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通经致用”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刍议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致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鸦片战争时期的“通经致用”思想既有儒学中最富生命力的实用理性精神，又为其“通经”思想所局限。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通经致用”一方面成为矫正时弊、倡导变革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无法有效地应付新时代的挑战。
关键词 鸦片战争时期 通经致用 “法古用夏” 师夷制夷
“通经致用”是儒学中最富有生命力、最具有实用理性精神的思想精华。“通经致用”思想的出现，通常是社会大动荡的产物，是儒学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面前，为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作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但是，由于“通经致用”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旧时代特征，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新旧时代转型时期，它所发挥的作用，已体现比较明显的双重性。本文就此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
有清一代，“通经致用”思想曾两度异军突起。一是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交嬗而至，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几年之中世势大变，使众多士子儒生深受震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有感于明王朝顷刻覆亡的教训，认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敦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1〕。基于此亡国之痛， 黄宗羲主张以“实学”矫挽理学末流空谈义理性命之弊，率先举起“通经致用”的大旗。〔2〕顾炎武则疾呼“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极力主张“凡文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4〕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通经致用，以实事求是为宗。此外，如王夫之、颜元等人都反对清谈，趋于务实，主张引古筹今、通经致用，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兴起了一股通经致用的社会思潮。
应该说，明末清初的这股通经致用思潮是对宋、明以来长期湮没不彰的儒家实用理性传统的回归，是正统儒家对理学末流的反动。尽管在清初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这股通经致用思潮没能健康发展而最终流变于繁琐考据的汉学形式，但其积极的思想意义则对百余年后的中国思想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是鸦片战争时期。当历史演进到嘉、道年间时，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一个即将到来的巨变、奇变的时代。嘉道以降，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流民问题严重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阶级矛盾的急剧激化。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和1813年的天理教起义首先预兆了清王朝面临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封建专制政治日趋昏暗，官场风气腐败则反映了清王朝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此外，早期西方殖民者开始频频叩关，鸦片烟毒泛滥等等，使得本已衰朽的清朝统治更加败坏。正如林则徐所指出的：“今日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5〕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没落时期。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迫使他们去反思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探求挽救衰世的办法，“通经致用”思想遂再次复苏。鸦片战争前，士大夫中出现了一批有见识有作为的疆臣官吏和经世学者，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等，他们中许多人既是言者，又是行者，一方面悉心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利病，另一方面在政制兴革、除弊兴利、盐务漕运、吏治养民等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上，也竭力希图有所作为，疾呼：“一祖之法无不蔽，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6〕力主通经致用、“更法”变革，开了有清一代的新风。 至此，通经致用思想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日益尖锐激烈之时，再次凸显儒家学说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的社会功能，再现了封建时代儒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内在精神。
然而，嘉道以后的世势毕竟不同以往，正当经世思想家们感叹“衰世”，寻求补救之方时，鸦片战争的爆发又为他们提出了新的现实课题。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药方只贩古时丹”的通经致用思想在继续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之外，也开始受到了新时代的严重挑战。
二
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期“通经致用”思想如何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问题上，我们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过去我们在考察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风气变化的趋势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有见识的疆臣官吏和经世思想家身上。实际上“通经致用”社会思潮的出现，除了变化的世势逼使人们的思想转向之外，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也密切相关。平心而论，清王朝历代君主并非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且不说康、雍、乾三代盛世之时，即使处于衰世的嘉、道两朝之君也力求励精图治，企望有所作为。因而，他们在思想上也推崇“通经致用”。例如，作为国势已每况愈下的衰世之君，道光帝从内心深知装饰门面、粉饰太平的词章之学于国无补，因而比较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在同一翰林谈话时曾为此坦露心迹说：“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7〕并告诫这位翰林“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8〕。此后，道光帝在不同场合还一再强调：“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用者。”〔9〕可以想见， 倘若嘉道年间仍然厉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士子儒生对时政仍持“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10〕的态度，而又没有最高统治者对“通经致用”的怂恿和鼓励，此一时期思想学术界的风气转化是难以想象的。
鸦片战争爆发后，面临“千古奇变”和面对“千古强敌”，不仅林则徐、魏源、姚莹等有识之士依据“通经致用”的思维方式，强调“筹夷事必知夷情”，而且道光帝也同样对于夷情夷事给予严重的关注。例如，他要奕经等人细察英国情况，“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11〕他还要前敌将帅能从战俘口中详细了解：“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12〕等等许多急欲了解的夷情。过去，论者常把道光帝这一系列发问作为其昏庸无知的佐证，实际上这种“不知即问”的态度正反映了道光帝遵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注重实际，急欲了解敌国夷情以治之的“通经致用”思想。在这点意义上，他与林则徐所称：“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13〕的思想并无二致。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当时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不要说身居九重之上的道光皇帝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即使是亲临前敌的林则徐等人也同样有过“都鲁机（土耳其）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系米利坚所属之地”〔14〕的询问：有过“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15〕。等等极为幼稚的认识。经过鸦片战争的洗礼之后，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天主教时，还仍然引用一些荒诞离奇的材料：“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即领圣体），使吞之，予百余金。归至家，则手掷神主，口中喃喃，……灌药良久，暴下而醒，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而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此乃天主圣母也。”还说：“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济事也。”〔16〕
可见，当整个社会还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之时，睿智如林则徐、魏源者对夷情夷事的了解尚且如此，那么，对于深居皇宫之内的道光帝又何以严加苛责呢？！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朝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个人的愚昧无知。更何况，道光帝的询问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放下九重之尊的架子，不耻下问的表现。这相对于其列祖列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偏狭自大态度，或许也是睁眼看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未知事物的探问不正是了解外部世界的肇始吗？！应该说，正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触发道光朝君臣上下原有的“通经致用”意识，力求知己知彼，了解夷情，以应付这道千古未遇的难题，才促使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社会思潮的迅速崛起。
其二，过去我们在论述这股开眼看世界社会思潮时，较注意鸦片战争后的情况，实际上，由于嘉道年间“通经致用”思想的凸显，使得鸦片战争前已有不少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介绍有关的外国知识，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早在雍正年间，陈伦炯著《海国见闻录》一书，对东西洋各国风土民情有所记述。乾隆年间，郁永河所著《神海纪游》，还根据他对世界的认识，指出：“吾人所居，自谓中华大国，未免见大言大，不知大本无据。”〔17〕他认为，传统所谓“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18〕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中国一区，道里虽广，若以天枢揆之，其实偏在东南。”〔19〕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难得的。嘉道以后，随着早期西方殖民者的频繁叩关，究心通经致用的有识之士对来自西方的潜在威胁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议论。例如，嘉庆年间的谢清高在其口述的《海录》一书中曾提到：（英吉利）“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英吉利）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20〕还说：“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21〕颜斯综则对英国殖民者急于打开中国大门的野心作了剖析，他认为，由于“天下富庶无如中华”，对于有着“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的中国广大市场，英国觊觎已久，早有“垄断之心”。〔22〕
俞正燮在《澳门纪略跋》中还告诉人们：荷兰、红毛英吉利、佛郎机、大吕宋、意大利亚等，“皆工器械，鹜利耐远贾，沿海而东而南，……此数国者，远隔重洋，辛苦远戍，其用意甚深”。〔23〕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萧令裕所著的《记英吉利》，不仅对英国的情况有比较详尽的记述，而且认识也更加深刻。他指出，英国“精修船炮，所向加兵，……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24〕。因此，各“夷国”之间因争利而存在种种矛盾，英吉利不仅与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不和，而且与美国、法国等地“夙与仇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其殖民骚扰，可以依据古之对付“夷狄”的办法，通经致用，利用夷国之间的矛盾，“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25〕萧令裕这种“以夷伐夷”的思想，对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正是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发挥。
难能可贵的是，萧令裕对英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的传统认识早已做过修正。他说：“（英吉利）战舰逾百，胜兵十余万，号令严整，无敢退缩。或谓番舶在洋，日与海波上下，一履平地，即簸荡无主。又或谓夷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然广州商胡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而过，此所目验也。”〔26〕与此相比，我们知道，所谓“夷兵登岸则技穷”的幼稚认识到鸦片战争初期还为林则徐等人所深信不疑，并且一直到战争的结果使人们发觉“夷兵”海路、陆路情形同样凶悍时才得以改变，而历史已经为这种认识的改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们对于鸦片战争前上述两点客观存在的情况进行再分析，并非对鸦片战争后由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开启的一代新风有所异议，而是想藉此证明，在面临历史转折的时代，不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有识见的士子儒生，在儒学“通经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都会不同程度地对这千古变局作出应有反应，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称“通经致用”是儒学中最富生命力、最具实用理性精神的思想精华的原因，其积极的思想意义是应当给予肯定的。然而，问题在于，在新旧时代的转型期，囿于“通经致用”的传统思维模式，是否也有其深沉的负面影响？
三
毫无疑问，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压力下，主张“通经致用”的经世派人士常常依据“古已有之”的经验来认知现实，并提出相应的变革方案。例如龚自珍“按宗法授田”的均田、限田主张；整饬吏治，改善封建国家机器统治功能的思想，以及恢复“坐而论道”的古制，改善君臣关系的政改见解等等。但很显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改革主张均无法也不可能超出旧时代的范畴。在新旧时代转型的鸦片战争时期，以儒学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宗旨，以务实致用为大端的“通经致用”之学，能够在“通时务”与“通夷务”之间构筑一座由此及彼的思想桥梁，从而为儒家思想的自我调整和更新争取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这种趋向在鸦片战争前后都能找到一些思想印记来加以佐证。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通经致用”的基本前提是“通经”，用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经世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穷经”以“经世”，“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27〕或者是“法古用夏”，“有一独见，援古论今，必畅其说而后止”。〔28〕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的话来说则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29〕可以想见，这种属于旧时代范畴的“通经致用”思想是很难应付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蛮横挑战的。
从这点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应当重视“通经致用”思想在新旧时代转型中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经致用”虽有从实际出发，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但“通经”的前提却使运用这一思想武器的人们形成不易改变且又难以自知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在如何制“夷”的问题上，鸦片战争初期上至道光帝，下至一般督抚疆臣，无不根据圣人所言：“‘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此万古不易之法”〔30〕的古训，来处理对外关系。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可谓勤于朝政，来自前方的每一重要奏报均浏览硃批，并努力了解战争缘由和敌国夷情，以达到制夷的目的，但在传统华夷观念的驱使下，表现出忽战忽和的两难态度却使战争的结果怎么也无法依自己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历史毕竟已翻开了新的一页，用衡量古之“夷狄”的眼光去看待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西方强敌；用“我为上国，率土皆臣”的自大心理去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用“叛则诛之，服则抚之，一定之理”的简单思维去对待新的“蛮夷”……只要“通经”的前提是依据古训，“致用”的结果就难以摆脱传统儒学的困境，封建统治者就将继续被迫吞下他们极不愿吞的苦果。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还将反复证明这一点。
再如“通经致用”虽导致了“师夷长技”思想的提出，从而为近代中国带来一种清新的观念，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通经”的思想前提，使这种原本最具正视现实的态度和主张也与传统观念自相冲突。对“师夷长技”主张的非难，不仅来自于顽固守旧人士，而且还来自同样主张“通经致用”的有识之士。以撰著《海国四说》闻名于时的梁廷楠就对“师夷长技”说很不以为然，他说：“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31〕梁廷楠这里所强调的“体”，就是圣人所言，圣人教诲。他担心“师夷长技”果真推行，就会造成“以夷变夏”的严重后果，这自然就是“失体孰甚”了。同样基于“通经致用”的思维方式，在梁廷楠看来，“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32〕把“师夷长技”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通经致用”的前提条件是怎样地窒息人们的智慧，强化因循守旧的传统意识！
第二，“通经致用”思想虽有实事求是的积极意义，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强烈的泥古色彩。这主要体现在思想上教条地以古训为宗旨，不想也不敢逾越雷池，这就难以对变化了的世界作出积极的回应。例如，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等价值观念不仅为圣人所倡导，而且化为一种无形的力量长期影响并左右人们的行动，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以农为本的思想指导下维持着相对的稳定。鸦片战争时期，西方殖民者挟鸦片与炮舰而来，用武力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表现的是商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挑战。对于这种具有时代性的挑战，笃守“通经致用”的人们是难以理解并作出相应的反应的。经世学者吴嘉宾曾说；“天下之贫患，皆由于粤省，凡挟赀赴粤者，所得厚利皆钟表、呢羽、洋货、洋烟之属，展转流市，而重赀则尽寄于粤而不得返。”〔33〕因此，他根据“蕴利生孽”的古训得出答案：“粤之祸非蕴利致然与？夫夷人本不足为吾患，而内之匪民，欲使其必为吾患，以逞其志，祸之所以成也。”解决的办法是，只要“重抑海疆贸易，以正其源”，〔34〕即足以应付西方侵略者的挑战。
至于鸦片战争中，盛行“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外夷若不得此，既无以为命”的言论，更是朝野上下一致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只要遵循“重农抑商”的古训，断绝中外贸易，闭关绝市，即可维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这些现今看来是极其幼稚的认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实事求是的“通经致用”。可见，用旧时代的观念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难免会陷入众多的认识误区。
第三，“通经致用”思想还在于“通经”内容本身的局限性。1826年，魏源帮助贺长龄编就《皇朝经世文编》，被人们视为“通经致用”思想全面复苏的标志。但根据该书的主要内容，我们也无庸讳言，所谓“通经致用”，无非就是悉心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利病，并且力求在实践上能够从经书上找到依据。这种通经学古、以古为尚的致用内容与思维定式不仅无法对付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千古奇变，而且有清一代的内政外交改革也常常因“中国自有定制，向例所无，不能增加”〔35〕的责难而举步维艰。鸦片战争后，由“师夷长技”激荡开来的向西方学习思潮及其以后屡遭磨难的中国近代化历程，既有“通经致用”的引导，又有“通经致用”的困扰，这大慨就是儒学在近代的困境和悲剧所在。
注释：
〔1〕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目知录》卷七， 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藏板，第六页。
〔2〕参阅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31页。
〔3〕〔4〕《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4，第23页；卷3，第91页。
〔5〕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卷4，上海广益书局1916年版。
〔6〕〔10〕〔29〕《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7、471、513页。
〔7〕〔8〕《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9〕《宣宗实录》第351卷，“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乙已”，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43页。
〔1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6卷，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2～1753页。
〔12〕《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6页。
〔13〕〔14〕〔15〕《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65、676、861页。
〔16〕魏源：《海国图志》第27卷，“天主教考下”，光绪二年邵阳魏氏古微堂重刊定本，第三十一页。
〔17〕〔19〕郁永河：《裨海纪游》，《昭代丛书续编》戊集卷二十八，道光癸已年世楷堂藏板，第25～26页。
〔18〕石介：《中国论》，《徂莱石先生文集》卷十。转引自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0〕〔21〕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海录》“海外番夷录”，小方壶舆斋地丛钞（11），第14、14页。
〔22〕魏源：《海国图志》第52卷，第十七页。
〔23〕俞正燮：《癸已存稿》卷5，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第147页。
〔24〕〔25〕〔26〕魏源：《海国图志》第35卷，“记英吉利”，第六～七页。
〔27〕江藩：《黄宗羲传》，《汉学师承记》卷8，上海书店 1983年版，第128页。
〔28〕潘耒：《日知录·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30〕《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31〕〔32〕梁廷楠：《夷氛闻记》第5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72页。
〔33〕〔34〕《鸦片战争时期思想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2页。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1卷，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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