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女性:周大新小说的潜在精神维度_周大新论文

寻找女性:周大新小说的潜在精神维度_周大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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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大新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就是他善于写女人,也长于写女人。他笔下的女人,无论是主角、配角、用墨多少,也无论是他精心刻划的,还是大致勾勒的,大都能有灵有魂栩栩如生,以真情、真性吸引人、感动人。如今,从他笔下走出来的女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物系列,一个带有地域与时代色彩和文化意味的形象群体。

可以说,女人,在周大新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变的话语中心,已经占据了一个永远的主角地位,无论他承认与否,对于女人生命力量、生存困境、心理情愫、命运历史的探寻追求,实际是他观察与把握社会、历史、人性并进入文学创作的一个视角与切入点,也是他创作精神上的一种潜在动力与文化追求。他在不经意间已经把自己的灵智、思考、情感、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笔下的那些女人身上,并由她们引领着他在艺术境界中开拓与升腾。因此,分析与研究周大新笔下的女性世界,也许能比较准确地索解与阐释其创作的奥秘与意义。

周大新的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男女失衡的两性世界,在他设置的家庭关系、社会结构中,男人们大都不能奉献坚实的肩膀和支撑风雨的手臂。他们往往萎缩病态、自私可怜、孱弱不忠,往往在关键时刻无情无义地抛弃女人并以贫穷或成就事业为理由推卸责任。而女人们则大都是家庭与社会变革的活水、动力与精神支柱,是真正的生活强者。她们往往善良、炽热、有同情心、富人情味;也往往比男人更具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与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

因此,无论从内在的情感精神上,还是从外在的社会形象上,男人都不能与女人相比相匹。郜二嫂的丈夫郜二东是个身心都残疾的废人,根本撑不起他的家,只知道听戏打牌,郜二嫂不仅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任,而且办起了香油坊,吸引了日本人的投资,一面隐忍着情欲的焦渴与屈辱的人格折磨,一面又在社会上顶天立地,干着轰轰烈烈的事业(《香魂塘畔的香油坊》)。荀儿的丈夫沙高是个眼界狭小、唯利是图、缺乏人情与人性的小人。他只愿以玩猴为业固守旧的生活模式,甚至为了赚钱,无视人的尊严人格,不惜让为他逮猴致残的剑平与猴打斗。而荀儿却是她们家庭中最早的觉醒者与改革者,她不仅决然地买来面粉机向旧的生活方式告别,而且敢于把维系她们全家生活希望的一群猴子全部放掉,以柔弱的女性身躯,承受着丈夫愤怒的皮鞭。同时,荀儿也是一个极富人情深度的现代人。她对剑平的悉心照顾与人格尊重,把猴们重新还给大自然恢复其自由的生活,既显示了她天性中的仁慈与宽厚,又表现出了现代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步出密林》)。邹艾的丈夫是个性格抑郁内向依赖父亲地位生活的弱者。父亲的猝死使他失去了精神上的靠山,又忍受不了世态的炎凉,绝望自杀。而邹艾却能够自强自立,从命运的深渊中奋然爬起,屈辱地回到故乡,重新追求自己的事业,建起了“康宁诊所”,并发展为相当规模的“康宁医院”(《走出盆地》)。碧兰的丈夫吕道景(《银饰》),是个心理变态的畸型人,不仅不能在情欲上满足碧兰,理解她的苦衷与正常的人性,而且从物质上不断地榨取她,并以了解她的私情在精神上威吓她,要挟她,最后终于致碧兰与银匠父子于死地。《溺》中的吴家三姑娘第一个丈夫汪世通是个流氓无赖之徒,骗了她家的金钱陪嫁,并不给她以妻子的地位。第二个丈夫是个没有生活能力的文弱之人,由得到她的救命之恩并依赖她生存与她结合,但当羽翼丰满依靠她的小饭店养壮了自己之后,就开始背弃她而移情于别人。《老辙》中的姚盛芳的丈夫因车祸卧病在床,姚盛芳一个弱女子担当起全家的生活与为丈夫看病的重担,承受着逼债的窘境与危机,但面对新东家费丙成的调情与诱惑却给予严正的鄙视和拒斥。最后为还清债务虽同意卖身,仍旧凛然难犯,不失节气,在精神上彻底打败了费丙成,使他从此大病不起,一蹶不振。《铁锅》中的秋芋为了恋人郝祖宛家制锅业的兴办,不惜卖身挣钱,毁坏一个姑娘最宝贵的贞洁与名誉,但郝祖宛并没有保护她,而是迫于家庭的压力离家出走,几十年杳无音信。《伏牛》中西兰的恋人照进虽事业有成也实施了自己的报复计划,但却伤害了两个女人,也造成了自己情感与事业的分裂,人格上的残缺低下。就连做了地区副专员的廖怀宝(《向上的台阶》),之所以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爬也是以牺牲女人为代价的。开始为了副镇长的职位,抛弃了把爱情与贞洁都献给他的恋人姁姁;继而为保全自己的身价性命又丢掉了妻子、女儿,置妻子于造反派头目的追逐暗算不顾,使其堕入火炕。最后又选择小雨作妻子,也是由于其哥在省里工作,能在官场上给他作后台与靠山,能为他今后的晋升提拔铺平道路。

总之,在周大新的大部分作品中,男人们不是一种在场的空缺,就是一件活道具,抑或是一副没有灵魂与生命的躯壳,一种自私卑劣不忠不义的小人。而女性世界则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与希望。周大新不受一切陈旧观念的拘囿,衷情于女人,理解女人,偏爱女人,毫不留情地剖示了男性世界的虚弱苍白,揭示了女人在家庭里与社会上孤立无援的地位和处境。她们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男人的保护、丈夫的荫庇,而是独立地担当着自己的一切。男人们看重的是她们的外表与性别,并不尊重她们的感情与人格。在家庭中她们要么是浮载着丈夫飘流的帆船,要么是丈夫成就事业的铺路石。因此,这些女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中都是可亲可爱的;无论具有怎样的不规举动都是无可指责的。即使地主裴仲公的女儿姁姁,地头蛇村长刘冠山的哑女荞荞都是善良多情,深明大义的,就连郜二嫂、碧兰、邹艾的偷情都是符合人性人道的;秋芋、姚盛芳的卖身也是自尊自爱、人格高洁的。周大新摒弃了一切道德的观念,从人性出发,揭示了特定生存环境中生命欲望的合理性,为女性的人格作了辩护。环环对婆婆说:“你这一辈也不容易”,分明也是作者对郜二嫂不正常性爱关系的理解、宽容与认同,就连汉家女对即将上前线小战士的动情安抚,也写成纯洁的、毫无私情的一种人性理解与人类大爱,都充分表明了周大新在人性的深层中对女性情感世界的一种知性理解与审美把握。

男女两性在情感领域的失衡也导致了他们自我价值、社会形象的不同,生活命运、生命质量的不同。周大新常常在“贫穷”中使他们显出人格真相,贫穷使女人显出了赤诚与胆气,显出了可爱与创造力,却往往使男人变得可恶可恨,弱质无能,女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要有自己的事业,并没有追求自身价值的自觉,但在穷困的逼迫下,无意之间都有一番追求,一番奋斗,在感情的付出中得到事业的成功。而男人则只能在忘恩负义的人性蜕变中成就事业。他们以不同的情感代价参与了社会与历史,书写了自己的形象与命运。也由于女人们真诚的爱,宝贵的情,终未受到男人的尊重,得到同等的回报而注定了她们要落入到一种感情悲剧与命运悲剧之中,但与此同时,在这悲剧的大地上却高扬着一种生命的最强音,超拔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类精神。因为,只有承受过大的苦难,人生才能丰富厚重,只有爆发过激情的生命,才能催生出活力与韧性。周大新笔下的这些女人经历过苦难,抗拒过命运,品尝过爱情的苦果,所以无论从生存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上说,她们都高出了男人许多,为女性世界增添了光彩,增加了砝码和重量。

说到底,周大新笔下的女人,大都是乡土的豫西南盆地里的女人,是经历过一个打倒封建传统的时代而并未走进现代社会的历史夹缝中的女人。

由于他们生长在乡土之中,缺乏文化的教化,文明的濡染,而更多地带着乡村世风的温情与质朴,更少地受到传统文化“三从四德”等封建观念的束缚,这使她们在情感表达上勇敢直率,没有文化的禁忌,没有文明的修饰,没有虚伪,没有矫情。她们对男人的牺牲奉献不是出于“原罪”意识,而是情感欲求的一种自我表达,生命激情的一种自然喷发。与城市女人相比,她们最大的长处就是活得真实、真诚,忠于自己的内心,敢于表露自己的生存欲望与自然天性,有一种古朴的原生的生命活力。与文化女人相比,她们没有缥渺的幻想与浪漫的诗情,没有高雅的志趣与多色调的追求,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深沉悠远的冥思。她们把脚踏在现实生活的大地上,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而不好高骛远,不追求超世俗的精神享受,没有那种理性的自觉与精神上的超越,只知道人生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走,使生活更好一些,生存更容易些。这是一种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与本能地改变自己生活命运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蕴藏着人性能量与积极意义的世俗人生。

由于她们是乡土的盆地的女人也就必然地带有乡土的局限、农民的劣根性。尽管她们都有明显的走出盆地改变自身命运的意识与追求,但大山隔断了她们的视线,阻挡了她们走向山外的脚步。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她们的眼界,弱化了她们创造新生活的能量。这使她们的人生不得不在一种求生存的层面上展示,她们对命运的抗争也不能不是一种执着而顽强的生存欲望、生存本能的表现。于是她们往往为摆脱生存困境而寻找变革的契机,苦心谋划设计。甚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常常不择手段、不讲方式、违悖情理。汉家女为了走出盆地改变自己吃黑馍的生活现状,不惜用耍赖和威胁的手法,拿自己一个姑娘的贞洁与名誉下赌注。邹艾为了进入高层干部家庭,改变自己卑下的地位身份,不惜拿爱情下赌注,精心设计圈套让巩副司令的儿子巩厚一步步地上钩就范。郜二嫂为了让环环姑娘嫁给她的傻儿子,先设计把环环与她的情人拆散,然后又怂恿信用社到她家催款逼债,自己深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之苦尚不觉悟,还要违背人情人性地再让环环重蹈她的覆辙。由于缺乏文化素养,她们往往用一种朴素的衡量事物的标准处事做人而缺少思考与理智。她们的纯朴善良与同情心这时候又表现得粗陋、简单、感情用事。汉家女在同情心的驱使下,居然弄虚作假,代替别人应付上级的计划生育检查。在战场上救护伤员能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并在记者采访时不顺风使舵虚伪地拔高自己,但在领慰问品时却显得斤斤计较,毫无谦让,而且为了自己复员走关系还偷偷拿走了两条烟。她们毕竟是大山里的世俗的女人,本能的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使她们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有时候显得狭隘,天性中的敏感显出琐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又表现为一种恶意的报复。邹艾为了报复金慧珍对她的鄙视,不动声色地夺走了金慧珍的恋人巩厚并以进入高层干部家庭能掌握别人的命运显示自己的权力尊严而自得自娱。《伏牛》中的西兰对于照进那种耿耿于怀的恨与不顾一切的报复也是由于照进背弃了她的爱,爱不成便生恨是一种气量狭小自私的爱,虽不甘于传统意义上女性被选择被抛弃的地位,也不曾达到一种精神上的畅明与豁达,缺少现代人的理解与宽容。周大新在充分地写出女人们强者性格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她们农民意识女性弱点的剖露,对她们复杂心态多面人格的展示。尤其是他常常把笔深入到女人最隐秘的欲望底层,摆开情欲所酿造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刻划女性心理情绪的变化与人格火光的闪现。碧兰在抑制与放纵情欲上的矛盾、徘徊以至于最后抛却一切的勇敢追求都既写出了人性的魅力与巨大力量,又写出了碧兰真实的心灵轨迹与被人性照亮的性格发展过程。三姑娘因相貌丑陋不被男性接受,甚至不被父母接受的屈辱给她带来的心理打击几欲使她决绝于世,最后倔强地活下来并寻找比她更丑的男人以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既写出了三姑娘从对美的追求到对丑的寻找的心灵嬗变与人性压抑,又表现了她不屈的性格与自尊的人格。郜二嫂因偷情被媳妇发现后的变态反常,有一种被剥光的尴尬与精神上的轰然倒塌的感觉,由于环环对她的理解使她在感激中思索,坚硬的心灵中开始涌动人性的春水,最后主动提出让环环与她儿子解除婚约,这种明显的心理、态度的变化都写得既微妙生动,又合乎情理,有一种洞穿人心的艺术力量。

总之,周大新把这些乡土的盆地的女人置于各种各样的人生际遇与生活场景中,置于突然的家庭变故、情感断裂与命定的苦难中,来展示她们不同形式的生存困境与共同的悲剧命运。漂亮文静的淑女型女人碧兰处身于知府大人之家,可谓是荣华富贵,丈夫却是个有变态心理的畸型人,情欲的煎熬与森严的家规终使她陷入了悲剧的命运。相貌丑陋的三姑娘无论她怎样地自尊倔强都不能改变丑给她带来的人生绝境,无论她怎样地忠情于男人都不能被认可被接受,丑对于男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对于女人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主意正、心胸大的郜二嫂能与日本人合资开油坊,却偏偏遇上一个身心残疾的丈夫而迫使她过着半人半鬼的生活。有追求、有心计的邹艾想依靠丈夫的家庭改变自己的地位,却偏偏公公猝死、丈夫自杀,使她又跌入了命运的深谷。自尊自爱的姚盛芳却偏偏遭遇突然的车祸使丈夫卧病在床、债主上门威逼而不得不去忍受费丙成的糟践侮辱。周大新从各种人生角度探索和追寻着女人的命运,揭示出一个近乎残酷的生活现象:在女人的生活道路上总是布满了荆棘,长满了蒺藜,女人的生存比男人更艰难,更富于悲剧色彩。其实这不仅是乡土盆地女人的生存现状,也是整个女性世界的生存现状,是女人们的共同命运。

应该说,周大新笔下的乡土的盆地的女人是从他心灵中走出来的,是从他自身的文化结构、审美感知、生活观念、情感模式中走出来的。

一切文学形象都是作家心灵创造、文化积淀的产物。在周大新的作品与人物身上,明显地有一种传统文化的基因与文学内在精神的流动,有一种现代意识与人格精神的闪光。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把女人贬抑到男人的附属地位让女人为男人奉献牺牲的文化。但女人的这种文化定位在文人的笔下,尤其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却发生了一种变化与飞跃。为了强化固定男人的主角地位,女人对男人的奉献牺牲总是被渲染、夸张、敷衍、演绎。于是经过浪漫想象加工过的女性形象开始飞扬起来、生动起来、明亮起来,具有了强者的性格与英雄的色彩。她们总是聪明过人,忠烈刚毅,有胆有识,足智多谋。这样歪打正着,女人的文化定位在这里开始了位移,她们便以英雄的身份进入了文学,以主角的地位进入了男性的生命之中。这样就产生出了像花木兰、穆桂英、白素贞、孟丽君之类的古典女强人形象。创造出了女子从天而降,从龙宫而出,去斗魔法、除恶人、去水漫金山、去盗仙草、去解救被吓昏或蒙冤受屈的男人的东方故事模式,并进一步演绎成为公子落难,小姐搭救以身相许一类的文学模式。这样男人们便以一种弱文人的形象流传下来,木讷书生,多情公子,手无缚鸡之力,昏倒于月影花丛中等待着非凡女子的相助解救。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文学形象在创造与生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反转,解构与削弱了原本的动机与目的,以形象自身的力量校正了文化的偏颇,并长期流传下来,接续了上古神话中女娲抟土造人创造生命,炼五彩石补天,支撑世界的文化渊源与女性形象原型,形成了传统文化中一支奇特的精神脉系。

无疑,生长在南阳盆地的周大新更多地接受吸纳了这种文学形象、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营养,受到了这种文学精神的影响。他曾说“故乡盛产故事,差不多每人都能讲一串串的故事。在母亲的膝头上,在生产队的牛屋里,在飘着麦香的田头上,在夏夜纳凉的竹席上,我从乡亲们口中听来了无数个童话故事、神话故事、鬼怪故事和现实生活故事。”在贫穷闭塞、文化落后的环境中,往往保存着更多的原始形态的人类文化与民间文化,特别是那种带有神奇色彩的文学故事。而讲与听这些故事又是人们最丰富多彩、最奢侈惬意的娱乐方式与精神享受。正是这些故事给周大新提供了最初的文学天地,并使他保存了对女人的形象记忆、审美感知与社会角色期待,开启了他对女人生命价值的文化关注与心理追寻,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人物结构与形象原型。因此,他总能在作品中表现出女人的生命能量与主角地位,总是把她们塑造成与命运抗争的有意志有追求的强者形象。在长篇小说《走出盆地》中创造出了邹艾这个历经挫折而不衰的女性形象,由她之口表达出周大新自己对女人的价值认定:“男人要是土,女人就是水,没有水,土就会干裂成粉,就会被风吹走,就会寸草不生,就会毫无用处。”并从女人是“水”的意象中生发创造出了三则神话,让天上、地下、阎王殿里的三位女子倾心于小伙子南阳,担负起到山外寻找吃的、穿的、住的,即寻找新生活的重任。她们跌倒爬起,不屈不挠,最终都扑倒在地变成了白河、唐河、湍河水,不可阻拦地奔出了南阳盆地。很明显,这水滋养着大地,充满着活力,是生命一时一刻也不能缺少的流动的血脉,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内驱力的象征。周大新在女人的生命中寻找到了我们民族的生命活力与内在的精神血脉。女人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载体,一种从具象到抽象的生生不息地走向世界的生命力量。

周大新不仅以他的作品人物告诉我们,在生命与文学的底层始终存在着以女性为主角的神话与文化。而且通过他的作品传达出了一种现代社会心理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与人格塑造,传达出了一个男性作家对女人生命的感悟与价值意义的发现;传达出了现代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殷切探索与认知深度。女性是世界的二分之一,是和男性对称的一极。女人是男人的一半,是男性最接近的生物。男人们的成功与辉煌在获得自我的满足、社会承认的同时,也要由女人来认可与验证。女人也毕竟是男人情感的一种归属与停泊地,她们不仅滋养着男性,也是男人们征服世界,创造奇迹的一种动力。为了获得优秀女人的欣赏、倾心与爱幕,男人们不能不去拼搏奋斗。周大新在作品中曾明白地表述过一类的思想。其实,从现代意义与人性深层上讲,任何男性都不需要一个依附品,一个无知无能女人;而是需要一个对等的人,一个能理解自己,能向她倾诉心灵悲哀的人,一个能支撑他的精神并使他获得人类经验另一半的人。任何男性都不希望女人赘着他的衣角成为他生活的重负与羁绊,而希望女人与他一道前进。因而根深蒂固的女性规范并非是现代男性所需要的。周大新把文学的主角让位给女人,把求生存的希望给予女人,把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责任赋予女人,这本身就是对软弱苍白的男性世界不满与鞭挞;也是对男性世界的提高生命质量与人格品位的一种敦促;更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的一种主动放弃。尽管现代的女性作家用自己的心理体验与文学创造表达着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生命意义,向男性世界申辩证明着女性的魅力与文学地位,但拆除男权文化的高墙,使女性彻底地解放并以本来的面目进入文学世界,终需要男女两性的同心配合、努力作战。应该说,周大新的创作表达了现代男性世界对女人的文化关注,是现代男性认识女性世界并与之正常对话的一种文学表达,是沟通男女两性,寻找文化对称和谐的一种文学努力。

愿周大新的创作在对女性世界的探索中达到更新更高的境地。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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