是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折中结果，因此，城市存在着理论上的最优规模。［1］
在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人口向发达地区与中心城市迁移流动是不可逆转的。人为的控制城市规模和人口流入，与市场力量相抗衡是非常困难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应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② 参见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随着制约我国人口流动的政策藩篱被打破，面对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加丰厚的劳动报酬、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更加有利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支持，人口向大中城市流入将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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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原有户籍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吸引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集聚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口集聚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结构，进而抵消人口红利消退的不利影响，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因此，在国家积极引导人口有序合理流动、促进大城市人口疏解的背景下，研究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即人口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与大小，证实人口集聚的正向经济作用，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人口集聚的必然性与我国大城市人口控制的理论基础，为现阶段人口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推动我国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要研究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必须解决实证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由于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导致传统的参数估计结果不满足一致性的要求，无法准确识别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真实大小。对此，本文通过大范围遴选工具变量，应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创新点。本文选择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和平均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分析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本文还考察在人口集聚程度相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人口集聚是人口迁移的结果，因此，人口迁移的原因也是人口集聚的形成机制，国外学者较早对人口迁移的原因进行了研究。Herberle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推-拉理论，对人口迁移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迁出地对迁移人口存在一个推力的作用，迁入地对人口迁移存在一个拉力的作用，二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迁移人口的迁移行为，在分析迁移个体的决策过程时提出了理性迁移人和迁移信息对称的假设，即迁移人口在综合比较推力和拉力后，从比较利益的角度进行迁移选择。［2］在此基础上，Bogue从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等角度研究了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对推-拉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完善。［3］此后的研究中，Lee对迁移人口的个体特征和迁移过程可能受到的阻碍进行了细致地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推-拉理论。［4］推-拉理论对解释人口迁移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理论强调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迁入地比迁出地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Lewis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利用模型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解释，指出与传统农业部门相比，现代经济部门更高的收入水平是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主要动力。［5］王应贵和娄世艳研究发现东京都市圈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吸引着日本全国各地人口来此就业。［6］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与二元经济理论相悖的现象，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同时城市存在较高的失业率。Todaro提出了人口迁移的预期收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即人们对迁移后的收入具有较高预期，认为未来的收入可以弥补目前短期失业带来的损失。［7］此外，研究人口迁移的理论还有投资-收益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等。
我国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紧密，国内学者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空间分布上，人口和经济具有一致性。王胜今和王智初利用空间四分位图和莫兰指数对2000-2015年我国省际人口和经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识别，发现从空间分布上看，我国人口和经济集聚特征显著并且具有一致性。［8］第二，人口迁移集聚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杨东亮和任浩锋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9］第三，迁移人口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王桂新等分析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指出我国主要人口迁入地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省际人口迁移方向主要受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10］
第一，人口集聚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引入工具变量后人口集聚对GDP增速影响变为3.423，显著正相关，表明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集聚是人口迁移的结果，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迁移人口主要以就业或提高收入为目的，即寻求自身更好地发展，因此迁移人口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较强的个人能力，为迁入地经济发展带来人力资本保障，延缓了迁入地人口红利效应现实的时间。其次，迁移人口在迁入地生活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对迁入地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城市规模的扩大具有积极意义。最后，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需要物质资本和技术支持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而迁移人口主要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因此迁移人口在迁入地形成集聚无疑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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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介绍与模型建立
1.工具变量法
前定变量假设是最小二乘法有效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解释变量与扰动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反之，则认为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大多模型均存在内生性，不能满足最小二乘法的基本假设，此时，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无法得到可信的结果。具体来说，当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或者解释变量与遗漏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则认为模型存在内生性。模型存在内生性会导致估计结果的不一致，实证结果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因此采用常规方法对存在内生性的模型进行估计很难得到准确的结果。
为判断模型是否适用工具变量法，需要进行一系列检验:首先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一般认为当恰好识别时，没有检验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之间相关性的有效方法，此时应当采取专家的意见；当存在过度识别时，则可有效判断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即存在原假设“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如果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与扰动项相关的工具变量，但具体是哪个工具变量无法判断。其次检验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检验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判断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是否相关，另一方面，在相关的情况下，需要判断工具变量是否为弱相关工具变量。判断弱工具变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据Shea’s Partial R-sq，二是根据F统计量。最后检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使用工具变量法意味着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模型不存在内生性，仍然使用工具变量法，虽然所得结果一致，但会增大估计量的方差，因此需要对模型的内生性进行判断。Hausman检验经常用来判断模型的内生性，即是否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性”的原假设。
2.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以GDP增速为解释变量、以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对数为解释变量、并包含其他控制变量的计量模型。即:
式（1）中，i 是省份，t 是时间。rgdp 是GDP增速。lnjc 是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一般而言，与农村相比，城市具有更多就业机会，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对人口具有更强吸引力，使得城市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域，因此城市人口密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区人口集聚程度。X 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本存量（mat ）、非农经济比重（ind 23）、外商企业投资总额（fdi ）、进出口总额（imp ）、财政分权水平（fis ）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lnpgdp ），C 是常数项，εit 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GDP增长速度和人口集聚，导致最小二乘法估计出来系数不能准确反映GDP增长速度和人口密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因此以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并利用面板数据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式（1）进行估计。估计的策略是首先考察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对人口集聚程度的影响，即第一阶段回归为:
式（2）中，I 为工具变量，包括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jy ），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yl ），分别由省内小学教师总数和卫生工作人员总数与各省地级行政单位数量计算获得。第二阶段回归中，用式（2）中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对数拟合值代替式中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对数进行估计，即:
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考察人口集聚代理变量（lnjc ）对经济增长（rgdp ）具有怎样的影响，对式（1）进行估计（见表2）。回归结果显示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对数（lnjc ）的影响系数为-0.785，这显然与实际不相符，且与以往研究成果大有不同。其可能的原因如下几点:第一，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人口集聚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吸引更多的人口集聚。第二，本文选取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作为人口集聚的代理指标，但其只是从数量上描述了区域内人口集疏程度，涵盖了较多的因素，可能受到多方面影响，其中一些并不可测或无法量化，因此产生与实际不符的结果。第三，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这种结果可能是二者之间关系在特定时间段特定地域内特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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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行外生性检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chi 2为0.214，P 值为0.644，接受原假设，即所选工具变量均是外生的，与扰动项不相关。其次检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Shea’s Partial R-sq为0.083，F 为24.389，虽然目前并没有关于Shea’s Partial R-sq多小才可以判断为弱工具变量的说法，但这里可以从经验上根据F 值大于10，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通过沃尔德检验，最小特征值为20.527，大于对应的临界值11.59，拒绝原假设，因此再次证明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为了检验的可信性，使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行估计，该方法对弱工具变量不敏感，由表2可见其估计结果与二阶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较为相似，即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综合以上检验，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所选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最后检验是否存在内生解释变量。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chi 2为9.16，拒绝原假设，可认为人口集聚代理指标（lnjc ）为内生变量。由于传统Hausman检验是在同方差的前提下进行的，Hausman检验在异方差下不成立。如果存在异方差，则广义矩估计（GMM）比二阶最小二乘法更有效率，通过回归发现两步最优广义矩估计的系数估计值与二阶最小二乘法比较接近，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chi 2为0.214，P 值为0.644，所以可以判断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进行迭代广义矩估计（IGMM），发现迭代广义矩估计与两步广义矩估计系数相差无几。
强化相关人员责任意识、科学统筹教学训练、做好场地器材保障、抓好医疗保障服务等方面都只能从外部降低训练伤发生的风险，而最主要的还在于参训者本人。参训者除了具备一定的训练安全知识外，还要增强个人身体素质，有关研究表明，身体素质全面、过硬的人，发生训练损伤的比例相对较低。宁愿在训练场上流血，也不愿在战场上灭亡。从某种程度来讲，越贴近实战、贴近战场的军事训练，就越容易发生训练伤，参训人员还应保持一颗强大的内心，训练场上越是畏首畏尾、紧张、焦虑的人越容易受伤。
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第一阶段显示各工具变量对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阶段显示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对数（lnjc ）系数变为3.423，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后，人口集聚代理指标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口集聚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在进一步分析之前，需对所选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四、实证研究
对各数据进行整理，物质资本存量、外商企业投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均采用人均值，对非比值指标取自然对数，各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量（N =496）
1.工具变量检验
如果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是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的有效工具变量，则第二阶段回归中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对数的系数β 便可以被解释为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影响，如果β 显著为正，表明人口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为检验人口集聚程度相同条件下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式（1）中引入人口集聚与劳动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交互项，即:
需要说明的是，虽有研究表明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15-16］但其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局限性，或者说并不是以我国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指出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集聚并不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减弱，甚至产生阻碍作用。［17］而目前我国人口集聚的规模尚未达到顶峰水平，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小城镇等人口稀疏地区，加快城镇化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没有指出人口集聚程度已经到了阻碍阶段，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式（1）的人口集聚阻碍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的准确性。考虑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不克服内生性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人口集聚为区域提供了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可以延长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在充足劳动力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人口红利经过上升期后，逐渐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渐开始降低，而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影响。主要由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的迁移人口在迁入地集聚，降低了迁入地的抚养比，即提升了迁入地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使集聚地区人口红利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经济发展将具有更大优势，因此人口集聚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具有较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更快。
基于易学之视野，我们不难发现，协同创新体系是一个多元素参与、多方位敞开、多层次搭建的立体动态系统。在这一体系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人、物、时间、空间等诸多因素。问世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在《周易》古经的基础之上，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人的价值。《易传·系辞下传》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是易学的核心，它开示我们，天、地、人是宇宙间三种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是飞潜动植中最为珍贵者。
表2 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
减速机行业是一个不容易产生大变革的传统行业，而继续创新始终是杭州诠世的目标和动力。众所周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尤其是客户需求的不断升级，现如今减速机产品也面临着响应时间缩短、灵活性提高、可靠性更稳定等要求，但不管需求有何变化，诠世都秉承着产品品质始终如一的原则。专注于细分领域，在产品质量提高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谈及明年的市场目标，寿总乐观的表示，杭州诠世通过不断地创新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预计明年能够实现稳健的增长。
由图3可知，红茶浓度处于零水平时，浸泡温度和浸泡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在较低的因子水平时，随着浸泡温度和浸泡时间的增大，感官分值提高，当浸泡温度为35 ℃，浸泡时间为40 min左右时，感官分值达到较大值，但超过一定范围，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感官分值减少，这是由于长时间浸泡使海螺肉的茶味太浓，影响感官分值。
式（4）中，Y 代表劳动人口比重（ld ）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fn ），前者由《中国统计年鉴》中抽样调查所得抚养比计算获得，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根据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和总就业人口计算获得。当β 1显著异于零时，意味着当人口集聚程度相同时，劳动人口比重的不同或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不同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
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检验水准取α=0.05。
2.结果分析
集聚理论认为人口集聚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本文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却与此相反，考虑人口集聚内生性问题和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作为人口集聚的代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通过检验印证了内生性的存在，因此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经过相关性检验和外生性检验，认为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是有效工具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人口集聚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首先，人口集聚推动了城镇化进程。马孝先以地级市为单位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指出人口在空间的集聚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化水平。［11］其次，人口集聚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彭昱和周尹以2006-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得到较大的人口密度可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结论。［12］王永进和张国峰利用断尾回归和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对1998-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口集聚通过沟通外部性影响企业自主创新，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概率，还能够扩大企业的研发支出。［13］最后，人口集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陈心颖利用空间面板回归结合2000-2012年我国省级数据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度的上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4］
第二，利用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lnjc ）研究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得出与以往研究结论相悖的结果，而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得出较为合理的结果，因此考虑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在特定时间段和特定区域范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该值可能越大，即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用其作为人口集聚的代理变量很难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
第三，使用工具变量后，各控制变量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同程度影响。二阶最小二乘法中，人均进出口总额对数(lnimp )和财政分权水平(fis )对GDP增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396和0.573，并且均具有较强显著性，表明二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均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人均外商投资总额对数(lnfdi )、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对数(lnmat )、非农经济比重(ind 23)和经济发展水平滞后量(L.lnpgdp )对GDP增速影响并不显著，这与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具有一定关系，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速逐渐落后于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具有更高的外商企业投资、物质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各经济要素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人口集聚发生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人口流入。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地区原有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下降的人口抚养比、产业结构升级对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除了直接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外，有必要分析人口集聚导致的人口结构改善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此，分别在模型中引入人口集聚与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交互项，分析人口结构改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人口集聚规模相同条件下，拥有更好的人口结构是否能够进一步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是分析交叉项参数结果的意义所在。
表3显示，人口集聚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ld )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fn )的交叉项系数分别为1.091和0.439，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人口集聚程度相同时，较高的劳动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更
另外，根据广东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广东省水利厅积极筹集资金，为基层水政监察队伍购置调拨了执法车辆12部，近年总计已达到71部，调拨了计算机、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87套取证器材，进一步改善了基层执法条件。
能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发现有如下两个合理的解释:
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对式（1）进行重新估计。通过广泛筛选，最后本文选择使用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jy ）和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yl ）作为工具变量。小学教师数量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教育和医疗资源情况，教育和医疗资源越多的地区往往表明该地区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越大，人口越多。另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教育和医疗条件的高低往往体现在硬件设施更先进和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业务能力，并不体现在从业人员数量上，因此，可以认为小学教师数量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主要受人口规模的影响，因此考虑用其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
第二，人口集聚为区域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较高的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保障。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迁移人口大多是在非农产业就业的人口，因此，集聚为区域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人口。此外，集聚可以使劳动力和就业机会得到更好的匹配，并通过学习、分享等机制，加强劳动力的技能，有利于提高区域的生产效率。所以，人口集聚程度相同时，较高的非农就业人口比重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上研究结果很好地解释了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但经济发展状况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的现象。中部地区人口密度大的原因是人口基数较大，即原住人口规模较大，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的原因是外来人口较多，迁入的人口主要为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农就业人口，这导致人口集聚通过改善东部地区的人口结构来进一步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压力大的中心城市来说，在实行疏解人口、控制人口的社会管理措施时，要认清人口集聚的经济促进作用，特别是人口集聚对人口结构改善的积极作用。
表3 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0-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作为人口集聚的代理变量，并选择省内各地级行政区域平均小学教师数量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量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此外，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人口集聚与劳动人口比重、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交互项，考察人口集聚相同状态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所得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人口集聚的代理变量选为城镇人口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回归结果显示人口集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杨东亮和任浩锋等研究结论相反。［9］考虑到经济因素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对人口集聚具有因果影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由于没有控制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导致错误的参数估计结果和研究结论。采用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人口集聚的参数估计结果为3.423，这显示人口集聚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即人口集聚具有经济增长效应。
第二，通过人口集聚可以改善地区人口结构，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口集聚程度相同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根据回归结果显示，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口集聚程度相同的地区，拥有更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或者拥有更高非农就业人口比重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日益消失，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竞相吸引人口，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采取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社会管理措施的大背景下，根据本文研究所得结果，提出以下启示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促进人口集聚，吸引人口向城市集聚，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也是顺应人口流动市场力量的。其中，通过制定倾向性政策吸引劳动年龄人口更加有利。这是因为实证结果显示在人口集聚程度相同时，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能更进一步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一方面，我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人口集聚通过为区域带来更多劳动年龄人口而延长了区域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使地区人口结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拥有较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地区可以较晚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产生“后老优势”。因此，各地区可以通过制定各项福利政策，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来吸引劳动年龄人口集聚，通过提高区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来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二，积极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就业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各个地区政府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就业人口比重结构的变化。因此，通过加快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与高素质人口相匹配的高端产业将是城市发展的重点。即使是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在疏解人口和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通过集聚高素质人口来不断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为此，要积极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减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同时在城市等人口集聚地区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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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nstrumental Variable
YANG Dongliang，LI Pengao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China ）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commerci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culture，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was non-uniform.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had been strengthened.The population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exceeded 20 million.Large-scale population influx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ransportation，social order，resource utiliz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hous⁃ing security of the city.Population dispersion and population control became the important social manage⁃ment measur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At the same time，people were both producers and consumers.With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disappearing demographic dividend，population was the precious re⁃source of all regions.Therefore，this paper applied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study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by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method，and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nd health care workers were good instrumental variabl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had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effects.In addition，we studied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promotion and found that the improved population structure is more conducive to economic growth.Finally，we put forward that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should be further pro⁃moted，that improving the age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which was more meaningful for Beijing，Shanghai and other cen⁃tral cities.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when implementing population dispersion policy.
Key Words: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Economic Growth Effect，Population Structure，Population Distrib⁃uting，Instrumental Variables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3.003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9）03-0028-10
【收稿日期】 2019-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18BRK024）
【作者简介】
杨东亮（1980-），男，辽宁清原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李朋骜（1990-），男，黑龙江双城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傅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