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1]2003年在《20世纪上半期语文教育思想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拟以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受外来教育思想的冲击及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不断调整，不断变迁的历史，来勾勒从1904年——1949年这段语文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轨迹，以探求其背后的成因，并希冀对当今语文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语文教育思想的不同特点，本文把20世纪上半期语文教育思想史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一是1904——1912年，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语文教育思想的继承与改革；二是1912——1915年，主要表现为其民主精神的初步确立及遭遇的波折；叁是1915——1922年，主要表现为其科学精神的输入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确立；四是1922——1929年，主要表现为其教育思想的本位化；五是1922——1949年，主要表现为其党化色彩的日益浓厚及传统儒家思想的复归。 文章认为，20世纪上半期语文教育思想变迁就它所承载的外在历史来说，表现为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再复归传统的过程；就它内在的变迁轨迹来说，表现为从道德观走向实用观的一个过程。它的变迁历史反映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过程中，语文教育不得不调整自身，以更切实用和高效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以科学、民主的精神来适应现代社会，同时也表现为一个学习西方，最终复归传统的一个过程。最后还表明，一旦政治对语文教育思想干预过多，则语文教育难以获得大的发展。
杨帆[2]2013年在《20世纪前期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作文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文既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交际方式又是衡量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标准，同时作文对学生思想情感的熏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文能力是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重视作文教学并对其进行有效研究，是提高作文教学质量的关键之一。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许多思想家、文学家以及研究语文教育教学的教育家在长期的写作实践和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对作文教学提出精辟的见解。对当今中学语文作文教学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启示意义。本文在系统的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现状以及选题意义的基础上，分别从20世纪前期语文学科特点的认识的变化、国语作文教学目标的变化以及作文教学方法研究轨迹的变化阐述了以上变化对20世纪前期国语作文教学的影响出发，结合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叶圣陶和夏丏尊的作文教学思想为例，探讨20世纪前期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国语作文教学，并结合当今语文课程标准以及当今的语文课程标准，分析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作文教学的利弊得失，以期对当今中学语文教学得到启示。
吴琼[3]2016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语文教育在近代经历了由传统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过渡,尤其是1904年中国文学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育开始了自身的不断变革,培养了一大批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语文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观念的转变等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学校语文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政策制定、师资选聘、教法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本论文试图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小学教育阶段语文教育方针政策以及语文教育具体的实施情况。1927至1937年的语文教育是在继承历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语文教育是语文教育近现代变革的历史基点。传统语文教育历时较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是一种混合了文学、史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的大语文教育,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到了近代,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传统语文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且西方的教育观念传入中国,社会有识之士提出了变革传统语文教育的要求。清末的癸卯学制在中小学设立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标志着语文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了自己学科现代化的进程,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有了独特的教学内容。民国成立后,几次重要的教育变革壬子癸丑学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壬戌学制都深刻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变革,使得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科书的编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27至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中小学语文教育发展的政策,颁布了叁个课程标准,其中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对于小学国语课的课时比重、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法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当时的专家学者也对小学国语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学国文课程设置、国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政府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里也有明确的规定。专家学者对于自己中小学阶段语文学习的回忆有助于我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当时国语国文教育的实施状况。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国语国文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对1927至1937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后,对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进行总结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重在指出本时期语文教育取得的成就、语文教育的局限性及时人对改进语文教育的意见,同时总结出十年间语文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以求给当前的语文教育提供借鉴。本时期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最为完善的,是在充分总结了以往语文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对于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更加明确,对教学内容、教学法和教材的选材标准做出了一般的规定,教科书的编订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也存在着党化色彩浓厚、实施过程中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当时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的很多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总结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语文教育的成功经验,认真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借鉴时人给出的改进建议,结合当前的学校语文教育实际,加强语文教育的研究使语文教育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谢龙妹[4]2014年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小学语文的变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本文选择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快速发展时期，以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力发展为主要契机，考察此时小学语文教材的改革状况。具体选取当时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小学语文教材为基本材料，深入探讨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小学语文变革的关系。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出改进当前小学语文改革的几点建议。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从整体上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相关文献综述、本研究的意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阐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主要论证其产生的背景与发展概况。第叁部分探讨20世纪30年代小学语文教材的变革。以当时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小学语文教材为基本材料，考察小学语文教材改革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具体反映及其影响。第四部分总结历史变革对当前小学语文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对现行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建议；对当前小学语文教法改革的启示；对当前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
顾云虎[5]2003年在《二十世纪中国语文阅读教学观念的变迁》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是对20世纪中国语文阅读教学观念的系统研究，对象范围严格限定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阅读教学观念，梳理、阐释百年演变轨迹，探寻其发展的动因和结果，考察其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为新的阅读教学观念的产生提供某种智力上的支持。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文献研究法，在技术上，以时间为经线，切取有代表性的事件组成时间单元，对有影响的阅读教学观念思想作横断面研究，然后用例举和概括方式展开叙述，点面结合，用材料说话，避免空洞议论。 本论文叙述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两篇。上篇评述语文设科后近50年阅读教学观的形成和嬗变。从阅读教学观念形成和彼此区别与联系的角度，将其分为叁个时段，每个时段研究代表性的主流观念，分别是：语文设科初期(1903—1922)，转型中的“读文”“读法”教学观；新学制时期(1923—1929)，分化的精读与略读教学观；课程标准时期(1929—1949)，争论中的选文教学内容和形式观。下篇评析20世纪下半期中国语文阅读教学观的演进与发展，也是根据阅读教学观念的形成和彼此区别联系分为叁个时段，每一时段各有评述主题：建国至70年代中后期(1950—1977)，离合的阅读教学“文学”和“语言”观；新时期(1978-1990)，革新的阅读教学效率和能力观；义务教育时期(1991后10年)，拓展的阅读教学“语言素质”“读者主体”观。 最后，在上述工作基础之上，从知往而察今的角度，本论文归纳20世纪阅读教学观念演变相关的叁个问题，尝试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
宋炳辉[6]2003年在《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主体意识的确立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化的根本体现， 而中国现代主体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中建立起来的。 对于中国现代主体意识及其经验的考察 ，是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内涵的关键。 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主体文化和文学创造的一种重要途径， 是跨语际文化实践赖以展开的场所，是中国民族建构以及关于“现代人” 想象（ 或者幻想）的建构中一种重要中介。其中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实践和强势民族文学译介一起， 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体的一部分。相对于西方文学的译介而言， 这部分译介实践的过程及其成果， 在中国现代主体意识的建构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和功能 ，它在民族身份的确认、 文学情感的表达和文学价值的指归等方面， 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对这部分实践的分析，有助于完整地勾勒中国现代主体意识到全貌，特别是揭示被文化中心话语所遮蔽和压抑的民族主体的内在矛盾和紧张。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复杂情形才可以得到正视，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实践的文化和文学意义也就可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它在中国现代语境下往往遭受西方强势文学压抑的原因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主体意识的相应特点，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但是，在以往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外来因素之一的“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常遭忽视，不是以中西文学关系，就是以中苏文学关系为主导，已有的研究也往往囿于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视野。本文以中外文学关系作为基本论述框架，以外来文学的译介及其影响为切入点，在理论上借鉴后殖民理论、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及跨语际实践理论的成果， 同时引入“ 弱小民族文学 ”以及与之对应的“ 强势民族文学” 概念 （即通常所称得西方或欧美国家文学）， 将被中西关系的强大话语所遮蔽了的中国与弱小民族文学关系为考察对象， 检点 20 世纪中国对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具体过程及其成果 ，厘清其在各个时期的译介背景和译介内容， 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 本文采取历史线索的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具体考察弱小民族文学被接受的具体情形 ，同时结合其在中国的影响， 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学译介和接受语境的对照 ，考察中国文学民族主体的内在反应， 初步揭示其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 构成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外文学关系<WP=6>中另一个层面的关注，努力将这一边缘性的学术话语纳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空间，从而完整地揭示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质，显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复杂的内涵。
刘京京[7]2015年在《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中学生作为一个新“群体”登上了教育历史的舞台,他们生动活跃地演绎出一幅充满无限活力的景图。这一时期,他们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民众教育的启蒙者、进步思想的践行者。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时代变迁的进程。学生生活史是教育生活史的重要构成,通过全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呈现中学生的生活样态,力图实现以小见大,管窥整体教育状况的效果。中学生生活史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可以还原原生态的教育景貌,另一方面则为当今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些许的历史镜鉴。导论部分重点探讨了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并对相关概念做了简要介绍,同时勾勒出“学生生活史”及“中学教育”等主题的学术史脉和研究现状,阐明了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试图对全文做出宏观性概述。第一章“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学生”,从教育制度变革及文化变迁的视角,探源与呈现中学教育的萌芽、定制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学生生活的迹象转变,进而发现政治、文化与教育的互联、互约、互进的复杂关系。第二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学习生活是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学生课堂的学离不开教师的教,力图从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及灵动多彩的教学方法,展示课堂学习的原动态。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集中在图书馆、自习室内,有的则自寻“光源”之地。中学生面临着临时考试、日常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等多重考验。不同学生对待考试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为争夺荣誉而发奋,有的则抱有六十分主义。为了应对多种考试,便出现了开夜车、罢考、作弊等现象。此外,从“升学与就业”的问题介入,深入揭示并分析了中学生受到的社会抵拒和约束。第叁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物质生活”,首先从宏观上呈现中学生的经济生活,既有富贵子弟的华奢,也有贫寒子弟的窘迫。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而言,除了紧衣缩食之外,则通过争获各种奖励资助、勤工俭学完成学业。中学生除了在校着整齐划一的校服之外,有的则勇于尝试新式装扮,甚至引领着时尚界潮流。学生在校既可自办伙食,成立膳食委员会,亦可自购菜蔬亲自烹食,还可以通过自带、叫外卖等途径改善伙食。因办学水平不一,导致学生居住环境良莠不齐,但他们都要受到管理制度的各种规约。第四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情感生活”,主要分析了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之情,以及因教员水平、学校管理等因素而爆发的分庭抗争型的师生情感,同时亦有相互冷漠的平淡授受关系。学生之间既有互帮互爱型,亦有因利益冲突而生的矛盾竞争型。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婚恋观开始转变,自由恋爱的观念开始萌发。自由爱恋不仅表现在异性间的爱慕,也有同性以及师生间的爱恋。此外,学生经常产生异乡人的家乡思及胸怀国家的爱国情。第五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课外活动”,重点考察了争相设立的各种文体社团、学术社团、学生自治会等多样社团；各种增广见闻的游历参观、提高生活技能的社会体验；以及回报社会的各种社会奔走和提高民智的文化教育。除此之外,为了调剂多彩生活,学生们经常聆听各种学术报告、演讲,以及寻逐各种消遣烦闷的娱乐活动。第六章,“民国时期中学生及其生活与社会变迁”,民国时期的中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他们成为唤醒民众的先锋军、震荡社会结构的新鲜力量以及革命运动的主体。同时,他们成为开社会风气之先的前驱者,其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生活潮流,加速了女性解放的步伐,演绎出生机盎然的学校风貌以及净化了社会风气。余论部分,主要对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进行历史审视,分析中学生上演历史幕剧的动因。同时,对学生生活史的研究做了几点尝试性的理论思考,以期为今后学生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些许的借鉴。
赵长江[8]2014年在《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着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叁、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叁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高潮,儒释道叁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着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叁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李林[9]2005年在《夏丐尊语文教育思想新探》文中研究表明这篇论文的研究范围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中语文教育家的个案研究，研究对象是夏丏尊先生。我全面阅读了夏丏尊的资料，运用个案研究法、文献法、历史法对这些资料进行梳理、归纳、比较、分析、综合，努力把夏丏尊的教育思想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察他从事教育实践的历程。从哲学层面、教学观层面着手勾勒夏丏尊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构建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的理论框架。本篇论文通过这个理论框架的建构，更便于人们把握夏丏尊的语文教育思想，更好地凸现夏丏尊教育思想的生命力，更好地在新世纪的语文教育中弘扬夏先生的教育思想，促进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 这篇论文首先介绍了夏丏尊的教育实践历程：教学实践历程、编辑实践历程、教育研究历程。他的教育实践历程是他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基础和源泉。在研究时，我把他的教育思想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分析归纳出情爱教育、人格教育、生存教育、自修教育等教育哲学思想，并阐释了他们产生的背景、内涵、价值等。 接着，分析归纳了在他的教育哲学思想观照下的语文教学观：语文目的观、语文教材观、阅读教学观、写作教学观。他的语文目的观：学习国文“着眼于文字的形式”，着眼于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借了教材给与能力”；他的语文教材观：建设富有科学性、系统性的能够使读写紧密结合提高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语文教材；他的阅读教学观：阅读什么，怎样阅读——阅读的叁阶段思想，语感与理解、鉴赏、触发的关系，要达到什么阅读目的；写作教学观：写什么和读写关系，怎样写作——做人与作文，标准，切入点，写作技巧，形成表达能力。 研究时，本文力图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备我们结合现实的需要，批判地吸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服务于教育事业。
朱煜[10]2012年在《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文中认为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政府建立并主导的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与学校教育有别，是在城乡广泛设立的、面向社会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和“综合机关”。1928年，江苏首先建立民众教育馆，随后逐渐由城市扩展至乡村，对基层民众进行比较全面的现代化改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苏民众教育馆或停闭或迁移，受战争的影响，事业基本停顿。在1928～1937年的十年间，江苏民众教育馆先后致力于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众生计、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改造活动。江苏民众教育馆建立之初，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主要着眼于举办识字教育；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鉴于民众生计的凋敝，事业的重心转移至生计指导方面；1935年以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的改造以塑造公民观念为中心。整体而言，江苏民众教育馆改良民众文化具有基础性和教育性的特点，改善民众生计具有应急性和指导性的特点，塑造公民观念具有草根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总体上看，社会改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仅如此，江苏民众教育馆模式，还曾作为“范例”被推向全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时间最长的一种官方改造模式，在政府基层力量捉襟见肘的环境下，曾被政府赋予在基层社会的“权威”角色，这样的角色便利了它自上而下强势推动现代化改造，在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改善民众的生存状态、追求基层社会自治、传播现代文明理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学术界一般认为，抗战之前，政府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止于县级，县以下的控制只能通过民间力量间接实现，然而江苏民众教育馆模式表明，民众教育馆以其“权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缺位”。当然，由于政治环境、国民素质以及民众教育馆自身存在的缺陷等因素，江苏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改造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影响其绩效。而且，这种官方色彩的改造模式，用“制度变迁”理论观察，其兴其衰，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态度。再者，这种改造模式是以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属于改良主义的模式，其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过，它虽然最终因政府不断地高度集权所导致的现代化终结而破产，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它对江苏乃至全国现代化改造探索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 20世纪上半期语文教育思想变迁研究[D]. 易武.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20世纪前期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作文教学研究[D]. 杨帆. 云南师范大学. 2013
[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1927-1937）[D]. 吴琼.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4]. 20世纪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小学语文的变革[D]. 谢龙妹. 辽宁师范大学. 2014
[5]. 二十世纪中国语文阅读教学观念的变迁[D]. 顾云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6]. 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D]. 宋炳辉. 复旦大学. 2003
[7]. 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D]. 刘京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 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 赵长江. 南开大学. 2014
[9]. 夏丐尊语文教育思想新探[D]. 李林.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10]. 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D]. 朱煜. 苏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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