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是非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寨论文,是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策划/执行 张成龙 Copy to China成为一种另类C2C，泛指中国公司将国外的产品或创意，借鉴到自己的产品上。如果非要翻译成中文，也许用“山寨”这个词最恰当。在一次和手机厂商的聊天中，我好奇的问，中国山寨机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对方思考了一小会，回答我，“我们离市场和工厂都太近了”。 信息全球互联和制造业全球分工让中国企业获取和复制新产品的速度变得飞快。从某些角度看，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制造机器，同时也是一个巨大市场。大量的山寨手机厂商能够最早的获悉草根用户对不同机型的偏爱程度，以及对潜在功能的需求，然后，迅速的实现。早年某国产手机厂商未曾公开的内部资料里，这样描述山寨手机给他们带来的威胁：“我们开发一款产品的周期是8个月，而山寨机只需要45天。” 如果放到更宏大的层面去探索因由，山寨已经成为这个人口数和生存压力同样巨大的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文化，一种生存哲学。有一个很刺人的玩笑这样描述：如果一个犹太人开了间餐馆，第二个犹太人就会在旁边开一家商店；如果换成是中国人，你很快就会发现一排小餐馆。 “山寨”的由来 对于很多中国用户来说，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山寨手机，第一次把“山寨”这个充满乡土气息和粗粝感的词汇推送到他们面前。从可以考证的资料来看，“山寨”被赋予建筑学之外的意义，起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当时九龙城、狮子山、观塘等穷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山寨城，里面有很多家庭作坊生产仿冒国际名牌的服饰鞋帽，当地人称此类商品为山寨货。 山寨从此成为仿造与低价的代名词。那时候只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没有监管。 后背阿迪，胸前耐克的美好时代 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耐克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名牌产品进入大陆，山寨现象也随之兴起。刚刚从“的确良”时代走出来的中国人，很多人买不起名牌，但却都穿上了“名牌”。 今天流行的纯色、简洁、去符号化的设计风格与那个时代无缘。人们把对标签的追求直接定义成对美和时尚的追求。市场嗷嗷待哺，背后印着阿迪达斯，胸前却是耐克标志的运动衫被年轻人骄傲地穿上街头。 山寨被注射了一针兴奋剂。那些日夜轰鸣的加工厂沿着粗犷的野蛮生长之路迅速自我扩张和被复制，进而形成了多处以仿制某类商品为主体的区域产业基地，并驰“名”中外。当然，路走到今天，很多公司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仿制，而是开始做设计，做自己品牌。这也成为中国式山寨的一种典型进化模式：仿造——改进——自主品牌。 这种热度和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在印度、拉美、非洲等地，中国的山寨商品四处开花，甚至杀进了欧洲市场。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埃及代表团身穿假耐克招摇过市，被明眼人发现其衣服拉链居然是阿迪达斯的——相关负责人居然还很硬气地表示，衣服质量很好，我们是从中国订的。 从NOKIA到双卡双待iPhone “你发现没有，六年过去了，现在所有的手机都和iPhone一个样。” 一位山寨手机加工厂的老板这样感叹。在他看来，从2007年开始，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都在模仿苹果iPhone。“和他们比，我们中国山寨机还算是有创意的。” 在那些专门销售山寨手机的柜台和摊铺逛一圈，你会看到翻盖的iPhone，滑盖的iPhone，双卡双待的iPhone，能换电池的iPhone。 山寨手机曾经活跃的创造力来自于主流手机厂商对草根用户需求的漠视。双卡双待、超大铃声、超大电池、望远镜式的偷拍摄像头、各种奇异的外观造型——以及最重要的，低到你无法拒绝的价格。 有人说，三星在手机市场的成功在于它放大了苹果的缺点。实际上，这些事情中国山寨机早就做到了——中国的小加工厂们从每一代iphone中都能衍生出多种差异化产品。它们之所以没有成为三星，或许也不可能成为三星，就在于他们的创新没有系统和延续性，并由于价格的原因，让产品始终停留在一种低廉和不稳定的状态中。牛×的企业能够把创新转化成高额的销售收益，而在相对混乱的山寨机领域，那些90%模仿基础上的10%的创新，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中国山寨机辉煌过，又很快暗淡了光芒。从最早山寨品牌字母开始，到后来山寨外观、UI甚至系统。时运好的时候，他们横扫了几乎全部发展中国家市场；荣光远去的时候，有些转行了，有些还守着剩下的业务小富即安。 当山寨遇到互联网 有人说，《找你妹》涉嫌抄袭《pictureka》，《疯狂猜图》涉嫌抄袭《icomania》，再往前追溯，人人网与Facebook很像，新浪微博和Twitter也撇不开关系。 一个做出五千万用户数手机游戏的创业者对我说，抄袭有时候是逼出来的。“中国的创业环境就是求钱求快，如果你的公司马上活不下去了，现在抄一个游戏就马上能有10万元，你抄不抄？” 我没办法回答他。过了一小会，他自言自语，“如果换做我，可能也要抄的……” 另一位因为一款有抄袭争议的产品而活下来的创业者，如今早已摆脱了生计窘迫的境况。谈到过往，他还是有些不能释怀。“总之，能不抄，就别抄。起码，别完全的搬过去，你要有自己的东西，你要升华它。” 他说的升华，指的是微创新。 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现在特别愿意谈微创新。我把你的游戏玩法拿过来，但游戏角色换成中国人更熟悉的，算不算抄袭？我把你的网站逻辑和基本设定拿过来，换成更符合国情的内容话题分类，算不算创新？很多时候，你是很难分清这里面的边界的。 在中美之间，这类抄袭的现象和争议尤其集中。有人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这里有海归的创业者，有清华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有黑客有极客有创客，在中美创业者之间，产品模式被快速传递，创新精神为什么没有同步传递？ 一位清华的博士生选择了退学创业。他做的一款移动互联网产品，借鉴了Linkedin。他说，创业的风险大，成功率低，既然国外有人趟出了路，国内又是空白，为什么不做这个成功机会更高的呢？ 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多创业者的心声。互联网让中国人看到了与外界的差距，这种差距也正是机会。从门户时代、搜索时代到社交时代，每一代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身上，都从不曾停下过望向大洋彼岸的目光。 一方面，差距造成了空窗，这是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体经济收入水平和创业环境，缺乏对创新的宽容。 山寨的尽头是创新 今天再看过去，美国互联网有的，中国基本也都有了。中美互联网在产品形态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当你离领跑者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慌张，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有一句话，叫做抄袭是一时，创新是一世。没有人永远领着你跑，既然模仿的成本如此低，速度如此快，你总有赶上自己老师的时候。也许，那时候，就会倒逼着中国互联网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倒逼着整个资本市场给予创新更多的支持和宽容。 创新可以很宏大，也可以很微小。你甚至可以借鉴更牛的东西，拿过来用到你的产品里。创新的关键是，你有改变它的态度，你有自己想要实现的东西——金钱之外的东西。 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把这种东西叫做理想。 Rocket Internet 商业模式“山寨王” 如果你没听说过Linio，那就将它看做墨西哥人用的亚马逊（Amazon）；也许你不知道Kaymu，不如把它想象成尼日利亚版的eBay；至于EasyTaxi，它也许算得上亚非拉美洲的Uber……在互联网领域，新创企业复制别人的商业模式并不少见，但稀奇的是，这几家“复制品”都源自同一家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Rocket Internet。从2007年成立至今，这家公司在50多个国家成功孵化75个新创企业，年收入达10亿美元，创造了25000多个工作岗位。2014年10月，Rocket Internet在法兰克福证交所上市，成为10年前德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科技类公司IPO。这家公司孵化的许多商业模式都直接“抄袭”自美国硅谷。正因如此，Rocket Internet在业界极富争议。批评者认为它毫无创新可言，硅谷也对其“恨之入骨”；而崇拜者们又赞美它强大快速的执行力。 “你可以恨它，也可以爱它，但你不能忽视它的规模。”波兰Innovation Nest公司的合伙人马尔钦·斯内拉格（Marcin Szelag）表示，“有些人觉得它是山寨之王，在我看来他们却是最理想的执行者……它的‘大规模执行力’给美国同行好好上了一课。” 只负责执行的克隆工厂 1998年年底，马克（Marc），奥利弗（Oliver）和亚历山大·桑威尔（Alexander Samwer）兄弟三人突然对eBay产生了兴趣，准备复制它的商业模式。3个月内，一家名为Alando的网站在德国柏林诞生。100天后，他们将这家网站以4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eBay，成功退出。从此，三兄弟延续了“快速复制并出售”的模式，并最终于2007年成立了Rocket Internet。 人们很难将Rocket Internet简单地定义为某一类公司。如果将它看做一家风险投资机构，那它无疑是欧洲最大的玩家。但与大多数VC不同的是，Rocket Internet是在公司内部孵化新业务；将它称为孵化器或加速器也不恰当，因为它长期拥有众多新创公司，而不仅仅是提供设施与支持；与此同时，它又不是一家像亚马逊或阿里巴巴的互联网电商。将它比喻为“克隆工厂”也许更为形象。 Rocket Internet所做的，是发现并以最快速度复制互联网领域已经成功的商业模式，孵化科技企业并迅速使其发展壮大。与硅谷崇尚原创精神与创新精神不同，它专注于速度和规模，在尚未完全开发的市场抢夺先机；孵化的企业大都没什么“酷炫”之处，通常更接地气，能够满足消费者简单的日常需要——毕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互联网服务并不像在旧金山那样普及。 执行力，而非创新力，是Rocket Internet的优势。 “如果有某种商业模式被证明是可行的，我们就会注意它、研究它。”41岁的奥利弗·桑威尔说。他十分强调Rocket Internet的德国血统，因为德国式创新通常并不是产生颠覆性的新点子，更多的是通过渐进式创新和一流品质体现的。对于Rocket Internet来说，这意味着在整个体系内共享技术、人员和流程，以便节省财力、精力与时间。 正因如此，“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商业模式”对它来说尤为重要。包括Ycombinator和Angel.co在内的硅谷顶尖VC都在寻找下一个风口，但它们所支持的新创企业想要扩大规模则需要耗费更多时间——毕竟，要验证一个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规模化是耗时耗力的。Rocket Internet则追随那些已被证明可行的商业模式，将重心聚焦在执行阶段。在资金方面，同属于桑威尔兄弟的欧洲投资人基金通过战略分析和风险投资对Rocket Internet所进行的互联网项目直接或间接融资，同时吸引其他投资人和投资基金，为项目顺利运行获取资金支持。 Rocket Internet的执行框架囊括了大部分新创公司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技术支持、获取用户、运营、招聘、物流和财务。“一旦发现了机会，我们马上着手去做，绝不会说‘第四季度我们计划实现它’……我们在同一天就开始编程。”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库德利希（Alexander Kudlich）表示，“从做出决定到网站发布，我们最快能在三周半内完成。”他指出，公司成功的秘诀在于将每件小事都做正确，并且快速地运营起来。 其成功案例几乎都有一个初期效仿的对象——在市场A中发现了成功的商业模式后，Rocket Internet会快速地在市场B、C、D中复制。公司内部超过250人的开发者/设计师团队会对整个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并且能够通过大规模执行来提升项目的协同性。Rocket Internet的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在多个市场复制商业模式，因此可以重复使用许多相同的编程和UI设计，迅速在不同地域上线网站。而在物流和运营层面，Rocket Internet部分模仿了工厂的形式。当地的经理会收到确切详细的指示，了解新市场建立运营流程的过程，遵循从开始到结束的每一步做法。“在发现好的商业模式后，几周内我们就能让核心团队搭建一个平台。与此同时，公司位于当地的办公室会招聘或调配工作人员进行本地的执行任务。”库德利希解释，“每个国家的优秀团队结合总部高度标准化或模块化的平台系统，这样的组合方式大大提高了速度。” “Rocket Internet所做的就是运用现成资源迅速扩大规模。”巴黎Gartner咨询公司的电商分析师大卫·科勒（David Kohler）说，“这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它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让不同企业以相同的模式有组织地成长，速度令其他竞争对手都瞠目结舌。” “我认为要打造一家成功公司总会有两大挑战：拥有一个创新点子，然后正确地实现它。我们对创新者心怀尊敬，但将主要精力放在后者。”奥利弗·桑威尔说，“在执行层面我们很有创造力，伟大的公司都会花费好几年时间用创新方法解决运营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执行力是一家公司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新兴市场的简洁版创业 Rocket Internet提供了一种“简洁版”的创业方式——对于那些渴望创业但又惧怕风险的人来说，这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我们替你承担风险，特别是经济风险。”库德利希说，“只要你想和我们一起创业，就不需要到处去找VC筹钱，或者去向你的老丈人借钱。” 由于商业模式都是切实可行的，这些在Rocket Internet“庇护”下的创业家面临的最大风险只在运营和执行层面。正因如此，公司需要的人才是能够理性分析其商业模式，了解背后逻辑和巨大商机的人。Rocket Internet不惜重金从投行和顶尖咨询公司挖掘人才，使其成为孵化企业的“创始人”，并且从顶尖MBA项目中大量招聘员工。Rocket Internet偏爱自我驱动型的专业人士，因为他们能够应对极大的压力。公司会给这些创业者几百万美元的启动资金，除了丰厚的工资之外，他们还会得到部分企业期权。库德利希指出，建立一个电商平台不仅是互联网端的部分，还包括库存，物流等诸多因素。“最开始的启动是很险峻的，所以我们会帮助这些企业运营6～8个月的时间。在那之后，我们让创始人来运营。” 成熟的商业模式、经验丰富且执行力强的团队和大笔启动资金等条件下，70%～80%之间的孵化公司最终在当地获得成功——它们或是成功退出，或是继续盈利。 “在点子背后，投资者和经营者是最重要的部分。技术、市场、财务、运营、经验等诸多变量共同决定了一个团队是否能执行点子，击败对手。”伦敦Playfair Capital公司的投资人内森·比纳什（Nathan Benaich）这样分析，“桑威尔兄弟已经将创业变成了一种科学，通过反复的、数据驱动的方法进行商业决策。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新项目里实施严格的短期业绩标杆管理（很像是金融交易市场中的止损指令），一旦达不到相应目标，他们就立刻停止运营。” Rocket Internet瞄准全球新兴市场，通过对当地市场的详细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使新兴企业的商业模式适应当地文化。无论是采纳当地的支付方式，还是接受某种交易模式，抑或是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市场组建物流系统——它能够发现市场差异化，确保自己的先发优势得以持续。在网站运作后期，Rocket Internet会依据当地情况加入更多自己的想法，并根据用户需求和数据分析进行功能改进，有些甚至跟原网站完全不同。几年以来，Rocket Internet通过快速复制并开拓新兴市场，击败了许多本土的竞争对手。 作为美国时尚电商公司Zappos的复制品，Zalando自2008年上线以来已经拓展到欧洲15个国家，去年销售额增长52%，达到23亿美元。2014年年初，Rocket Internet将自己在Zalando的剩余股份（约值50亿美元）卖给了瑞士的一家投资公司Kinnevik。由于Kinnevik也是Rocket Internet的投资人，后者通过此次出售换取了自己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几个月后，Zalando在法兰克福证交所上市。 另一些Rocket Internet孵化的新创公司，包括拉丁美洲的电商网站Dafiti以及俄罗斯电商网站Lamoda，同样在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获得了巨大份额——在上市之前，Rocket Internet将包括这两家在内的全球5家商业模式完全一样的电商公司合并为一家，合并后的集团名为Global Fashion Group（GFG），估值高达35亿美元。 “不是所有人都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Rocket Internet所做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创新。”贝恩公司的詹妮弗·斑德-乐佩普（Jennifer Binder-Le Pape）表示，“他们在欧洲等市场运营，而这些市场是创业人才和种子期资金很难进入的地方。大公司不可能同时在各处开花，所以Rocket Internet战略性地选择新兴市场是正确的。” 创业企业都会面临如何退出的问题。在欧洲市场，企业通常缺少合理的退出机制。因而，在欧洲开设电商网站会被视为一件高风险的举动——不仅因为缺少资金，还因为人们不知道应该把公司卖给谁，更何况欧洲的IPO市场也如此惨淡。对Rocket Internet所孵化的公司来说，这些都无需担心：新创企业在当地市场占领多数份额，获取大量用户之后，Rocket Internet会为它们寻找买家，而其中的一些企业成功出售给了被模仿的硅谷原型企业，如同当年的Alando被eBay收购。虽然硅谷对Rocket Internet嗤之以鼻，但从另一方面，后者也能为前者带来优势——美国的新创企业大多只专注本土市场，通过收购，Rocket Internet能帮助它们在新兴市场站稳脚跟。 作为一家“克隆工厂”，Rocket Internet的大规模执行力在全球无人可及，但这种做法是否具有持久性却还存疑。同所有套利者一样，它的窗口期也许是有限的——美国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关注海外，并运用Rocket Internet的做法拓展市场，更有一些同类公司开始效仿其模式，它们都将加剧Rocket Internet在新兴市场的竞争。 腾讯：“山寨帝国”的移动路 “想研究互联网，那就重点观察腾讯这家公司吧，因为它几乎无所不做。”这是很多资深互联网人士常对互联网新兵说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个“企鹅帝国”虽说从做IM起家，但十年来，触角已经遍布全产业线，虽然一直被诟病成“山寨帝国”，但完全不影响其一次又一次上演观察、学习、完善、超越的好戏。 “增肥”扩张与“瘦身”做减法 看看腾讯的现有业务：微信显然是拳头产品；QQ以及从其衍生而来的各类增值服务；QQ空间、QQ音乐、QQ拼音等重量级产品；QQ游戏、穿越火线、英雄联盟等大量游戏产品；腾讯视频、腾讯网、财付通等垂直领域领跑产品；腾讯微博、电脑管家、QQ浏览器等在各自领域相对弱势的产品。 这基本涵盖了所有的互联网业务。然而，曾经拼命“增肥”扩张业务线的腾讯，如今已经开始做“瘦身”减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尝试新打法。除了在微信、QQ、移动游戏等优势明显的领域选择独立发展外，将自身不具优势的电商、搜索、生活服务等领域通过与战略合作伙伴结成战略同盟来弥补其短板。如入股京东和搜狗，将自有电商、搜索相关业务与之融合。这一招，显然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在先后入股了搜狗、大众点评、京东后，腾讯的股价扶摇直上。 以入股搜狗为例，通过投资新兴互联网企业获得了战略盟友，这一招对于腾汛及其盟友来说绝对是一箭双雕，互惠互利。 除此之外，不能忽视的是，“搜狗模式”的一个特点是，腾讯将自身不擅长做或者说不够强势的产品或业务“下嫁”给所投资的企业。从入股搜狗时，将除了地图之外SOSO的资产划入；再到入股京东时，将旗下除了微购物之外电商产品线统统划入，腾讯所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无非是希望能够专注于核心业务，而其他重要的业务交给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样自己的核心业务会更加壮大，而其他重要的业务交给入股的合作伙伴进行发展。无论是自身的核心业务，还是搜索、电商等重要业务，腾讯基本上实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目的。 与此同时，这些被放弃的业务在投资企业那里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足以改变一个垂直行业的竞争格局。如将SOSO划入搜狗，使得搜狗在搜索领域的力量加强，与百度和360搜索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将易迅、腾讯网购、拍拍网等电商资产划给京东，使得京东具备了挑战阿里巴巴的实力。这样既能帮助“小伙伴”快速成长，更能起到牵制竞争对手的作用。 社交“船票” 仔细观察腾讯的众多业务会发现，这其中大多数都基于或添加了社交这个元素。 2014年5月6日，腾讯宣布成立微信事业群，将其设立为腾讯的第七大事业群，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小龙担任微信事业部总裁。与其平行的还有六大事业群：CDG（企业发展事业群）、SNG（社交网络事业群）、IEG（互动娱乐事业群）、MIG（移动互联网事业群）、OMG（网络媒体事业群）、TEG（技术工程事业群）。 微信从诞生之初便是独立于其他事业群的单独个体，现在上升成第七大事业群，一点也不意外，要知道，帮助腾讯获得移动互联网“船票”的微信，目前正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在东南亚、印度、中东、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微信早已成为应用商店中下载量第一的社交类软件。据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微信海内外月活跃用户总数已达3.55亿。 但对于“微信之父”张小龙来说，成就属于过去，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等待他的将是更多的挑战和困难。 在外部环境中，长期以来，业界对移动互联网入口之争就从未停止。各式各样的类微信APP层出不穷，巨头们纷纷扎堆布局移动互联网领域，加剧市场竞争，推动进一步优胜劣汰。日前，阿里推出新版的来往，它不仅改头换面，也将侧重点转移到以兴趣社交为主，核心功能扎堆其火热程度不容小觑；陌陌近期在全国范围进行广告投放和品牌宣传，突出自身圈群文化和兴趣聚合的移动社交特征，此次的大手笔推广更是引发关注。 而在内部，微信事业群成立后，人员将激增，组织机构更加复杂，可能出现失去团队灵活性的问题；而随着员工队伍的扩大，保持价值观的一致性也是个难点；腾讯高层领导之间也可能出现利益之间的斗争等。另外，微信与手机QQ之间的战争将是你死我亡或者出现合并的结局，也还存在未知的变数。 不可忽视的是，天然的社交属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起始阶段，便一直在为腾讯加分，要知道，手机发明之初，就是为了沟通和社交。 改良与颠覆 自腾讯诞生之日起，它就被冠以“山寨之王”的名号。从英文名称“Tencent”模仿世界著名资讯公司朗讯（Lucent）开始，有好事的网友列出了长长一串腾讯的“模仿”名单： 腾讯QQ模仿ICQ、腾讯TM模仿MSN、QQ游戏大厅模仿联众、QQ对战平台模仿浩方对战平台、QQ团队语音模仿UCTalk、腾讯拍拍模仿淘宝、财付通模仿支付宝、QQ拼音输入法模仿搜狗输入法…… 腾讯靠着“模仿-超越”的方式迅速取得成功。 “马化腾是业内有名的抄袭大王，而且他是明目张胆地、公开地抄。”新浪网原总裁兼CEO王志东对此毫不讳言。而一路从模仿走出来的马化腾认为，创新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就曾表示，“我认为模仿并不丢人，很多创业者往往一上来就陷入创新的误区，结果死于创新。” 在马化腾看来，模仿有两个基本的要诀——第一是选择模仿的对象。一定要选择已经证明成功的有前景的“好东西”，同时要牢记模仿只是手段和工具，模仿的目的是创新和颠覆。但马化腾最反对盲目创新，一定要谋定而后发。被模仿者和模仿者是先发和后发的关系，先发总有预想不到的问题，后发可以研究哪些最适合自己发挥。在学习模仿先行者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地创新。第二是把握模仿的时机。在进入一个领域的时机把握上，腾讯一般选择有第二者出现后，即一家开创者加一家跟进者，这表示这个市场即将启动。此时，一定要派几个人跟一下，一旦能看清楚，马上大部队跟进去，超第二，拼第一。尽管这种理念有时会使腾讯贻误更好的战机，却保证了腾汛在战略方向上不会出现大偏差，这对于度过创业期进入发展期的腾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互联网行业。 有市场人士就认为，腾讯在多个应用领域取得成功，并非仅靠模仿。马化腾并不盲目跟风，也不无谓创新。他选择学习最佳案例，然后超越他们。马化腾的创新理念很早就渗透到了QQ的诸多产品中，比如离线消息、QQ群、QQ表情、移动QQ、QQ秀等。产品的创新与技术革新让马化腾获得了庞大的用户群，对稳固整个腾讯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公司以垄断的形式模仿，的确会扼杀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但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开创，往往也是从模仿大公司开始的。 资料显示，腾讯的创新分为3个阶段。1998至2004年，是学习型创新阶段。比如QQ秀，就是学习了韩国Avatar的产品理念。2004到2006年，是整合创新阶段，比如QQ游戏，它把联众的休闲游戏模式植入到即时通信产品中。2006年以后，是战略创新阶段，这个阶段对创新人才的要求非常高，也是腾讯员工数疯狂增长的阶段。 马化腾认为，“互联网对于传统企业来说，一部分是有颠覆性的，一部分是可以改良的。” 在移动时代面对其他巨头的挑战，光山寨，当然是不行的，微信的诞生，自然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一个山寨城市的技术创新 推倒“山寨墙” “华为、腾讯都是上世纪的事情了。” 现在，这群被称为“创客”的年轻人正涌向深圳，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热衷于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做成实实在在的硬件。“这里能够让他们在一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华强北。”硬件孵化中心Haxlr8r的创始人Cyril Ebersweiler去年甚至干脆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 硬件复兴，再次把深圳推到前台。 对这座外向型特征明显的城市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遭遇沉重打击的深圳从此开始思考未来路径，“所有的生产要素，深圳都没有优势，不论是土地、原材料、电还是水，唯一有可能的突破点就是创新。” 2011年，深圳投资推广署成立，即便当时国家推出的产业振兴规划与深圳的产业结构不大匹配，但投资推广署一开始就把高新技术确立为深圳四大支柱型产业之一，同时在六个战略新兴产业中，还设了与之相关的互联网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坦率讲，深圳很多产业都是台湾带动起来的。但今天的深圳，远非台湾可以比拟。 投资推广署成立后，深圳的“卖点”被总结为敏捷制造和产业的垂直分工，“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迅速地产业化，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很多公司起初只是通过政府渠道与深圳达成合作，但之后真正的实施过程总是会让它们喜出望外。 当然，深圳非常清楚国际巨头只是看中了这里低廉的制造成本，而深圳对这些巨头公司也并不是没有诉求。接连三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增加本地的研发能力作为转型的核心点，这也成了考核投资推广署的最重要的维度。 2013年，深圳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国际上通常用这个数据来反映当地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创新型经济体的公认标准是25%左右。全球数值最高的是以色列，为4.4%，而中国的整体水平是2%。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并没有表现得饥不择食或者瞻前顾后，就像2012年他们在跟三星谈判时，内部就有很大的分歧。三星想把它的全球通信设备研究院放在深圳，但投资推广署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已经有华为和中兴了，没必要引来一条狼吃掉自己的孩子”。“几次内部沟通之后，我们才算有了共识。深圳应该是有一个土壤去不断地培育华为这样的公司，而不能像底特律那样让某一个产业彻底绑死这座城市。”跟三星的谈判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也是因为之后的合作超出预期，三星甚至计划把全球三分之一的4G基站制造放在深圳。 对深圳政府来说，大公司进入的结果应该是对质量的把控越来越严格。 推倒山寨墙，扶持大公司，到现在，深圳的这条产业链已经发生了质变。 像亿道这样的公司在深圳成千上万，他们之前的生存之道就是拼价格。而现在，在大公司的扶植下，更加重要的目标反而是研发能力。亿道会基于一个芯片制作几十款模具，不同的尺寸和样式，“我们要保证客户的差异化。” 深圳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工模”模式，这是台湾从未产生过的制造模式。深圳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它们会先把自己的业务模块化和流程化，然后再自发地去横向和其他环节的厂商对接，而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有一个厂商去主导。联发科曾经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风暴”已经把市场教育好了，它们已经习惯于找到一种“TumKey（交钥匙）”式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业内认为比台湾进步的地方，那里的产业链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互动，触摸屏的厂商根本不可能知道显示屏厂商的新技术。“而在深圳，你在A厂商看到的产品，没过几天，B厂商就会有了。”这与当年硅谷的开放精神如出一辙，它保证了一个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 这也注定了深圳不会诞生像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因为“工模”就意味着这条生态链必须保持足够的市场敏感度以及灵活度。深圳的制造企业都不大，但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操控整条产业链，只要有差异化的设计和产品出现，很快就可以组织起一条生产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圳已经告别了大宗标准品的那种落后的制造方式。 2014年的IFA展（德国柏林电子消费展）专门设立了一个深圳馆，即便如此，稀缺的摊位还是供不应求，来自深圳的厂商遍布其他的展馆。他们的产品不再千篇一律，几家智能手表厂商都打出了“好过三星Gear”的标语，但有的强于设计，有的则在软件上花了心思。一家做蓝牙音箱的厂商还专门根据自己的产品设计了一个置物架，以此来增强音质。 好莱坞式生态 潘浩也是这两年才发现深圳的创客环境突然好起来了，“这里就像好莱坞，既有大制片厂占据主流市场，也有拍摄文艺片的小制作公司满足小众市场的需求，同时为大片提供灵感。这几年大厂商的进入让深圳的基础好多了。” 他专门组织Seeed Studio制作了一张“创客华强北地图”，清楚地标明各种元器件的热门销售网点，比如在赛格大厦的哪个商铺可以买到山寨版的Arduino电路板。华强北藏着太多这样不起眼的小商铺，兴许它的背后就是一个开足马力的元器件厂商，尤其是对于国外的创业者来说，这往往是他们成为深圳创客的第一节课。 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在Seeed Studio实在太容易了。他们有两拨人，一拨是工程师，知道怎样去实现不同客户的需求，另一拨是设计师，知道还有哪些潜在的需求。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工厂——敏捷制造中心，它的订单正是来自于创客们小批量生产的智能硬件。潘浩会把这些小东西介绍给美国最著名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和Indiegogo去销售。实际上，硅谷早就不在意这些智能硬件来自于何处，甚至他们会主动地向深圳输送璞玉。一些硅谷的冒险家充当着掮客的角色，一旦某个项目上了Kickstarter，并且效果不错，他们就会去联系创业者，询问是否需要深圳的工厂做代工。 Haxlr8r之所以来到深圳，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疯狂”。Seeed Studio的创始人兼CEO Cyril Ebersweiler告诉记者，“在这里，制作一个新的电路板只需要几天，而不是几周，他们还会不断地免费帮客户设计模板，直到满意为止。” 投资推广署并没有过多地干涉这群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思考围绕着如何去搭建配套工程。“我们在研究伦敦，看它如何去建立起一个金融中心，而深圳未来会是一个创新中心，这个链条要长得多。” 如今，他们正在推进所谓的“直通车”，“所有跟深圳能联系起来的资源，我们都要加进去。”硅谷、以色列、法国、德国、日韩，甚至包括北京和上海，他们最新的成果是用龙岗区天安云谷的1万平方米产业园区在硅谷置换了同样大小的面积，这还包括共享双方的技术、资金、供应链、销售渠道等资源。 他们要把这座以山寨制造著称的城市从纯粹的制造业中解脱出来，而新硬件的复兴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深圳重新去定义全球生态链的机会。 渐行渐远的中国山寨情节 面对铺天盖地的“山寨”浪潮，欢欣鼓舞者认为这是草根阶层堂吉诃德般对主流霸权的无畏挑战；恨之入骨者惊呼这是中国创造力缺失和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的集体病态。 山寨已经在悄然间渗透了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山寨就像“小三”，没有社会地位，很难扶正，甚至有山寨企业在做大后将市场不得不拱手让人。 各种观点不一而足，但在众声喧哗的背后，对于什么是山寨缺乏明确的梳理，对于山寨产生乃至大行其道的原因缺乏理性的反思，对于山寨现象所涉及问题缺乏体系化的思考，自然地有建设性的问题解决途径也就无处寻觅。这种制度建设的空白仿佛更加印证了中国山寨大行其道背后的创新危机不仅仅存在于技术层面更存在于制度层面。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最早出现在深圳手机市场，其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 山寨文化的中国式崛起，如同一部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先是以非常规手法游走于主流圈子的边缘，然后逐渐坐大，最终向正统势力发起挑战，甚至取而代之。 山寨文化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这个产品的一种现象。它的衍生物，将打破手机的束缚，而扩展到数码相机、鼠标、键盘等等方面，它的副产品同样可以在相关行业引发结构性震荡。 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炮火，山寨文化在抄袭与超越的羊肠小道上一路狂奔，尤其是挣脱了牌照的束缚，握紧了低成本高回报的福祉之后，它摧枯拉朽的震撼力与病毒营销的感染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行业潜规则，建立了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而且，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式山寨。 山寨便宜，中国人好面子，又想东西便宜，又想功能多，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山寨产品。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能山寨？这没办法，中国自古可能就有这种习俗，从古玩的赝品就可以看出。而且山寨的一般都是比较有名、有地位的人或者事情。中国人对人的崇拜的风气很重，更多是羡慕别人的出名、高高在上，而自己不能及，所以山寨版就多了。 不过，如今提到山寨一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山寨手机了。山寨文化一路被哄炒起来，且不断地蔓延其在生活中的落脚领域。如今的山寨，已俨然发展为市场经济现实下一支野蛮生长的文化异军。 其实，山寨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说白了就是冒牌、仿制、模仿。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一篇文章东拼西凑的现象太多啦。手机、数码相机等都普遍存在这种山寨情况。对于这种现象能维持至今，而且生活中比比皆是，是社会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山寨在中国早已有之，不仅仅局限于手机。那英刚刚出道时以“苏丙”的名字发行翻唱苏芮歌曲的专辑；苏-27国产化的产品叫歼-11；华为之于思科；还有我们的和谐铁路等等。早期的国产机走的都是一种类似山寨的路线，只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成功地回避或者解决了法律的约束，发展得都还不错。山寨的形式早有，只不过在一个娱乐的年代，被人们幽默地加了个名字，似乎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文化，是文化就容易招致批评。 山寨更是一种经济现象，恰恰说明了竞争多元性的合理性。当某种技术壁垒随着时间以及技术普及被突破后，垄断便千疮百孔不攻自破，价格自然回归合理，这种合理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多数购买者其实知道山寨的东西不如正品东西质量可靠，价格优势极大提升了其性价比，吸引了受众，甚至不仅具有正品类似的外形，还有更多的附加功能，有时更会和时尚这些词汇联系起来，它的受众也并不局限于中低收入的“草根”人群。 但是，任何事物不会永远保持现状，山寨的两个极端是灭亡和发展。如果一味只追求利益，这个领域将来必定鱼龙混杂，演变成盗版、水货、翻新机等等卑劣手段，直至自取灭亡；在时下这样一个经济下滑的契机下，主流的大经济实体都承受着不小压力，山寨如果能保持不触及法律底线，适当的政策引导，突出其创新、学习、DIY的因素，将早期“来路不明”的资金投入到光明的领域，取自身之发展，谋自主之品牌，或许能洗净身上的污点，缔造一个成功的企业。 “消费者早就对各种形式的垄断深恶痛绝，可是又奈何不得。追捧山寨，就是一种无奈的反制。”价格垄断尤其是那些并非依靠技术创新形成的垄断，的确可恶。此前，针对正版光盘价格奇高，曾有种说法“正版有多黑，盗版就有多狂”。但打破垄断、使消费者得到合理的价格，前提必须是合法竞争、维护他人正当权益。 转正门槛有多高 山寨电子产品发源于深圳。在深圳，山寨手机从研发、生产、设计到包装都有着完善的产业链。作为全国最大的手机集散地，深圳的“山寨机”内销国内各地二三线城市，外销中东、东南亚、南亚等地。 山寨手机在获取实际效益的同时，也经历着因为山寨之名而不被承认的尴尬。使山寨手机走出山寨，走上自主创新之路，使山寨军成为深圳建设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深圳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 据了解，福田区是深圳山寨手机的集聚地，据业内估计，约有1000多家山寨手机厂商聚集在福田区，山寨机曾占据全国手机市场1/4份额。 在深圳手机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孙文平看来，以往的政策对于山寨手机行业来讲，门槛确实过高，“以前如果要获得手机许可证，必须有专门的研发设计部门，有全国销售、售后系统等，对于山寨小企业来说，第一条就已经不可逾越了。” 制造一款山寨手机只需要一两百万元，而山寨生产厂商不需要将产品送检，还会节约一二十万元的检验费用和时间。因此山寨手机上市后，便宜的价钱冲击了正规手机市场。 “如果门槛降低，同时做好售后服务就可以让山寨手机商‘转正’的话，很多手机商是相当愿意的。”孙文平表示，对于能够引导转正的手机上，政府可以对其加以扶持。对于不能“转正”的才采取坚决打击，肃清市场。对于如何打击不合格山寨手机的问题应从手机的终端着手。 山寨产品并不是完全的盗版和剽窃，只要没有明显侵权，应该对山寨企业实行分类监管，鼓励有实力的山寨企业加入“正规军”。 近年来也有山寨企业走上转型之路。在手机领域，天语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国产手机发展历程。正是因为重视和坚持研发设计，为自己赢得了转型所需的硬实力，曾经背着“手机山寨王”名声的天语手机走在转型队伍的前列，不仅建立了研发中心，进军3G高端手机领域，还得到华平、高通和微软等业界顶级企业认可。 天语这样的例子不多，但不是没有。 随着山寨的发展，山寨产品并不局限于电子产品，几乎涵盖了所有制造业。一些做大了的山寨企业也终于尝到了恶果。 一些中国企业，在早期建立品牌时，喜欢榜山寨文化，希望能够蹭到一些市场。但现在这种策略可以说已经宣告破产了，几桩典型案例很说明问题。 历时5年的阿迪达斯状告阿迪王侵权案，最终双方取得和解。和解协议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告阿迪王（包括经销商、区域代理商、加盟店）不得继续在产品、包装物、宣传材料上使用含有阿迪王三角标LOGO和“阿迪王”标识的商标；二是阿迪王的所有店铺不得出现三角标和“阿迪王”字样。若出现违约，须赔偿300万元。 这意味着，阿迪王苦心经营的品牌及渠道，一夜之间拱手相让。未来产品LOGO仅有英文标识，不知道还能否被市场认可。另一个饱尝山寨之苦的品牌则是乔丹体育。2011年时，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顺利过会，拟登陆上交所。但就在公司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时，却被正主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告上法庭，最终导致暂停上市，错失发展良机。 此后，乔丹体育决定以恶意诉讼损害名誉为由，反诉迈克尔·乔丹，为这桩知识产权案增添了几分戏剧性色彩。对于这桩案子，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怎么回事，乔丹体育要想从山寨洗白，恐怕非得放弃乔丹之名了。 其实，类似的山寨行为在中国品牌身上屡见不鲜。这些知识产权纠纷见证了中国山寨品牌转正之难，即使企业能够辛勤耕耘、做大乃至行将上市，都得在知识产权这道门槛上败下阵来。 在这方面，另一个有山寨嫌疑的中国国产品牌李宁可以作为表率。李宁公司于2010年时更换了商标LOGO和品牌口号。原LOGO被诟病为模仿耐克，而原来的口号也被认为与阿迪达斯的雷同。不过，像李宁这样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先见之明的中国企业毕竟在少数。 2012年，历时多年的真假“伊莱克斯”案终于落槌，法院判定，来自欧洲的伊莱克斯有限公司胜诉青岛伊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及其授权生产商和经销商。青岛伊莱克斯电器有限公司被判改名，并赔偿人民币28万元。 真假“伊莱克斯”案虽然尘埃落定，然而该案并非国内第一起山寨企业案，也绝非最后一起，山寨伊莱克斯其实是中国众多企业的一个缩影，有关山寨企业的争议还未结束。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山寨品牌要么消亡，要么走上转型之路。 但转型这条路，注定不会轻松。 山寨没有未来 山寨型企业没有未来。迄今为止，全球尚未有“因为善于山寨别人而成为令人尊敬公司”的先例。 山寨型企业的国际化风险非常大。山寨型公司靠专利侵权起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专利，在法制健全的国家，这类企业很难有立足之地。在中国，山寨之所以泛滥，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尚未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还很薄弱。而成熟的国际市场不同，在中国受到庇护的山寨型公司，一旦走出国门，很容易遭遇知识产权壁垒。 先说技术。把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比较，我们发现二者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就是国际企业基本上都是技术主导型企业，技术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成为企业成长贡献最大的力量。这类企业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产品创新能力强，通过不断推出领先产品推动企业发展，苹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中国企业大多属于营销主导型企业，产品多为追随型产品，即别的企业推出之后跟进生产，这类企业产品力不足，对营销的依赖性偏高。 再说品牌。很多人这样问：为什么阿迪达斯、耐克的鞋子比李宁、安踏贵得多？因为它们比李宁、安踏的鞋子好得多吗？答案是：此乃品牌附加值不同。虽然海尔被认为是最具知名的中国品牌，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海尔仍然难与真正的国际品牌抗衡，这是海尔产品没法像三星、西门子那样卖得贵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中国企业一日不突破品牌瓶颈，则一日不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国际企业。一旦企业被贴上山寨的标签，则永远不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品牌。低价策略或许能让企业风光一时，绝对不可能让企业盛行一世。事实上，“山寨+低价”的营销战略，让企业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位置，未来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 山寨行业正缓缓谢幕，其背后，则是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的深远变化，山寨的黄昏是制造业的警钟，是对一种模式的否定！ 别了，山寨机 深圳华强北。高科德数码广场一楼。陈丽（化名）站在狭小的柜台里，不失时机地向路过的顾客兜售手机。小小的柜台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花哨手机——有Hello Kitty、机器猫、小蘑菇、韩国歌星鸟叔的卡通造型；有打上了大牌LOGO的，小巧精致；还有烟盒样式、名车款式、复古大哥大，甚至像蓝牙耳机一般小巧的手机。这就是山寨机。 陈丽从不讳言自家手机的山寨身份，“虽然是小牌子，但好看又便宜，质量也不差，就算当玩具也划算啊。” 但看的多买的少，尽管这些手机平均只有200元左右。越来越多在华强北经营山寨手机的商户都嗅出了“末路”气息。“这几年，山寨机厂商以每年200家的速度减少。”手机行业资深人士、联代科技COO周军林说。 “山寨”出自广东话，有占山为王的意思。山寨机究竟该怎么定义，业内并无统一说法，通常指的是小品牌、甚至仿制名牌的手机，特点是价格低、品质差。 国内山寨机最早始于贴牌模式。在牌照稀缺的年代，有钱投入手机生产线的投资者，向有牌照的品牌支付一定的现金，贴上别人的标志，有些不守规矩的小作坊甚至直接冒牌。当时中国手机产业刚刚起步，消费需求巨大，但手机售价高昂，巨大的市场“鸿沟”使一批精明的商人看到了商机，这直接催生了山寨机的出现。 山寨机诞生于2002年前后第一代国产手机高潮期，爆发期却在2005年之后。2006年，台湾联发科（MTK）迅速崛起，专门生产手机芯片，能够把手机主板和软件集成。手机厂商只要购买这种廉价的MTK芯片，加上定制的外壳和电池，就可以自己组装手机。没有人能说清楚，鼎盛时期，深圳到底有多少家山寨手机厂商。 “几千家是有的，一些工厂可能是生产配件的，但是开出了一条生产线来组装手机，有些甚至是家庭作坊手工拼装，在这个行业里快进快出的人太多了。”手机行业资深人士、深圳某科技公司总监唐强告诉记者。 快进快出是因为利润诱人。许多山寨厂商既不缴税，也不用花钱研发产品，利用苛刻的成本控制和灵活的分销手段，使其销售价格仅仅是品牌手机的1/3到1/2。 “山寨机的厂商或许都是以模仿起家的，但也分三六九等，有做了十多年的，有一两年就转行的。有一些国人从不知道名字的厂商，他们的手机主要是外销，其中有很多隐形富豪，比如其中一家的年纳税甚至排在创维前面。”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会长孙文平说。 山寨机风靡时，被誉为中国山寨手机中心的华强北，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高峰时每天人流量几十万。 最懂市场的一群人 虽起步于模仿，但山寨机厂商开始研究目标人群的特征及习惯，不断地在手机的外观、功能等方面推陈出新。一些生产者甚至比照国外品牌推出所谓的“概念机”。令人震惊的是，早在6年前，山寨机市场就出现了一种叫做“表兄弟”的产品，既是一款炫酷的眼镜手机，也是一款内存1G的MP3，在镜架上设置有三个播放按键。从外观看与谷歌眼镜很相似。 在功能上，山寨机也不输给品牌手机。超大高清触摸彩屏、高倍像素数码摄像头、高保真环绕立体音响、和弦铃声、MP3、MP4、智能手写、动画待机屏保、娱乐游戏、DV拍摄等等，很多功能甚至比品牌手机还要齐全，且更早面世。 在高科德数码广场，一位店铺老板说，山寨机最火的时候，这里的机型一个月换一次。“不得不承认，山寨机生产者其实是最懂市场的一群人。”酷派集团副总裁曹并升说。然而，山寨机的这些创新仍停留在较低层面，并没有涉及核心技术，如芯片、操作系统。 时常被人诟病的山寨机，最大的意义恐怕就是推动了整个手机产业链的完善。 正规品牌手机的生产周期相对较长，而山寨机恰好相反，追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机生产和加工，所以对于完整的产业链有很高要求。山寨机在深圳的迅猛发展，使得与之相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最终形成一条成熟高效的产业链。 在深圳及周边地区，遍布着液晶屏、电池、充电器、喇叭、耳机、手写笔厂商，甚至连摄像头镜片、防尘网都有专门的厂家。激烈的竞争让零配件成本不断降低。“手机背面的塑胶板，一般质量的2元左右，但有的企业可以做到一角，多么不可思议。”孙文平说。 山寨机必然消失 山寨机的辉煌，终于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而步入黄昏。“没了价格优势，山寨机就不行了。”周军林说。 在功能机时代，山寨机生产者能够把手机的成本压到最低，然后通过巨大的销售量来获得高额利润。但在智能机时代，整个市场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低价战略已失去效力。 2009年被看作是手机产业的分水岭，也被看作是山寨机由盛到衰的转折之年，功能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智能机成为主流。 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地区曾是山寨机的主战场，如今以小米、金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产品牌也积极布局三四线城市，最关键的是，曾经动辄数千元的智能手机，如今都降价到了1000元以内。周军林说，“同样低的价格，消费者肯定就不会选择山寨机了。” 在华强北，山寨机售卖柜台锐减。从前生意好的时候，陈丽的店铺每天光零售就达到上百部（不包括经销商订购），而今一天十部都很难卖出去。 政府也出重拳打击。仅2010～2012两年间，深圳市就连续查处了一批涉假的大案要案，仅华强北商圈就有8200户山寨手机经营户退出市场。 更多的山寨机生产者选择了转型，从过去偷偷摸摸地生产，开始发展自有品牌。许多靠模仿起家的山寨机厂商早就把目光投向国外——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都成为它们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目标。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国产品牌甚至可跟三星、苹果等大牌相抗衡。更多的小山寨厂商则瞄准产业链的其他方向，比如充电宝、耳机等。 山寨机必然消失——这是多位深圳手机业内人士的共识。显然，对于迭代升级的中国手机产业来说，去山寨化是必然趋势。 高仿奢侈品产业链揭秘 秀恩爱，晒旅行，晒美食，甚至是转发各种心灵鸡汤一直是微信朋友圈的主要话题。直到有一天不经意间，你突然发现身边一些朋友开始在微信朋友圈中卖鞋、卖包、卖表、卖玉石……并且这类的微信号也越来越多。 仔细观察这些朋友圈的店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每天都会发布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商品，多时一天达几十条。大多数在朋友圈展示出来的商品被店主描述为“原单”或是“工厂货”，用较为通俗的话来说也就是较为高端的仿制品、做工精细的假货。 朋友圈里的“陈生”们 店主Z小姐和每一位朋友圈的卖家一样，每天醒来邮箱里都会收到上家发来的各种商品照片和简短的推广介绍，Z小姐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商品的信息搬到朋友圈中。而对这些商品，Z小姐有时候也会进行筛选，保证商品在朋友圈中的受欢迎程度。 Z小姐朋友圈的货源基本上都来自广州、深圳一带。一般情况下货源工厂只会与相熟并且有信誉的一级代理直接沟通，并且向一级代理供货收款，这些一级代理基本上都是货源工厂主的亲戚或是好友。 “我的上家跟我说他自己是一级代理，不过按照这个人给我的价格来看，我觉得到我手上至少已经经过了两道。”Z小姐在谈到拿货的价格时表示，“不过这种货再加个几百块钱还是很容易卖出去的，我也没什么成本，所以对于拿货价格我基本上不用担心。” 不久之前，为了探究这条产业链，笔者通过一个在微信朋友圈做高仿奢侈品手表的朋友试图联系上他的上家——一个自称是“陈生”的老板。在粤语中，“先生”可以代表对一般男性的称呼。口语习惯省略“先”字，用姓+“生”称呼成年男子，如“黄生”“李生”。笔者后来在采访中发现，“黄生”“李生”等也成为这些上下家之间联系的一种代号。 直击高仿货源地 一般情况下，做销售的生意都是需要对货源有一定的了解，才能进行销售。 笔者以不看到货不放心和将投入大资金运作等为理由最终说服了“陈生”，在说定了时间之后笔者开始了南下的旅程，没想到迎接笔者的竟然是一个产业链健全、分工完善的高仿奢侈品制作、售卖圈子。 出了机场第一件事情就是联系“陈生”，在电话另一头的“陈生”也显得非常好客，在确定见面的地点和时间之后，“陈生”又将“你们完全不需要亲自来”的话语重复了一遍，在笔者再三执意要来看看时，“陈生”表示到时候见。 笔者按照陈生发来的地址来到了位于广州市火车站附近的南方钟表交易中心。 笔者发现原来和“陈生”相约的地方竟然都是做钟表生意的。会不会这里也有做高仿手表的？带着疑问和满心的期望，笔者开始在这个钟表交易中心寻找高仿奢侈品手表。 进入楼内，映入眼帘的是类似电脑大卖场一样的手表销售集散地，作为卖家的黄种人和前来扫货的白人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鉴于笔者在名表方面的储备知识有限，同时也为了能和场内的卖家套出更多有用的内容，笔者在稍微观察一阵之后便以一个高仿中间商的身份开始搭讪。 “有欧米茄或是浪琴的手表吗（注，这里所指的品牌皆为高仿）？”此前这片地区刚刚被白云区打假办进行过严打，不少带有名表LOGO的手表在柜台的显眼位置都很难找到。为了不让店主对笔者的身份有所怀疑，笔者翻看着每家店铺都会放着的名表年鉴，将话题丢给店主。 “有啊！”一位女店主随口答道，“你要多少？”在几番价格和款式上的对话过后，女店主的谨慎让她很快认定笔者并不是前来进货的，便低头玩起手机游戏。 事实上，在这个钟表市场，国外买家占到了大多数，其中又以非洲和中东的买家为多。在一个国外买家刚刚结束交易的柜台，笔者靠了上去。 还是同样的对话开头，不同的是这家店主二话不说便从身下的椅子底下拉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塑料带一打开，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个包装较为完整的高仿手表。 店主随手拿起一个印有浪琴LOGO的高仿手表介绍道：“石英机芯的190元，要背透机械机芯的360元，如果加钻的话再贵上60元。” 随后，笔者在市场中发现不少商户都在朋友圈进行着线上的销售，这个钟表交易中心周围还有几个钟表的集散地。太阳西下，包括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都在这里收货，他们从下午4点要忙到晚上11点，货物再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但这些人绝对不是这条产业链的顶端。 神秘的上游工厂 在附近的钟表交易中心的多家摊位询问下来，想去看货源的要求基本上都被店家婉拒。钟表销售不能进行溯源，记者将目光放到了朋友圈中另外一项销售主力——奢侈品皮具。 高仿皮具的集中销售点也位于广州火车站的附近，其中以三元里的几家皮具中心为主。和手表的销售中心一样，因为这段时间查得严，不少商家都没有在显眼的地方摆放高仿奢侈品的皮具，只是在笔者问及时才从角落或是不显眼的口袋中拿出。 离开三元里的几个皮具交易中心，往三元里地铁站方向走过去，便是专门出售五金件和皮料的市场。这和皮具交易中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高仿皮具奢侈品产业链。 一位个人手工皮具老板告诉笔者：“一般入门级奢侈品皮具所用到的皮料，在附近的这些皮料市场中都可以找到。” 把这些皮料采购回去，根据包等皮具的款式进行打磨、上色之后，出来的效果和真品至少在外观上相差无几。 “一个皮包除了皮料、做工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五金件。一般的制作工厂在生产流程中的五金件环节都是需要外采。”上述王姓店主介绍道。一般能够制作高仿奢侈品五金件，并且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厂并不像一般的企业对外进行广告宣传，其销售对象基本上都是业内熟悉的几家高仿奢侈品制作工厂。 如果有新的订单来找，那也一定是通过熟人担保介绍。 这就导致除了高仿奢侈品成品的制作环节，五金采购也成为高仿奢侈品生产中最为神秘的环节之一。 M小姐是另一个在微信朋友圈中销售高仿奢侈品的卖家，在一次机缘巧合下，M小姐和做高仿奢侈品的远房亲戚搭上了线，和亲戚做了深度交流并且亲赴广州，在了解了相关流程和生产情况后，M小姐决定将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副业来做。 值得注意的是，M小姐虽然亲赴广州进行过考察，但是也没能在制作高仿奢侈品的现场一探究竟。“基本不会让你看到的。”她说。 海外代购：出国绕一圈，“山寨”变大牌 2014年8月1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从事跨境电商业务和行为的企业及个人的法规，预示着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并着手规范饱受诟病的海外代购业。该行业存在哪些问题？监管为何频遇瓶颈？新规能否成为海外代购蛮荒期的“终结者”？ 暗藏猫腻，乱象渐欲迷人眼 只要国内名牌店价格的六七折，就可以买到同样的产品，这种诱惑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抗拒。一时间，海外代购成为消费新宠。然而随之而来的市场乱象迅速将该行业推入了发展的蛮荒期，饱受诟病。 “拍免税店照片，保留发票小票、礼品袋、防尘袋、说明书……”在英国留学的李霖假期前总是要忙上一番，在淘宝、QQ、微信上发代购信息，赚取差价买回国机票。在李霖身边，参与代购的同学有不少，但“门道”各异。有些人甚至专门负责接收国内来的包裹，换个包装，再原路寄回。 “出国绕一圈，‘山寨’变大牌。”从事海外代购4年的徐晓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但又无可奈何。 在加拿大留学的肖琳经营着一家网店，每天在微信上推介各种国际品牌箱包，发布自己在国外拿货的照片，冠以“外贸原单”“专柜拿货”等噱头，订单不断。深谙代购之道的李霖解释，所谓外贸原单”，大都是按照与正品相同的皮子、相同的工序制作的包，但五金配件是“山寨”的。 灰色地带，规范管理难落实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表示，长期以来，对于海外代购行为，是按照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有关规定来处理，并没有特别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定义和约束。一些人将其进口的应税“货物”拆分成多票、伪报为个人“物品”，通过邮递、快件渠道进境，已经超出了“合理、自用”的范围，实质是利用个人物品免税额优惠，偷逃关税、牟取暴利。 然而实际操作中，很难清晰地界定过关物品是否属于“合理、自用”的范围。徐晓坦言，在其从事海外代购的4年里，“买手”频繁带货出入境，一直免税，从没有被海关卡住过。 实际监管难题让海外代购业成为灰色地带，商品质量和安全问题随之而来。由于取证难，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买家自身分不出商品的真假，又不可能去商场专柜验货，卖家自然有恃无恐。”徐晓认为，海外代购买卖双方关系全凭诚信，给消费者维权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疏堵结合，新规规范代购业 2014年8月1日的新规被认为使海外代购行业一举进入到了有法可依的规范经营阶段。按照新规，海外代购被纳入到税收体系，个人代购行为需采取“清单核放”方式办理电子商务进出境物品报关手续，并向海关提交订单、支付、物流等信息，以方便监控，消费者维权将有据可查。手续不全的海外代购行为，涉嫌走私、逃税，将受到海关处罚。 新规疏堵结合，允许海外代购行为存在，但严格监管，让个人网店的海外代购生意大受冲击。 肖琳坦言，按照新规，冒牌货“出国一日游”行不通了，真货要缴很多税，成本会大大提高；但若不按新规办理手续，有可能被诉走私。“观望一下，形势不好就转行。” 深圳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在监管上，工商、海关、财税、质检、银行等众多部门目前还处在单兵作战阶段，亟须政府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山寨非捷径 创新是正途 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会展中心举办的消费电子展（CES）上，“国际展厅”处于展会偏远角落。这里满眼可见汉语拼音标注的名字，是个不大受老外“待见”的地方。可“酒香不怕巷子深”，一些中国“小摊儿”还是被外国记者发现，并曝出“苹果手表遭中国克隆”的消息。 在遭外媒“吐槽”的中国展位，记者没有见到传说中形似苹果手表的“神器”实物。不过，展板上的产品照片，无论是外形还是操作界面确实与苹果产品极为类似。在问及实物去向时，戴着墨镜的厂家代表胡小姐对记者说：“我们就带了两个，已经被客户拿走了。” 苹果手表基本款在美国售价350美元，而深圳这家公司生产的形似机价格只有60美元左右。在被问及该产品与苹果手表有何不同时，胡小姐表示自己不知道苹果手表什么功能。而在回答类似产品是否会侵权的问题时，她却连称“不会，因为还是会有不同”。 在消费电子展上展出智能手表、可穿戴设备的中国参展商并不少见，2015年新推出的各种智能产品琳琅满目，绝对“秒杀”那些每年费半天劲才发布几款新品的大公司。 其中，山寨三星智能手表是最常见的产品，美国比较流行的几款智能腕带的高仿品也并不少见。不过，这些产品的生产商均声称自己的产品与“真神”不同，甚至性能更丰富，售价最低只有25美元。 中国小微企业自主创新不易，打造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更加艰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山寨”就是捷径。 “仿造、复制和抄袭这条路绝对走不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手机企业代表对记者坦言，“我们以前也做过山寨，但结果就是死路一条。以手机为例，通信运营商类似买套餐送手机的营销模式就会极大打压‘山寨’手机的生存空间。” 美国创新战略公司的技术分析师本·巴加林认为，中国生产大量“山寨”智能手表不足为奇，这些产品大多不会真正走出本土市场，对苹果公司也影响有限，因为消费者很清楚自己买的是什么。 而一些真正致力于自主创新的中国企业同样受“山寨”之害。因为有了“山寨”的恶名，原创产品不仅要证明自己不是“山寨”，还得防着被别人“山寨”。深圳一家防水充电器公司的销售员石姗对记者说：“我们的产品只供外销，根本不敢在国内卖。尽管有专利，一旦进入国内马上就被抄袭。” “中国的特点就是‘快’，他们非常聪明，极为擅长复制和学习。”美国移动通信巨头韦里孙公司的中国区总经理凯文·林克在本届展会的技术论坛上指出，“但他们同时也正在展示越来越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消费电子展上，深圳一家可穿戴设备参展厂商同时展出了两款产品，一款是三星智能手表的高仿品，另一款则是基于传统机械表盘的智能手表，后者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任何一个企业都有模仿、学习的过程，”商家代表王宁说，“但最终仍是要走一条创新的路。” 山寨文化对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利弊 1.山寨文化是民间创新力量的表现。 从山寨产品的情况看来，固然有一些是伪劣产品，但多数是通过借鉴模仿而赋予创意的产品，有的产品特别是手机产品，往往整合了很多不同优质品牌的长处，再根据草根平民阶层的需求，增加新的功能，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产品。至于山寨影视，特别是山寨新闻联播、山寨明星等，则更是“山民”利用名牌栏目的名气和名人的良好社会形象，借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种种不良现象特别是官场腐败的痛恨，从而表达出自己对公序良俗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间，充满了调侃式的、极具幽默感的方式、语言和感情，反映了民众通过平和的方式和手段，表达渴望变革的善良情怀。这无论在山寨产品创造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方面，都是一种创新，是民间和谐文化的创新。 2.山寨文化是对相关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 人所共知，几乎所有新兴行业，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和垄断行业，暴利思维已经积久成习。民众在一时无法从根本上从体制上改变暴利现状的情况下，采用“山寨”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何尝不是对行业暴利的反抗！这种反抗，持续日久之后，自然会成为暴利行业暴利行为的匡正力量。 3.山寨文化是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新型科技的重要力量。 从模仿到创新，是技术进步产品创造的必然途径。山寨文化的很多产品，都是对先进产品的模仿。模仿并不违法，也不失德。大量的山寨产品的出现，山寨企业之间的竞争，山寨企业和庙堂企业的竞争，客观上对促进各自产品的更新换代，促进各自从功能到样式的不断创新，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技术创新、科技发展。至少，它是具有这样的功能。 4.毫无疑问，山寨文化框架下的山寨产品，容易甚至有的已经侵犯相关企业的知识产权。 因此，应当加大维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运用法律力量，运用道德力量，运用社会舆论，进行严格有效的管束。否则，山寨文化就成了违法文化、犯罪文化，山寨产品就成了无良产品。但是，不能仅仅因为山寨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就片面否定山寨文化及其产品。其实，山寨文化山寨产品的出现，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文化空间，它逼迫庙堂文化庙堂产品更加注意自己文化及其产品的人民性，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总结：总的说来，山寨文化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尽管它也有明显的不足和问题，但相对于其正面价值而言，山寨文化的存在，对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是利大于弊。 1.与其说这“山寨”文化是新的，是创新的，倒不如说这是一种伪创新。 中国人大规模地制造假货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虽然说“山寨”的东西并不是假货，只不过是一种仿制品，但从技术上来说它根本没有创新，造假的本质没有改变。山寨机最为人称道的是眼花缭乱的外观设计和多功能，有人说这表明强大的创新能力，但是，这些所谓的创新，其中所有的元素和核心技术，无一是自己开发的，不过是抄袭和复制而已，内容没有创新，形式没有创新，说山寨是创新，实在是一种无稽之谈，它不过是一些“模仿秀”罢了。“山寨”文化只不过是造假的一个延续，是集体缺乏真正创造力而又不愿承认的托辞。而一些真正的民间踏实的研究者，却因为被贴上“山寨”的标签，始终进不了大雅之堂，在全民聒噪的欢呼声中，逐渐失去了对问题探究和创造发明的信心。山寨产品虽然在表层功能上可以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独创性，但是它们经营的核心是低成本运营、偷税漏税和快进快出。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它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经过组装、拼凑、贴牌后进入市场，而一旦被冠以文化之后，盗版、侵权就更加堂而皇之了。特别是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的现象，又没有任何售后服务可言。与盗版软件和盗版书并无二致。所谓的“创新”停留在外观的设计和功能的堆砌。山寨产品不论它怎么仿造，假的就是假的，怎么也不可能与正宗的产品媲美，无论是产品质量、使用寿命、节能省电都存在不少缺陷，它不仅严重的侵犯了知识产权，影响了正规厂家的声誉和效益，而且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不便和隐藏着后患，据资深人士透露，山寨电视在质量和售后问题上具有致命缺陷，可以说山寨电视除了价格低外什么都不可靠，一旦出现故障甚至造成爆炸引发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 2.山寨文化造就自身的恶性竞争，整个山寨人员形成一种投机取巧的心态，从而抑制创新。 在山寨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在现有法则下，山寨机的创新难以形成门槛，因此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加上不存在品牌效应，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例如CMMB手机电视刚刚推出不久就出现了价格战），因此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逃避政府管理，不纳税、不打广告、无售后服务、质量无保证。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底线（例如在山寨机中，5～7元的电池被大量使用）。山寨机最终比拼的可能不是谁更优秀，而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的底线、谁利润低，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不保护知识产权，社会可能会获得短期利益，企业会赢得消费者的热烈支持，但是，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心态，既然创新者的利益无法保证，谁还有激励去创新，等别人去发明，到时候模仿、拷贝岂不更好？ 3.山寨文化带来的挑战使得正规企业为了压缩成本，不得不裁减研发费用，危害正规品牌企业的创新。 正规企业面对山寨军团的冲击，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缩短研发周期，减少研发基金，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必将使得深圳的自主创新受损害。“山寨”们不投入研发费用，不缴税，不对产品质量负责，这对正规军团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听凭“山寨”模式延伸到其他产业，那么“山寨”产品将泛滥成灾，这对我国制造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一是“山寨”产品凭借低廉的成本优势，无情地鲸吞着正规品牌厂商的市场占有比重。相比那些国际跨国品牌，我国的民族工业起步较晚，所以山寨产品对民族品牌冲击最大，如果听之任之，将给正规品牌企业造成巨大生存压力，正规军为了生存，不得不削减成本，节省开支，甚至放弃研发，这样一来，势必造成正规品牌企业技术集体性缺失，沦落成单纯组装加工和销售代理型企业。这对“中国制造”将造成毁灭性打击，据了解，“山寨”手机已经迫使手机企业大幅裁员，被裁掉的很多都是科研开发工程师，甚至有的手机企业研发中心仅留一个员工坐镇，如此一来，企业何谈核心实力？ 4.山寨文化无法带给我们良性可持续发展，创新停滞不前。 山寨产业适合完成原始积累，但并不适合可持续发展，山寨很难成就强大和长远的企业。简而言之，山寨产业的根本危机，在于其内部缺少规则。山寨产业在为打破现有规则而欢呼后，并没有及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新规则，因此也埋下“自我毁灭”的祸根，“山寨”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规范和规则的江湖和丛林市场，不脱离江湖，即使再厉害的“大哥”也可能会在某一天被一帮初出道的“小弟”乱刀砍死。中国经济奇迹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真正强大吗？ 总之，虽然山寨产品使得整个产业的产品更新速度加快，带给我们所谓高性能低价格的享受，但是它使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下降，给企业创造带来恶性的循环，严重危害我们的创新，我方坚持认为，山寨文化对于促进自主创新弊大于利。 资料来源： 《销售与市场》2014.8 王冠 窦滢滢 《中欧商业评论》2014.12 刘婕 《商界》2014.11上 《名人传记·财富人物》2014.10 王元元 曹晟源 杜海涛 程远州 吕绍刚 闫军 《中国名牌》2015.3/4 郭爽标签：腾讯论文; 腾讯创业论文; 腾讯企业论文; 腾讯业务论文; 互联网创业论文; 微创新论文; 山寨品论文; 移动互联网论文; 互联网公司论文; 企业微信论文; 模仿创新论文; 互联网商业模式论文; 互联网运营论文; 创业论文;