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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意识形态的社会，异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蝴蝶君》中来自不同社会体制的男女主人公也展现出了相异的异化过程以及克服异化的途径。通过分析他们不同的异化过程将有利于揭示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蝴蝶君》，马克思，异化，自我异化
《蝴蝶君》（M. Butterfly）于1988年在华盛顿国立剧院首演，后在百老汇公演，反响热烈，获当年托尼奖最佳戏剧奖,[1] 155 其作者黄哲伦也是凭借该戏剧成为了当代美国炙手可热的剧作家。 《蝴蝶君》讲述了法国外交官加利玛爱上了一个中国京剧演员，在保持了20年的情人关系后，发现这个中国情人是男性，并且是间谍。[1]155但其作为被公认的后殖民文学文本，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后殖民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而跨文化视角的解释并不多见，主要见于跨文本的比较[2]，以及少量文本中所涉及的中西方文化元素的比较[3]。但《蝴蝶君》中男女主角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所发生的异化及克服异化的途径却充分展现了中西方的差异所在。
一．中国社会中个体的自我异化与异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指人与其产物的关系；自我异化是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异化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即人的劳动产物，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成了与自身相异的东西。在自我异化的情况下，则出现一种主观的关系，即人对其‘自我’发生变异”[4](497。《蝴蝶君》中的男女主人公：加利玛和宋丽玲，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的异化，因为“任何社会形态，包括共产主义在内，都不能避免异化的危险” [4](552)。
《蝴蝶君》以中国二十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为大背景，其女主角宋丽玲作为一名土生土长中国人，她的身上体现着浓郁的中国风。六十年代的中国刚好完成了社会转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时期，而此时的北京，也正是各种文化运动的中心。所以，作为一名生活在这样大环境里面的宋丽玲则更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异化危险。首先他面临的便是自我的异化。宋丽玲作为一名京剧旦角（京剧中四大角色之一，主要指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的扮演者，自小就苦练各种基本功，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透露着东方女性的柔美与娇弱，以致于一出场便让男主角加利玛认定他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女子。而这种东方柔弱女子的形象则是宋丽玲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人格。自我异化的发生便是人与人所创造的现实之间产生的一种感情、态度之类的主观反应的分离[4](496)。宋丽玲作为一名男性，却因为职业的原因创造出了一个柔美，妩媚的女子形象，当他从主观上把自己的本质特点与这一创造的现实相分离时便发生了自我的异化。这一异化可以从他自己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宋丽玲在与加利玛聊天的过程中就“禁止狗和中国男人出入”讨论时，说道“但是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优雅柔弱的东方女性——我们总是可以随意出入我们想去的地方”[5](22)。宋丽玲已经从感情认同上明确的把自己归类到“东方女性”的性属之中，至此宋丽玲的社会性格已经第一次正式地完成了与他男性本质的分离，这便是他自我异化的发生。
然而主观异化总是与客观异化密不可分的。这两种异化之间存在着的不是等同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主观异化，是在客观异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正是这个唯一的基础，自我异化才因袭地变为可理解的[4](503)，宋丽玲主观异化的基础则是他所生存的大环境。宋丽玲生长于中国，学的也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戏剧——京剧。在戏剧中宋丽玲所创造出来的柔美的女性形象，只是他的职业需求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存在只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但这种存在发生了不以他意志为转移的自发性发展。“她”作为宋丽玲的产物，却在异化关系的范围内，转化为一种与人格格不入的力量，“她”和宋丽玲的意志对立着，使他的计划化为乌有，威胁着他的生存并统治着他。宋丽玲所表演出来的女性形象，最后的确成为了他生活中的威胁，并且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统治着他。
二．西方社会制度下个体的异化与自我异化
与宋丽玲相比较而言，加利玛的异化显得尤为明显。作者黄哲伦笔下的加利玛从法国到中国展现出了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这便是由不同的人们所创造出的不同的社会制度、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给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的人所造成的异化。在加利玛来到中国之前，他一直生长在法国。法国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没有给加利玛带来应该有的益处，反而使他变成了一个另类。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在法国的社会环境里的加利玛显得渺小而且柔弱，所以那时的他特别迷恋意大利戏剧《蝴蝶夫人》，因为他渴望像剧中的男主角平克顿那样拥有权力，能够拥有一个完全臣服于自己的女人。正是在这样的异化关系里面，才使得加利玛对宋丽玲一见倾心。加利玛在第一次见到宋丽玲时正值他在饰演《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加利玛便把宋丽玲视为了自己想要保护的蝴蝶夫人，不禁感慨道：“这里站着一位几乎没有发出声音的蝴蝶夫人……我相信这个女孩，相信她的遭遇。我想要拥她在怀中——啊，如此的纤弱，我愿意保护她，带她回家，纵容她，只为她一笑。”[5]（15-16）
由于工作原因而来到中国的加利玛，就职于驻北京的法国大使馆。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与当时的法国相比贫穷落后。当加利玛的生活环境由强大发达的法国转到落后贫穷的中国时，加利玛作为一名从西方发达国家而来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便感受到了自己的优越性，而这样的优越性在面对宋丽玲时则变得更为明显。然而正是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文化环境促成了加利玛的第二重异化，即加利玛在中国的自我异化。加利玛一直把宋丽玲当做是自己的蝴蝶夫人，当他向宋丽玲表达爱意时也问道：“你是我的蝴蝶夫人吗？”[5]（39），可见加利玛把自己幻想成了剧中的平克顿，此时的加利玛在这样的异化关系里面，与原本柔弱的自己发生了分离。正是由于这样的分离，使他二十多年来都没有发现宋丽玲男性的身份。这样的加利玛与在法国生活的他判若两人，通过宋丽玲的柔弱，他建立起了一个高大，强有力的男性形象，不仅在感情上收获了宋丽玲的爱情，而且在事业上也节节攀升，坐到了副领事的位子，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宋丽玲与他自己的自我异化之上的。
三．超越异化：不同制度下的不同取舍
据A.沙夫[4](504)所言，马克思之所以研究异化问题，主要目的是寻求如何超越异化——消灭异化。而艺术创作也作为异化的一种形式（米·兰科维奇，402），《蝴蝶君》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其作家黄哲伦如果只是对人们遭受到异化的一定生活环境加以有顺序地复写，那便成了异化了的人的异化了的艺术。所以，在作品中所涉及到的消灭异化的部分，才是这部作品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
当异化关系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的时候，它们的最大限度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时也就是为实际地消灭异化关系提供了前提[4](406)。在《蝴蝶君》中，最后一幕是所有矛盾最尖锐，异化关系达到了最不堪忍受的部分。1986年在法国巴黎的法庭上，宋丽玲再也无法隐瞒自己是男儿身的时候，他选择走出谎言的桎梏，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坦白虽然失掉了加利玛对他的爱情但是却换来了解脱。这是因为他消灭异化的过程早在1970年的时候便开始了——那是他接受秦同志的安排，答应回到加利玛的身边帮助祖国搜集情报的时候。宋丽玲在自我异化的过程中便完成了与他那为社会所认可的模式的异化，而消灭异化的一种途径便是重新回到当前社会所认可的模式中去。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能够被认可的模式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性格，即：使人产生献身社会事业、国际主义以及为高尚的理想、尊严而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格特点[4](551)。宋丽玲从重回加利玛身边开始就已经选择了牺牲自己的人格特点，虽然他的行为对加利玛而言充满了欺骗，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内心而言却正在愈合与自我的分离，与社会的分离。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消灭异化的途径便会存在不同的差异，加利玛最后的选择却是一种古希腊式的途径。古代希腊人的模式是要美而善的[4](547)。加利玛因为这样的异化找到了心灵渴望已久的爱情，和男性强有力的人格魅力，所以直到他的幻想破灭时，他仍然用自杀的方式成全了自己的幻想。他最终选择的是与自己异化后的人格合一，回到美好，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消除异化的方式。
四．结论
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法律规定和道德原则，宋丽玲和加利玛最终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不论是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异化都有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反对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威胁和斗争就永远是必要的，因此，反对异化和自我异化，就是一个永恒的课题。”[4](552)。《蝴蝶君》这一文本通过宋丽玲与加利玛的人物刻画，把中法两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差异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1]徐颖果，2012，美国华裔戏剧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陈莉，2011，蝴蝶之死：由《蝴蝶夫人》和《蝴蝶君》看蝴蝶意象的发展[D]，苏州大学。
[3]唐友东，赵文书，2010，从《蝴蝶君》看东西方对“柔”的不同理解[J]，中国比较文学（4）：109-115。
[4]陆梅林，程代熙 编，1986，异化问题（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5]<美> David, H. 1989, M. Butterfly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Inc.
作者简介：郭起凤（1992-- ），女，云南省曲靖市，硕士研究生，英美文学方向。
论文作者:郭起凤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5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9/19
标签：利玛论文; 自己的论文; 蝴蝶论文; 中国论文; 自我论文; 关系论文; 社会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5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