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探赜
生忠军,姜峭帆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思政部,吉林 四平136000)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光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理论逻辑角度来看,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以及“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为渊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资源;从历史逻辑角度来看,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际战略思想的赓续和发展;从实践逻辑角度来看,是对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发展做出新贡献,将引领人类走向新的文明。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国之间形成的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统一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政治言说,而是中国外交实践活动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它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价值承诺和责任担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思想直面国际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将为世界矛盾的解决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导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1]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彼此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其他国家而只凭借一己之力,获得绝对的安全,获得持续的发展。面对世界性的矛盾与冲突,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共同发展,越来越需要各国间的同舟共济、共同发展。
事实就摆在面前,再崩溃,我也无力改变,只能冷静下来考虑将来的事,如果我真的抗不过命运对我的考验,那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爸妈了。
这种高职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不匹配的现象,一方面有体制机制发展改革相对滞后的原因,也与社会心态、传统观念及培养质量有一定关系。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12月召开的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上指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对于发挥我国人力和人才资源巨大优势,提升实体经济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要把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鉴于此次会议传达的信息,可以相信党和国家必将加速推进高职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体,高职院校应切实在这种变革中埋头苦干,扎扎实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俯下身子,苦练内功,做好内涵发展建设。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从地域历史转向了世界历史,形成了一种共生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3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使民族国家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不同国家彼此之间广泛交往,建构了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弥补的关系,任何一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都和其他民族命运息息相关。“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际社会,而这个对象目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然处于主导地位。”[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站在人类发展的新高度,着眼民族国家共同利益而提出的,拥有广阔的国际视角,具有深刻的战略性、导向性、引领性。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利益深刻剖析和对国际关系准则深刻把握基础上的。所谓国家利益,“一般说来,它指满足民族国家生产与发展需要的诸因素的综合,反映的是一国内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利益”[4]。国家的利益是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综合体,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未来的社会,国家的利益必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取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人类共同利益的曙光就开始呈现,它将逐渐地冲破国家利益民族疆域的束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2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将引领世界按照“民族独特性消失”“所有民族都具有同样的利益”的方向前进。在评断基于国家利益而形成和确立的国际关系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将是和平。与私有制国家间的关系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消灭剥削和私有制为目标而诞生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所奉行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友谊与平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870年普法两国之间斗争的深刻剖析,深刻地预见到未来的社会必将奉行和平与友谊的国际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在战争中法国和德国工人在战争中互通和平与友谊的这一事实,深刻地总结道:“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6]117这里的“劳动”是指广大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必将积极奉行和平外交战略。由此,国际社会也将开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伦理以及国际关系解释范式,是在深刻关切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对世界秩序的未来愿景的重新擘画,具有无限丰富的理论增量以及革命意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独立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把世界当作一个总体性世界来看,认为“三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邓小平指出,“三个世界”国际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1]。虽然世界各国间存在着利益纠纷,但“不同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1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平共处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认为,两个国家要解决争端,和平共处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在谈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战争、革命、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他指出:“战争与和平既相互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13]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从不惧怕战争,将尽一切力量争取世界的和平。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思想营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从世界发展大趋势以及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规划了宏伟蓝图。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14]94他虽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是认为这两大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为了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邓小平主张与世界一切和平力量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并且在解决争端和管控分歧方面,创新思路,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思想。冷战结束以后,江泽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开拓进取,审时度势,面对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和大调整,成功地化解了“苏东剧变”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不断增强国际的和平力量,建立起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推动人类不同文明的协调发展,积极有效地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有效地维护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国家关系”的内涵[14]94。胡锦涛以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思想为指导,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积极作为,主动营造和平的环境。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是胡锦涛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其和平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包含着“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思想,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5]。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自威斯特伐利亚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之后,近代国际关系一直由西方中心主义主导,这是一种以强权政治为支撑,以经济制裁和武力干涉为手段,坚持以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为指导的霸权主义行径。20世纪国际关系风云变化,国际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灾难。二战以后,冷战开始,国际交往陷入僵局。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势头强劲,试图主导世界秩序、领导国际事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交融空前紧密,各种全球性问题也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协作、合力应对挑战。但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仍旧存在,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并未彻底消失,这严重阻碍了国家间的合作与交往,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所以,一些学者指出,在奉行丛林法则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而这同时意味着:在把现代文明成果积极地据为己有的同时,使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重建的传统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构造过程之中”[10]。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超越现代性的狭隘视野,致力于构建新型的国际秩序和关系。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在时空上的延展。“共同体”是在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内聚性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观照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利益和命运问题。“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今天国际关系形势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深刻关切;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客观需要,更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使命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的,并且在时空上得以进一步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从‘抽象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消除共同体异化,走向‘真正共同体’”[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前进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从现实的人这一概念出发,深刻探讨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谈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8]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交往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之间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且人们总是试图不断冲破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束缚和藩篱,创造丰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在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中,个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并且使人不断获得自由。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人在与自然、他人、社会交往中,摆脱了社会发展中的强制状况,逐步获得自主支配的能力和可能,是一种人的生理与心理都得到和谐的精神状态,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将真正地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地得到张扬,人类自由个性不断地得到尊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5]19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新发展,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的辩证法,其中蕴含着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加强国际合作,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时代的声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新时代国际格局新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的积极回答,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新变化的深刻思考。当前,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许多涉及全球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显现,单凭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独行快,众行远”“一棵树挡不住寒风”。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金融危机带来的后遗症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面广、波及范围大,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治理。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提出通过建立公正的国际制度来实现合作,共同抵御风险,他指出:“国际制度具有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获致共同利益。”[16]82温和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体系结构,在本质上就是国家之间充满友谊,互为朋友。温特将友谊看作一种“角色结构”,即不同的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建构而成的身份共同体和利益同心圆,提出了“国际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国家为实现单独的自我利益而力图实现那种利益”[17]。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发展演进中思辨的产物,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凸显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中华民族中“和睦相处”“兼容并蓄”等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首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和谐共生”的文明观。与西方的文明强调个体利益和意志不同,中华文明认为人是关系性存在,主张“和而不同”的交往方式。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诸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重要思想,认为不同事物只有相互调和、尊重差异、和睦共处,最终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了和睦相处的因子,将有效指导中国外交活动开展。中国王朝历来注重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独立,在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发展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和合理念,强调天下为公,从来没有对外采取任何的霸权行径,这与近代西方在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后所走的“殖民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其次,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对平等的追求,体现着对不同思想的兼容并蓄的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 礼运》),“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 法仪》),“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庄子· 秋水篇》)等重要思想,这些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交往理念。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依然继承着中华传统文化,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9]523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平等相待、休戚与共的合作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彰显着“天人合一”的人生态度。《荀子· 天论》中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一思想强调中华文明注重尊重自然规律、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孟子· 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荀子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出发,高度重视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协调。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关系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这是共产党人追求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对外关系上的生动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几代共产党人处理国际关系思想的赓续和发展,充分继承了共产党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观、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和发展,返本开新,不断呈现经典理论的张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逻辑
水资源既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水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工农业生产的命脉。水资源参与人类活动的全过程,人类因水而生、依水而居,依托水资源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水资源以原料、溶剂、冷却降温介质、运输载体等形式几乎参与工业生产全过程,工业布局也集中在水资源条件较好地区。水资源是农业增产增收的保障,农业用水量占全世界用水量的70%。另一方面,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水污染等水问题,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也会影响水资源,如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提供更好物质和技术条件,影响水质、造成水污染、改变水的时空分布等。
(一)全球治理出现新困境
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主张坚持贸易,并且是以冷战后确立的世界格局为治理依据。但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加之美国实力的削弱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失灵的情况。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疲软态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随着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传统产业空心化的挑战,致使其国内收入差距过大。全球化是资本增强的必要条件,它有利于资本的流动和发展,有利于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资本所有者比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全球化市场带来的便利获取更大收益”[18],这也就导致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些中下收入的群体反对全球化,千方百计地阻碍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发展。其次,需要治理的问题更突出。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蔓延,这些现实的问题大大地增加了全球的不安全因素,给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严重挑战。随着地缘政治矛盾上升、全球经济竞争更加突出以及多边治理机构的权威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在治理议题上,除了贸易、货币、金融等传统的内容之外,一切非传统的因素,诸如气候、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新的内容。新时代,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诸如生存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诸多问题,各国间存在着休戚与共、唇亡齿寒的内在联系,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各国需要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跨越守成大国和新型国家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路径,也是国际社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必然选择,这一思想符合经济全球化之下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和社会潮流。
(二)中国的积极作为
中国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9]。在政治上,中国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道路。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坚持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中国积极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宗旨,追求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利益的共同实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做法和行为。在安全上,中国努力构建公平正义的安全格局,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协调,积极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解决国际矛盾、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主张“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要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20]。在经济上,中国“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1],坚持同舟共济,不断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不懈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这一倡议与落实2030 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是我国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的宝贵财富。“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原则,不断加强沿线国家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为沿线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为助推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在文化上,中国尊重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合作。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9]524各文明间要不断地加强对话,增进交流,积极营造互鉴互荣的良好氛围,增进各国之间的深厚友谊,不断推动人类文明朝着更加美好的方面发展。在生产上,中国主张处理好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9]52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世界人民、造福全人类。”[21]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全球化朝着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利益方向发展。中国始终坚持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结合,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美好机遇,致力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落地生根、成长发展。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9]539新形势下,国际关系应遵循和平发展的主线,各国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求适合自我发展的道路,坚持自由发展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新的国际观,是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国际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度把握,其中既蕴含着世界各国应遵循的价值认同和交往准则,也蕴藏着如何实现共同合作、共同发展的实践逻辑。这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
采用指数平滑法的二次指数平滑法对当日已知负荷进行超短期负荷预测,结果记为y2。二次指数平滑法是用线性关系去拟合数据变化趋势,相比于一次指数平滑法精度有所提高,相对于三次及高次指数平滑法运算量小、计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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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Logic of the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Mankind
SHENG Zhongjun,JIANG Qiaofan
(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 The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Manki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From the angle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thought is based on Marxist view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thought of “real community”, and takes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From the historical logic point, the thought is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it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global governance.The thought will make a new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will lead mankind to a new civilization.
Key words :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of mankind;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261(2019)04-0042-07
收稿日期 :2018-12-29
作者简介 :生忠军(1987―),男,辽宁东港人,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叶厚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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