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荣[1]2012年在《地域文化与洛阳钱幕文人集团唱和诗研究》文中指出北宋天圣九年到景祐元年三年中,在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下,由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范仲淹、富弼等共二十七人,受洛阳地域环境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进行诗酒宴集活动,形成了洛阳钱幕文人集团。这一文学集团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洛阳地域范围内,以唱和为主要形式。洛阳在北宋时期的陪都地位,历史遗留的宴游风尚和文学结盟意识,尊崇文学的传统和礼贤品格,使不同政治地位和不同处世心态的集团成员以平交之风宴游唱和赠答,同时幕主钱惟演礼士优渥,在文学创作方面对集团成员加以奖励提拔,积极品评,使该集团的唱和活动达到了空前的繁盛。洛阳温润适宜的气候环境,山河表里的地理环境,星罗棋布的园林,不但是该集团唱和活动的客观诱因,而且为该集团的唱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提供了创作题材。在园林之中进行宴集唱和活动,在山水名胜中游赏唱和,进行同题共作,其唱和作品也是对洛阳地域环境的反映。洛阳的隐逸传统催生了集团唱和的平淡特质,爱花风尚的浸润影响了集团唱和的浪漫特质,游赏宴集的挟妓传统也使得集团唱和活动中雅俗共存。受洛阳地域文化的影响,对扬弃西昆体文学的不同态度,集团成员个性差异和唱和活动中逞才斗气形成的标新立异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推动了唱和活动的求新求变；相互交酬中逐渐趋同的喜好,对文学中品中平淡风格的逐渐认同等趋同性因素,从另一个侧面,也推动了宋诗新貌的孕育。
刘磊[2]2000年在《北宋洛阳钱幕文人集团与诗文革新》文中指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有极重要的意义。它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复古精神，在“复古”的旗号下进行文学革新。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古文终于取代骈文而占据文章的主流地位；具有新特质的宋诗唱出了“唐音”之外的“宋调”，成为新一种诗歌美学范式。所以，即使以整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眼光来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意义重大。 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文士地位得到提高，文化的精神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从文化大视野来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缘于宋代文人强烈的内敛心性和集体意识，文人集团的大量出现是宋代一个突出的现象。本文即试从文人集团的角度，结合北宋初叶到中叶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来探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复杂性。 北宋洛阳钱幕文人集团是北宋中叶仁宗朝时，在西京洛阳留守相钱惟演的幕府及其周围形成的一个文人团体。这个文人集团以欧阳修、尹洙、梅尧臣为主要成员，当时即享有盛誉，因其在北宋诗文革新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为后人所重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一场异常复杂的文学革新运动，在其过程中存在着几支不同的文学力量。本文以钱幕文人集团的交游和其文学特质的形成为基点，结合这个集团所处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来找寻它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坐标和轨迹。这些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被具体化为几个文人群体：在其先的西昆体作家群、宋初古文运动先驱；在其后的欧阳修门下文人集团；与其同时的京东士人群体。 论文第一章是对钱幕文人集团文学交游活动的描述，探讨其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及文学特质的形成；第二章是将钱幕文人集团放人文学史流程中作纵向体察，探讨其文学思想、创作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第三章是将钱幕文人集团与同时期的京东士人群体作横向体察，探讨二者道统观、文统观的异同，以明确前者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纠编持正的作用。 钱幕文人集团在洛阳良好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幕府中吏治疏松、待 一l 一遇优厚等条件下，尽情地宴饮酬游并以诗文相切磋，相互间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都有较深的影响。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盟主，也是钱幕文人集团中最重要的文人。在洛阳时期，他的诗歌、古文创作分别受到梅尧臣、尹诛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梅尧臣，被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他与欧阳修相互间的诗歌赠答和评论孕育了宋诗的一些新风貌。西京时期是他们交游和从事文学活动的起点，对他们一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有至深的影响。从欧阳修等人身上可看出宋代士大夫旷达、自省的典型人格模态；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可看出古文的新生命力，显露出宋诗特色的端倪。 钱幕文人集团的文学观纠正了西昆体和石介等人在两个相反方向上的偏，颇，持之以中，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诗歌在反映“道”的同时应兼顾其形式，力求用更好的表现手段来更充分地阐释出“道”的内涵。但他们对“道”的理解并不同于柳开、石介等人的愚腐道论，而是继承了王禹偶等人的道统思想，认为对“道”的理解应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将“道”的范围扩大至世间万物、人生悲欢，这种道统观深刻影响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 在散文创作上，欧阳修等人反对浮靡繁褥的文风，力求言简意赅，完粹有法。他们学习韩愈古文，反对石介等人的盲目效古和晦涩难懂的“太学体”古文，终于以顺畅易懂的古文战胜了华丽雕琢的骄文。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主张革除晚唐五代卑弱浅俗的诗风和西昆体末流题材范围狭窄、刻意雕琢的诗风，主张诗歌应反映“道”，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生悲欢，甚至各种琐事。将俗物雅化人诗，开宋诗题材宽泛特点之先河，同时也蕴含了宋诗的议论化倾向；他们学习韩愈单句奇行，以文为诗的手法，其中包含了宋诗的散文化倾向；继承西昆体“雄才博学”的特点，促成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 总之，钱幕文人集团摒除了晚唐五代文风的卑弱浅俗、西昆体文风的浮靡雕琢，纠正了“太学体”古文的晦涩奇诡，有摧古的意义；他们同时又以古文压倒骄文，开启了宋诗新貌，所以又有创新的意义，摧古与创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钱幕文人集团在北宋诗文革新中具有中流抵柱的重要地位。
屈玉川[3]2011年在《洛阳文人集团与梅尧臣诗歌的孕育》文中研究表明洛阳文人集团时期是宋诗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梅尧臣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洛阳文人集团三年的时间对他的一生的创作有奠基作用。从宋初庆历年间以来,众多评论家都认为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创者。王曙认为“二百年来无此作矣。”方回说“论宋诗开山祖师当属梅圣俞”。后人认为梅尧臣对宋诗的题材、内容、表现方法及诗风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是唐音转宋调的关键人物,其诗歌探索奠定了宋诗的特质。对于梅尧臣的诗歌这些论述是正确的。只是当时的评论者未从大的时代背景方面论述宋初的文化,宋初士人的生活风尚,思想追求与梅尧臣诗歌创作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注意到洛阳文人集团时期对梅尧臣一生创作的影响。我认为研究梅尧臣的诗歌应首先把梅尧臣放在宋代诗歌发展的大坐标中,以洛阳文人集团为中心,探讨梅尧臣诗歌创作对前人的传承和变化。梅尧臣的创作内容与风格的追求与当时宋初的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对西昆体的扬弃与发展是梅尧臣诗歌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步骤。所以梅尧臣与京城文人、京东文人有所不同。从梅询、谢绛、欧阳修等人与梅尧臣的交游中可以探索梅尧臣的诗歌理论的某些渊源。结合分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欧阳修等人,从中探讨梅尧臣在宋初诗歌创作群体活动中的位置、成就,以及对他在后洛阳时期的创作。
高欣[4]2017年在《欧阳修诗文中的洛阳记忆》文中研究说明欧阳修初入仕途即任西京留守推官。三年洛阳生涯里,欧阳修广交良朋、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留下了大量记录其初仕洛阳时浪漫恣意的洛阳生涯的诗文。离洛后欧阳修时常怀念洛中生活及故友,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洛阳的诗文,这些诗文共同承载了欧阳修的洛阳记忆。本文以欧阳修的洛阳诗文为研究载体,通过文献调阅法,对不同时期有关欧阳修洛阳记忆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分析法,对欧阳修的洛阳诗文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从中探究出欧阳修诗文中洛阳记忆的具体内涵、阶段特点及重要影响。绪论部分论述欧阳修诗文研究现状和欧阳修洛阳诗文的研究现状,阐明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第一章论述欧阳修诗文里所反映的在洛文学活动和生活状况。欧阳修在钱幕宽松的文化氛围里,积极与洛邑文人唱和切磋;因公外出及闲暇时间里经常游历山川,促进了其雄健奇伟新诗风的开辟;西京游历时欧阳修十分关注洛阳的民俗风物,《洛阳牡丹记》详细记载了牡丹的品种、培植技术和洛中关于牡丹的风俗;独处闲居的时光里,欧阳修开始思考人生本原问题,萌发了慕陶归隐的想法。,第二章论述欧阳修离洛后的洛阳记忆,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探究洛阳记忆的具体内涵和阶段特色。离洛早期的洛阳记忆内容多为思念故友和对洛中生活具体细节的怀念,风格积极向上,浪漫豪迈;离洛中期欧阳修洛阳诗歌创作数量急剧下降,但与洛中故旧的书信往来依旧。洛中故友相继凋零,欧阳修在诗文中大量抒发对亲友逝去的悲痛及缅怀之情,因此这一时期的洛阳记忆内容更多的是感伤忧怀,象征化明显,风格较为低沉。离洛晚期洛阳记忆内容多为对友情、亲情的温馨回忆,与洛中友人交友宴饮、共同进退的岁月带给了暮年欧阳修无限慰藉,风格表现为沉静而不失明快,理性而不失温暖。第三章论述洛阳生活对欧阳修的重大影响。在政治生涯上,初仕洛阳的三年让欧阳修实现了政治上的初步实践,培养了政治才干和眼光;洛阳友人成为了他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为其日后的参政议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在人生态度上,洛阳生涯里萌发的慕陶归隐思想深切影响了欧阳修后来的提前致仕;洛阳时期佛道寺院的交游经历使欧阳修开始以更为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佛道,直接影响了欧阳修晚年对佛道态度的退让;在文学生涯上,幕府的交友唱和、诗文切磋促进了欧阳修文学造诣的提高、文学眼界的拓宽及对诗会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长官钱惟演、谢绛等人的奖励提携及爱护支持促进了欧阳修师门传承意识的萌发,对之后的宋代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结语部分总结论文内容,归纳欧阳修诗文中反映的在洛主要文学活动和生活状况,点出欧阳修洛阳记忆的具体内涵、阶段特点及产生的重大影响,点明欧阳修洛阳记忆案例研究的意义。
章文明[5]2012年在《北宋中期文人集会诗文研究》文中指出文人集会是我国古代文人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集会诗文创作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宋中期，以集团为载体的文人集会活动尤为频繁，交游之风盛行，因此集会产生的诗文数量大增。本文以北宋中期为研究阶段，围绕文坛领袖欧阳修从集会成员之一逐渐成为集会的核心人物，来集中考察北宋中期的相关文人集会及诗文创作，理清在欧阳修带动下北宋中期文人变革诗风和文风的过程，并探索此期集会风气盛行的原因，分析此期文人集会的特点和影响。欧阳修等人在集会中对诗文创作理论进行多番探索和尝试。他重视集团和群体的力量，加之北宋中期文人偏爱以群体交游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因政治因素或文学道义结成同盟，文人集会便应运这一形势而生。北宋中期的文人集会诗文反映了欧阳修等人诗文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们的集会诗文是北宋中期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本文笺注的诗文均从《全宋诗》、《全宋文》中辑出，先释疑难字词、通假字、人名、地名，再则释典故、史实。部分诗文的前人评语，作为“辑评”附于相关诗文的笺注之后。
马骥葵[6]2014年在《宋仁宗朝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仁宗朝诗歌不仅是建立宋诗基本风格的时期,也是宋诗的第一个高峰期。宋仁宗朝诗歌对于唐代的诗学遗产有充分的学习和借鉴,同时又能革故鼎新、自成风格。宋仁宗朝诗歌可以说是在由唐入宋阶段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关键时期,它为后来宋调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仁宗朝诗坛的发展历程大略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天圣至景祐时期(1023-1038)——诗风转变关键期、宝元至皇祐时期(1038-1054)——诗歌革新兴盛期、至和至嘉祐时期(1054-1063)——诗歌风气定型期。宋仁宗朝诗坛三个历史阶段的诗学崇尚与诗美形态是复杂而多变的。“尚意”、“尚健”和“尚韵味”分别可以代表三个历史阶段最突出的诗学审美取向。北宋仁宗朝诗坛呈现出多种诗学价值观、多种审美风格体派共生并存的格局。不同风格派别、不同诗学体系、古体与近体、唐音与宋调的矛盾统一、对立消长,既是仁宗朝诗歌的发展动力,也是仁宗朝诗歌革故鼎新的结果。宋仁宗朝诗坛大体上呈现出尚理性与尚情韵、尚平易与尚雄豪、尚雅正与通俗化、尚载道与尚笔力的矛盾统一的多元化审美格局。在欧、梅、苏等人的所属的宋仁宗朝诗坛上,宋调并没有完全形成,而宋调的真正确立应属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时期。然而,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代表的北宋诗歌新变派不但在诗歌革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对于宋诗尤其是北宋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仁宗朝诗坛不但开启了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形式,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与表现功能；而且也使宋代诗人更崇尚诗歌思想之新、义理之妙,开启了宋诗尚意、尚韵的发展道路,确立了宋诗的基本审美形态与艺术范式。从而使宋代诗歌开始由注重风神情韵而转为崇尚筋骨思理。
杜坤林[7]2017年在《文人谏臣意识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丰硕成果并促成了北宋文学风貌的形成;另一方面,它对有宋以后的文体文风具有重大影响。它发生在封建社会由发展到成熟的一个过渡时期,此时重大的社会变革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如雨后春笋般接连不断发生,延伸到文学领域便孕生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从此意义上讲,将这场文化运动看作政治革新的孪生兄弟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因此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只有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以政治与文人心态的视角为灯塔,文学研究之舟才不会迷失航向。对此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以及文人自身角色的变化来尽可能真实且立体地还原北宋文人谏臣意识的生发背景。第二章以北宋文人谏臣意识的视角分阶段去论述诗文革新运动理论的演进与发展,每一阶段选取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文人——或为文坛领袖,或是政治魁首,通过探究他们的文学理论来达到见微知著的目的。第三章主要对具有谏臣意识的文人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创作实践进行论述,阐释这些文人在对社稷与苍生的关怀中所展现出的情愫、品性与心态,并从文学内容、文学格局和审美风貌三个角度对文人谏臣意识之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进行更深层次地挖掘。第四章考量具有文人谏臣意识的诗文革新运动之价值与多元内涵:首先不容忽视的是经历了具有谏诤精神的士人为主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洗礼之后的北宋文学较之前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代以后许多的文学流变都是在此基础之上完成的;其次,文人士大夫们在致君尧舜的忧患情愫之中为文学赋予的议论化、理性化色彩,为有宋以来中国古代文人以文“争鸣”参与政治的风气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更不应被我们所忽视。
李国威[8]2017年在《北宋洛阳文化地位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北宋时期的洛阳是其古代城市发展史中最后一个辉煌时代,此时期的西京洛阳作为赵宋王朝的陪都最为吸引人的并不是她较为尊贵的政治地位,而是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士大夫,在洛阳创造出了灿烂的学术文化成果,推动洛阳走向文化发展的高峰,成为北宋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而整个北宋洛阳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诸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波段性发展变化。文中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历经唐末五代战火破坏的洛阳在北宋建立后被确立为西京陪都,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中,由于本身较高的政治地位以及宋太祖赵匡胤的钟爱,城市各项建设得到迅速恢复。而北宋实行文治天下,在宋初几代君王的推动下,北宋文化发展逐步呈现出繁荣局面,而洛阳的文化发展在这有利的条件中也处于恢复上升状态。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北宋中期两大政治改革运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与洛阳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庆历新政中前后文人士大夫更多的觉醒,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同时亦是北宋官方大规模兴学的开始,这对于本就文化积淀异常深厚,士大夫云集的洛阳来说,对于其文化发展迎来大繁荣亦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而王安石变法造成了朝廷的分裂,当时许多朝廷的重要人物如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均被贬至西京洛阳,再加上洛阳当时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邵雍程颐程颢等人,洛阳成为了反对新法的旧党派大本营,在一大批杰出官僚士大夫的合力作用下,洛阳成为了全国性的学术文化中心。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北宋后期三次大的政治事件元祐更化、绍述政治和崇宁党禁与洛阳文化发展的关系。北宋后期党争愈演愈烈,政治环境不断恶化,这对于汇集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洛阳来说是严重的打击,人才的流失造成洛阳文化发展陷入衰落。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北宋洛阳文化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以及重要影响。政治的变化发展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洛阳本身的区位优势以及印刷术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繁荣发达的洛阳文化对于当世后世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洛阳的文化发展变化与北宋政治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北宋王朝的兴衰,随着北宋王朝的逐步覆灭,古代洛阳最后一个繁荣时代也落下帷幕,渐渐成为了一座普通的城市。
鲍君惠[9]2014年在《宋代嵩山人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的嵩山，主要位于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与国都开封相距不远，是京畿地区唯一的名山、大山，在宋代的政治、文化及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嵩山风景壮美，宋人纷纷以不同的文体来描述它的面貌。登封知县楼异所作的诗《嵩山二十四咏》和赋《三十六峰赋》，介绍了宋代嵩山六十座山峰的风景和典故。欧阳修、梅尧臣和范仲淹三位知名文学家笔下的嵩山十二景，展现了宋代嵩山十二个景点的面貌。中岳庙和崇福宫，同样是宋代嵩山的知名景致。陈师道所作的《面壁庵记》，叙述了初祖庵的兴建过程，令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深刻内涵。嵩山在宋代政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较大。宋代登封知县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嵩山的发展。宋代嵩山的祭祀活动，直接表明了嵩山庇佑宋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作用。宋代众多官员，在嵩山求学和修行，为日后的仕途腾飞做了准备。在今天的嵩山，依旧流传着的有关宋代的各种传说，如中岳庙铁人北上抗金和嵩山脚下南岳庙的建造，都是对两宋之交政治活动的体现。嵩阳书院在宋代的发展，展现了宋代书院教育的历史进程，促进了理学的传播以及嵩山儒、释、道三教的交流。三教在嵩山和谐共处，互相汲取对方的思想，和平发展，彰显了宋代学术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以及嵩山兼容并蓄的博大情怀。众多宋人纷纷来到嵩山观赏中岳美景，其中不乏欧阳修、梅尧臣、谢绛、苏辙和司马光等历史知名人物。致仕官员如张昇、刘几等人在嵩山多年的居住和游玩，为宋代的嵩山增添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不计其数的文学家以嵩山为主题，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学作品，嵩山成为宋代文学取之不竭的宝库，为宋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苏辙、李廌和道潜等人笔下的嵩山，是宋代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家游览嵩山之后，他们的文学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梅尧臣的嵩山诗改变了宋初诗坛的西昆体现象，促进了宋诗语言平淡美、以文入诗和散文化倾向的产生。欧阳修的嵩山之行，激发了他对金石铭刻的热爱和研究热情，从而有志于古道，为他日后撰写《集古录》、兴起金石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速了金石学的兴盛，是引导学术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将嵩山作为隐逸之地是宋代众多隐士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里面对巍巍高山，他们潜心修行，广受世人的称颂。部分隐士，如种放、晁说之等人，将嵩山作为仕途捷径，一方面利用嵩山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则在嵩山随时打探政治走向，为出仕做准备。不光是隐士，在职官员也纷纷表示自己有隐居嵩山的愿望。即使是到了南宋，嵩山已经不在南宋境内，但南宋人对嵩山依旧念念不忘。嵩山脚下的北宋皇陵，牵动了南宋臣民的心灵，是他们北伐灭金的重要动机之一。嵩山成为洛阳以及广大北方失地的代名词，南宋人在山河破碎的现实下，屡屡怀念嵩山，形成了浓重的嵩少情结，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绝无仅有的一种情结。只有在宋代，位于国家统治中心区域内的嵩山，与政坛和时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代的政治、旅游、文学和思想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在整个嵩山人文发展史上是较为罕见的，值得世人细细体味。
肖红兵[10]2011年在《居洛士宦与北宋神哲朝政》文中研究说明居洛士宦是北宋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本文仅选取了神哲两朝居洛士宦作为考察的对象。论文主要是在熙宁至元符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对居洛士宦的政治心态以及与神哲朝政的关系进行分析,冀以说明酷烈的党争对士宦命运和赵宋历史的深远影响。北宋神宗和哲宗时期(1067—1100年),党争成为士大夫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在帝都开封政治斗争中的暂时失意者,先后退居到政治氛围相对自由的洛阳。他们与居洛的一些家族、官员和士人往来密切,使洛阳在神哲时期成为旧党群体的聚居之地,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居洛士宦群体之间也进行了较为频繁的交流和互动,使得神哲时期的洛阳成为反对“熙丰新法”的重镇。神哲时期的居洛士宦,大都能积极地关注朝政的变化,与朝廷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并表现出一种较为独立的为官操守和政治情怀。论文第一章主要是从社会窘况和救弊等层面,简析北宋熙宁至元符时期的历史背景,说明救弊变法是神哲朝君臣共同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这是论文写作的前提。第二章主要是从世居家族、退居官僚和寓居士人三个方面,概述神哲时期士宦居洛的大致情况,说明神哲朝是士宦居洛较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论文写作的基础。第三、四章主要是探讨神哲两朝居洛士宦的政治心态,并分析他们与神宗和哲宗朝政的关系,藉以考察党争对士宦命运和两宋历史的影响,这是本篇论文的核心部分。最后,其它与选题关系较为密切的问题,如北宋洛阳政治地位之衰变线索、徽宗朝居洛士宦之概况、洛阳与中古文明中心迁移之关系等,皆因篇幅所限而难以在正文中做具体论述,故附在余论中略作阐释。通过对神哲两朝居洛士宦群体的政治心态、与朝政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考察,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北宋中后期的许多重要历史问题。这些考察既有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古城洛阳在北宋衰变的线索,也有利于我们从君臣关系和士宦命运的变化诸层面来把握赵宋政权南迁的历史内涵。
参考文献：
[1]. 地域文化与洛阳钱幕文人集团唱和诗研究[D]. 王书荣. 广西大学. 2012
[2]. 北宋洛阳钱幕文人集团与诗文革新[D]. 刘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3]. 洛阳文人集团与梅尧臣诗歌的孕育[D]. 屈玉川. 杭州师范大学. 2011
[4]. 欧阳修诗文中的洛阳记忆[D]. 高欣. 兰州大学. 2017
[5]. 北宋中期文人集会诗文研究[D]. 章文明. 广西师范学院. 2012
[6]. 宋仁宗朝诗歌研究[D]. 马骥葵. 黑龙江大学. 2014
[7]. 文人谏臣意识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研究[D]. 杜坤林. 北方民族大学. 2017
[8]. 北宋洛阳文化地位演变研究[D]. 李国威.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9]. 宋代嵩山人文研究[D]. 鲍君惠. 河南大学. 2014
[10]. 居洛士宦与北宋神哲朝政[D]. 肖红兵.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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